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3日，各地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新華社發

    新華社北京８月２２日電　１９６６年，正當我國基本完成調整經濟的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當時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場“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為它是由文化領域的“批判”引發的。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８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個會議先後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産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使“左”的方針佔據了主導地位。從此，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

1966年8月23日，上海紅衛兵在南京路上張貼大字報。新華社發

    “文化大革命”歷經從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從九大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從十大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結束這樣三個階段。由於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極度膨脹，加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嚴重忽視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這就使為人民敬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分子能夠得勢橫行。中共九大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的發生，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但中共十大仍然繼續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進一步得到加強。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澤東同志逝世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四人幫”，從而終止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這些錯誤終究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雖然艱難曲折，但一直都沒有停止過。正因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這十年中，我國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産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