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２６日電 《人民日報》３月２６日發表任仲平的署名文章《世界人權史上的光輝篇章———寫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之際》，全文如下：
（一）在西藏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１９５９年的春天無疑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那個春天，一場規模空前的廢奴運動席捲了這片古老的土地，民主改革的浪潮喚醒了百萬農奴。幾乎一夜之間，他們從“會説話的牲畜”，變成了有家、有業、有尊嚴的自由公民。拉薩街頭的乞丐，八廓街的鐵匠，三江流域的朗生、差巴，羌塘草原的貧苦牧民翻身解放，成了自己的主人。
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帶來百萬農奴的解放，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後一個農奴制形態最完備、受壓迫人口最多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人類社會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的封建農奴制的區域社會。
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宣告政教合一制度的消亡，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後一個延續時間最長、奉人神為圭臬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世界東方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的政教合一的區域社會。
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標誌著“世界屋脊”人權事業的確立，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後一個不知人權為何物、與世界文明進步格格不入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新中國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而毫無人權的區域社會。
（二）半個世紀過去，西藏的民主改革並沒有淡出人們的視野。
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這場民主改革，是與美國解放黑奴、歐洲廢奴運動和南非廢除種族制度比肩而立的偉大歷史事件，一切尊重歷史、認同人權的人們都會紀念它、頌揚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世界上一些人總願意對所謂“西藏問題”大談特談，他們對西藏的歷史置若罔聞，對西藏的進步視而不見，希望把雪域文化封閉成“文明化石”，供人賞玩，甚至以“人權”為由質疑那場改變百萬農奴命運的民主改革。
沒有對比對照，就沒有歷史定論；沒有交流交鋒，也難有普遍共識。在中國人民迎來第一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之際，就讓我們把目光重新投向５０年前的那段歷史，再一次確認民主改革在西藏發展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進一步判斷２８０萬西藏人民是否有權利享受“解放”帶來的自由與幸福。
（三）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説過，“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公正評價西藏的民主改革，討論５０年前西藏農奴的解放，就要首先討論在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民主改革前，在西藏１２０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是否存在一個“人的世界”？“人的關係”又是如何？
“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是被領主佔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為官家佔有。”這首舊西藏民歌描繪出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對農奴的自由和尊嚴的侵害，對農奴生産資料和勞動成果的剝奪以及生活在這種制度下農奴的悲慘境遇。
十四世達賴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和西藏地方政府首腦，集政教大權于一身。佔西藏總人口不足５％的農奴主佔有著西藏絕大部分生産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佔人口９５％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産資料和人身自由。西藏檔案館的史料清楚地記錄著，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這就是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真實世界。在這個世界，統治者以法律之名確定了百萬農奴沒有“人”的尊嚴，沒有“人”的自由，沒有“人”的權利，甚至連“人”的名字都沒有，其命價只相當於一根草繩。廣大農奴被農奴主視為“生來卑賤者”，連起碼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民主權利更是無從談起。
２０世紀初到過拉薩的俄國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聖地西藏》一書中寫道：“在拉薩，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貪圖別人的財産而受到懲罰的人，他們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從事乞討的盲人。其次，西藏還習慣於讓罪犯終生脖套圓形小木枷，腳戴鐐銬，流放到邊遠地區和送給貴族或各宗長官為奴。最重的處罰自然是死刑，辦法是將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薩如此)或從懸崖上拋下去(在日喀則如此)。”
１９５５年，來自同一個國度的新聞記者奧夫欽尼科夫這樣描述：“在拉薩街頭，你會與沒有鼻孔、少了耳朵、缺了胳膊的人擦肩而過。而在中國其他地方並無這樣的刑罰，這是西藏所獨有的。”
這就是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真實世界。在這個世界，即使是當時“文明進步”的西方人也無法討論“人的關係”，因為這裡的人民從來沒有被當作“人”對待，也從來不敢奢望“人”的一切。
