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為中共中央轉發西北局關於邠縣地區在徵糧、配合剿匪、肅特、反霸鬥爭中有擴大打擊、亂鬥、亂打人現象的通報起草批語，要求各中央局、分局並各省委嚴格注意防止或糾正這類錯誤。
1月5日 致信高崗：“你寄來蘇聯同志起草的農村合作社標準(標準二字較模範二字為好)章程及東北合作總社章程我大體看了一下。章程草稿是完備的，但須按中國實際情形加以增減和改造，又有許多名詞亦須斟酌改變，你們如能加以研究並改造，可能成為一個有用的文件。又東北如有蘇聯合作專家，最好能請他們首先幫助我們辦好一個城市合作社、一個縣的合作社和一個鄉的合作社，如此創造經驗並帶領訓練幹部，即可逐步辦好所有的合作社。”
1月6日——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決議。八日，劉少奇在會上發言，提出要學會管理城市。他説：現在許多地方搞得不好，應當訓練大批工人運動的幹部，甚至舉辦像抗大那樣的學校，對他們進行系統的教育和宣傳，以及各項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們手了，如何管理、領導? 各中央局的同志要親自動手，培養訓練幹部。在鄉村靠貧雇農，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無産階級聯合一切居民。關於生産和經營的統一管理問題，由於中國太大，中央只能著重于統一計劃，統一領導，要由地方來管理和經營；有些可能統一經營的，管理也要由地方去做。因此，在政府部門應有各項工作的計劃和有管理經營的機構。還説：商業很重要，它刺激生産，也可打擊生産，我們不讓私商操縱國民經濟，那我們就要操縱起來才行，特別是工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要搞好。此外還談了區、街政府等城市工作問題，強調不要把農村的工作方法搬到城市裏來。
1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中國共産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1月1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接收官僚資本企業致天津市委並告北平市委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電：“(一)天津解放後，你們派人去接收官僚資本企業，必須嚴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亂企業組織的原來的機構。對於接收來的工廠、礦山、鐵路、郵政、電報及銀行等，如果原來的廠長、礦長、局長及工程師和其他職員沒有逃跑，並願意繼續服務者，只要不是破壞分子，應令其擔負原來的職務，繼續工作，軍管會只派軍事代表去監督其工作，而不應派人去代替他們當廠長、局長、監工等。如果某個企業的主要負責人逃跑，即從本企業職工中提拔適當的人員代理。除非是無法提拔或我們派去的人完全是該企業的內行，能夠無困難地管理該企業時，才任命他們直接負責該企業的管理。對於企業中的各種組織及制度，亦應照舊保持，不應任意改革及宣佈廢除，舊的實際工資標準和等級及實行多年的獎勵制度、勞動保險制度等，亦應照舊，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訂。舊制度中有一部分須要加以改良者，亦須等到後來詳細研究後，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訂辦法，絕不是草率擬定辦法或用老解放區企業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們的接收人員才能保持主動，否則，他們將立即陷於被動。(二)我們派到各企業中的軍事代表(即接收人員)，對於大企業除派一個負責的總代表外，並可在各工作部門 (十分必要時可在各車間)、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總代表的指揮，並可設立監督部或政治部。”“(三)對於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機構，如國民黨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及其各級政府機構，是應該徹底加以破壞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們必須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機構來進行統治，在舊的政治機關服務的人員亦只能在經過改造後分別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經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則，就要犯原則的錯誤。但是對於舊的統治階級所組織的企業機構、生産機構，在打倒舊的主人換成新的主人之後，則不應加以破壞，而應加以保持，然後依照革命階級科學準備的水準逐漸地加以改良即可。”
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
1月17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對彭德懷向第一野戰軍中共代表會議的報告的批復意見：“對時局問題請以新華社元旦獻辭、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聲明為基礎加以解釋。”
1月1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北局電：華北局擴大會議，中央不準備派人參加，中央一月會議的決議即由薄一波傳達，並望根據中央決議討論與佈置華北一九四九年工作。
1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工資問題復北平市委電：“關於工資問題，同意你們與各企業職工共同商討決定的各項標準，迅速發給，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緒 。”“關於鐵路工人與一部分礦工的年終雙薪及鐵路工人冬季一噸煤的煤票，亦必須按舊規完全承認，不應有任何動搖，並須盡可能發給。”“如果你們照舊規發給年終雙薪及煤票確有困難不能不全部或一部欠發時，則須向職工普遍地進行解釋，説明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難，請求工人諒解，允許我們欠發一部或全部。欠發的時間亦須説明。即答應在平津戰役結束秩序恢復後即補發，或在政府困難減少有辦法時即補發，或在戰爭大體結束時再補發，由你們依據情況決定。但在説明時，必須承認工人這些特殊待遇是應該照發的，而不要使工人感覺人民政府有取消這些待遇的意圖，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
1月21日 蔣介石以“因故不能視事”宣告“引退”，其“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但蔣介石在浙江奉化故里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秘密指揮部隊。
1月2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華東軍區宣傳部電：“部隊南進所應發表之一般的政治文告及標語口號，屆時當由中央發出，現在尚不能擬定。解放軍南進對城市及鄉村人民的約法，請華野前委根據江南情形擬定，報告中央批准。你們對江南的宣傳品均須經華東局及總前委審查後，才準印刷，不得亂印。”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中原局電：同意召集中原工人代表大會，成立中原總工會。
1月2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天津市稅收及房租等問題致天津市委電：天津市舊有各種稅收，原則上應一律暫時照舊徵收，以便使市政府能有自己的經費，這對人心的安定，秩序的恢復亦有幫助。各種稅收及稅率、稅則的改革，除少數苛捐雜稅急需停止或改革者外，一般可待二三個月調查研究清楚後再來實行改革不遲。不要提出或暗示分配房屋或減低房租的口號，相反應表示房客應該照舊交納房租。為了救濟失業工人及貧民，可經過商會或在某種稅收內附加若干，徵收一二次救濟捐。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平律戰役勝利結束。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伊·米高揚受斯大林委託飛抵石家莊，隨即轉乘汽車到達西柏坡。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同他會見。此後，他們同米高揚進行了多次會談。二月七日，米高揚離西柏坡回國。
2月1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外商銀行在中國經營的處理問題復天津市委電：“可以接見外商銀行代表，並可通知他們：軍管會及人民政府並未通知外商銀行停業。他們在人民政府法律範圍內，可以繼續營業。並令他們向政府報告他們的資産及其所經營的業務和帳目與國籍等，以憑核辦。並可派人到各銀行去檢查他們的帳目、庫存及資産等情況，待情況清楚後，再作決定處理，目前不要向他們表示任何不成熟的意見。”
2月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電：照原計劃召開中原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中原人民政府，將來長江流域解放後再來重新劃分行政區域，那時可將中原人民政府改為河南省政府。豫北部分，暫時亦仍歸華北，不要劃歸河南。華中局的組成及成分，待七屆二中全會時確定。
2月7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聶榮臻、薄一波並華北局電：“同意華北局機構從現在起即有秩序地遷到北平辦公。”
2月9日 為即將召開的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題詞：“解放婦女，發揚婦女的積極性，是建設新中國的必要條件。”
2月1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改革學校教育問題復天津市委電：“(一)平津的學校教育是需要加以改革的。你們所提改革天津國立學校的計劃，大體上也是好的。但我們懷疑立即進行這種改革的群眾基礎，即是否絕大多數的學生和教職員都擁護這種合併和改革，而不會引起某種反抗或誤會或不諒解，以致給予特務分子以鼓動群眾的機會，妨害事業的進行。我們認為你們在群眾中的準備工作是不夠的，目前你們應積極在學生及教職員群眾中進行這種改革的準備工作，並將準備的情況和程度報告中央，以便中央有根據來下決心進行這種改革和合併。如果這種準備不夠，缺乏改革的充分的群眾基礎，則寧願將改革與合併的時間推遲，以便你們進行準備”。“(二)所有各大學中學的校長和教職員，均須從平津各學校原有人員中選擇調整，由適當機關加以任命，無法由外面派人去接辦。在原有人員中為大多數群眾所反對者及堅決的反動分子，必須撤換，新任命的負責人員亦必須是忠實願意執行我們的教育方針，併為大多數學生和教職員所贊成者。”“(三)你們所提限制私立中學的學費及由政府接辦私立學校的意見是錯誤的，不可採用。對私立中學，你們可只要求他們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取消一些應該取消的課程而外，不要去加以干涉，應讓他們繼續辦下去。”“(四)關於學生公費制，同意你們所提意見，經過群眾討論，組織評議委員會具體審查決定，通過群眾大多數的贊成後，加以改革。”
