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光同志於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歷程。他作為一名老共産黨員、革命家、政治家，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共和國建設做出的卓著功績，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他留在我們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滅。

一

    孫大光同志從16歲開始投身黨的秘密工作，解放後即加入到新中國交通事業的領導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關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歷經磨難後復出，任國家計委地質局局長。時值“文革”後期，地質部門屬於“文革”重災區，可謂“受任于動亂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他隻身履新，義無反顧。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結束。他迅即進入角色，在向“四人幫”奪回失去時間的激憤心情中，以飽受摧殘之軀和革命家的硬骨頭，不屈從極左路線的統治，大力整頓、恢復工作秩序，實際上是與“文革”唱反調。同時，不放鬆當時建設急需的幾項勘查任務部署。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堅決貫徹鄧小平的路線方針，肅清極左的流毒和影響；平反“文革”期間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解放大批幹部；調整和整頓各級領導班子；開展“工業學大慶”，只用幾年時間就收拾起爛攤子，把大局穩定下來。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地質部門是一個專業化的技術部門，帶有封閉或半封閉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光同志強調地質工作為國民經濟服務，這是一個調整的任務，也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以後，大光同志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要建立適應新經濟體制的地質工作管理體制，包括行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1979年他率團赴美考察後提出了“探採結合”體制。可以説，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積極改革的，又是堅持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尊重地質工作規律的。原地礦部《關於簡政放權、搞活地質隊的暫行規定》、《地質工作體制改革總體構想綱要（討論稿）》都是他離任前出臺或啟動的。

    1979年實行“以地質—找礦為中心”，不僅體現了工作著重點轉移，而且從根本上擺脫了“一五”以來地質工作目的與手段爭論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質工作三年調整綱要》，解決控制勘探、加強區域調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質工作，擴大地質工作服務領域等問題；先後部署新一輪油氣勘查工作和新一輪固體礦産普查工作。啟動《礦産資源法》的調研和起草，把地礦工作引向法制的軌道。他對看準了的事，説幹就幹，一抓到底。對有分歧的意見，容許爭論，但從不議而不決。他主持會議、處理問題，總是棱角分明、乾脆利落，不拘泥小節或拖泥帶水。這都表現了他的決斷力。

    大光同志經常深入基層，關心野外職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後，火速趕往豐潤、唐山一帶看望冀東鐵礦會戰指揮部、實驗室和地質分隊的職工，在余震威脅、大雨傾盆和異味撲鼻中顛簸了三天。後來在全國跑過近百個地質隊，親身體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艱辛。重視地質隊基地建設是他時刻把職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現。在他強調和推動下，這項工作被提到地質部門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確了依託大中城市的方針，逐步建成工作、學習、生活三結合的後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開地質隊基地建設會議，制定總體規劃，保障這項工作持續下去，使大部分地質隊的後顧之憂逐步得以緩解。歷來流動、分散、以野外作業為基礎的地質工作，從此有了相對穩定的“前進陣地”和棲身之所，這一轉折與大光同志統籌全局的氣度和深入一線的作風是分不開的。基地建設不僅有利於地質工作發展和轉型，而且惠及地質部門的大多數人，被交口讚譽為“功德無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長工抓教育，孫大光抓基地”的説法在地質部門職工中廣為傳頌。

    1975—1985年正值我黨、我國歷史的偉大轉折關頭。這10年在大光同志畢生的職業生涯中，與從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業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為我國地質工作“篳路藍縷”所做的貢獻更見輝煌。總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質（礦）部門工作的10年，可以説是新中國地質工作從亂到治、實現歷史性轉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復和中興的10年，地質工作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醞釀和探索的10年，無論地質—找礦效果或鑽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國地質工作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錯必改。他主持地質（礦）部門工作10年也曾有過失誤，如在1976—1979年富鐵礦會戰期間地質隊伍快速膨脹，造成了不良後果。大光同志發現後，從1979年開始嚴格控制隊伍規模，1980年停止內部招工，力圖“消腫”。對此，他既不諱疾忌醫，也不文過飾非，而坦稱“後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來後，從不干預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機關去“指手畫腳”，但仍然關心地礦工作。他以69歲高齡遠馳西藏，走訪三個地質隊，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況，鋻於當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陽能）、二靠地（地熱能）”的工作建議。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屆五中全會中顧委第二組會上作“礦産資源形勢危機四伏”的發言，這番慷慨陳詞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礦部向黨中央、國務院的工作彙報。特別是1999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國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組中的去向問題“斗膽披瀝”，上書黨政最高領導，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他對地礦工作的深厚情結，久而彌堅，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離開原地礦部領導崗位，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退居二線後，戲稱“閒雲野鶴”，四處走動，實際上時刻關心改革開放、國計民生、黨風黨建大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憂國、憂民、憂黨之心從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時弊，思如潮涌。這段時間，我同他在地礦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卻從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獨行的倔犟稟性。

