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在幹部團拜會上講話，指出去年已打掉蔣區優勢，現解放區力量已超過它，這是帶決定性的形勢變更。今年再取得第二個決定性勝利，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可能倒臺。

    1月5日 就遣散石家莊敵偽公務人員問題，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晉察冀中央局電：“在登記國民黨員及清理罪犯完畢後，除我們必須留用者及犯有嚴重罪行須交人民處理者外，應加教育後，迅速向天津、北平釋放，一方面可以節省，另方面可到平、津傳佈我方影響，對將來攻打城市會有好處。”

    同朱德、董必武致電中共中央：“三交機關搬到平山與工委會合甚好。陜北中央機關是否亦搬來，搬到平山後，是否應作較長期打算，請即示復，以便作各種準備。”

    1月7日 傳達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是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舉行的會議上討論通過的。會議的決定指出：“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劉少奇在傳達中強調要揭破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一定要把戰爭進行到底。

    1月9日 致信康生：老解放區的土改“是不能性急的，性急的結果不是形式主義，就要出亂子。渤海的情況不會比這裡更好，因此更不能性急。你們在土地會議以後，似以不普遍發動，而以集中力量發動數縣(但至少須有一縣或數縣)為宜。因為如此才能訓練幹部形成新作風，取得經驗並不被壞分子所利用。如若普遍發動，則仍不免出亂子，或是形式主義的假分田”。“如果你認為應該這樣做，那在其他不進行土改各縣，就應以其他工作及整黨為中心工作，先由上而下系統地考查訓練與調整幹部及黨的組織，就替以後進行土改準備了前提。待黨的組織調整後，中心縣土改又取得經驗，再普遍進行土地改革，似比較地對人民有利。”

    1月10日 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電：“為準備局面開展之幹部，擬開辦黨校，招收縣團以上幹部五百至一千五百人，訓練半年派出工作。是否可行，請示。”

    1月11日 致電葉劍英、揚尚昆、李克農： 石家莊是華北最大的特務據點之一，現正集中力量發動群眾肅清特務，唯審訊人員缺乏，致工作進行遲緩，李克農是否可再派若干幹部前去幫助工作。

    1月13日 在晉察冀四地委土改彙報會議上談老區土改方針問題。指出全國土地會議沒有區分新老解放區的不同辦法是個不足。老區和新區的情況不同，方針、政策與工作方式都應有區別。老區消滅封建已經搞過好幾次，油水已不多，硬造高潮就會出亂子，老區的錯誤就在於主觀上硬要製造鬥爭，動富裕中農，動工商業。今天老區擠封建主要是整黨，整黨內的地主， 就是搞掉黨內的封建， 把整黨與擠封建、“搬石頭”、鬥地主結合起來就會有高潮，要在群眾參加的公開的支部整黨會議上來查階級、查思想、查行為。整黨與土地改革要結合進行，不能機械分開。

    1月14日 囑楊立三轉告薄一波：“毀家紓難” 的口號不大好，不要提，因戰爭是長期的，山東提出這個口號曾吃過虧。想要人家的東西，就提高人家的階級成分的情況要注意。組織貧農團不能有關門主義，一切無地少地的農民都應加入。不要幹部當家，把幹部當家與群眾當家分開來是錯誤的，幹部當家只是不要包辦代替，而要代表群眾説話、當家，嚴重的尾巴主義和強迫命令都是機會主義，都違背群眾路線。共産黨員件件事要有主意，要提出辦法，要帶頭幹，對別人的錯誤意見要進行批評，這是領導的責任。群眾不贊成的，就應做耐心説服工作，同時考慮自己的意見是否錯了，既向群眾學習，又向上級請示。

    毛澤東關於不發《關於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指示草案》問題致電劉少奇。電報説：“我覺得這個指示似乎有些過了時機，土改運動已經按新方針向前發展，運動中發生了許多急待回答的問題(主要是過左)，而這些問題，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體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夠，這是因為土地會議及寫指示草案的時期著重點沒有也不應當放在這方面。”此外，“指示的內容，土地會議中你都向代表們説了，他們都回去照做，不發這個書面指示並不要緊。指示中許多內容可以用你個人的名義寫文章發表，文章可以寫幾篇 (寫一篇長文不如寫幾篇短文)， 可以針對目前運動中發生的新鮮問題。指示草案中有些個別問題例如青年團、新區工作等，則可由中央分別發出指示，同時又寫文章。不知你的意見如何。中央十二月會議著重討論了中農、中小資産、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打人殺人等項問題，研究了如何分析階級，主要目的是糾正 ‘左’的偏向，這些材料正由弼時及喬木整理，其中一件是怎樣分析階級及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不日可完成，月底可公開發表，其餘幾點擬以電報通知各地，並寫幾篇社論。”

    1月15日 致電張鼎丞、鄧子恢、康生並告華東局、薄一波，並報中共中央：“冀察晉土改普遍發動後，發生問題很多，並提出老解放區的很多新問題，阜平中央局正在彙報，我亦找附近四縣同志在彙報，詳情不日電告，望你們在渤海暫時不要普遍發動，首先集中力量發動二三個縣，取得經驗後再普遍發動，因春耕已近，如發動後在春耕前不把土地大體分好，即將妨害春耕。”

    1月18日 復電毛澤東：“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不發我在土地會議後起草的那個指示。因為現在運動已向前發展，如發那個指示，不獨無益，而且有害。現在運動中所表現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傾，向地主富農妥協，而是‘左’傾，過分與沒有必要沒有分別地打擊和大批逮捕地主富農，在底財問題上逼死地主富農，準備只分給地主富農壞地或少分地，留給地主富農財糧過少，馬上就不能生活而要飯，對富農與地主、對新舊富農及對勤勞起家與貪污剝削起家的新富農沒有或甚少區別，在定成分中侵犯相當數量的中農利益，貧農團與新農會中嚴重的關門主義，對舊黨員舊幹部採取一律不信任與排斥態度等。而領導方式上的偏向，強迫命令雖仍存在，但主要也已不是強迫命令，而是尾巴主義，放棄領導，工作團下去對運動中發生的各種問題，不提意見，不提辦法，特別不耐心揣摸群眾真正的心理和堅持説服群眾，不直接指導群眾行動，只説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對上述各種‘左’傾錯誤，不加反對與糾正，反而跟在後面跑，加以贊助和鼓勵，而美其名曰：這是群眾路線。 其結果，就是把運動的領導權送給野心分子、流氓分子及地主富農分子。因此，我們現在應在承認土地會議著重批評右傾與強迫命令的正確性(這是很必要的，否則將立即回到以前的右傾和強迫命令)的前提下，著重批評‘左’傾與尾巴主義。”信中還推薦了晉察冀平山縣把土改與整黨民主運動相結合的成功經驗。二月七日，毛澤東批示：“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在這個電報裏所提出的意見。”

    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決定草案 (即“中央一月決定”)。決定提出：“反對黨內 ‘左’、右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土地改革在群眾尚未認真發動和尚未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反對右傾；在群眾已經認真發動和已經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決定對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的若干具體政策作了規定，指出：“必須將貧雇農的利益和貧農團的帶頭作用，放在第一位。我黨必須經過貧雇農發動土地改革，必須使貧雇農在農會中在鄉村政權中起帶頭作用，這種帶頭作用即是團結中農和自己一道行動，而不是拋棄中農由貧雇農包辦一切”。必須避免對中農、中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對於那些同我黨共過患難確有相當貢獻的開明士紳，在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必須分別情況，予以照顧”。“必須將新富農和舊富農加以區別”。“對大、中、小地主，對地主富農中的惡霸和非惡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則下，也應有所區別”。決定還對政權、在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問題作了明確規定。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中央本日原則通過了“中央一月決定”，“須待徵求你們意見加以修改，然後發往各地。此文件明日開始用電報發你處，收到後，請你及中工委各同志提出意見，希望能在本月內得到復電”。

    1月22日 致電毛澤東：“此間雖已到處發生‘左’的錯誤，但因有前次‘左’的經驗，及領導上早有精神準備，故在發生後，便立即停止，尚未發生大的惡果，此外，還有很多地區尚未開始發動向地主的鬥爭。 現在提出 ‘左’的偏向及尾巴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故中央新決定發來，亦不致突然轉變為右傾。此外，邯鄲會議完畢不久，尚無反映，故亦不會有大發動，渤海山東則尚未開始。故在土地會議後‘左’的錯誤以晉綏較嚴重，其他地區還不嚴重。但在土地會議前，則有若干地區犯過嚴重亂打亂殺錯誤，但早已停止。”

    電告毛澤東，已派人到兩個縣的基層去蒐集對“中央一月決定”草案的意見，三四天后可將意見電告中央。

    1月23日 致電薄一波、並致康生、饒漱石、熱河分局，詢問幹部下鄉後發動群眾的情況。指出：“現在幹部中在反對右傾及強迫命令的領導方式後，‘左’傾錯誤及尾巴主義已成為主要危險，望在這種錯誤發生時，給以適當批評，以便引導幹部與群眾走向正確道路。”“又老解放區因為封建殘余已不多(地主、富農的財産及貧雇農都不多)，故僅在土地問題上常不能組織廣大群眾隊伍及發動熱烈的群眾運動，而必須使土改與整黨及建立從鄉到縣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運動相結合，才能發動與組織廣大群眾運動。在平山因吸收兩倍、三倍、四倍的非黨貧農及中農參加黨的支部大會，使黨的大會與群眾大會結合為一，藉以公開黨的支部，及整黨、查階級、查思想作風與行為，在群眾意見下處理壞幹部、壞黨員，獲得極好結果。望你們亦試行這個辦法。”“又華北有許多地方無鄉一級組織，因此一個區領導四、五十個或六、七十個村，小區亦領導二、三十個村，如此斷然無法領導。故必須建立鄉一級組織，一區成立七、八個或上十個鄉，一鄉管理五、六個或七、八個村，成立鄉代表大會及鄉農會與鄉政府和支部等，以鄉為基層組織，工作重點放在鄉，如此即可大大免去村中複雜的組織形式，減少村幹部、村財政，而工作效能會加強。在山地即以現在的行政村為鄉。這個辦法，在平山試行，毫無困難，益處甚多，望酌量採用。”

    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粟裕電：“我們調集了一百多個幹部，一個月後即起身到你處，晉察冀決定抽調二千人到黃河以南工作，分四個月調齊，每期五百人，除一部到陳、謝處外，大部到你處並大別山。”

    1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 討論“中央一月決定”草案。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子養電悉。(一)為了詳盡考慮一月決定，你可召集阜平中央局諸人和中工委一道開幾天會，緩幾天復電不要緊。(二)尚有幾點擬加入此決定(甲)為了穩定中農之目的，老區新富農照富裕中農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乙)給教堂、祠堂、廟宇留少數園地；(丙)保護和平通商傳教的外國人；(丁)貨債及農民內部債務之處理；(戊)新區執行土地法應與老區不同，在新區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沒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農；第二階段平分土地。第一階段只組織農會，第二階段再組織貧農團。以上各點，請一併考慮”。二十六日，劉少奇復電毛澤東：“即告阜平彭、聶、黃擬於二三日內來工委商討你所提出之各項問題。你給粟裕電完全同意。新區土改應集中乾部，由最有能力的人領導，在一個或幾個縣發動，作出模範，然後依據其對四週的影響逐步推廣，而不要分散幹部普遍動手，結果無法領導，毛病百齣。”