2月16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對外貿易的決定。決定指出：“由於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許多外國的商業機關和國民黨地區的商業機關都要求和我們進行貿易，而我們為了迅速恢復與發展新中國的國民經濟，亦需要進行這種貿易。因此，我們應該立即開始進行新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央特作如下各項決定：(一)向華北人民政府提議：立即在天津設立對外貿易局，統一管理華北一切對外貿易事宜。(二)對外貿易應由國家經營和管制。目前國家尚不能經營的某些貿易，以及由私人經營無害或害處不大的某些貿易，應該在國家管制之下允許私人經營。(三)應該允許那些願意和新中國進行貿易並願意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外國的商業機關派遣代表或指定其代理人來和我方接洽，並允許這些代表在指定的地點設立辦事處。(四)在可能與必要的條件下，對外貿易局得向外國派遣商務代表並在外國設立商務機關。(五)對外貿易局在了解對外貿易有關的各方面的情況以後，須制定適當的對外貿易的政策和計劃，送交中央審查批准。(六)為了進行對外貿易，必須宣佈中外船隻進口、沿海沿江中外船隻停泊及其卸貨裝貨的辦法，碼頭租借使用的辦法，海關報關納稅及檢查的辦法，管理外匯及結匯的辦法，以及違反這些辦法和走私漏稅的處罰辦法等。(七)為了進行對外貿易，應和某些通商的外國口岸，建立郵電關係。(八)為了進行對外貿易所需之外匯，規定匯率及進行結匯、押匯和買賣外匯等業務，應由國家銀行經理，其他銀行不得經營外匯及買賣外匯。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北局、彭真、葉劍英、黃克誠、黃敬並林彪、羅榮桓並告東北局電：“醜銑中央對外貿易指示即發給你們。在這個一般指示之下，我們對外貿易的基本方針，應該是凡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所需要的貨物，我們當儘量向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出口，凡是蘇聯及新民主國家能供給我們的貨物，我們當儘量從蘇聯及新民主國家進口，只有蘇聯及新民主國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給的貨物，我們才向各資本主義國家出口或進口。根據這個方針，望華北局及彭、葉、黃、黃立即派可靠人員向蘇聯商業機關接洽，和他們討論我們與他們進行貿易的有關各項問題，並將我們對外貿易的各項政策告知他們，以便首先了解我們與蘇聯及東歐各國進行貿易的可能性，然後決定我們對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的範圍。”“為了我們經濟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業機關進行某些臨時性的貿易，是可以允許的。如有人和你們接洽中日貿易問題，可以試談。”
2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開灤煤礦管理問題致華北局並天津市委及滕代遠電：“開灤這樣大的帶壟斷性的煤炭生産和經營，政府必須在可能條件下設法加以管制 。”“在目前對礦局所提三項辦法，首先應設法增加車輛運煤，以爭取出口，此事望與鐵道部方面商量解決。在將來運輸上如有辦法，政府即應把煤的出口和買賣，設法在毫無困難的情況下控制到自己手中來，以便增加政府經濟鬥爭的武器。那時政府即可從礦局購煤出口及分售給各工廠。在目前，政府應以合適的價格購買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鐵路工廠的供給，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礦生産不致停滯。至於暫減産量的辦法，則應力求避免，因為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業，並將使工人內部分裂。如我們批准減産，工人即將反對我們，礦局在此是有一些陰謀的，望你們注意。如存煤實在銷不出去，車輛增加又實無辦法，礦局維持又實在困難時，我們即應和工人職員(可組織開灤煤礦職工代表會)切實商量，要工人職員提出辦法維持。那時工人會寧願暫時欠發一部分工資，而不願減産的。工人並可能提出其他可實行的辦法 (如發煤代替工資)來維持。”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並華北局、總前委、北平市委電：“關於對外貿易問題，中央醜銑電已有原則指示，望你們即加以系統研究，並找以前經營出進口貿易的商人及其他有關人員詳細詢問，以便了解情況，提出辦法，去進行以後的對外貿易。”“關於銀錢業工會，你們應即進行組織，成立津市銀錢業職工會。”“並在此職工會中，進行適當的改善生活的工作，和進行普遍的政治教育，爭取銀錢業職工靠攏我們，即可完全了解情況，協助政府監督銀錢業的營業。”“關於外匯問題，目前即由人民銀行經理，確有困難。在國家銀行沒有辦法經營外匯以前，可以指定一家或幾傢俬人銀行在國家監督之下代為經營。望你們立即進行調查並與若干銀行試行談判，將結果電告。”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同意你們發行生産建設有獎公債一萬億。但其目的應真正地以之投資生産，不應以之彌補財政赤字。又分三年償還，似乎期限亦過短，是否可稍延長償還之期，使其對於事業真有所幫助。又東北城市中尚有不少富人及房租地皮等收入相當大的人，這種公債亦可作為吸收他們財富的方法之一。”
就催促迅速處理英輪“湖南”號到塘沽事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電：應允許該輪立即卸貨裝貨出口。“因現在英國商人、美國商人及上海商人和輪船業 (可能還有日本商人來) 正互相競爭與我進行貿易，這種情況對我有利，我們必須善於利用，不要給英國輪船(第一艘到津者)以不必要的過多留難。”
2月2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彭真等電：同意你們在軍管會下組織電影審查委員會，並以沙可夫為主任及以下委員共九人組成之。電影界民主人士應儘量吸收其參加。“但在目前，我們自己電影甚少，故審查禁放標準，必須從寬，不要把有點小毛病或無大害處的影片禁止，第一步只把明顯反動的，即反人民民主事業的一部分影片禁止就行了。其餘只是在思想上落後的影片，可待將來影片出産較多，能代替它們時再去禁止。”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東北局電：“同意你們對偽滿大漢奸王荊山之處理意見。將王逮捕法辦，其本人財産全部沒收。但我們估計在東北如王荊山這類需要沒收財産並加逮捕法辦的漢奸及官僚資本家，一定還有一些。望你們令各地秘密調查，蒐集確實證據和罪狀，將名單報告中央批准後，宣佈同時沒收或加逮捕，而不要無準備無計劃地一個一個地去逮捕沒收，以免混亂及打草驚蛇。”
2月2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改革舊稅制復北平市委電：“同意你們即按偽政府時代之稅目稅率暫行開徵各稅，對偽金元券與人民券折合辦法亦同意。但偽政府之稅目稅率必須改革，收稅辦法及收稅人員和收稅機關的組織，亦必須改革，不改革，而長期因襲下去，則是錯誤的。但這種改革必須是有準備地、逐步地進行。因此，你們一面照舊收稅，同時必須努力研究和準備舊稅制的改革，而不可忽視這種改革。”
2月27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彭真、葉劍英、趙振聲並華北局電：同意北平徵稅“由原徵收機關進行，徵稅時必須由軍管會派充分軍事代表監督徵收。市政府財政局並須儘快建立自己的徵收機關，以便將原來徵收機關加以改組”。
就中小學的收費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復彭真、葉劍英、趙振聲並華北局、天津市委電：同意“北平市公立與私立的中學和小學，仍應大體照過去一樣收費。私立學校收費重者亦不要去限制。但公立學校對於貧苦勞動人民家庭的子弟出不起學費者可以免費”。“應普遍向教職員及學生説明目前軍事時期政府財政經濟上的困難情形，及軍隊與政府工作人員艱苦奮鬥的情形，號召他們為政府節省經費。市政府教育局應特別注意在工人區域辦理中小學校，以便普遍教育工人子弟。”
3月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華北局電：“華北大學寅初畢業的一千三百多學員，不應該分配他們到各區黨委及石、保、張諸城市的實際工作中去，而主要地應分配他們到各種學校及訓練班中去，擔負教育參加我們工作的大批知識分子及舊職員與工人的工作，和隨軍南下到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去組織華大式的學校，招收南方大批學生及舊職員，照華大一樣加以訓練。就是説，凡適宜充當教員及班長隊長與支部等工作者，一律派遣他們去作教育工作，而不適宜作這些工作者，或個別作其他工作有特殊作用者，方可派他們作其他工作。因為目前大革命高潮，參加我黨我軍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及舊職員，將有數萬至數十萬人，而對他們必須給以如華北大學那樣的初步的政治教育，因此必須準備進行這種教育工作的幹部，華大畢業學生即大部可作為這種幹部。”
3月5日——13日 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當選為主席團成員。會議著重討論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産建設為中心的問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十二日，劉少奇在會上發言，指出：“今後全黨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並圍繞城市工作講了幾個問題：“(一)要有城鄉一體的觀點。過去我們只有鄉村，現在加上城市，就是説，加上了大工業、國營企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城鄉關係等等新問題。我們要以城市工作為重心來領導全黨工作，就要想到、照顧到這種種問題 ,‘單打一’的做法必須改變，否則就要犯錯誤。”(二)城市的接管問題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私人企業的復工問題，另一個是企業接收後迅速安排，交給適當機關去經營，以便進行正常的生産。“接收後的城市管理問題，現尚未基本解決。二中全會後，大家應努力學習解決。接收得好，還要管理得好，還要改造。有些舊的東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東西要生長起來。把城市建設起來，生産發展起來，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與農民接近起來了。”“(三)依靠工人，發展生産。在管理城市問題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誰、做什麼的問題，毛主席的答覆是依靠工人，發展生産。工人是必須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最可靠的。這是一般説的。具體地説，則還有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工作，使工人階級完全可靠。如我們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我們黨過去同工人很有聯絡，但後來被迫轉入鄉村。國民黨在工人中活動了這麼多年，散佈了影響，工人內部也複雜起來了；而我們與工人的聯絡減弱了，我們的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在內)對工人工作生疏了，對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須努力學習，時刻注意毛主席關於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強工人工作，使工人成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辦法有三：盡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過低；深入廣泛地教育工人；組織工人。”“總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緒提高了；加強教育，工人的覺悟提高了；組織工人，工人團結起來了，就有了力量。這樣，我們就能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産，撐我們的腰。於是，共産黨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産黨，相互依靠，我們與工人群眾就結合起來了。” 這個講話編入 《劉少奇選集》時，題為《關於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