    大光同志對此後黨的歷屆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文件無不認真學習、研讀，並積極建言獻策，表現出一個老共産黨員對中央的負責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見和建議，由於言詞激烈一點，原本共同起草的聯署人有顧慮，就改由大光同志單獨上報。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顧委常委擴大會後，大光同志響應會議主持者的號召，上書中顧委領導。其中針對當時的物價問題、經濟理論和政策認識混亂的問題、黨的生活中的“透明度”問題、黨的建設和黨風問題，痛切陳辭，直言不諱。特別在黨風問題上，歷數“人們談論的所謂‘三上三下’（即：‘上樑不正下樑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級幹部的子女出國和工作安排問題、幹部的使用問題、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直指社會風氣存在的嚴重問題。這三四千言，可以説是一位積54年黨齡的共産黨員，用赤膽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璣，給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從他“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忠藎之言，難免逆耳。心所謂危，不敢諱飾，黨性猶存，豈能為個人之茍安計”的心聲和最後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尾語“我説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作為結束，不難看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愛黨、憂黨的純潔黨性和坦蕩情懷，是彌足珍貴的。

    1990年8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的小組會上，大光同志作了“關於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思考”的發言，其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涉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與市場如何結合、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如何縮小城鄉差別、如何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端正黨風要動真，在當前的政治與經濟形勢方面涉及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等諸多問題，內容豐富，鞭辟入裏，在會上有很大反響。

    大光同志踐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準則，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提出復查劉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於他大半生的政治閱歷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更發自他與黨肝膽相照的浩然之氣。“心底無私天地寬”，才能仗義執言，無所畏懼，不計其餘。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鄉教育設施仍十分落後，毅然將他後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畫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和地方教育事業，以補學濟困。這體現了一名共産黨員的徹底革命和無私奉獻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後，率先並領銜給黨中央提出“關於取消向遺體告別儀式的建議”：逝世後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國家的醫學研究事業。這一建議在黨內外引起廣泛、深刻的反響。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認為，“紀念逝者，發一紙訃告，在報刊上介紹生平，或發表悼念文章回顧其功績”，同樣可以“寄託我們的哀思”，而無需許多生者形式主義地“勞民傷財”。這項移風易俗、喪事簡辦的倡議和個人做最後一次貢獻的“堅決要求”，滲透出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的高風亮節，並在大光同志身後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兌現。

三

    我與大光同志於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觸，從他的言行、舉止中得到兼有領導、嚴師、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對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幹部的關懷、教誨和培養，情真意切，言猶在耳。特別是他對年輕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膽放手，讓他們去施展、開拓，這是很少有、也很難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稱高超，但少有“領導高明論”；他駕馭全局往往揮灑自如，但並不戀棧、攬權；他悉心培養年輕幹部，誨人不倦，卻不指手畫腳。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質業務，到地質部門工作是“外行領導內行”，這是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的接替、轉換過程中常見的現象。他首先以不畏難的精神接受這個挑戰，下了不少功夫鑽業務，同時“深感地質工作必須由內行來領導，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來就像是隔靴搔癢。如果一大批領導骨幹不懂或不很懂專業技術知識，就會貽誤整個事業的發展”。在我國，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外行領導內行”，或幹部“四化”以來的“內行領導內行”，都有領導得好或比較好的，也有領導得不好或不夠好的，這有多種原因。大光同志對地質工作的領導應屬前者之列無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高瞻遠矚，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視和推進幹部“四化”，依靠專業技術人員，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把事業推向前進。大光同志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自我學習能力，由外行變為內行，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1980年地質工作的管理體制改為以地質部為主的雙重領導後，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轉向選拔幹部、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在創造性地完成這項“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中起了很好的典範作用。他從近年擢升為省局領導的中青年幹部中篩選若干優秀分子作為考察對象，親自帶隊赴基層做三四十天的流動調研。這個來自“五湖四海”的同行業小團隊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談一路，各抒己見，議論風生。大光同志在與大家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兼聽各方意見，近距離以至零距離地觀察、鑒別幹部，從而獲得比較系統的第一手資料，也對組織部門提供的考核材料進行驗證，做到心中有數。從1980年開始，先後組織了五批這樣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幹部。我有幸參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傳身教、年輕幹部相互學習和向基層幹部學習中獲益良多、終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為此的殫精竭慮。這樣做，既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既有唯物論、又有辯證法，可謂“獨具一格”，曾受到中組部的高度評價。我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是這樣從山溝裏被選拔出來，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

    大光同志選人唯賢，選人唯實，選人從嚴。不僅從既有的實績選人，而且對選上來的人也靜觀其進，靜觀其變，把動態考察貫穿于選拔、使用的全過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歷來勤於學習，博覽群書，特別鍾情于史籍。他認為，政治是歷史的積累，不懂歷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後兩年，每天讀書一萬字，將馬、恩、列、斯全集通讀了兩遍；出獄後一兩年時間裏，又讀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與大光同志共過事的人，無不佩服他諳史於心、博古通今，這是他作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備的基本素質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常感嘆，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識，跟著他永遠有學不完的東西。實際上，大光同志作為終身學習者，是生命不息、學習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將與我們同在。（201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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