    1月25日 致電毛澤東，彙報對 “中央一月決定”的修改意見。建議在反對黨內“左”右傾向中加上這樣的語句：“在全國土地會議決議尚未在黨內黨外的群眾中加以貫徹的地區，必須繼續切實貫徹。在這些決議業已在黨內黨外的群眾中貫徹，和群眾業已發動的地區，必鬚根據群眾中所發生的新的問題與新的偏向，迅速及時地加以解決和糾正，而不要讓其繼續發展，拖延甚久，損害群眾利益。”“當著幹部中強迫命令的作風嚴重存在，必須反對強迫命令，當著強迫命令已大體停止，尾巴主義的作風已經産生，必須反對尾巴主義，反對不在群眾中去集中意見、提出辦法並耐心教育説服群眾，放棄領導的傾向。”建議把“富裕中農及中農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改為“富裕中農及中農的土地，如本人堅持不同意，即應對他們讓步，不予平分” 。 還提出：把地主“化形”分為兩類，“一類是真正轉化以工商業收入為全部或一部生活資料者，這應鼓勵與保護。在保存地主工商業條件下可以少分或不分地。另一類是偽裝窮人、小販或商人，以隱蔽目標，保護其封建財産，而實際並不經營工商業，對於這類化形則必須加以反對與沒收”。“必須將新富農與舊富農加以區別。在新富農中還須區別由勞動及善於經營致富的新富農與由貪污霸佔、侵吞果實、逃避勤務等方法致富的新富農”。建議在“公營企業中行政方面與工會方面組織聯合的管理委員會”中加上“在廠長負責制下”和“廠長在委員會中有最後決定權”。二十七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認為這些意見“甚好”。

    就對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的政策問題，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鄧子恢電：“(一)保護一切于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二)過去鼓勵地主富農經營工商業的辦法是正確的，今後仍應鼓勵。(三)地主富農工商業一般應予保護，而不應一般沒收。只應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但沒收者亦不應分散或停閉。(四)華中一般清算沒收地主富農工商業的政策是錯誤的。(五)在保存地主富農工商業條件下可酌量不分或少分地給他。”

    1月26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召開的敵軍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指出，由於打勝仗的結果，俘虜了國民黨軍隊一百多萬，其中有幾萬軍官，對這些人怎樣處理才符合全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要把它與戰勝蔣介石，建立以無産階級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總任務統一起來。一切有助於打倒蔣介石的力量都要利用，可以爭取他們中立、同情與贊助我們，個別的還可以爭取教育成為共産主義者。所以對他們要採取教育和分散釋放的政策。釋放不能過早或過遲，過早不成熟，過遲“一斗米養恩人，一擔米養仇人”。俘虜工作的基本精神就是貫徹寬大政策，達到爭取的目的。“國軍”工作以後一律改稱“敵軍”工作。敵軍工作的目的，就是瓦解放人，有三種辦法：第一是放俘虜；第二是打入敵人內部，或去談判爭取；第三是開展政治攻勢。

    1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 聽取彭真彙報晉察冀解放區農村土地改革、城市工作和財政、擴兵工作等情況。劉少奇在談到怎樣對待中農的問題時指出，在土改運動中不先讓中農嚇一跳，就造成不了平分土地的輿論。他們因嚇一跳，由恐慌而積極，這種積極一般是可靠的，有了這種積極再拉一把，就能很好團結。否則貧雇農的骨幹將形不成，不把中農壓在被領導的地位，則貧雇農領導是不鞏固的，因為中農在經濟上、人口上(老解放區)、文化上都佔優勢。要中農積極，但只能是在被領導地位上的積極，不是同貧雇農爭領導的積極。貧雇農領導的形成，不僅是對地主、富農而且是對中農的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

    2月3日 致電毛澤東，就中共中央工委在聽取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土改報告後，再次彙報對“中央一月決定”草案的意見。認為“草案”的寫法“必須嚴格注意到不要因為反‘左’，又使各種右傾觀點得到復活機會，特別在黨內地主、富農及其他壞分子尚企圖反攻，而貧雇農領導骨幹尚未真正形成的地區，尤須注意，不要使土地會議以來在各地進行整黨與消滅封建的那股勁又鬆懈下來，而應該督促各地繼續貫徹土地會議決議，進行整黨與消滅封建，克服各種右傾觀點。同時，在各種‘左’傾錯誤業已發生地區必須迅速糾正‘左’，在‘左’傾錯誤尚未發生地區，亦必須切實防止‘左’。因現在發生嚴重‘左’傾錯誤地區，只晉綏、陜北較嚴重”。所以“只從正面提出若干規定嚴格防止‘左’傾即夠，而不宜大喊反‘左’”。“決定在寫到某些具體問題時，還要適當強調批評一下某些右傾觀點，然後再著重批評‘左’傾”。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提出“關於土地法的實施，應當分三種地區，採取不同的策略。(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區。這種地區大體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須調整一部分土地。這種地區的工作中心，應當是按照平山經驗，用黨內黨外結合的方法整理黨的隊伍，解決黨同群眾間的矛盾。” “(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兩年內所解放的地區。這種地區，佔現在解放區的絕大部分，可稱為半老區。在這種地區，經過兩年清算鬥爭，經過執行‘五四指示’，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已經相當提高，土地問題已經初步解決。但群眾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問題尚未徹底解決。這種地區，完全適用土地法，普遍地徹底地分配土地，並且應當準備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還要復查一、二次。”必須組織貧農團，確定貧農團在農會和政權中的領導地位。“(三)大反攻後新解放的地區。這種地區，群眾尚未發動，國民黨和地主、富農的勢力還很大，我們一切尚無基礎。因此，不應當企圖一下實行土地法，而應當分兩個階段實行土地法。第一階段，中立富農，專門打擊地主。在這個階段中；又要分為宣傳，做初步組織工作，分大地主浮財，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顧小地主等項步驟，然後進到分配地主階級的土地。”“第二階段，將富農出租和多餘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産拿來分配，並對前一階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徹底的部分進行分配。第一階段，大約須有兩年時間；第二階段，須有一年時間。太急了，必辦不好。老區和半老區的土地改革和整黨，也須有三年時間( 從今年一月算起 )，太急了，也辦不好。”

    2月5日 就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問題復電毛澤東：“似應規定在半老區中土地已大體平分的地區，亦不應再平分，只須實行個別的或部分的調整。而在土改不徹底的半老區， 則完全適用土地法” 。“老區平分空氣甚高，這一方面使中農有些恐慌，但另一方面又使土地之抽補調整及退出貪污果實等容易進行，故我意在這種地區亦不必宣佈(在已復查地區應宣佈)取消平分，只説土地早巳大體平分，現在只實行部分多少與好壞地之抽補調整”。“照平山經驗，如沒有這樣的貧農團，則整黨與建立人民代表大會 (在鄉村中即農會)， 就要發生困難，抽補土地及其他工作，亦將有困難。因我們在鄉村中失去黨支部這一個依靠支柱後，如不找到另一個依靠的支柱，我們就很難有所作為 。 ”“在人民大會、人民代表大會業已鞏固、黨支部業已整理好，貧農團無疑是可以取消的”。其他均贊成。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請你對我給粟裕子養電先加審查提出意見，以便醜灰左右能將此電發給他們”。

    2月7日 致電中共中央，彙報東北土地改革中打擊面太寬的問題，指出：“東北土地鬥爭中打擊面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實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種的農家。這種人一方面受剝削，另一方面又剝削別人，其中有一部分剝削與被剝削相抵，所余不多，應定為中農；另一部分，則有相當大的資本，剝削佔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這種剝削基本上應認為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為了縮小打擊面，除區別地主的大、中、小及富農的惡霸與非惡霸外，在東北是否應將富農的圈子劃小一點，並將富農亦分為大、中、小分別對待。即將剝削與被剝削相抵，剝削部分不超過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者劃為中農，除平分土地外，這種中農的財産不動，對這以上的中、小富農在徵收其牲畜、農具、房屋時，給一部分代價(價款由地主封建財産中支出， 或由政府發一次公債)，其糧食及其他財産不動”。 中共中央于九日將此電批轉東北局，指出：“東北土改打擊面過大，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立刻著手改變政策。中央在去年雙十節公佈土地法的決議中即指出，中國地主、富農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説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東北地主、富農即使較別地為多，也決不會多到佔人口或戶口四分之一這樣多，因此你們應將打擊面大大縮小，弄錯了的，必須糾正，究竟應當縮小到何種程度及採取何種步驟解決此項問題，使土改走入正軌，既不對土改高潮潑冷水，又不使運動跑出正當的範圍，請你們擬具辦法電告”。東北局于十一日復電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表示完全同意劉少奇和中央的指示，將“以各種方法縮小打擊面及分化打擊面”。

    致電中共中央，就東北局請示發表其整黨問題通知，提出供中共中央考慮並答覆東北局的幾點建議：可同意東北局發這個通知，因“現在整黨中到處都多少發生一些‘左’的唯成分論，即認為凡是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階級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不好的，而加以批評打擊與鬥爭。認為凡是工人、雇農、貧農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好的，而加以獎勵與提拔，而不根據各人的具體工作及思想與作風的好壞，來加以批評和處理。甚至將農村中組織貧農團鬥爭地主的一套搬到機關、學校來實行，這種錯誤，決不可讓其發展”。“在整黨中提出貧雇農路線一詞，是很不妥當的。應一般提出無産階級的思想與路線。即在土地改革亦應提出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封建與半封建的路線”。中共中央于十一日對黨內發出《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指示，吸收了這些意見。

    2月9日 致電毛澤東，認為在“東北有大量城市人口，需要糧食供給及大量糧食出口的情形下，而完全不保留、或在土改後不重新發展大農業經濟，恐是不好的。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東北立即實行大體上的土地國有制，即沒收地主土地及富農多餘的土地，歸國家所有，再由各地政府無代價地分配給一切願意耕種的人耕種，而耕種的農民，只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量的土地稅。自耕小農的土地 (即中農、貧農的土地)，及富農家庭，依照當地土地分配方法，所應留下的土地，則不沒收。如此，富農經濟可保留一部分，在將來，亦更好發展新富農經濟。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亦可不分家。因在可能條件下，即有土地多餘的條件下，願意擴大生産的人，可以無代價向國家領到土地耕種”。“在這種政策下，向富農徵收多餘牲畜、農具時，應以富農在土地分配後，能耕種所分得土地為限制，不應過分徵收。而土地使用權的分配，亦不按人口絕對平均分配，主要的應按各家庭的勞動力來平均分配。按人口平均，則成為次要標準，並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永遠使用權。如此，對於富農，對於生産，對於東北佃耕的大農業經濟，似比較有利”。“現在就在東北實行這個政策，似不過早，不致犯冒險主義。因中國是一個這樣不平衡發展的國家，任何一個法令，要在全國一切地方都貫徹，是困難的。在全國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在東北，或還可在熱河的某些地區及其他地區，例如蒙古地區，則大體上實行土地國有制，似無大妨礙”。十九日，毛澤東將此電批轉東北局加以研究提意見。