3月8日 根據東北航空學校校長劉亞樓的建議，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約見東北航空學校副校長常乾坤、副政治委員王弼，聽取他們關於培養航空技術人才情況的彙報，醞釀創建人民空軍。
3月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儘量收錄知識青年入我所辦學校致華北局並北平、天津市委電：你們應即令華北大學、人民革命大學、軍大對於來投考的學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錄，不得拒絕，並且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藉口沒有房子及經費而大批拒絕收錄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你們並應令財政部發給上述各大學充足的經費，不得吝嗇。房屋問題由各大學自己到鄉村及各縣去設立分校，即可解決，不要一律擠在北平。你們並應分送一批(數千人)學生給陜北、晉綏，這些學生即由陜北、晉綏派來之招生人員帶回去訓練。你們並可分送每個區黨委學生數百人”。
就海關進出口稅則問題復華北局並薄一波電：“同意根據一九三四年稅則加以修改後實行”。“但甲項免稅進口之工業原料、機器材料，日用必需品等，凡我區不能自製者除特殊必須的若干貨物外，亦應徵稅進口，因這對於國營企業並無妨礙，而于私人企業，則有某種限製作用。又統銷貨物，亦應徵稅，但可用計帳辦法”。“彭、時、趙提議北平酒的專制，我們認為是必要的，天津、唐山、張家口等大城市亦應照樣實行。”
就處理接收企業物資問題復華北局電：“同意你們將平津並加張、唐等城市所接收之企業物資迅速地適當地分配給各適當機關接管經營。並同意以楊秀峰、戎子和、宋乃德、宋劭文、張友漁、胡景雲、徐冰等七人組織一個委員會，以楊秀峰為主任來處理。”
3月2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對舊職員的處理原則復北平市委並華北局、天津市委電：“你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處理，必須首先區別國民黨的企業機關與政治機關的不同性質，而採取不同的辦法。(一)對於企業機關的舊職員，在原封不動地接收以後，一俟生産恢復，秩序安定，就要著手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設法清除那些堅決的反動分子，劣跡昭著為大多數群眾所反對的分子及沒有能力、倚仗親朋勢力在企業中領取幹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術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國民黨負責人而佔駐高級位置，領取高薪，則應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術較高，能力較好，但因與國民黨負責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顯明地降低，則應適當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這種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應如此處理。只有如此處理後，才能使企業內部安定團結，進行生産。因此，在企業中實行原職原薪，不是絕對的，一有可能，群眾條件一經成熟，就必須進行這種改革。”“(二)對於國民黨行政、司法、軍事、警察等機關的舊職員，則須要採取另外的改造辦法，也可以採取更急進的辦法。因為除掉少數市政上公用機關、衛生機關等等外，我們一般地不依靠他們來進行工作，更不依靠他們原來的機構，而要加以打亂，不打亂是錯誤的。因此，你們對於這些舊職員除少數必須留用者外，原則上應一般地集中訓練，有些年老或資格太高，不能進普通訓練班者，則組織特別訓練班。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學或華大、軍大，但對於這些人的訓練班須由華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別創辦，不宜進華大、軍大或人民大學。訓練後除必要者可回本機關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員亦不應回到原來機關工作，而應根據我們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機關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張幾個城市對調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縣去工作，以便分散他們。暫時用不了的人員，則令他們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間發給必須的生活費。對反動分子，劣跡昭著者及其他無能的不可用的人員，則開除之。”
3月23日 上午，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乘汽車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當晚，住河北唐縣淑閭村。
3月24日 中午，到達中共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在省委機關午餐後，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聽取河北省委書記林鐵的工作彙報。下午，到達涿縣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二軍軍部駐地。當晚，接見專程從北平趕來的葉劍英、滕代遠等，並商議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機關進入北平的行動安排。
3月25日 晨，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乘火車到達北平清華園火車站。上午，在頤和園休息。下午，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在西苑機場同前來歡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見面，並參加閱兵儀式。當晚，住進香山來青軒。
3月28日起 聽取中共北平市委召集的文化接管委員會、物資接管委員會、各區委書記及工會幹部的工作彙報。
3月29日 在中共北平市委召開的物資接管彙報會上講話。在談到工業品貴的問題時説，工業品貴並不奇怪，貴了我們可以做買賣，正合乎發展工業的方針，問題是不要過剩。工商局要進行工商業登記，調查有多少生産單位，各有多少産量，弄個清楚，是否會生産過剩。在談到發展合作社和有計劃進行機關生産等問題時指出，可以搞貨棧作為城鄉聯絡、工業農業交流的落腳點，房子不夠，由公家撥給。把各省的會館改為農民招待所，招待入城農民。機關要分地種菜、喂豬、開粉條豆腐作坊，其次要搞手工業生産，先搞機關消費的，由市政府工商局計劃一下，把生産工具與生産對象適當配備，開一個會議用自報公儀辦法商討進行。
3月31日 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接見並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歡送他們“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4月1日 由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組成的中共代表團，與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組成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開始舉行和平談判。經雙方多次交換意見、多方協商後，中共代表團于四月十五日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送交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並限國民黨政府在四月二十日前就協定表明態度。
對中共北平市委作工作指示。指出：北平接管階段的工作已經過去，秩序大體安定下來。目前的任務，必須繼續肅清封建殘余，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北平，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産。只要生産有了進步，各方面就都會有進步。北平的文化建設事業也應該有發展生産的觀點，要能夠在五年十年之後為提高生産而服務。為了生産，就要組織工人、農民，必須把大部力量放在組織工會、組織農民的工作上，這就是全體人員的中心工作。機關生産也應該立即進行。
4月3日 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指出：北平解放到現在，已經兩個月了，接收工作大體上已經結束。北平的秩序大體已經恢復，應進行的一些工作，已經可以開始進行。目前有以下幾件事情需要迅速解決：(一)學校問題。公立學校：原有的盡可能辦下去，不能辦的就合併，能辦與不能辦決定於有無經費。私立學校：凡私人能出錢辦學校者，只要不違反我們的教育方針，我們一概歡迎。有的學校，政府少貼一部分也可以；還有的學校，學費很高，但學生願意出，我們也不反對，這樣使大家都有書讀，有學校住，問題就少一些。至於學制問題、課程問題，目前完全實行改革不可能，大體上可照過去辦法辦。(二)對資本家的問題。有些資本家不安心，應想法使之安心生産。我們可以宣佈既定方針，保障資本家的合法利潤，禁止非法盈利。我們還應考慮哪些生産不妥當，要加以節制；哪些生産需要發展，加以幫助。在勞資問題上，應向資本家和工人宣佈，在可能範圍內適當改善工人待遇，但我們要反對過高的要求，反對把工廠分散，我們可説服資本家滿足工人的正當要求。(三)房子問題。私人房屋，我們明確宣佈除官僚的房産外，私人的不加沒收，不準侵犯，私人房權政府保障。至於房租是否要減，我想我們也可宣佈，不開展減房租運動。採取房主與房客自由商議的辦法解決。如果遇有爭執，可請政府調解。保障私人房産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如果不這樣辦，會使人們不出租房子，不修建房子，這對人民是不利的。(四)金融物價問題。目前物價還有小小波動，應告訴人民這種波動是很難免的，待一時期會進一步平穩。物價問題關係一切工作，我們要很好去做。我們應該恢復進出口貿易，規定一些出口人口的辦法，安定人心。我們還要把城鄉關係搞好，使城鄉貨物交流，力求暢通。我們可以動員區、村幹部蒐集出口的東西，城市過多的東西可流向農村去，使物資迅速地週轉起來。講話還指出：北平工作千頭萬緒，我們必須抓住中心工作。二中全會指出，城市工作必須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産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産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同時即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産事業。北平要執行這一路線，把城市管理好。今天我們主要的鬥爭對象還不是一般的資本家，而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許多地方把勞資關係搞得很緊張，這實際上幫助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發展生産，是北平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同時，沒有北平千萬的工人和群眾與我們團結一致，則北平工作不易辦好。目前北平的群眾工作，首先應是工人工作，工會工作。工會工作大體可分為三項：一是要適當地解決工人的要求。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當的、可能解決的、當前的切身要求，工會應該負責地和工廠商量加以解決。二是工會的組織工作。三是工人的教育工作。只有把上述三項工作辦好，工會才有可能有效地動員工人，組織勞動競賽，提高勞動效率，減少成本，才能使工人對工廠真正負起責任，才會積極起來參加工廠管理，才會感到自己是主人，否則的話就不好辦事。