１９０４年到過拉薩的英國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其著作《拉薩真面目》中如此感嘆：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在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説，在世界歷史上頑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學面前是沒有先例的。”
毫無疑問，舊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森嚴的等級制度和人身奴役，殘酷的政治壓迫和刑罰，沉重的賦稅和壓榨，驚人的高利貸盤剝……構成了舊西藏制度的全部。雪域文明的獨特魅力與侵犯人權的殘忍行為形成鮮明的對比。加拿大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一書中，冷靜而客觀地提醒世人，對1959年以前的西藏“無論想象力有多麼豐富，西藏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決不是‘令人羨慕的’”。
從西藏自身的發展演進來看，西藏農奴的解放是歷史的必然。農奴制下的西藏社會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廣大農奴為擺脫絕境不斷發動請願、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舊西藏已經走到盡頭。曾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指出：“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
從世界廢奴運動潮流來看，西藏農奴的解放同樣是歷史的必然。自１４世紀以來，廢奴運動在世界各地狂飆突進。在許多國家廢除農奴制大踏步走向現代文明的一百多年之後，在全世界所有角落都以“奴隸制”為野蠻黑暗的代名詞之時，人類最後一塊主要的農奴制堡壘依然在世界屋脊上盤踞。倘若允許這樣的社會存在，不僅是對一個區域的人民人身權利的挑戰，也是對一切追求自由平等人們的挑戰，更是對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的挑戰。
廢除農奴制，把屬於“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身，還給百萬農奴，這是西藏各族人民渴望得到、也應該得到的“解放”。任何一個對自己的國民、對人類普遍信念負責的政府，都必須做出這樣的變革———廢除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把一個民族的發展帶入現代文明的軌道。
（四）１９５９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所帶來的“解放”，是幾百年來人類廢奴運動的繼續，也是２０世紀人類廢奴運動史上的一個高潮。
農奴制是封建社會最殘酷的奴役形式，其典型形態産生於中世紀的歐洲。在這種制度下，封建領主從政治、法律、習俗上對農奴進行人身控制，勞動者的人性、人格、人權、人道受到摧殘，人的高貴价值淪為領主權和神權的祭品。
無論從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民主，還是人權的保障角度來審視，農奴制都是野蠻落後的社會制度。這樣一種制度是文明的恥辱，註定要被歷史拋棄。這就是為什麼幾個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禁奴運動波濤洶湧，廢除奴隸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偉大運動。
從１８０３年英國把在大英帝國境內販奴定為非法，到１８３３年英國宣佈所有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非法，再到法國１７９４年、１８４８年兩次廢除奴隸制……西方國家的前輩們，為剷除奴隸制堅持不懈地奮鬥著。美國總統林肯于１８６２年發表《解放黑奴宣言》，４００多萬美國黑人從此走上了爭取自由與平等權利的道路。整個１９世紀的一百年裏，廢奴運動此起彼伏，在不斷的鬥爭甚至流血和炮火中，一個個國家告別了奴隸制。這樣的歷程雖然充滿血淚、艱辛無比，但所有尊重人權的人都會看到，這是一條通往正義的進步之路。
這條進步之路，同樣也將半個世紀前的中國西藏帶上了新的歷程。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集團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永不改變，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從３月２８日開始，中央政府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極端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完成了西藏曆史上劃時代的深刻變革，開創了西藏曆史的新紀元。
通過民主改革，西藏廢除了封建農奴制的壓迫和剝削，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實行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農奴和奴隸成為土地的主人；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實行了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保障了人民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讓佔西藏人口９５％以上的農奴和奴隸獲得了生存權和發展權。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藏的民主改革，都可以和美國廢除奴隸制同樣堪稱世界人權進步的重要里程碑，而其在廢奴的徹底性方面又超過了其他國家。與歐美各國的廢奴運動相比，也唯有中國西藏採取的是民主改革的途徑，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百萬農奴的自由和解放，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創舉。
今天，當人們從更為寬闊的視野看待西藏民主改革，會更深刻地體會到，人類社會形態的演進，不論其具體進程如何，都是客觀規律的體現。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進步的必然，是中國人權事業全面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文明進步總趨勢在一個區域社會的必然。
這樣的必然，加深了人們對農奴制的認識，促使人們將人類文明的內涵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只有摧毀那些桎梏人生存和發展的制度，把人的解放上升為社會的解放，才能使個人獲得自我解放的社會保障。
這是幾百年來廢奴運動的結論，也是整個文明社會的共識：農奴制摧殘人性，背離人道，剝奪人權，它是人類社會黑暗的一頁，也是永遠不能再翻回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