    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財政經濟座談會上提出，為有利於統一財政、貨幣等經濟工作，有利於大批幹部南調，有利於太原作戰，可考慮先從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中央局合併起，先統一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和西北，而後再及其他。認為這兩個區的分割，在過去是被迫的、合理的，—現在這兩個地區已打通，且敵人已不再能分割太行與五台，在今天完全是我們自己人為的，極不合理，故必須解決，要向中央及兩個中央局作建議。

    2月14日 致電薄一波：“你處有無鄉一級組織，如無，應為人民團結及領導的方便，立即成立鄉的組織。否則一區領導五、六十個村，決不能把工作做好。劃鄉時，如不涉及以鄉為單位來分配土地、財産問題，人民即完全贊成，毫無困難，如涉及此問題，即爭論不清，故以不涉及此問題，土地、財産仍依群眾意見以村為單位分配為好。又在鄉成立後，鄉應組織人民代表大會，只在必要與可能時才開全鄉人民大會，村則只成立人民大會，而不要人民代表大會。並須使村的組織，大大簡化起來，以鄉為基層組織重點，各種問題的決定權都歸鄉，使必要的村幹部(村幹部可一律稱為鄉幹部)只成為執行鄉決定和指示的人員。如此，似更能使我們掌握對鄉村的領導。”

    同朱德致電晉察冀野戰軍：“你們仍應照預定計劃，按軍委前次電示向平綏冀東方向行動。”“向新的方向行動，可能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困難，你們全軍上下，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及組織準備，並在每一次具體戰鬥與具體行動中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而決不要輕視敵人，輕視這些困難，否則，你們就有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挫折。”“你們在戰略上應該是大膽地無所畏懼地進行機動。”“克服各種不願長途行軍，不願急行軍，不願爬山，不願吃苦等思想，並須改變某些不適宜於大踏步進退的組織形式和習慣。”如此你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2月16日 致電彭真、 聶榮臻、薄一波並報中共中央：“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區的分界線，原係被敵人封鎖分割，故我們亦不得不打破地理歷史及經濟諸條件，而依照敵人的封鎖線來劃分我們的行政與工作區域，這是正確的。但自正太、德石兩路及石家莊、元氏之敵完全消滅以後，兩區分界線的客觀原因與必要，即已全不存在。因此，這條分界線的繼續維持，即顯出其違反地理歷史諸條件，嚴重妨害解放區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的發展，而成為一種完全人為的障礙。”“因此，這種界線，只要敵人的封鎖一撤除，即應儘速廢除，完全無繼續維持之必要。為此，我想提議：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區完全合併，邯鄲局與五台局合併，成立華北中央局，管轄太行、太岳、冀魯豫、冀南、冀中、北嶽六個區黨委，將來或者再與華東局商量合併渤海區，共轄七個區黨委。此外兩個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財經辦事處、銀行貿易機關、後勤機關、黨校、大學、報紙等，亦均合併辦理。兩個邊區政府暫不宣佈合併，但可合併辦公，待召集兩區統一的人民代表大會時再宣佈合併。”“野戰軍仍分南北兩個兵團，但指揮與建制統一，若干軍分區亦實行合併統一。”“如此，不論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有極大利益。從此也就可以抽出大批高級與中級幹部到黃河以南去工作了。這兩大解放區完全合併與統一後，即成為關內的基本解放區，發動五千萬人民統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與華東，是不可限量的，因而也就可以逐漸和緩與減弱對這些區域交界線上的對抗，三月間要召開的華北金融貿易會議，乃可獲得重要結果。”

    致電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未德、董必武，就處理蔣方釋俘問題提議即由中央規定幾項辦法：“所有由敵方釋回我方之俘虜，在各地方者，統一由各中央局或最高地方黨委及其社會部處理。在前方者，則統一由各野戰軍前委及政治部處理。前方能送後方處理者，均送後方處理。其他各地方及軍隊黨委均不得擅自處理。已處理者一律無效。”“各中央局各前委處理該項歸俘時，須事先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後，然後實行。”“所有各地歸俘，均須集中審查教育一時期，弄清在敵方的一切情形後，才能處理。”“中央指定社會部為歸俘處理機關，而社會部又須與組織部密切聯絡。”劉少奇的這些意見被酌收當日《中央軍委關於歸俘人員處理辦法的指示》中。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請你及各同志對《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加以精細的審查，將修改意見電告。我們認為這個文件甚為重要，單有土地法大綱而無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很難避免犯錯誤及走彎路。”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發出關於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通知：本日起經新華社電臺拍發這個規定草案給你們。你們收到後召集會議加以討論，提出內容及文字的修改意見，在三月十六日以前電告中央。“此項文件的目的，是在糾正黨內廣泛地存在著的關於在觀察及劃分階級問題上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補足在土改中缺乏對各階級階層人們的具體明確政策的缺點。我們認為，單有土地法大綱及其他黨的若干指示文件而無這樣一個完備的文件，很難使我們的工作人員不犯或少犯錯誤。”

    2月18日 致電毛澤東： 二月十六日指示悉。“你前給粟裕論新區土改電及‘中央一月決定’，亦望能迅速發出，與劃階級文件同樣，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件，缺少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況下避免錯誤及走彎路。雖然有了這些文件，也還是要犯些錯誤的，在我們黨內主要地也還是靠黨員幹部的親身體驗，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確的文件之後，就能避免走許多彎路。最近我調查了老區幾個村的確實材料，證明你的提議完全正確，即在老區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來一次平分，也不要人為地去組織領導一切的貧農團，只要在農會中組織貧農小組，實行土地調整，即可完全解決土地問題，而集中注意去整黨與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在這種地區貧農團已組織者，亦暫時不必宣佈取消，而只在新農會委員代表中增加中農成分，貧農團作用不大、不好者，即歸新農會領導，其作用很大很好者，即吸收新中農 (即過去老貧農) 加入貧農團，使其盡一時期的責任。土地調劑，則儘先抽出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貪污侵佔的土地，過去分配不公的土地及公地黑地等，去補助缺地的貧農。如已足夠，即不動中農土地，如不足則在得到中農同意後再調劑一部土地。補地亦盡缺地較多的正式貧雇農先補，有多時，再實行一人家庭分二人土地等辦法，且只有一人的青壯年男子才可分二人土地，其他孤老寡婦可不多分，土地不足時，一人青壯男子家庭亦可不多分。二流子及有二流子習氣勞動不好好吃懶做而土地不足者可後補少補。”“我前電説土地多出或少於平均數十分之一不抽不補的規定是不好的，望不要採用這個規定。因此在平分土地中要反對我們幹部及農民中一種機械的絕對的平均主義，反對為平分而平分，而不是為了消滅封建與發展生産而平分。這種形式上的絕對平均主義，正直農民認為是不公平的。以上意見，是否正確，望加指示。”

    2月19日 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 《關於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的通報。通報指出，東北及其他解放區，均可能在最近收復一些中等的和大的城市，而這些城市收復後又可能長期歸人民所有。我們工作應作長期打算，方針是建設，而不是破壞。要注意保護機器、物資及一切建築物，不準破壞，不準自由抓取物資。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與沒收財産外，禁止任何團體和個人沒收財産及逮捕、毆打任何人。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要求全黨注意和討論中央工委《關於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指出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針和方法，應即以中央工委總結的攻佔石家莊及初期管理石家莊的方針和方法為基本的方針和方法。

    2月20日 毛澤東就劉少奇十六日關於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合併的建議，復電劉少奇：“提議中工委于寅初召集彭真、聶榮臻、薄一波、陳毅、鄧子恢、康生、饒漱石到中工委所在地開會，討論你兩區合併的提議及支援整個南線北線的財政、經濟、軍工幹部，成立華北局機構，成立大黨校、大軍校、大黨報諸問題，交換對於《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意見(這個文件，實際上帶有黨綱、政綱、政策幾重性質。我們如果要取得全國勝利，需要有這樣一個文件，黨內外才有明確遵循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章程)。”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工委即于二十一日發出會議通知。

    2月21日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並告陳毅、粟裕：“粟部三個縱隊決調黃河以北安心休整兩個月，然後出動。你們正好召集陳、饒、康、鄧、薄等寅初至中工委開會十天，然後到粟部開團長以上高級幹部大會。此種幹部大會應于寅灰開始、卯東以前開畢，卯東至卯刪開各旅團連長、政指以上幹部大會。兩種幹部大會均應集中討論政治、經濟、軍事各項政策性問題，將政策徹底弄清楚，一切準備工作應于卯底完畢，請與陳毅妥商。”

    3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陳毅在會上傳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精神。

    3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會議討論並一致同意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中央局合併成立華北中央局。劉少奇在發言中指出：過去是敵人分割我們，現在敵人已經消滅，界線完全成人為的了，以致發生許多糾紛。兩局合併，兩政府現名義不變而合併辦公，兩軍區合併，野戰軍仍為兩個，南北兵團，其餘是大軍校、大黨校、大報紙、大銀行，這樣盡可能不發生“巴爾幹現象”。當然，我們不是巴爾幹，而是一個民族，在一個黨的領導之下。合併起來以後，在生産方面還可以從經濟的自然發展上求得分工合作。成立華北局不是臨時的，而是一直達到全國勝利。中央要吸收這种太平區域的管理國家的經驗，以便將來管理全國。兩區合併後必須一切統一，一直統一到村，為將來中央的全部統一打下基礎。

    致電中共中央，彙報中央工委會議情況，説昨日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今日討論了兩區合併問題， 明日起討論劃分階級的文件，約十天左右可結束。並對兩區合併後的人事安排提出請示。

    3月5日 同朱德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要求軍委將綏遠地區劃歸他們機動範圍，“擬在適當時機，以兩個或三個縱隊向大同、豐鎮、集寧及歸綏方向行動，打擊傅匪後方，破壞平綏路西段，調動分散敵人，以便求得戰機殲滅敵人。他們這一要求，我們已同意，惟須請軍委批准並通知晉綏”。

    中共中央工委發出關於召開全國各解放區工人代表大會的通知：大會將在哈爾濱舉行，準備成立解放區統一的工會聯合會，並選派參加世界工會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的代表。將來解放區工聯將進一步團結蔣管區進步工會代表，走向成立全國統一的工會組織，而形成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統一的工會運動。