4月4日 與毛澤東、朱德等接見出席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並就城市工作中婦女工作怎樣做的問題講了話。指出：城市工作就是把城市群眾組織起來，教育好並且保護他們的利益。這需要各方面的幫助，黨的機關、人民政府、青年團體、婦女團體，都要一起把工作做好，並且要以工會工作為中心。工會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也就可做好了。工會工作搞好了，女工工作和工人家屬工作也就搞好了。女工工作要放在工會裏做，在工會的領導下進行。婦女有很多特殊困難，應多辦些託兒所和兒童保育事業，使更多的婦女能到社會上來工作。還應大批訓練助産人員，做到使每個村都有一個助産人員，一個縣有一個醫院，遇到難産就好解決。
4月10日 為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受中共中央委託，到天津視察和指導工作。並擬訂了《天津工作問題》的調查提綱。
4月11日 上午，視察國營天津棉紡織一廠、天津自行車廠。下午，聽取黃克誠、黃敬等的工作彙報。當彙報到不少來自農村的幹部不能適應城市工作時，説：要教育我們的幹部，儘快適應環境，學會管理城市，否則就誤事了。當談到天津接收工作時，説：我們接收城市只是工作的開始，今後的任務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將城市的生産恢復起來、發展起來，把消費城市變為生産城市，人民政權才能鞏固。當談到城鄉貿易關係時，説：我們對城鄉關係不要單純恢復舊的，而要有所改進。並建議多想辦法打通渠道。當談到私營工廠勞資關繫緊張時，説：根據今天中國情況，勞資雙方不能鬥爭太激烈，勞資雙方今後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問題。今天工作組亂解決問題，等於農村亂打亂殺，同樣地違反政策，而且亂得很快，我們要抓緊糾正。
4月12日 上午，視察天津造紙總廠。下午，聽取天津市工商局、糧食局負責同志的工作彙報。在講話中指出：要建立我們自己的工商局機構。它的任務是登記、統計及對商標和市場進行行政管理。對私營大企業不必派員監督駐廠，不應過多干涉，如有搗亂，將來有勞動局來管。對私人小工廠的工資，也不要替人家定，由勞資雙方各定一個標準，然後聽取雙方意見來批准。原料、糧食和供應用煤都應該按照“有飯大家吃”的原則來分配，視工業性質來定供應等級，而不是以“公”和“私”為標準來分供應等級，要公私兼顧。對稅收政策要研究，出現把字號改合作社、大商店改小買賣等情況，大多是因為稅收有問題，批發商不能一律不準。搞營業登記的目的主要應是為了統計、調查研究、産生政策，限制投機只是目的之一。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廣泛設立交易所，並建立交易所繫統，由國家辦，代替過去的牙行。天津市通過交易所加強紗布管理、平抑物價、反對投機，是個好經驗。
4月13日 上午，視察中央電工器材廠。 下午聽取有關市場、糧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工作彙報。
4月14日 上午，視察天津汽車制配廠。
4月15日 聽取天津市對外貿易、海關和銀行工作的彙報。
4月16日 聽取天津市工業處的工作彙報並講話，指出：工廠經營問題，還是應利用貿易公司，由生産部門的公司來管。任何一個新東西還未建立起來以前，原有的不能停止。購買與收購大批貨物須先與貿易公司商量。成品先通知一個什麼機關，由該機關通知各公營企業儘先購買，余者再到市場上出售。
聽取天津市公用局的工作彙報並講話，指出：應取消法商電力公司電價高於東北電力公司百分之二十的特權。汽油應由國家專買。國家應在碼頭辦運輸公司，取消工頭的壓迫和剝削。國家辦運輸公司可以與工會合辦，運費可降低，公司抽錢可買汽車、辦福利事業等，另一部分歸國家。要組織運輸工人工會或苦力工人工會，包括三輪車夫、糞夫、雇農等，以碼頭工人為核心。將來組織碼頭工人學校，訓練大批幹部，可到上海、漢口去工作。
4月17日 聽取天津市工會工作的彙報。
4月18日 出席中共天津市委員會會議並講話，指出：天津是完整的接收了，很有成績。現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當前任務是如何改造、管理與發展這一城市。管理、改造是為了發展。因此，主要工作是在生産方面。總的路線，二中全會決議已經指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自由資産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産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同時即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産事業。這就是城市工作的總路線、總方針。這裡講的有群眾，有隊伍，有鬥爭對象，是很完整的一個路線。自由資産階級不是鬥爭對象，一般的是團結的對象，爭取的對象。對資産階級也有鬥爭，但重點在團結，如果把它當作鬥爭對象，那就犯路線的錯誤，天津幹部在思想上還不清楚這一點。對自由資産階級如果只有團結沒有鬥爭，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如果只有鬥爭沒有團結，這是“左”傾機會主義，但今天重點是團結。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個重點還不會變。因此，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必須確切執行，這是我們的戰略任務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毛主席説過，我們考慮問題要全面，要照顧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八方就是城鄉關係的城鄉兩方，內外關係的內外兩方，公私關係的公私兩方，勞資關係的勞資兩方。這四面八方都要照顧到，才叫全面照顧。我們一定要熟悉資本家，不熟悉不行。我們黨員不熟悉資本家，怎能代表無産階級? 還指出，天津工作須重新安排，主要應該是工會工作與經濟工作，但首先要搞好工會工作。過去市委不直接解決問題，一切通過區委去解決，那是農村工作方式，城市工作複雜，要明確分工。因此，組織要調整，幹部要重新配備，領導方法要重新考慮。
4月19日 邀請天津市工商業家開座談會，參加的有李燭塵、周叔Ё、宋棐卿、朱繼勝、邊潔清、孫冰如、勞篤文、資耀華、王翰庭等。劉少奇在發言時鼓勵他們辦好廠，多辦廠。指出：你們可以和貿易公司合作，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私營也只有和國營合作才行。談到勞資關係時説：你們可以定廠規，經政府批准，就可以執行了。至於臨時工，有些可變長工，有困難的就不變。
4月20日 在天津市對內對外貿易負責幹部座談會上講話，指出：對內對外貿易對於國計民生影響很大，甚至會起決定影響。它的任務是“發展生産，週轉經濟”。搞不好就會不利於生産，經濟也不得週轉。稅收問題也是這樣。貿易應當服從生産，不是生産服從貿易；稅收也要服從生産，不是生産服從稅收。如果不服從生産而單純追求利潤或收入，就是單純財政觀點，這是我們以前批評過的。貿易、稅收扶助生産發展是大事，相對來説賺多賺少是小事，這就是小道理應當服從大道理，小原則應當服從大原則。生産有公營有私營，現在公私營是共同發展的。週轉經濟的貿易，國營和私營是平行的，不是衝突的。這裡有一個“公私兼顧”的問題。貿易服從生産，包括服從私營生産，如我們在貿易上把私營工廠搞垮，這就是錯誤。記住“發展生産、公私兼顧”兩句話，要貫徹到底，不要違背。生産中有原料、製造和推銷三個環節。國營貿易公司加強起來，如果不顧私營，私營就難以收買原料，所以國營貿易應當和私營的共同分配原料和市場。我們需要和他們結合，同時我們還要主動地避免和他們衝突，要和他們搞經濟聯盟，和他們全面合作。具體辦法就是和他們劃分原料和市場。但是他們也有可能故意和我們競爭，果然如此，我們應當先告訴他們，不要這樣，如真要競爭，他們吃虧了就不要怪我們。關於豬鬃統銷，資本家們認為太早了些。過早了，私人到鄉村採購的積極性就不高。我覺得他們説的有道理，我們可以讓他們去做。你們貿易方面，以後一定要把公私兼顧的原則貫徹到各方面去。
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上簽字。
4月21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從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第二、第三野戰軍在西起江西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蘇江陰，長達五百餘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徹底摧毀國民黨軍苦心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
參觀天津市私營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毛紡織廠，並對職工代表講話，闡明中共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以及社會發展規律和前途。
4月22日 聽取天津市軍管會接管部摩托接管處、電訊接管處及冀北電力總公司天津分公司等部門的工作彙報。
4月23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滅亡。
視察仁立毛呢廠。
4月24日 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今後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謂管好，就是要把天津可能與必須改造的加以改造，並加以發展。管理、改造、發展天津，把消費的城市變為生産的城市，變為新的、生産的、人民的天津。為了今後把天津管好，把關係搞好，使生産得到發展，我們要進行以下工作：(一)必須切實地組織好對外貿易。這是至關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要爭取出口。應出口的盡可能出口，不應出口的要限制出口。為了發展生産必需進口的，應盡可能進口，凡不必需的東西，儘量不進口。(二)必須切實地、迅速地溝通城鄉關係。城鄉物資週轉宜靈活，過去是斷了，今後要改善這種狀況，使城市工業品與鄉村農産品相互交換的關係發達起來，靈活起來。在這方面又要與資本家商人合作。還應組織交易市場，組織農民物資交易所。這樣就活躍起來了，從而刺激了生産，東西也多起來了。(三)必須貫徹公私兼顧政策。我們黨、政府、貿易局、公營工廠，必須主動地聯合資本家，主動地同他們合作。(四)必須貫徹勞資兩利的政策。必須號召工人做到勞資兩利，使資本家有利可圖，應該規定一個勞資關係的處理辦法，由軍管會規定並宣佈執行。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今天還不能廢除。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若干發展是進步的，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於中國是有利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在城市裏發展生産，第一是發展公營企業的生産，第二是發展私營企業的生産，第三是發展手工業生産。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都要搞好。工會是工人階級群眾性的有紀律的組織，應合理的有系統的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組織好了就會有力量。組織起來以後，還要應用各種方法對工人進行政治教育，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在城市工作中要徹底轉變農村的工作方式，不要用農村的工作方式來管理城市。城市工作的特點是集中領導，區、街一級組織應是市級組織的派出機關，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級機關，市一級的機構還要加強。
