紀念陶鑄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李長春出席並講話

    1月16日，紀念陶鑄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出席並講話。 新華社記者 劉建生 攝

    新華社北京１月１６日電（記者 張景勇）紀念陶鑄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座談會１６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出席並講話。他強調，我們紀念陶鑄同志，就是要繼承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遺志，做好今天的各項工作，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譜寫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奮鬥。

    李長春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陶鑄同志革命戰鬥的一生。他説，陶鑄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革命戰士，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一生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人民群眾熟悉和愛戴的革命前輩。

    李長春指出，陶鑄同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艱苦奮鬥數十年，建立了重要的歷史功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績和崇高風範。

    李長春強調，今天我們紀念陶鑄同志，要學習他對黨無限忠誠、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高貴品質；學習他光明磊落、堅持真理的革命情操；學習他密切聯絡群眾、勤於調查研究、勇於獨立思考的優良作風；學習他艱苦樸素、嚴於律己的崇高精神。

    座談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劉雲山主持。國務委員陳至立出席。座談會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景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楊勝群，國務院副秘書長項兆倫，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雒樹剛，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黃華華先後發言。

    出席座談會的還有中央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部隊有關部門、湖南省、廣東省的負責同志，陶鑄同志的親屬、生前友好和原身邊工作人員等。

李長春：在紀念陶鑄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新華社北京１月１６日電

在紀念陶鑄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６日）
李長春

同志們：

    今天，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在這裡舉行座談會，紀念陶鑄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深切緬懷他的歷史功績，追思和學習他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鬥的崇高風範，進一步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陶鑄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革命戰士，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一生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人民群眾熟悉和愛戴的革命前輩。

    陶鑄同志出生於湖南省祁陽縣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從青年時代起就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１９２５年，他奔赴廣州，投身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洪流。１９２６年春入黃埔軍校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大革命失敗後，陶鑄同志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他先後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組織指揮了營救共産黨人和紅軍指戰員的廈門劫獄鬥爭，參與組建了閩南工農紅軍武裝力量和閩東人民武裝力量。１９３３年５月，陶鑄同志在上海被捕。在獄中，他組織共産黨員建立秘密支部，團結難友，同敵人展開英勇鬥爭，並系統研讀政治、經濟、歷史、文藝等著作。後來他曾戲稱自己是“監獄大學畢業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陶鑄同志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被派到湖北工作。他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積極培養抗日骨幹力量，點燃了鄂中抗日烽火，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邊地區建立起各級民主政權和抗日根據地。１９４０年，陶鑄同志為參加黨的七大來到延安。在延安期間，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黨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參加了延安整風的有關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他參與選編的《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和《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重要學習材料。他主持編寫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和《領導作風》三本工作手冊，是當時指導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獻。１９４５年，他出席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抗日戰爭勝利後，陶鑄同志奔赴東北，歷任中共遼寧省工作委員會書記，遼西、遼吉、遼北省委書記等職。他領導創建的遼吉根據地，成為東北戰場對敵鬥爭的重要前哨陣地。１９４８年８月，他出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隨即參加了遼沈戰役等解放東北全境的軍事鬥爭。之後，隨部隊南下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其間，作為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的全權代表，參與了同傅作義將軍的談判，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貢獻。三大戰役勝利後，陶鑄同志繼續隨軍南下，先後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團副團長等職，並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負責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還曾赴長沙接收起義部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陶鑄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中南軍政（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軍區黨委常委。１９５１年２月，擔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主持廣西剿匪工作。他緊密依靠人民群眾，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勝利完成任務，受到黨中央嘉獎，使廣西順利進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國民經濟恢復的新時期。隨後，陶鑄同志奉調廣州，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出任直接領導廣東省工作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１９５３年５月，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１９５５年７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同年起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並曾經兼任廣東省省長。１９５６年９月在黨的八大上，陶鑄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１９６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８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從１９４９年隨軍南下到１９６６年離開，陶鑄同志在中南地區工作達十七年之久。這十七年的大部分歲月，陶鑄同志在廣東度過。作為省委主要負責人，他認真貫徹黨中央的部署，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他注重發展工業生産，領導建立了一批工廠企業，為廣東的經濟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他注重農業發展，特別重視農業科學研究，在培育良種、發展經濟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要求把祖國的南大門建設得更加美麗。他重視宣傳和文化工作，領導創辦了《羊城晚報》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報紙，建起珠江電影製片廠等一些重要的文化設施，關心作家、藝術家的工作和生活，支持他們創作了一系列優秀文藝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新中國建立後十餘年間，廣東省的工農業生産和各項事業迅速發展，南粵大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自１９６０年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後，陶鑄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領導中南五省區的工作上。６０年代初，面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形勢，陶鑄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１９６１年春，毛澤東同志在廣州主持制訂《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陶鑄同志被指定參加起草工作。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提出了許多有遠見、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１９６２年，他和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同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分戶管理、耕種統一、聯産計酬、增産歸戶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構想。在他的支持下，廣東一些地方較早地推行過農村生産責任制。陶鑄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躍進”運動之後整個中南地區的經濟社會得到了平穩恢復，並有所發展。他十分重視中南全區的水利建設和綠化工作，多次視察各地水庫和林區，鼓勵興修水利，發展林業。他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和工作生活困難，並多次指出，我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廣大知識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應該叫人民知識分子”。１９６５年，他領導組織了很有影響的中南區戲劇觀摩演出大會，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