    3月6日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醜巧電早悉。所提各點甚好，已收納于中央關於老區半老區工作指示中。惟政策與經驗的關係一點，似應了解為凡政策之正確與否及正確之程度，均待經驗去考證；任何經驗(實踐)，均是從實行某種政策的過程中得來的，錯誤的經驗是實行了錯誤政策的結果，正確的經驗是實行了正確政策的結果。因此，無論作什麼事，凡關涉群眾的，都應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覺各地所犯的許多錯誤，主要的(壞人搗亂一項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確分清界限，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 (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 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應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劃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簡單的説明，沒有作系統的説明。根據經驗，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簡單的説明，而不作系統的説明，即不能動員黨與群眾，從事正確的實踐。以上兩種情況，各中央局與中央均應分擔責任。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即未能公開地 (此點很重要，即是説在報紙上發表，使廣大人們知道) 明確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統的説明，不能專責備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這種責任。最近三個多月，我們即就各項政策，努力研究，展開説明，以補此項缺失。但各中央局在這方面自然有他們自己的責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錯了。此點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亂打亂殺，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錯誤的也不少。例如晉綏分局，對於在定成分上侵犯中農，對於徵收毀滅性的工商業稅，對於拋棄開明紳士，都是自己犯了錯誤的。但是這類‘左’傾錯誤犯得比較嚴重的似乎還不是晉綏，而是華北、華東、華中各區(從日本投降後開始，投降前也有)，晉綏的嚴重程度似乎還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請你們加以檢討。又其次，是領導方法上有錯誤，即是上下聯絡不夠，未能迅速了解運動的情況，迅速糾正下面的錯誤。上述各點，請你向參加中央工委會議的各同志正式提出，並展開討論一次。”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見。

    中共中央致電中央工委：“合併兩個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無害。時機亦已成熟，拖下去無必要。我們意見即以中工委為中心合併兩個中央局成為北方局，劉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兩區的軍政兩項機構，暫時不合併。但將財經逐步集中于華北財經辦事處。華北財辦實際上管兩區財經，同時在政策方面領導華東、西北兩區的財經。經過幾個月，待黨務及財經兩方面工作在統一之後有了頭緒，再將軍事機構合併。待開全區人民代表大會，選出華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將兩區政府合併。”

    3月7日 中共中央致電中央工委：“華北局成立後，大黨報應如延安解放日報那樣，是同時代表中央和華北局的報紙，由中央負責，集中新華社(范長江、廖承志兩部分)、人民日報、晉察冀日報在一起，有充分條件辦一個較好的報紙，其名稱似宜恢復解放日報。大黨校、大軍校亦是同時擔負為華北、又為全國訓練幹部的責任，但中央現在尚無充分把握擔負供給經費和管理事務的能力，似由中央會同華北局規定方針及計劃交華北局辦理為適宜。以上意見請交會議討論。”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關於農民團體的名稱，我覺得貧農團一律改稱貧農會，農會一律改稱農民協會為適宜。請向你們的會議徵求意見。此外，請叫馮文彬或他人召集幾位有經驗的同志，起草一個貧農會與農民協會的簡明的章程，規定這些農民團體的組織和任務。起草後經你們及阜平局修改，報告中央，修改公佈。”

    3月9日 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電，彙報和請示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個中央局的合併問題及華北金融貿易問題。電報説：和各同志商量的結果，認為合併黨務財經機構，而不合併軍政兩項機構，勢不可能，因主要機構均需遷至石家莊附近，才便利工作，如不合併，工作人員不安心。我們意見，兩個軍區司令部、政治部亦一道合併，暫由朱德主持。兩區政府亦合併辦公，但仍各保持獨立領導，指定黨團負責人，由董必武主持。關於華北金融貿易問題，擬以冀南銀行為基礎，合併晉察冀銀行，成立華北銀行，發行華北銀行新鈔，統一兩區貨幣；並擬在第二步即以華北銀行新鈔統一西北貨幣，再下一步即以華北銀行統一渤海與山東的貨幣。如此才能使天津和膠東、渤海等海口與華北、西北內地聯絡，才能統一組織對外貿易，使貨暢其流，否則無法與國民黨作經濟鬥爭，而內部的經濟鬥爭則無窮盡。中共中央于十日復電同意中央工委所述黨、政、軍、財一律統一的方針。

    3月10日 中共中央決定東渡黃河、轉移華北。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我們擬於寅號動身東移，約于卯刪左右可到你處，屆時擬約粟裕一商行動計劃。”

    3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討論 《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

    毛澤東為發表《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通訊加寫按語，指出：“關於如何在農村中進行整黨工作，我們有了晉察冀區平山縣的典型經驗(這是劉少奇同志總結的)。關於如何在老區調劑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 (因為那裏已經平分了) 的工作，我們有了陜甘寧區綏德縣黃家川的典型經驗。現在又有了晉綏區崞縣這樣一個平分土地的經驗 (雖然不完全)。這三個經驗，值得印成一個小冊子，發給每個鄉村的工作幹部。這種敘述典型經驗的小冊子，比我們領導機關發出的決議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動豐富得多，能夠使缺乏經驗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夠有力地擊破在黨內嚴重地存在著的反馬列主義的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

    3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聽取饒漱石彙報華東局工作。

    3月15日 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熱河分局電：“經驗證明：不論土改與整黨，都是十分精細的工作，決不能性急，性急了，一定出毛病。所以最近中央規定以三年時間完成華北、華中、東北的土改及整黨。故你們完全不應性急。經驗又證明：在黨員幹部及群眾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採取普遍發動土改與整黨運動，而不選擇重點突破、逐步推廣的方式，也一定出毛病，不能把土改與整黨搞好。冀察晉普遍發動的結果，毛病亦多，幸而隨時糾正，未讓這些毛病繼續發展，故損失還不大。然而結果不能説是很好的。經驗又證明，在土地會議後批評與糾正了各種右傾觀點後，在實際工作中又發生了許多‘左’傾觀點及各種‘左’傾現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分，侵犯中農，貧農團的孤立主義與唯成分論及亂打、亂殺、亂捕、亂封門及土地分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等，到處發生。在批評與糾正領導方式上的命令主義之後，到處又發生了尾巴主義。如來電所説熱河、冀東運動中所發生的各種‘左’傾錯誤，是目前的主要危險，望堅決迅速隨時予以糾正，而不要讓其繼續發展，使工作受到重大的損失。中央最近所發出的各種指示，則是糾正各種‘左’傾錯誤的根據。為了糾正錯誤，避免損失，對於某些地方的運動，應堅決停止。剝削收入不超過總收入四分之一者，一律不得定為富農，而應定為中農，在民主政府成立後，地主參加主要勞動滿五年，富農改變生活滿三年者，應改變成分不得再認為地主或富農。訂錯的成分，應堅決改正，財産有損失者應退還或抵償。在冀東老區與半老區土地業已基本平分的地方，應實行土地調整，而不要再來一次平分，不要走到絕對平均主義。亦不要組織領導一切的貧農團，只在農會中組織貧農小組。在邊沿區應實行新區土改工作要點，只打大地主，不打富農，不要立即平分土地，以免被敵人利用。但在老區半老區及熱河地區實行平分土地時，完全不動中農土地，也是作不到的。在取得中農真正同意之後，從一部分中農手裏抽出一部土地調劑給貧農也是可以的，但不要抽動過多中農的土地。此外實行移民移村及貧區與富區調劑時必須十分慎重，不要隨意實行，因這種事很難辦，群眾常常是反對的。只有在有大塊荒地能安插移民並在政府有很好準備的條件下，才可動員移民。又在糾正各種‘左’傾時望採取適當方式，嚴格防止右傾觀點再次復活，並注意群眾與幹部的情緒。”

    3月17日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 “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一篇講演，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因為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

    3月19日 致電毛澤東，彙報中共中央工委會議情況：“(一)工委會議，關於各階級劃分及其待遇一書，已逐條討論完畢，有一些意見另告，現正根據你三月六日所提各點，由三個中央局負責同志檢討自日本投降以來的政策問題，著重點是放在糾正‘左’傾的偏向上，詳情另告。會議大約在二十五日可結束。相信經過這次會議，又有中央許多文件發表，今後運動可能納入正軌，各中央局的領導方式亦可能改善。(二)各地所發生‘左’的錯誤，正如來電所説，確是華北、華東較晉綏、陜北更為嚴重，太行共殺人××多，山東在去年七月到九月亦殺了××多人，華中在政策上特別在工商業政策上，亦犯了不少的錯誤。這些錯誤政策執行的時間雖不久，但損失很大。這主要是在全國土地會議以前及會議時所犯的。在土地會議後，則以晉綏錯誤似較嚴重 (其詳細情形我們還不知道)，晉察冀次之。從最近熱河來電看，熱河、冀東也有不少錯誤。這些都正在會議檢討中”。並告，由於三交機關已有部分到達，又兩個中央局合併，有不少事務要處理，劉少奇與朱德擬留中央工委，不去陽谷，而由陳毅、饒漱石、康生前去開會。二十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此次工委和華北、華東、華中各負責同志一起，徹底檢討各項領導工作上的錯誤缺點，並由此獲得糾正，走上正軌，極為欣慰。”並告，“我們明日動身東移，由此到興縣走路及談話十天，坐車去代縣五天，走路到你處十天，約卯刪可到你處。”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國際宣傳問題給中央工委轉東北局、劉寧一的指示電：國際宣傳確甚重要，各國人民、各兄弟黨進步分子、乃至反動政府日益重視中國共産黨及解放區，急需要成熟的精製品供給國外。去年周恩來、陸定一曾向東北局建議以俄、日文翻譯毛澤東、劉少奇著作，迄今未得復。東北局對翻譯毛、劉著作、黨的文件及編譯國際宣傳材料，究已與可能做些什麼，組織與幹部又如何，望寫一專電報告中央。

    3月23日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從陜西吳堡縣川口渡口東渡黃河，進入山西臨縣。二十六日，毛澤東等到達晉綏邊區領導機關所在地興縣蔡家崖。

    3月25日——26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會議上作關於形勢諸問題的報告。指出目前的形勢是準備和爭取全國的勝利，不應只在口頭上、思想上、精神上來準備，而且要在組織上、政策上、幹部上、機構上、具體辦法上來準備。強調華北兩區合併後的方針是建設，即是黨的、政府的、軍隊的、人民團體的建設，是為著支援戰爭、爭取全國勝利的戰爭時期的建設。戰爭、生産、土改、整黨、建政、統一全中國管理全中國、供給全黨幹部，要靠華北；整黨、土改、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會等等一套辦法和經驗，也要靠華北。報告還對土地改革、工商業政策、整黨、建政、領導等方面的經驗和方法，作了進一步的總結和闡述。並指出這一時期“左”的錯誤的産生，領導上要負主要責任，主要是領導上缺乏對政策的正面規定和系統説明。現在有了規定，各地回去要系統説明，應著重宣傳中央最近的指示文件，如階級分析決定，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關於新區土地改革要點的指示》等。

    3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會議，討論如何支援南下、調配各地幹部、撥補和整編各地部隊、管理後方，以及各地的整黨、土改等工作。

    4月1日 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去年春季對晉綏幹部的當面指示和晉綏分局去年六月召開的地委書記會議，作了肯定。指出：“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著的有的偏向，徹底地揭發了各種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了認真地發動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講話也指出了這個會議的一些“左”的缺點。

    4月12日 同朱德致電徐向前、薄一波：“建議攻臨汾採用攻石家莊的經驗，炮炸協同，擊開突破口”。“必須充分準備炸藥五萬到十萬斤，炮彈須有五萬到十萬發，請薄、滕令兵工廠加工趕制以達攻佔臨汾任務”。