4月25日 對天津市國營企業職員講話，指出：“現在的工廠是國家的工廠，人民的工廠，你們是國家在工廠中的組織者。職員，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無産階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是整個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國家依靠工人，同時也依靠職員，特別依靠廠長、工程師和技師。”要把工廠辦好，首先要你們和我們把關係搞好。怎樣跟共産黨搞好關係呢? 首先，要採取老實的態度，承認真理，服從真理，擁護真理，就是實事求是。我們的最高標準，是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一切要服從這個標準，小原則要服從大原則，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這就是原則性。其次，必須搞好跟工人的關係。職員和工人統統是工薪勞動者，雇傭勞動者，雖然一個是腦力勞動，一個是體力勞動，但基本上都是勞動者。因此，職員和工人必須互相團結，否則就不能很好地辦工廠，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國家辦事。你們過去如果有輕視體力勞動的觀點，自以為了不起，今天把這種觀點改正，就可以改善關係。可以先由職員進行自我批評。你們自我批評之後，工人也會自我批評的。兩方面都自我批評，就能夠團結起來了。再次，工廠組織要改變，提高效率，過高過低的工資應該適當調整，冗員和特務、壞分子應該裁汰。這樣一來，有些職員就會失業，我們政府應該想出辦法來，給他們適當的安置。大家要愛護工廠，愛惜公共財物，努力為國家和人民的工廠服務。
為中共中央起草對華東局關於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批示：“中央同意，望即發佈。”指出：“根據平、津經驗，軍管會能很好地接收城市及工廠和資財，但軍管會不能經營企業和工廠。故軍管會在接收後，應迅速將企業、工廠和物資，分別交給各適當的負責的機關管理和經營。”“根據平、津經驗，新解放的城市照舊收稅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但舊的收稅人員，因在群眾中種下很大的惡感，群眾不信任。故由舊人員去收稅，普遍遭到群眾的反對和抵制，後來委任我軍人員任稅收局長，並由我軍人員帶領舊人員去收稅，發給我人民政府稅收局的收條，人民才踴躍交稅。這一經驗，望記取。”“城市解放後，許多房客不交房租，房東亦不敢收房租，因此人心長期不安。軍管會與人民政府對此不應緘默，長期不表示態度，應正式宣佈除官僚資本之房屋應予沒收外，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權應予保障，房客應繼續交納房租，租金多少應由房客與房東議定。有糾紛者應由政府或人民法庭調解仲裁解決之。”“城市解放後，常有許多自發的工人鬥爭。有些工人、店員，在老闆恐慌情緒下，分了店舖和作坊。我們有些區委和支部，亦任意處理勞資糾紛。因此，在城市中常造成若干勞資鬥爭中的無政府狀態，破壞我們的政策。故在城市解放後，應重新發表新華社的‘二七’社論及其他若干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並須規定每個城市的勞資問題及公營工廠中工人與管理機關的爭執問題，均須一律經過市總工會及市政府勞動局審查和處理。”“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企業中，大多有大批冗員及官僚制度，例如工廠中的警衛科、廠警等，工人、職員十分不滿，要求迅速改革。而這些人員和機構，也可以迅速改革。故在確定工廠管理關係後，應即發動工人迅速改革這些制度，以利生産。”
4月26日 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解答問題時指出：我們把工廠裏的職員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因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都是勞動人民，同是勞動階級，不要因為他們較接近於資産階級，在思想上受其影響，就將他們劃成另一個階級，不把他們當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樣就會分裂工人階級，造成基本的原則錯誤。工廠裏的中高級職員，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等，既然都是靠薪金收人生活的，都是雇傭勞動者，因此容許他們加人工會，只有好處沒有害處。
4月28日 出席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並講話，指出：“工人要求得自己的解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長期的奮鬥和努力才能做到的。因為他必須解放全中國其他階級，不然，工人階級就不能解放自己。”中國工人階級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組織農民，和農民聯合在一起。農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一個朋友，第一個同盟軍。小資産階級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二個朋友。而民族資産階級也是我們的朋友，是第三個朋友。這四個階級聯合起來進行革命，隊伍就大了。我們有三個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産階級，而國民黨是集中的代表者。我們必須分清敵友。如果把民族資産階級看成敵人，要打倒資本家，那是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對民族資産階級有鬥爭的一面，有聯合的一面。在政治上要聯合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産階級作鬥爭。在經濟上要聯合他們發展生産，但在聯合當中不能缺少鬥爭。因此只鬥爭不聯合是錯誤的，只聯合不鬥爭也是錯誤的。但以哪個為主呢? 今天來講，重點是聯合不是鬥爭。因此和民族資産階級進行必要的適當的鬥爭，但不能破壞聯合。如果鬥爭到把資産階級消滅，這樣工廠減少了，生産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國不是資本家太多，太發展了，而是太少，太不發展”。“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都發達了幾百年了，而我們才只幾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在講到國營工廠問題時指出：“過去是官僚制度的管理，組織龐大，壓迫工人，這些要加以改良，要有步驟地加以整頓”。但改得太倉促怕會出毛病，因此要非常小心和謹慎。“我想現在可以作兩件事： (一)工廠組織要精簡，過去有些人是多餘的，沒有技術，是親戚朋友拉進來的，應當裁撤。(二)劣跡昭著的(如壓迫過人的反動分子)應當去掉。不要把工廠看成救濟機關，它應當是生産機關，而救濟機關可以另設。但這件工作怎麼作呢? 必須工人、職員團結起來，意見一致，提出意見，由軍事代表、政府領導，把舊的改好，組織起來，以便於生産”。
4月29日 聽取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的工作彙報並講話。關於辦學問題，指出中心問題是私立中學，要想一切辦法使其盡可能繼續維持下去，獎勵私人拿錢辦學校；在大學不一定提教授治校，助教當校長不見得就差；可以提學術自由，這不要伯。關於報紙問題，認為報紙應提出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以人廢言，共産黨不是宗派主義的黨，好的意見、辦法都聽，不閉塞言路。關於文藝問題，指齣電影審查要快，有些無害的可迅速上映，不要怕太寬，只怕太嚴、“左”了；要獎勵舊戲班演新戲，改革舊戲者要獎勵、免稅、或由政府津貼一點，已禁止的一些舊戲要重新審查開禁，目的是讓戲班子有飯吃；只禁個別誨淫的、政治上反革命的，其他可以不管，思想上有問題的不要禁，不能用禁止的辦法來解決思想上的問題。
聽取天津市貿易公司工作情況彙報。在彙報到天津市在糧和布的問題上曾與投機商作過兩次鬥爭，利用物價波動抑制了它時，劉少奇認為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物價波動來打擊投機，把錢賺到我們口袋裏，基本群眾吃了虧，事後可以救濟。反對投機賺的錢，原則上投入工業，那就物價愈波動愈發展生産。還提出，當上層機構和生産發生矛盾時就應改造。可組織幾個獨立的專業公司，管生産，也管貿易，如花紗佈公司管全國的花紗布，糧食部管全國的糧食，煤炭、鹽等等都辦專業公司，以便於發展生産。
聽取華北總工會工作彙報。在談到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化管理問題時指出，工廠生産的原料、製造、推銷等詳細情況必須使全體職工都了解，廠長訂計劃時必須與工會和黨支部的負責人、工廠管理委員會共同制定，計劃必須交工人或代表會討論，制定計劃之後必須向工人作報告、號召執行，這個過程的執行就叫做管理民主化。工會工作者不但要保護工人福利，而且要關心原料、製造、推銷等問題，負責幫助廠長解決問題。在談到要在私營工廠中取消包工頭和讓被開除的工人復工、臨時工轉正式工等問題時説，包工頭問題很複雜，應慢一點取消。為了維持生産，應保障資本家有裁減工人的權利。失業工人可由政府辦失業救濟，按工齡長短分若干級。經費可以由資本家中抽救濟捐，出入口收救濟稅。經費存銀行，誰失業就救濟誰，發半工資，實行社會救濟。臨時工轉正式工應慎重，要與資本家商量，如因此工資增加太多，使工廠關門，不管理由多大，就一切都錯。
5月1日 對路經天津的隨軍南下的東北幹部講話。指出：外來幹部要注意與本地幹部的關係，努力訓練本地幹部使之能代替自己，以便抽身到別處去。不要怕別人代替自己，宗派主義是阻礙新幹部成長的。自己抽不出身，新幹部生長不起來，中國革命無希望。維持城市人民的秩序，特別重要的是維持內部的秩序——外地幹部與本地幹部之間和軍隊裏的秩序。保持優良作風，保持紀律，艱苦奮鬥，自己內部不亂，人民的秩序就易於維持、恢復。還指出，城市工作，一個是接收，一個是管理。接收工作一般是不錯的，全黨還沒有解決的是管理問題。搞好管理要有知識，有學問。我們的幹部知識不夠，要虛心地向工人、資本家、工程師、商人學習，如果不虛心，神氣十足，一定要出亂子。
聽取化工、織染等行業工廠的生産情況彙報。
5月2日 在進出口貿易、染織、皮革、火柴等十多個行業的工商業家代表座談會上講話，指出：目前的主要問題，是恢復與發展生産。政府的方針，就是改善與發展生産，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富強。所謂生産，無非是指工業農業。恢復與發展生産，除了國家的以外，還有私人的。在工業方面，一部分是國家資本，絕大部分是私人資本。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中，近代化的工業生産只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後的農業和小手工業。在百分之十的工業中，一部分是國營的，一部分是私營的。國營和私營企業之間，可能會有競爭、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針，是要使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互相合作配合，減少競爭。政府要發展國營生産，也要發展私人生産，這就是公私兼顧。也許私營生産會超過公營的，但政府並不怕。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發展生産，並不反對哪樣生産發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問題。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長期的，也有暫時的。我們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長期合作。我們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長，使公私兩利。不過這種合作是完全自由的，並不強制。我主張採取這樣的方針，就是：從原料到市場，由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就是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過這應是雙方的，不但我們的貿易公司要公私兼顧，你們也要公私兼顧，顧到國家經濟，顧到國家貿易公司的利潤。你要不照顧它，它便不會照顧你。在講到勞資關係時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勞資兩利，共産黨和人民政府是要真正做到勞資兩利的。因為不這樣，要想把農業國家變為工業國家就不可能。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今天中國資本主義是在年青時代，正是發揮它的歷史作用、積極作用和建立功勞的時候，應趕緊努力，不要錯過。