    １９６５年１月，在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陶鑄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開始直接參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傳和文教等方面事務，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６６年５月後，陶鑄同志相繼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並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重要職務，協助周恩來同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動亂形勢下，陶鑄同志的工作異常艱難。但他堅持原則，剛直不阿，竭盡全力協助周恩來同志支撐大局，努力保護老幹部、黨外人士和受害群眾，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産”的方針，勉力維持全國工農業生産的運轉和交通運輸的通暢，儘量減輕“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的衝擊和影響。為此他遭到江青、陳伯達等人的陷害和打擊，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陶鑄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為陶鑄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致悼詞，對陶鑄同志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同志們：

    陶鑄同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艱苦奮鬥數十年，建立了重要的歷史功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績和崇高風範。

    今天，我們紀念陶鑄同志，要學習他對黨無限忠誠、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高貴品質。陶鑄同志一生忠於革命，忠於黨的事業，歷經磨難，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敗時，他堅信革命必將勝利，毅然投入到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在身陷囹圄時，他大義凜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樹的風格》中寫道：每一個具有共産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於惡劣環境。陶鑄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對革命理想的忠貞不渝，使陶鑄同志無怨無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

    我們要學習陶鑄同志光明磊落、堅持真理的革命情操。陶鑄同志具有坦蕩、寬闊的胸懷。他勇於探索，善於創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設的規律，在不少問題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見和建議。在革命隊伍內部，同志之間，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善於深刻反思，敢於修正錯誤，追求真理，並對在工作中出現的偏差，主動作自我批評。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造成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的根本原因，要嚴肅認真地從領導工作的缺點中去查找。他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公開指出：搞“反瞞産”，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今後再也不能搞浮誇了，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陶鑄同志説過：要培養高尚的情操，就要丟掉一切私有觀念，與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徹底決裂；要有堅強的革命毅力和“韌性”；要有豐厚的勞動人民的感情。這樣的歷練和修養，成就了陶鑄同志曠達的人生，也給我們每一個共産黨員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我們要學習陶鑄同志密切聯絡群眾、勤於調查研究、勇於獨立思考的優良作風。陶鑄同志一貫注重實際，不尚空談。對於工作中的問題，他總是注意進行實地考察，集中群眾智慧，提出解決辦法。他在廣東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間，每年都要抽出三四個月以至更多的時間，深入工廠、農村、學校，深入山區、海島和生産第一線，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指導工作。１９５９年，廣東各地颳起“一平二調”風，搞“窮過渡”，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陶鑄同志先後到東莞、曲江等地實地考察，運用調查報告等形式，向幹部群眾反復説明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不能空談“過渡”，要扎紮實實地發展生産。《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頒布後，陶鑄同志又按照條例精神，對農村分配製度、經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問題展開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加以推廣。特別是，在調查研究和獨立思考基礎上，陶鑄同志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和指導制訂的有關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為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陶鑄同志曾經説：“調查研究與一切經過試驗是我們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對於唯物論者來説，這是工作中帶根本性的方法。”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經驗的總結，也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我們要學習陶鑄同志艱苦樸素、嚴於律己的崇高精神。陶鑄同志每次到基層工作，總是事先“約法三章”：不準迎送；不準請客；不準送禮。並讓隨行人員監督檢查，具體落實。他下鄉蹲點，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堅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他特別反對擺闊氣、講排場，堅決反對假公濟私。他在廣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從來沒有更換過。住房維修時，因維修費超過了預算，他還將自己多年的積蓄上交機關，以補維修款之缺。陶鑄同志主持廣東省和中南局工作時期，有同志建議在廣州從化溫泉建樓辦公，他堅決反對。在他以身作則的榜樣影響下，廣東省委和中南局機關一直保持了勤儉辦公的好作風。陶鑄同志説：“要時時刻刻地想著：我能夠為群眾做些什麼？我為群眾做了些什麼？”正是基於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極端深厚的感情，陶鑄同志幾十年如一日，克勤克儉，清正廉潔，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産黨員的本色。

    同志們！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在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我們紀念陶鑄同志，就是要繼承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遺志，做好今天的各項工作。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譜寫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