    4月13日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到達晉察冀軍區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莊。

    4月16日 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陳賡、謝富治並晉冀魯豫中央局電：“管理大城市最大的困難，是煤糧兩項供給，現洛陽鐵路已斷，糧食已發生大困難，柴煤的供給不知怎樣”。“你們應依靠自己，依靠群眾，積極想辦法來解決這種困難，不能只是希望和等待別人來救濟”。“同時，請邯鄲局就洛陽附近撥出一部分煤糧，貸給洛陽市政府及商人，並在可能範圍內幫助運輸，協助洛陽軍民解決困難”。

    4月21日 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

    4月23日 同朱德、董必武等熱烈歡迎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工作人員先期到達西柏坡。

    4月25日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通知他們即將召開的中央會議準備討論的問題：(一)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二)關於在今年冬季召開二中全會的議題。(三)關於酌量減輕人民負擔，大力發展農業生産和工業生産問題。(四)關於消滅某些無政府狀態和酌量縮小地方權力的問題。(五)關於區、鄉、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大綱草案。(六)陳、粟兵團的行動問題及其他問題。以上各問題請他們先作大概的討論，然後再到城南莊商定。劉少奇接電後，提議會議議題中列入華北、山東和華北財辦的組織問題。

    4月28日(或29日)

    在赴哈爾濱出席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職工代表各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講話，指出這次大會的性質是全國代表大會，可用勞動大會名義，雖不科學，但歷史上有意義，各大城市老工人都知道。可以多選一些委員，組成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會址設在哈爾濱，等打開北平後再搬到北平。關於職工運動的方針，不能把産業工人運動的方針，用在手工業工人運動中去。亦不能把對蔣管區工運的方針用在解放區，應分別訂出不同的方針。在解放區的方針是：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只顧工人不顧資本家，或只顧資本家不顧工人；只顧公家不顧私人，或只顧私人不顧公家，都是不行的。過去的偏向就發生在這裡。現在主要的危險是工商業辦不起來。我們要管理在大城市中的歷史悠久的大機器工廠，這是一個新的問題，新的工作，我們還缺乏經驗。資産階級管理這些工廠是很有經驗的。我們只有好好向資産階級有經驗的人學習，才能避免盲目性。我們的工業幹部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少，一個是低。要管理大城市、大機器工業是很困難的。要大量任用國民黨的老的工廠幹部，可以任用他們做廠長，爭取改造他們為人民服務。關於工會、工廠、黨的組織三者的關係問題。工人運動與生産運動實質上是一個東西。工會是代表工人的，廠長是代表政府的，都是要把生産搞好。廠長雖然是上級派的，但上級也是人民(包括工人)派的。不能認為廠長才是替國家做事，工人不是替國家做事。工人進行生産，廠長管理生産工作，都是替國家做事。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工廠。工廠可召開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會，向廠長提意見，過一定的民主生活，但工廠還是廠長制。廠長應參加職工運動，執行工會與支部的決定。在廠長職權範圍內的工作，廠長有最後決定權。支部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廠長保證生産發展，不是干涉廠長。支部對廠長有監督權批評權，但沒有撤職權。廠長要做工人運動的工作，大的工廠，我主張有工人代表會，工人代表會的決議，廠長要執行。

    4月30日 同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到達城南莊。

    4月30日——5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即城南莊會議)。 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慶祝五一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會議討論了(一)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地區；(二)發展生産，減輕人民負擔；(三)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縮小地方權力問題。會議還對華東野戰軍的戰略行動方針以及華北、中原解放區建立統一的中央局、政府和軍區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先後返回西柏坡。

    5月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同意凱豐參加東北局為委員，張聞天參加東北局為常委。

    5月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管轄境地及人選的決定：“(一)晉冀魯豫及晉察冀兩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二)晉冀魯豫及晉察冀兩中央局合併為華北中央局，以劉少奇兼華北中央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三)晉冀魯豫及晉察冀兩軍區合併為華北軍區，以聶榮臻為司令員，薄一波為政委，徐向前為第一副司令員，滕代遠為第二副司令員，肖克為第三副司令員”。“(四)晉冀魯豫及晉察冀兩邊區政府在華北人民代表會議未召開前暫成立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董必武為主席，黃敬、楊秀林為副主席”。“(五)華北局成立後，中央委託華北局辦理大黨校、大軍校、大黨報及華北大學(統一北方、聯合兩大學)，並以劉瀾濤為黨校校長，葉劍英兼軍校校長及政委”。“(六)中原中央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七)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陳毅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李先念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陳毅仍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及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宋任窮為副政委”。“(八)中央已與中工委會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銷”。 5月1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你們四月二十日給子華的指示，糾正冀東及熱河復查與平分中嚴重的‘左’傾錯誤是正確的。必須堅決而迅速地糾正這類錯誤，才能保障土改與整黨在中央政策下正確而健全的進行，切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去戰勝蔣介石。 但你們在指示中説 ‘尚未挖出的底産，保證決不再分’。又説‘冀東基本區目前應停止一切土改鬥爭’。如此，似乎説得太死。在土改中過分著重挖底産以及採用肉刑急促地去挖底産，因而逼死很多人命，確實是錯誤的，應當禁止的，但農民如採用緩慢辦法，調查談判並挖出地主底産，亦不可禁止農民分配。又在目前集中注意去組織生産，也是對的，但在生産中仍有許多應當而且可能解決的土改鬥爭中的問題，並還有許多問題必須迅速解決才能安定農民情緒有利於生産，如已分好地的地區，可發給土地所有證，藉以安定農民生産情緒，又如弄錯成分因而掃地出門了的農民應加處理，弄錯成分的下帽子等，這些工作不應一概停止。以上兩點，望加考慮後轉告熱河及冀東。”

    5月15日 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起草關於大量籌集銀洋的指示：“中央和軍委認為在我軍進入蔣區最初時期內，在財糧工作尚未建立的情況下，盡可能發給在蔣區作戰的正規部隊一部分銀洋，以減少困難，騰出時間來建立新區財糧工作，是很有必要和好處的”。為了籌集銀洋，中央及軍委待作下列決定：“由各地政府、軍區及野戰軍規定價格及詳細辦法，收集銀洋及白銀。”“禁止銀洋白銀出口，及在解放區內部市場通用，並設法進口一部。”“各地積存收集與鑄造之銀洋，統歸中央軍委支配。”

    5月19日 同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一起，約賈拓夫、楊立三、薛暮橋等開會，商議解決西北財經困難及軍委後勤等問題。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徐向前電：臨汾戰役後，要特別注意保護繳獲的火車、汽車、汽油等和鐵路上的一切建築和器材，不準破壞、拆毀及收買。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華北局擴大會議上講話， 闡述了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察冀中央局合併的理由，指出：以前因為日本人封割，所以成立兩個戰略單位進行鬥爭。今天沒有封割了，故無任何理由再分成兩個戰略單位進行鬥爭，要合併起來，統一進行鬥爭。合併了，有利無害，這是人民的要求，還可以節省幹部。在談到華北局的工作任務時指出：毛主席的戰略方針是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去，以保護我解放區。華北的方針是建設的方針，進行土改，發展生産，訓練幹部，支援前線，改善人民生活。我們現在建設的各種制度將來要為全國所取法。中央工作主要是華北局工作，華北工作帶全國性意義。我們從陜北出發，落腳華北，今天又從華北出發，走向全國。我們要逐步走向正規化，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無政府狀態。

    在中共中央華北局黨校對派去河南、湖北、陜西一帶工作的幹部講話，指出那裏是新發展地區，是去年七月後劉(伯承)鄧(小平)、陳(賡)謝(富治)、陳(毅)粟(裕)大軍南渡黃河，展開戰略進攻後，才創立的根據地，困難比這裡要多些，但這是勝利中的困難，發展中的困難，不是不能克服的。

    5月25日 與謝覺哉、陳謹昆談話時説，華北大部分地區已沒有敵人，可以著手建立正規法治。華北聯合政府快要成立，要陳當法院院長，謝當司法部長。刑法和民法先就舊的改一下施行，邊做邊改，有總比無好。現急需穩定秩序，財産有保障，使人民樂於建設。幹部靠訓練班，調些人訓練幾個月回去工作。

    5月26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人權、地權、財權保障條例及號召地主回家佈告均悉。你們為什麼要發佈這些文件，目的何在? 你處情況如何，是否仍有普遍隨意捕人、殺人及使用肉刑等事? 又逃亡地主究有多少，逃往何處，他們不回家，是否嚴重妨害生産和秩序? 又發出這些文件是否有傷群眾情緒，相對助長反動分子氣焰? 是否可不一般地提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及保障人權、地權、財權，號召地主回家等口號，而只禁止隨便捕人、隨便處罰，規定捕人及審判的手續，保障一切人民(包括地主、富農在內)在土地改革中所分得的土地、財産及以後勞動經營所得的財産不受侵犯，並保障官僚資本以外的工商業及外僑的合法營業傳教自由。 除犯有嚴重罪行及罪大惡極的惡霸分子外,保障一切逃亡地主回家後不加追究，並分配其維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房屋、工具等，即可安定秩序、人心，使其從事生産。”

    5月27日 毛澤東到達西柏坡， 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會合。

    5月2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學習列寧著作《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通知：“中央宣傳部日內將經新華社廣播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二章，及重印該章前記一文，各局、各前委收到後，應即在公開黨報黨刊上發表，並印成小冊子，分發給一切幹部閱讀，並組織討論為要”。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於重印 <左派幼稚病> 第二章前言》 中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全黨幹部研究列寧《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二章。他説‘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存在於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

    5月 在中共中央社會部訓練班開學典禮上講話，指出訓練班是培養保衛工作與情報工作的幹部的。我們不僅要在軍事、政治、思想理論鬥爭上勝過敵人，而且要在特務鬥爭上也要勝過敵人，革命才能勝利。勝利後很重要的是要建立維持治安和鎮壓反革命的機構。如果沒有完備的保證人民安全的機構，國家的安全即不能維持下去。做這個工作是光榮的，要最可靠、最忠實於人民的好黨員來擔任。要有埋頭苦幹的精神，不要想出風頭。要有兩方面的修養，既需要能鑽進污濁的環境裏，又要能“出污泥而不染”，在艱苦環境裏能有艱苦奮鬥、英勇棲牲的精神，在順利的環境下不貪污腐化，經得起考驗。

    6月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轉發“華北局具體執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黨工作指示的計劃”的通報：華北局準備公開發表決定，宣佈華北土改業已完成的大部地區結束土改，發給土地證 (有個別土地不足或過多而必須調整者，在發土地證時加以調整)，而以全力進入生産。在土地尚須加以抽補調劑的地區，則宣佈在土地實行必要的調劑後，發給土地證，進人生産。在一切基本地區，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訂經常的相當固定的土地稅則，穩定發展生産所必須的各種秩序。在接敵區及遊擊區，因大部均係以前的解放區，並實行過土改，只宣佈以軍事鬥爭為主要任務，不進行土改。要求除中原地區大部為新區應當在基本上執行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政策外，其他各解放區的許多地區亦有與華北相同的情形，應參照華北辦法，根據各區情況，決定各區執行中央指示的具體計劃，並公開宣佈以安定人心。