5月3日 在天津市教育界代表座談會上講話。指出：大學的理科可仍照過去辦下去，文法方面如法律系、政治係基本上要改。中學的經費可適當增加。不論中國人、外國人、資本家，辦私立學校一律歡迎。在談到思想自由問題時認為，思想是無法限制的，所以討論可以自由，可以辯駁。真理不怕駁，馬克思主義已有幾十年遭到各種方面的批駁。如當作學術研究，對共産黨的政策、綱領等都可以研究。如你的對，就服從你。不然，共産黨也是無原則的黨，象國民黨一樣，是要失敗的。經過證明是真理，就相信，如不是真理，即使是共産黨、毛澤東説的，也是錯的。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不要混淆，要分開。如我推翻蔣介石，你組織遊行、出報紙等擁護蔣介石，或假思想自由之名作擁護蔣介石、反共産黨之實，那不行，這就是政治問題。
與華北供銷合作總社及其所屬各地合作社幹部談話。指出：你們現在可以辦三種合作社：一、城市的消費合作社，要有單獨的系統，不要與供銷合作社混同。二、農村的農業供銷合作社，或叫農民供銷合作(以後者為好)。三、手工業供銷合作社。以上三種合作社均應有各自的組織系統和各自的領導機關(運輸合作包括在供銷合作社之內)。它們大體按如下分工：一、消費合作社。現在主要是辦工廠、機關、學校的消費合作社，開始不要辦得多了，市民的消費合作社，有力量也可以辦。消費合作社的業務，要看社員需要什麼，合作社能辦什麼，而且又合算，就可以辦。消費合作社把貨物批發回來賣，也就是集體購買後再賣給社員，它代替商人，避免中間剝削，貨物價錢便宜。這樣，合作社就有很大的平穩物價的作用。二、農民供銷合作社。這種合作社的大量業務是進行商品交換，即工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收購農民的土特産品，供給他們以工業品，不僅供給生産資料如工具等，而且還可擴大供給消費資料。三、手工業供銷合作社。為手工業者收購原料，替他推銷、出口産品。合作總社辦這樣幾件事：一是訓練幹部，訓練各行各業的收購工作幹部，辦合作社大學；一是了解市場情況，通告鄉村；一是在城市中設立機關，幫助推銷，要設立各行的專業合作社，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急需設立經營機關。
給天津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棐卿寫回信，對他四月三十日來信提出擴大生産、增設新廠的發展計劃表示欣慰，“望本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復興指日可待也”。
5月4日 視察天津市容。
5月5日 出席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賀，並作關於工會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就是説要搞好城鄉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內外關係。這‘四面八方’統一觀點，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顧不到，就要犯嚴重的錯誤。比如説如果把資本家搞垮了，如果工資提得過高，資方恐慌，不糾正就要發生錯誤。只照顧資本家，不照顧工人和公家，也是錯誤。所以現在問題複雜，就是因為要照顧‘四面八方’。只利於工人或者只利於資本家，都是不對的。上次我在天津講勞資兩利，必須實行勞資兩利，不然資本家關了門，問題就難辦了。所以必須使他們的生産能夠維持，要求不應該太高，應該讓資本家的生産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適當的提高，否則資本家工廠關門，國家現在又不能接收過來，假如接收私人資本那就是實行社會主義了，這是要犯政治路線上的錯誤的。中國今天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否則將違背人民利益，也違背了工人利益。”報告強調，“發展生産，是全體人民的要求，是國家的要求，也是我們工人的要求。中國的生産要發展，特別是要發展工業。我們辦工廠的人，如廠長、經理、資本家，統統都應有一個發展生産的觀點，不能説只是廠長、經理的責任，我們工人，我們工會便不負責，這是不可想象的。工會和工人對發展生産要負責，要採取負責的態度，站在負責的地位。有些工會同志覺得發展生産不是我們的事，或只是幫助一下，這是不對的。對私人的工廠以為發展生産只是資本家的事情；而不是工人和工會的事，這樣的態度也是不對的。所以不論公營或私營工廠的工會同志，都須注意，使生産發展，因為只有生産發展了，工人的生活才能提高和改善，不然生活是不能提高和改善的。工會要保護工人利益，但生産不發展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利益也無法保證。這是個整個社會的問題。”報告提出，所有工廠，所有鐵路，都需要組織管理委員會，還要建立職工代表會議。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由經理或廠長、工程師，及生産中其他負責人和工會在工人職員大會上所選出的代表 (相當於其他委員的數量) 組成。職工代表會議，也就是工會的組織，就是工會的代表會。廠長、經理擬出計劃後必須在工廠管理委員會上討論，還要經職工代表會議通過，而且要召集工人大會作報告，徵求工人的意見，並請上級批准。這樣訂出的計劃，方能大家負責，一致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是否與廠長負責制有矛盾呢? 不矛盾。 我們的工廠是廠長負責制，但怎樣負責呢? 就是組織工廠管理委員會，大家幫助廠長來負責。重要的問題，必須經過工廠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通不過時，廠長有最後決定權。有人説，要廠長負責制，就不要工廠管理委員會了，那是不對的。關於工會組織問題，報告指出：“工人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它要辦的事情很多，要辦合作社，要選拔廠長，要參加政府，......總之，有許多事要工人辦。但怎樣辦呢?就要把工人組織好。”“如何組織呢? 我想是否可這樣組織：也按各種産業、各種公司，凡有全國性公司的，就組織全國性的工會。如全國的鐵路總工會、紡織總工會等。沒有全國性公司之前，就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以上指的是産業工人的組織。此外還有上千萬的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等等，不能把他們放在大門以外。工人階級的基本隊伍僅是近兩三百萬的産業工人，但其他工人是産業工人的外圍，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所以也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加入工會。”
晚上，在黃敬和李燭塵陪同下，會見開灤煤礦公司中方總經理余明德和英方總經理裴利耶，了解開灤煤礦的情況。對他們説：共産黨保護外僑財産和外僑投資。我們主要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內外交流。你們不要害怕，不要有顧慮，我們歡迎英國人到中國投資，保證你們的資金安全。
5月6日 在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説這次來天津主要在兩個問題上作了幫助，一是勞資關係問題，一是職員問題。經過這麼幾天，資本家情緒安定了。現在的問題是工人不高興，幹部思想沒有搞通，還需要好好説服。講話中對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矛盾問題作了進一步説明，認為國外矛盾即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現在還是主要的，所以我們還要和資産階級合作，還要引導人民注意國外矛盾。我們不要太強調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矛盾，太強調，帝國主義就會插進來，把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變成帝國主義的後備軍。除開國外矛盾，單就國內矛盾來説，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來年，到無産階級不需要資産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在談到職員問題時，強調要解決知識分子看不起工人的問題，要把工人的地位提高，擺在知識分子之上，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資本家，不要認為工人擺在第一位就辱沒了自己。此外還談了要排除宗派主義情緒，吸收黨外人士參加工作等問題。
5月7日 上午，離開天津去塘沽，視察天津鹼廠。下午，到達唐山。晚上，聽取開灤煤礦軍代表彙報。在談話時強調：在城市工作中，黨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産。開灤這個企業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企業，為了國家，為了工人的生活，必須堅持生産。這一點也務必向工人講清楚，這不是為中外資本家生産，而是為自己的國家生産，只有堅持生産，才會對人民有利。
5月8日 召開開灤煤礦礦工座談會，在發言時説：開灤的事情，橫豎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你們自己拿主意才是。你們組織起來以後，要努力排除生産上的障礙，推動資本家維持生産，無論如何要把開灤的事情辦好才行。
5月9日 視察唐山機車車輛廠，併為該廠題詞：“發揮工人的智力，創造新世界。”
5月10日 視察林西礦。
在唐山市幹部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現在已經最後地、徹底地要勝利了，以後中國革命鬥爭的中心在城市，任務就是發展生産，繁榮經濟。為了發展生産，就要同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鬥爭。革命的敵人是三個，革命的朋友是四個，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不要敵我不分。有的人認為打倒了三個敵人以後，還要打資本家，這樣就打到朋友身上了。資本家是要剝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的，不是封建主義的，今天我們不但不反對，而且要發展，等到將來發展到生産過剩，再限制，讓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有的人把職員當作鬥爭對象也是不對的，就經濟地位而言，他們的工作、勞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工人要有自己的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否則，就沒有力量。工會要參加工廠的管理，共産黨要對工人進行階級教育，告訴工人勞動創造一切的道理，在工人中發展黨員，使工人懂政策，有步驟、有計劃地改變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會後，離唐山回北平。
5月11日 同朱德、陳雲等參加在北平香山召開的財政經濟工作會議，討論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産、金融、稅收和對外貿易等問題。
5月12日 與毛澤東、朱德接見出席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講話，主要講了天津考察的情況。講到青年團問題時，主張按生産單位組織，不必要在每個街道都組織青年團、婦聯會和黨支部。青年團和婦聯會，都應該積極參加工會工作，不要同工會競爭或衝突，更不要同工會爭會員。工廠裏的工作首先是工會工作，工會搞不好，青年團及其他工作也辦不好。