    6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華東局電， 同意華東局發出《對新收復區處理地權及其農産物所有權的暫行辦法草案》及《關於執行該辦法的指示》。要求以後將執行結果和經驗報告中央。並告，這兩個文件已轉華北、東北、熱河、西北、晉綏各局參考。

    7月1日 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二十七週年的幹部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共産黨的産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重大的一個事件。從中國共産黨産生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就離不開共産黨，不但離不開共産黨，而且是以共産黨為中堅來發展的。這就是説，中國共産黨的勝利和失敗，中國共産黨的前進與後退，代表著中國歷史的前進與後退。中國共産黨前進了，那麼中國也就前進，中國歷史也就向前進；中國共産黨後退了，大概中國是不會好的，也是要後退的。”講話論述了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必然産物。中國共産黨的成長過程，就是“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推動中國的歷史前進。這件事情雖然經過許多曲折，但我們正在取得勝利。”指出：“我們黨生長在列寧時代，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堅固的理論基礎上，在列寧主義堅固的理論基礎上，今天還在毛澤東思想堅固的理論基礎上建設起來，發展起來，所以我們黨在思想上、理論上、軍事上、政治上，在群眾中間是鞏固的。以後只要爭取我們不犯大的錯誤，幹下去，那麼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的發展與勝利，是無疑問的。可以這樣講，中國歷史的發展離不開共産黨，我們中國共産黨的發展離不開毛澤東思想。”

    7月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晉綏分局、張稼夫並告徐向前、周士第、西北局電：“臨汾地區當前第一步的中心工作，應該是安定社會秩序，收繳特務土匪武裝，確實解散國民黨、同志會等一切反動組織，並完成夏徵。目前發動群眾，亦應在這些任務的基礎上來提出口號，並進行宣傳鼓動。至於系統的社會改革，則須在這第一步工作完成以後，才好進行。”“對蔣黨、閻黨特務活動，應有警惕，應有對策，並須有計劃地系統地向他們採取進攻的步驟，以至徹底打垮他們，但不要驚煌失措，操切從事”。 “對學生、教員、知識分子,除號召其中蔣黨、閻黨特務人員坦白登記，禁止反革命的組織活動與陰謀破壞，禁止教授 ‘黨義’ 之類的法西斯內容的課程以外，即可令他們繼續教學。對他們的一些反動思想言論，則不必操之過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們這些思想言論，要認識他們有些是為環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蔣介石匪幫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騙蒙蔽的，對我們則完全不了解。對於這些，僅僅是思想上反動的人，我們應依靠其中較進步的分子， 從思想上去説服教育改造他們。” “城市市區與鄉村的政策和作法應嚴格分開。城市政策不能行之於鄉村，鄉村的一套亦不能搬用於城市。來電所提‘以貧雇農為骨幹，建立我們的組織’過於籠統，行之於鄉村也不完全，也不能防止你們所批評的片面強調深入貧雇工作的錯誤；行之於城市則是完全錯誤的。城市與鄉村應嚴格分清界限，在你們今後的指示和工作中，必須切實注意。”

    7月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招收、訓練當地知識分子解決幹部不足問題給中原局的指示：“關於中原幹部問題，我們估計從鄧子恢帶去大批幹部及劉傑率領一千二百幹部南下後，大體上已夠分配，除你們所要的財經及衛生幹部，準備從華北再抽一部南下外，無須在目前再大批抽幹部南下。如你們再要，前華北抽出者尚有六百人在黨校學習，亦可派給你們”。“中原有大批知識分子，望你們儘量招收，加以短期訓練後即可以分配適當工作。他們是本地人，只要他們願意參加革命並經過短期訓練，再在實際工作中去緞練，比外來幹部會有很多方便之處。這應該是你們當前幹部的廣大來源， 你們必須十分注意爭取、收集和教育他們，否則 ，你們的下層工作幹部將很難解決”。

    7月11日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晉察冀邊區行政區委員會聯合作出《關於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及代表選舉辦法的決定》，確定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的任務是，制定華北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的組織法，並選舉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及政府主席、副主席，決定華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制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法及選舉法。

    7月中旬 與董必武晤談時説：“鄉縣政權組織綱要和選舉條例及危害解放區治罪條例三草案都很好。希望趕快把民、刑兩法草擬出來備用。”謝覺哉主持起草的《村縣(市)人民政權組織條例》及《危害解放區治罪條例》等三個文件，于七月十五日報送中共中央。劉少奇審閱修改了這些文件。十七日，董必武致信謝覺哉，轉達了劉少奇的意見。

    7月1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東局電：同意華東局關於接收濟南的準備工作報告。指出在訓練中應注意防空及在飛機轟炸下如何維持秩序、保存物資的辦法。對於所有進城人員及機關、部隊，必須訂出紀律，保持廉潔，不許抓取任何東西，生活標準不能定得太高。

    7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東局並告西北局電：華北政府新設公營企業部、工商部、農業部、交通部、財政部及銀行，以上各部由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如此，對於發展生産、繁榮經濟有很多好處。山東省和西北政府，亦以依照上述分工設部為好。

    7月2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許世友、譚震林並告華東局電：“經華東局修改的我軍進入濟南的七章約法，甚好。可以採用。你們七月十七日電所提出的政策，例如公開宣佈除王耀武、省黨部書記長及幾個主要首犯外，一律寬大，及警察鄉鎮保甲仍任原職等，均不妥。你們不要這樣宣佈。如這樣宣佈，就要限制自己手腳。因為有些破壞分子及少數罪大惡極的特務、國民黨人員及少數警察鄉鎮保甲人員等是不能不逮捕懲辦的，更有一些是不能任用的，還有一些雖可任用，但必須調動，而不能令其任原職的。這些事，雖在攻城過程中及佔領後秩序尚未恢復時，不必忙於處理，但在通常秩序恢復後，是必須處理的”。

    7月2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華北創辦高級黨校的通知，黨校名為馬列學院，劉少奇任院長。

    7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 發言説：我們的工作總而言之是 “收”、“發”、“來”、“去”，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各地來的電報、文件、報紙、雜誌都要有人看，看了之後摘錄出來交中央同志看。書記處要分一下工，總要有一人看到一種。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中國的、外國的情況都要有反映，但要簡化、合理、不漏。“發”的方法，電臺是主要的。 電臺譯電人員要提高技術和文化水平。各部委要注意“發”的批准問題，秘密電報、政策指示由秘書長批發；撥炸彈由參謀長批發；政策性的文件由書記處批發，要分工負責。我們的工作方式要由遊擊到正規，由手工到工業，由鄉村到城市，作長期打算。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今後稱蔣介石集團為“國民黨反動派”，並積極籌備召開除反動分子外的新政治協商會議。

    致信謝覺哉：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整理的《村縣(市)人民政權組織條例》及選舉條例“亦經書記處批准，請即當作草案付印。其中居民比例，到底用‘比例’或‘比率’為好，請你斟酌決定之，以便改成一律。又為何無市選舉委員會?又根據本條例具體劃分選舉區及具體決定居民選舉代表名額之比例，似亦須加上。以上各點請修改後付印”。三十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這些條例，交華北局討論，再交代表大會討論並作原則通過，交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作最後斟酌，然後發表。中央可在常務委員會討論一次收集全部意見之後，作最後修改，交常務委員會通過，似較適宜。”八月七日至十九日召開的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上述條例。

    7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討論了購買外國書報和收集資料(包括中國的、外國的、黨內的、黨外的、蔣管區的、解放區的)問題。

    7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研究揭露美蔣假和平陰謀問題，提出“解散國民黨反動軍隊，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和“懲辦戰犯”兩個基本口號。劉少奇發言説，對於反動派的和平口號，我們不簡單拒絕，可以利用。在解放區著重揭露其挽救反動統治和增加群眾幻想的動機，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利用”加“揭露”，提出“解散國民黨反動軍隊，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和“懲辦戰犯”兩個基本口號，使反動派為難。關於宣傳工作，指出辦好新華社作用很大，報紙是黨聯絡群眾的主要方法之一，全黨都要建立這個觀點。但是僅靠新華社二百多人辦好宣傳，還是有困難的，要靠大家來辦。新華社與各部委是互相幫助的關係，報紙的編輯人員大多數沒有做過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實際工作，新華社與各部委的業務工作聯絡應有所分工，各部委要將收集到的各種材料研究整理後交新華社。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討論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問題。劉少奇在發言時説，應該選送一些華僑到馬列學院和華北大學，加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訓練學習。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鋻於華北兩大解放區已聯成一片，會議研究建立統一的財政、經濟、金融、貿易管理機構問題。劉少奇在發言時提出，把幾個中共中央局統一起來，搞一個財政部，一個大華北政府。辦法是“通通拿來然後再拿點出去”。貨幣統一問題推遲一下，以便各方面多考慮。成立農業部、工商業部。由上而下地建立合作社，固定辦下去，幹部經過訓練再調下去。華北局首先成立華北合作總社。

    8月3日 致信薄一波：“送來華北政府組織大綱及土地農業稅暫行稅則和你的講演稿，均收到。中央同志對於這些文件的意見，已批在上面，請你們斟酌這些意見修改後，提交代表大會討論”。“在發表前請先送中央審查批准，然後再交主席團或常委或政府通過發表。謝老起草的幾個文件，亦照上述辦法處理。主席團為了認真地討論這些文件，可在代表大會組織幾個委員會，以便在大會後和他們討論幾天，吸收他們意見，作為主席團下決心修改的一部分根據”。

    同毛澤東等會見聶榮臻、楊成武。毛澤東向他們交代華北野戰軍配合東北作戰的任務。

    8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討論新聞工作。劉少奇發言説，新華社的工作標準應該是全面、真實、及時地反映歷史(各種鬥爭)，並且能夠推動鬥爭、指導鬥爭，有所擁護，有所批評。以此衡量，我們的報紙作風是經驗主義的黨八股，一條一條孤立的消息，有頭無尾，看不出宣傳目的，沒有反映全面動態。比如，有反映前線戰鬥的消息，沒有反映三查三整的材料；有各地平民辦合作社的消息，沒有辦合作社得失利害的報導。過去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現在是實話連篇言無長物”。下一步要訓練記者，一個成熟的記者帶若干個初學的。規定記者的權利義務，發揚記者個性。記者有報導權，但要遵守紀律，負責任。

    8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聽取錢俊瑞關於華北大學的情況彙報，並討論該校的教學問題。劉少奇發言時説，學校要把學生當作共産黨的後備軍進行教育，要很懇切地把黨的政策的得失和經驗教訓講給他們聽，使他們了解黨和黨的政策，了解新民主主義和共産主義是兩個步驟。在組織管理上，要公開黨員，有些黨的會議要吸收群眾參加，受群眾監督，要吸取我們鄉村中有些黨支部因為不公開而變成惡霸的教訓。