5月15日 與朱德出席全國軍工會議並講話，指出：兵工同志對人民解放戰爭是有貢獻的，是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條件之一。仗打完了，我們要建設新的工業，要接管城市。馬克思説過，要徹底粉碎舊的國家機器。我們要建立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不能利用舊的國家機器。但對銀行、工廠等不要粉碎。官僚資本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準備了基礎。若干的改良也是必要的。應該粉碎的沒有粉碎，或不應該粉碎的卻粉碎了，都要犯錯誤。我們在接收城市時，要注意學習工業管理及郵電交通的經驗，不能擺老資格。
5月16日、17日 人民解放軍解放武昌、漢陽、漢口。
5月18日 批示“同意”中華全國總工會就重組黨組幹事會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提出黨組幹事會由劉寧一、許之楨、李頡伯、林鏘雲、蔡暢、李立三、劉子久、馮文彬、栗再溫、肖明、黃火青等十一人組成；列席黨組幹事會議的有趙國強、狄子才、楊之華、陳用文、陳郗文、陸平、董昕、王亦清、高林等九人。十九日，周恩來批示楊尚昆辦公室復函同意，並指定李立三為全總黨組書記。
5月19日 在北平市幹部會議上講話， 結合天津考察的情況講了城市管理及城市工作方式和組織方式等問題。著重指出黨內實際存在著“立即消滅資産階級”的“左”的傾向，立即消滅資産階級不是無産階級的路線，是小資産階級的平均主義、農業社會主義的傾向，是錯誤的，反動的。私人資本主義現在不只是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發展、擴大。
5月27日 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
5月28日 與朱德接見即將出國參加世界工會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的中國工人代表團並講話，指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會，要用一切友誼、一切感情、一切方法與他們建立聯絡，聯合起來。要大張旗鼓地去，大張旗鼓地回，把中國的革命、工人運動、工人階級的意見在國際上做些宣傳，把世界工人階級的情形、大會的情況帶回來向中國無産階級做些國際教育。不然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這句話就很難實現。
毛澤東在李立三于五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世界工聯選舉副主席和執委等問題的報告》上批示：“同意提少奇同志擔任工聯副主席。”
5月30日 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
5月31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對民族資産階級的政策問題致東北局電。指出：“最近鄒大鵬有一封信給少奇同志，説我們黨在東北對私人資本主義及民族資産階級的政策，雖然經過長期爭論，至今未能正確解決。我們認為這一個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視，發現我們在天津的負責同志完全不理資本家，有些幹部則認為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貿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場方面統制，不給資本家的生産以應有的照顧，稅收機關對私人生産亦未給以應有的照顧。在勞資關繫上工人有過高的要求和過左的行動，未用堅決的辦法去糾正。強令資本家開工，但資本家開工後的各種實際困難末幫助資本家去克服。在報紙上只説資本家壞，不説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只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 (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業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有投機性、搗亂性)。 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産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産，只強調和資本家鬥爭，而不強調聯合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資本家。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陷於半癱瘓狀態，完全沒有生産積極性，許多資本家就準備停工歇業或逃跑。這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産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據説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因為我們顧慮到在黨內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們尚未批准印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方針提綱》這個文件，我們認為在這個文件上必須加上批駁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後，才好印發。”這個電報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于當天發出。毛澤東併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給各中央局、山東分局、平、津、濟、滬、寧、漢諸市委、各野戰軍前委的通知。通知説：“茲將中央給東北局辰世電及其附件發給你們，並請你們轉發各市委、省委、區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産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
起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大綱對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目的、組織機構及職能等作了説明。大綱指出，由於人民革命戰爭正在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為了盡可能迅速地有計劃地恢復與發展人民經濟，藉以供給目前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應即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並陸續建立若干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作為目前中央的財政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在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前的幾個月內，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命令建立之，並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託，計劃並領導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
6月4日 在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在北平的各級黨政機關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上，作關於財政經濟政策問題的報告。指出，為便於在許多問題上的集中和統一，避免自己內部的各自為政和彼此之間的磨擦鬥爭，而能互通有無和在對外貿易上共同協調一致，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建立中央財經統帥部，這事很急迫，其緊急不亞於軍事及其他問題。因為軍事上得到很大勝利，接收了很多東西，外國人要來做生意，交通需要統一，因此財政經濟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如果要把生産搞好，許多事必須統—，而且許多事可以統一，但需要總的統帥機構。建立統一的財經機構本來可以等聯合政府成立。但是實際情況是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是從現在就著手，直到聯合政府成立以後，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還成問題。現在開始著手做統一工作，又怕統一得過多。中國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別處理，如果把不可能或者是不需要統一的硬統在一起，事情就會搞糟。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並華東局、南京市委、華中局並轉漢口，並告華北局電：“上海、漢口及南京、九江的對外貿易，應力求有準備地迅速地恢復，應立即設立對外貿易管理處管理其事。”“華北人民政府的對外貿易暫行管理辦法，你們可以採用，但有些貨物的統銷不要過早，華北統銷過早，以致阻礙某些出口貨物的收集與出口，後來又不得不允許私人經營”。
撰寫重印《論共産黨員的修養》校閱序言：“為了減少錯誤，我校閱了一次，並作了若干修改。由於此文寫得太長，有些地方很不好讀，意思也不明顯，並有些重復，故在中間刪去了幾段，並將最後一段刪去。此外，又將我在一九四一年寫的《人的階級性》一篇短文附在後面，對這篇短文我作了一種原則性的修改。”
6月7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會見陳嘉庚，就國內外局勢等問題進行交談。
6月8日 就合作社的贏利分紅問題復信毛澤東，認為合作社是否分紅應分別不同情況。集體勞動的生産合作社，是可以而且應該分紅的。但消費合作社則在原則上不應該分紅，“消費合作社不應該把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建立在贏利分紅的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消費者聯合起來，共同地比較廉價地去購買消費品，免除商人剝削的基礎上。”“離開這個基礎，就要使消費合作社在基本上犯錯誤。”為農民及小手工業者銷售生産品的銷售合作社，是可以也應該把賺來的錢分給那些拿出産品之農民或手工業者的，但是在原則上亦不應分很多紅利。手工業集體勞動的生産合作社，應該分紅，因為這些利潤是社員勞動創造的。
6月11日 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預備會議。
6月15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頒布關於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及軍徽樣式的命令。
6月15日——19日 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會議通過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和《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選出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這次會議所以稱新政治協商會議，是區別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6月中旬 與毛澤東、 周恩來在香山接見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和蘇聯政府鐵道部副部長柯瓦廖夫。