    致信謝覺哉：“《懲治反革命暫行條例》草案奉還，請照毛主席批示辦理。由你及其他原起草同志根據書記處各同志意見，加以斟酌和修改後，提出一個草案，交華北局及華北政府。”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聽取安子文關於黨組織情況的彙報。劉少奇發言説，各地黨委由於忙於軍事、政治和財經工作而放鬆了建黨工作。今後從中央起，要加強組織部的工作，組織部要設組織處、幹部處，編教材，訂制度，明確支部幹什麼。蘇聯現在正在整黨，請陸定一同志把有關的十幾篇文章編成小冊子，請陳伯達同志把無産階級思想與小資産階級思想大論戰的材料編成叢書，另外，把黨建論文集也重新選編一下。要選擇一批作風正派的幹部送到華北局黨校加以訓練，畢業後作黨務工作。要設立監察委員會。機關幹部開會，應該請非黨員參加。我們的黨員既要善於與非黨員合作，又要與非黨員有所區別。

    8月7日——19日 華北召開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華北解放區施政方針》 、《華北人民政府組織大綱》、《村縣(市)人民政權組織條例》，並民主選舉董必武等二十七人為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九月二十日，在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董必武當選為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藍公武、楊秀峰當選為副主席。九月二十六日，華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討論籌備建立青年團問題。

    8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聽取李維漢關於石家莊城市管理的情況彙報。劉少奇在發言時指出，商業的發展方向是國營資本、合作資本。現在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們要用國家商業資本、合作資本來調節私人商業資本，私人商業要在我們的控制下營業。

    8月21日 在西柏坡與王光美結婚 。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議聽取董必武關於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情況和鄧穎超關於婦女代表會議籌備情況的彙報。劉少奇在發言時説，現在是軍事時期，軍事第一。將來戰爭結束了，缺乏婦女幹部和婦女沒地位的情況會改變的。今後，婦女都要專一門，要有婦女工作職業幹部和婦女運動職業家。

    8月24日 向毛澤東報告：“在中央彙報時大家意見將城工部改為統戰部，以便能管政協、海外及國區工作，而將解放區城市政策及工人運動歸彭真及政策研究室管。此點你的意見如何? 請決定！”毛澤東批示：“同意這種改變。”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城工部改名為統戰部及該部工作任務等問題的指示》：“決定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管理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國內少數民族工作，政權統戰工作，華僑工作及東方兄弟黨的聯絡工作。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區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劃歸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研究解放區城市與農村各項政策，新區工作及不屬於其他各部、委、校的各項工作政策。

    8月28日 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向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關於施政方針的建議上寫批語：“印發各同志，望各同志提出意見，並在會議討論後，然後決定是否發表及如何修改。”

    9月1日 就《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請示毛澤東：“此件已根據會議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加了一些修改，請審閱。”

    9月初 撰寫 《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一文。文章指出，國家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就是今天的解放區及將來的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文章認為，“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在國民經濟中還存在著佔有相當比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种經濟，在以後還要發展，而且這种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也還是必要的，有益的，不是可怕的。至於廣大的小生産，則更加需要發展，但在這小生産中，是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産生著資本主義成分。”“這些資本主義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也必然要與國家經濟及合作社經濟發生競爭。這種競爭，愈到後來就愈加激烈，並將繼續很長的時期。這就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以後，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社會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雖然它在舊社會中早就存在。這就是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或舊資本主義的矛盾，就是資産階級和富農與無産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矛盾。在這個矛盾上所發生的競爭，首先就在經濟上表現出來。那末，這種競爭，首先是和平的經濟競爭，到底誰勝誰負呢? 這是要看將來的發展情況才能決定的。”“無産階級與共産黨要取得這種勝利，就必須繼續鞏固與加強自己對於國家的領導權，就必須迅速學會管理經濟的一切知識，就必須吸引農民及其他一切小生産者站在自己方面，並用一切方法去幫助、教育與組織他們， 就必須儘量爭取國外的援助。” 其中，“一個最重要最有決定性又最難實現的要求，就是中國無産階級與共産黨如何去幫助、教育與組織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民及其他小生産者，使他們緊緊地跟隨自己前進。合作社則是實現這一困難任務的最重要的辦法。”文章指出，合作社可分為生産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兩大類。“由於中國工業的落後，在革命勝利後進行經濟建設的最初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在廣大的範圍內組織消費合作社是極端重要的。”文章根據解放區目前的情況，闡述了組織和辦好消費合作社的各項辦法。

    9月8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十三日，在會上發言。在談到對戰爭前途的估計時指出，這兩三年內，可能有對國民黨蔣介石不利的突然事變。要估計到這種最好的可能。我們的計劃不擺在這上面，但可以力爭，爭取縮短痛苦，早日勝利。自然，還有些困難，要重視這些困難，防止驕傲。我們在戰爭中，還有帶決戰性的攻堅和大的會戰這兩個關沒有過。過了這兩關，問題就解決了。在談到全國土地會議時指出：全國土地會議結束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以來的和平幻想、右傾錯誤、地主富農思想等等，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歷史上的八七會議。土地會議確定兩條：平分土地和整黨，基本方針是正確的，但有重大缺點。這裡的經驗是要注意幹部的精神狀態，還有一個經驗，就是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這一方面，要切實注意防止那一方面，兩面都要分析。土地會議的缺點和錯誤，我要負責的，但不是説，各處“左”的偏向錯誤就是我的主張。發言著重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指出：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産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並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後，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今天，在解放區搞經濟工作，除對外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外，就要注意與私人資本家的鬥爭。鬥爭的方式是經濟競爭。這種競爭是貫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競爭。這裡就有個“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競爭贏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轉變。所謂和平轉變，是指無須經過政權的推翻而完成一個革命，並不是不要鬥爭，而要進行各方面的鬥爭。因此，固然不能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但也不要對無産階級勞動人民與資産階級的矛盾估計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見這種矛盾。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這種鬥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決定的東西是小生産者的向背，所以對小生産者必須採取最謹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團結小生産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鞏固了對小生産者的領導權。單是給小生産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領導權，還須進一步使他們成為小康之家，否則，領導權仍不能鞏固。

    9月12日 東北野戰軍集中主力七十萬人，發動了遼沈戰役。十一月二日，東北野戰軍乘勝直下瀋陽、營口，歷時五十二天的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十一月九日，東北全境解放。

    9月 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請告東北局，不用‘毛澤東青年團’名稱，一律稱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0月2日 對華北記者團談話：“我們黨必須和廣大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絡，如果和群眾聯絡不好，就要發生危險，就會象安泰一樣被人扼死。共産黨也會被人扼死的哩! 黨什麼也不怕，就怕這一項。”“現在，我們和群眾是有聯絡的，但是還不夠；要説已經聯絡得夠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萬美國軍隊還可怕，因為不再要求不斷鞏固擴大同群眾的聯絡了。甚至有人説，老百姓算什麼，有點官僚主義算什麼! 這就比一百萬美國軍隊更可怕。”中國共産黨要通過各種橋梁和群眾聯絡，要依靠各種機構來領導人民，更多更頻繁的是依靠報社和通訊社。“報紙辦得好，就能引導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導人民前進，引導人民團結，引導人民走向真理。”新聞工作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具備這樣一些條件：第一，要有正確的態度。你們是人民的通訊員，是人民的記者，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二，必須獨立地做相當艱苦的工作。艱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艱苦，要做理論的、系統的工作，而且是獨立地去做。第三，要有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要提高理論水平，要熟悉馬列主義，特別要學習唯物史觀、認識論，學習階級分析的方法。第四，要熟悉黨的路線和政策。為了及時地正確地宣傳黨的路線和政策，就要經常學習、研究，時刻注意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執行情況。這個談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

    10月5日 在婦女工作會議上講話：婦女工作會議開了很久，黨中央根據這次會議的情形要發表一個關於婦女工作的決定，以及其他問題的文件如婚姻法等，以便在全國範圍裏統一婦女運動的方針與政策。現在重新把婦女工作提出來，提到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階段，更廣大的範圍裏，原因就是革命形勢發展。中國革命要走向勝利，如果不動員和組織起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婦女來參加鬥爭，就不能成功。婦女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在全中國快要勝利、統一，黨提出反對無政府主義、無紀律狀態，強調統一的時候，婦女工作也要強調統一和加強紀律。現在解放區婦女工作的具體方針是生産，要以生産為中心發動婦女、團結婦女、教育婦女。

    10月6日 為統一華北、華東、西北的財政、經濟、金融、貿易、交通等工作，中共中央作出成立華北財經委員會的決定，任命董必武為華北財經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黃敬為副主任。

    10月10日 彭真在中原局九月二十九日關於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的指示上寫道：“知識分子問題，現在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否需要將此件節略、稍加修改轉發各地?”劉少奇閱後批道：“同意。並要各地根據本地情況，用一切方法吸收一切老區及新區知識分子加以訓練，分派工作。”

    10月 修改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這個文件是由張聞天起草，經東北局通過後，于九月三十日報中共中央的。劉少奇對這個文件進行了修改，加寫了一些重要內容。其中對國營經濟一節的修改指出：“當然，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所經營的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處於對立地位的，它要和私人資本主義發生經濟競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矛盾，即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是在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以後，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矛盾。”對合作社經濟一節的修改指出：“必須了解，無産階級在領導農民起來消滅封建制度的時候，用一種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但要在經濟上去領導農民、小生産者，要使千千萬萬的農民、小生産者依照無産階級的計劃去進行生産，並在將來要使他們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採用這種行政手段，將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險的。無産階級必須採用農民、小生産者所能接受的經濟上的辦法，才能在經濟上組織與領導農民、小生産者。這种經濟上的辦法就是合作社。”然後，劉少奇將這個提綱送毛澤東審閱。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認為文件“修改得很好。”十月三十一日劉少奇致信有關同志：中央準備把《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發繪全國各地，印成小冊子在黨內及工人群眾中進行教育，並作為各地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但為了免於過早地警覺資産階級，故一律不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此件還須徵求東北局意見後才能向全國發出，特印發各同志，請各同志提出意見，以便再加修改。”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電告東北局：你們發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很好，我們已加以初步的修改，我們在徵求華北局同志的意見及你們的意見後，再作若干修改。現特將修改後的全文發給你們，望你們即加研究，並將你們的意見從速再次電告。”十一月二十五日，東北局復電同意中央修改稿。

    11月1日 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在七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論述了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況，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資産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等問題。一九四九年六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這篇文章的單行本。

    11月6日 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地區發起淮海戰役。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歷時六十六天的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11月1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指示提出，在新收復的大城市中進行軍事管制，時間不能太短。在軍事管制期間，應達到以下目的：“(一)完全肅清一切殘余的敵人和散兵遊勇以及任何進行武裝抵抗的分子。(二)接收一切公共機關、産業和物資，並加以管制和監督。(三)恢復並維持經常的秩序，消滅一切混亂現象。(四)收繳一切隱藏在民間的反動分子的武裝及其他違禁物品。(五)解散國民黨、三青糰、民社黨、青年黨及南京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團體，並收繳其各種反動證件，登記其各級負責人員，對登記後的少數反動分子實行管制 (每日或每星期須向指定的機關報告其行動)。(六) 逮捕那些應該逮捕的戰犯及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沒收那些應該沒收的官僚資本。(七)建立系統的革命政權機關，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監獄，建立物資及生産的管制機關與監督機關，建立臨時的各界代表會。(八)在各種工人職員中，在青年學生中，進行切實的宣傳組織工作，在可靠的基礎上 (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務分子及流氓投機分子所操縱) 建立工會、學生會及青年團等，作為城市革命政權可靠的群眾基礎。(九)整理共産黨在城市中的秘密組織，並建立黨的組織。”

    11月19日 致信冀中新華書店的編輯同志：“很感謝你們再版《論黨》一書。但此書是在我離開華中以後，同志們選輯了我一些稿子出版的，並未經我同意，其中有些稿子我至今未看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停止再版此書，將原本寄給我，由我校閱一次，抽出若干篇，加進若干篇，其他的文章我亦可在再版時，加以修改，並作一篇序，然後送給你們付印。”

    11月24日 五十壽辰。朱德賦詩祝賀：“為民作勤務，勞怨均不辭。黨中作領袖，大公而無私。群眾欣愛戴，須臾不可離。修養稱楷模，黨員作范儀。”

    11月29日 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和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發動平津戰役，至十二月二十日完成對北平、天津、張家口的國民黨軍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聯名致信徐向前：“聞病極念，務望安心靜養，不要掛念工作”，“待痊癒後再上前線。總之，治療和休養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辦。”

    11、12月間 對《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作進一步修改。其中在論述合作社經濟時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合作社應該成為廣大勞動人民所易於接受和了解的一种經濟組織形式和一種普遍的社會制度。在目前，應以極大的努力，採用各種適當的方式，很有步驟地、很有條理地、很週密地、在自願的條件下，將廣大的消費者與小生産者組織到各種合作社中去。”合作社主要應該分為三類：第一，是消費合作社。其任務是供給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使社員避免商人的中間剝削。第二，是農民、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及家庭手工業勞動者的供銷合作社。這類合作社的任務，就是供給社員 (農民、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勞動者)所需要的生産資料(工具、種籽、肥料、原料等)和銷售社員所生産的商品。 第三，是農業或工業的生産合作社。農業生産合作社又可分為三類。一是勞動互助社，這是在私有財産基礎上的勞動互助組織，生産資料和生産品都歸個人私有，只實行集體勞動或變工互助，這是一種初級的農業生産合作社。二是集體農場。三是農業公社。這後兩種則是農業生産合作社的高級組織形式，在中國現在還不能實行。前一種是現時就能普遍實行的。除此之外，還可組織其他的合作社，例如信用、醫藥、房屋合作社等。“這些合作社，如果辦理得法，能夠保護社員利益，免受商人剝削，並可提高生産力，節省勞動力，增加小生産者的財富。因為合作社把人民組織起來，就使國家對於社會生産與分配的統計和監督，變得容易，並能養成人民的集體觀念，訓練小生産者集體勞動的習慣，為將來組織集體農場及社會主義的經濟準備有利的條件。” 在對結論部分的修改中指出：“在我們批判與反對小資産階級的或資産階級的路線時，又必須堅決地嚴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傾向，即是過早地和過多地在國民經濟中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超出實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機械地實行計劃經濟，因而使我們失去農民小生産者的擁護。這是一種極危險的‘左’的偏向，我們必須嚴格地加以防止。”修改後的提綱草案經毛澤東審閱過，但末形成正式文件。

    12月1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中原局電，同意立即成立中原臨時人民政府。

    12月14日 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指出：馬列主義是我們黨的理論基礎，但我們黨在提高理論修養方面是有缺點的。“就整個黨來説，我們是不是個有馬列主義理論的黨呢?是的，是有理論的，而且從來就是在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黨。黨中央、毛主席的馬列主義修養，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們多數人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缺點。我們要提高黨的幹部的理論水平，使各方面比較負責的幹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一定要做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們辦馬列學院的目的。馬列學院辦起來，就是要使一些負責幹部有時間、有機會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多或少具有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中國黨有三百多萬黨員，面臨的情況複雜，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況更複雜，沒有高深理論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現在中央提出一個任務，要提高黨的幹部的理論水平，不久即將發出指示。開辦馬列學院也是提高黨的理論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將來還要以馬列學院為中心，在全黨學習中起指導作用，依靠馬列學院去使全黨理論水平有所提高。”講話強調：“現在中國革命勝利了，不讀書，可不成。以前在山頭上，事情還簡單，下了山，進了城，問題複雜了，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艱難了。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後，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唐太宗曾與魏徵爭論過一個問題：創業難呢，還是守成難呢?歷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能守任，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所以現在採取許多辦法，如在黨內反對地主富農思想，反對資本主義意識，進行批評、鬥爭以至處分、撤職等等，都是為了挽救墮落的幹部。否則，墮落的人會很多，會使革命失敗。因此，不是説勝利了，馬克思的書就不要讀了，恰恰相反，特別是革命勝利了，更要多讀理論書籍，熟悉理論，否則由於環境的複雜，危險更大。”“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主觀與客觀的矛盾總是存在的，要是人們不犯主觀主義，就沒有唯心論了。一萬年後也還會有主觀主義。我們自覺地警戒，就能夠少犯或不犯。但是，如果怕犯教條主義，就不學習了，不進馬列學院了，這也有危險性，這叫做經驗主義。現在黨內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險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呢? 偏在經驗主義方面的多，經驗主義是主要偏向、主要危險。”“毛主席説，馬列主義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習理論，就是為了使這一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所以我們既要有實際經驗，更要有理論知識，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國經驗，又要有外國經驗，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就是跛足的馬克思主義者。教條主義者是跛足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經驗主義者則是爬行的馬克思主義者，看得不遠，迷失方向。所以我們必須學習普遍真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有中國經驗，又有外國經驗，才有實現正確指導的可能。”這個講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

    12月1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電，規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各級幹部的配備基數。

    12月1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合肥、淮南鐵路和淮南煤礦歸華北接收問題致華東局電：請華東局即令華中工委準備接收人員與機構，如人員缺少，可放手從濟南、濰縣及徐州職員工人中抽調大批比較進步的人員進行短期政治訓練，準備將來接收合肥、淮南鐵路及南京、上海、杭州、蘇州、鎮江、南通、蕪湖、無錫、寧波、紹興等地，解決這一嚴重任務。

    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並李卓然：“某刊所載我論態度一文，我並未看過，我不知有此文，望切匆轉載或印刷。”

    12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城市中公共房産問題的決定》。決定作出切實防止對公共房産的佔領、爭奪和任意毀壞等現象的十條規定。其主要內容是：在城市中成立公共房産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與分配該城市中的一切公共房屋。一切公共房産，一律由其接收、登記造冊和保管；一切在鞏固城市中辦公的機關都要實行集中辦公制度，不經當地最高機關批准，不準任何人在家中辦公；所有黨、政、軍、民各系統的工作人員除其家庭原在本城市並有充足理由經本機關負責首長批准者外，都集中住寄宿舍；任何負責的黨員不得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設私人公館；所有公共機關和個人被允許居住公共房屋及以公共房屋辦公者，均須付必要的房租；嚴格禁止一切霸佔、爭奪、移走、拆毀公共房産、傢具、設備的行為等。此外，為了免除城市工作人員各種散漫的現象，及不適合城市工作的各種生活樣式，應適當改變原來在鄉村工作中的若干待遇，如：取消私人馬匹、馬伕、私人勤務員及現行警衛員制度(部隊除外)。不容許城市中的工作人員有不守紀律和貪污腐化現象。

    12月21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大量提拔培養産業工人幹部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正在迅速勝利地發展，全國各大城市及大工業、大運輸業、大商業和銀行、對外貿易等，均已或將要歸人民政府所掌握，我黨必須立即訓練和準備大批接管全國各大城市及大工商業的幹部，否則，決不能應付迅速發展的客觀形勢。據瀋陽、鄭州及其他城市工作的經驗，新提拔的産業工人和職員幹部，懂得工商業技術的幹部，對於接管大城市及大的工商業是很能幹和很積極熱情的，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而農村工作幹部及缺少工商業知識的幹部，則對於接管大城市和大的工商業，就有很多困難。為此，我黨必須從一切解放區的産業工人和職員中，立即訓練、培養和提拔大批的幹部，以便能夠派遣他們和老幹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業，並參加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的培養、訓練和提拔産業工人和職員幹部，已成為目前全黨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務之一。”

    12月22日 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總支代表大會上作關於支部工作的報告。指出機關支部工作應該做的不是一般的行政工作，而是黨的工作、政治工作。把行政工作和黨的工作混淆起來，結果就陷人事務工作，忘掉黨的工作。行政工作和黨的工作在任務上混淆不清，支部任務不明確，組織方式不適宜，這就是支部工作做不好的原因。支部工作沒有別的，就是要使大家思想進步，工作能力增強，文化程度、理論水平提高，更團結，工作做得更好，把錯誤搞掉。這些做好了，支部工作也就是做好了。機關黨的支部工作任務就是要提高生産力，為提高工作效率而奮鬥。

    12月24日 在全國軍工會議上講話。指出兵工同志對人民解放戰爭是有貢獻的，武器彈藥的生産是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中央估計一年左右從根本上打垮國民黨。將來我們還得建設國防工業，要有國防軍，武器還要造，要正規搞。將來全國大工業到手，仗打完了，要建設新的工業。在接收城市、工廠時我們要注意學習，不能擺老資格。我們的老資格是山溝的老資格，搞工廠、銀行、郵局還不是老資格。管理大工廠、大企業等，人家是老資格，我們要做學生，要學習。程度低沒有關係，只怕自己不承認低，自己用心學習進步就快，危險的是不承認低、驕傲、不願意向別人學習。 12月25日 在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上作關於新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主要講四個問題：一、問題的提出是否過早? 二、新中國經濟的性質。三、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四、合作社問題。報告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後，我們力求發展的方向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中，同資産階級的鬥爭最好採取不流血的、逐漸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國資産階級的軟弱及世界社會主義的包圍，爭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和平地消滅資産階級是可能的。要防止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但過早地採取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要犯“左”傾錯誤。應允許資産階級在一定限度內賺一些錢，這就是無産階級拿出一部分勝利品來贖買資産階級。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 就是要在無産階級領導的國家的適當條件下監督資本家，使資本家為國家服務的制度。商業上也可考慮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對外國人在中國的礦山、工廠也可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通過頒布法律使之接受監督。報告闡述了合作社在國民經濟建設中以及在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指出：“沒有合作社，無産階級就不能在經濟上領導農民，不能實現無産階級與農民的聯合，這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是一個帶決定性問題。”“新中國的國家經濟是無産階級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勞動人民的集體經濟，它與國家經濟相結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國家經濟而沒有合作社，國家經濟就無所作為；只有合作社而沒有國家經濟，合作社就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無産階級有了政權，有了大工業，還要有合作社，才有社會主義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