6月 為準備訪問蘇聯，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會談，就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問題撰寫報告提綱。提綱指出：“在推翻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統治以後，新中國的國民經濟主要由以下五种經濟成分所構成：(一)國營經濟；(二)合作社經濟；(三)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四)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五)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由這“五种經濟成分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內部，是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鬥爭，就是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鬥爭。這就是在消滅帝國主義勢力及封建勢力以後，新中國內部的基本矛盾。這種矛盾和鬥爭，將要決定中國將來的發展前途到底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抑或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這種過渡所需要的時間，將比東歐、中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長得多”。提綱試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應該是：“在目前及戰後最初一個時期內，因要急於醫治戰爭創傷，恢復被破壞、被隔離的經濟生活，一般説來，前述五种經濟成分，除開那些投機操縱的經營及有害於新民主主義的國計民生的經營而外，都應加以鼓勵。使其發展。但在這種發展中，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並使合作社經濟與國營經濟密切地結合起來。扶助獨立的小生産者並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有利於新民主主義的國計民生的範圍以內，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對於帶有壟斷性質的經濟，則逐步地收歸國家經營，或在國家監督之下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對於一切投機操縱及有害國計民生的經營，則用法律禁止之。這就是説，在可能的條件下，逐步地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以便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種過渡，是要經過長期的激烈的艱苦的鬥爭過程的，這就是列寧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所説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提綱指出：“今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反對以下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資本主義的傾向。就是把中國今後經濟發展方針，看作是發展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把一切希望寄託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向資本家作無原則的讓步，對小資産階級的弱點表示遷就，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把中國建設成為資本主義共和國，這就必然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統治的復辟。這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放棄無産階級領導地位的資産階級的或小資産階級的路線。另一種是冒險主義的傾向。就是在我們的經濟計劃和措施上超出實際的可能性，過早地、過多地、沒有準備地去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因而使共産黨失去農民小生産者的擁護，破壞城市無産階級與農民的聯盟，這就要使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走向失敗。因此，我們必須在今後的經濟建設中，經常地進行兩條戰線鬥爭，反對上述兩種傾向，以保證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的貫徹執行。”這個提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
6月21日 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離北平赴蘇聯訪問。 代表團成員有高崗、王稼祥。
6月26日 到達蘇聯莫斯科。
6月28日 斯大林、 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會見中共中央代表團劉少奇、高崗、王稼祥。
7月2日 致電中共中央，請示可否以書面報告方式向斯大林通報情況等問題。
7月3日 接毛澤東復電：同意以書面報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報國內情況、提出問題和徵詢意見。
7月4日 以中共中央代表團主任名義致信蘇共中央、斯大林。通報：中國革命戰爭已基本勝利，很快會完全勝利；今後的任務是爭取在最短時期內結束戰爭，肅清蔣介石國民黨殘余，並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人民經濟，管理與建設國家；決定在今年八月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成立聯合政府，現正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新中國將實行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平等互惠地與各國通商貿易的外交原則；毛澤東將在中蘇建立外交關係後公開訪問莫斯科。
7月6日 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團擬在莫斯科學習蘇聯以下問題：(一)蘇聯的國家機構；(二)蘇聯經濟的計劃與管理；(三)蘇聯的文化教育；(四)蘇共的組織與群眾團體的組織。學習的方式是請蘇聯各方面工作的負責人談話，包括部長會議、內務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級機關、外交部、國家計劃局、銀行、合作社、商業部、對外貿易部、財政部、黨的組織部、工會、青年團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負責人，以至工廠的廠長、支部書記、工會主任等，並參觀一些工廠、農莊和學校。信中還提請蘇聯政府為培養新中國的建設管理人材作出幫助，在蘇聯辦一所專門學校，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國工作等。
7月10日 應邀到斯大林在孔策沃附近的別墅參加宴會。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等出席。
7月11日 應邀列席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就中共中央代表團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商談。雙方商定組織一個借款條約共同起草委員會，蘇共方面米高揚、柯瓦廖夫參加，中共方面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參加。
7月15日——26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商業部、國家銀行等負責人交談，並參觀工廠、集體農莊。
7月18日 和高崗、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報告參加十一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及與斯大林談話的情況。
7月22日 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高崗、王稼祥：任弼時血壓仍有一百九十以上，稍勞即增高，羅榮桓病加重，兩人均不宜遠征治療。要求根據商定的專家名單，向蘇聯提議先派兩位名醫來給任、羅治病。
7月25日 毛澤東復電劉少奇、高崗、王稼祥：(一)借款協定，你們表示原則上同意，具體文字待譯好後再談的態度是對的。我們亦正在研究協定的文字，明天或後天即有電報給你們。(二)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個中國大學。我們正需要學習蘇聯在各項工作中的和資産階級不同的一套學説和制度，設立這樣一個大學是很必要的。但經費應講明由中國擔負為適宜。(三)同意在目前就開始派遣各種參觀團到蘇聯去參觀和學習各項經驗，待代表團回來即可作出具體計劃，分期派出。(四)同意派鄧力群到新疆建立電臺聯絡。(五)同意蘇共組織攝影隊隨人民解放軍行動去拍攝電影，如有必要可組織三個至四個攝影隊，四個野戰軍各派去一個隊。
與高崗、王稼祥電告中共中央：“給弼時和榮桓的醫生正選派中。”
7月26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劉少奇：為準備在一年左右時間建成中國空軍戰鬥部隊，擬向蘇聯定購飛機、聘請專家，希望代表團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談，如蘇方原則同意，再派劉亞樓率小型代表團赴蘇具體商談。
7月27日 和高崗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對中國的革命給予高度評價，並説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到實際中去，中國有許多經驗值得蘇聯學習。
7月30日 劉少奇和馬林科夫分別代表中國和蘇聯簽訂貸款協定。同日，高崗回國。
7月31日 毛澤東復電劉少奇、王稼祥：劉少奇可先回國，留王稼樣在莫斯科幫助劉亞樓、張學詩等接洽創辦空軍、海軍兩校事完畢，待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國參加政協會議後再去蘇聯；同意新華社派代表駐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駐北平。
8月1日 周恩來電告劉少奇、王稼祥：劉亞樓、張學詩等定於八月一日由北平動身前往蘇聯。
8月4日 毛澤東復電劉少奇、高崗、王稼祥：“我們完全同意蘇中兩方組織共同委員會來把借款和定貨等問題具體化；但由於我們全國經濟機關方開始成立，地區不斷擴大，專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實無法提出全部貨單。可否商請聯共中央同意將共同委員會設在中國，由柯兄先帶主要專家來華與我們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來華組織共同委員會，請柯兄最好先帶鐵路、電力、鋼鐵、煤礦、煤油礦、軍事等專家同來。”
8月6日 中共中央電告劉少奇、王稼祥：近來國民黨飛機在長江下游沿岸幾個大城市各碼頭及鐵路礦山上空轟炸掃射頻繁，造成很大侵擾和損失，甚望蘇聯三百六十門高射炮能提前訂貨並早日運來，請與柯瓦廖夫一商。
8月7日 毛澤東復電劉少奇、王稼祥：同意六日來電的請示意見。同意“中國大學不設在阿爾馬達而設在北平，由蘇聯派教授”。
8月10日 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王稼祥： 同意關於蘇聯專家到中國工作的待遇條件協定全文，望即照此簽字。回國經過東北時，同高崗、李富春商定具體執行辦法。
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王稼祥：我們對與東歐各國通商問題，原則上早經同意，望轉告匈、波、羅三國黨，我們歡迎他們派代表來北平商談通商及其他一切有關事宜。
8月11日 中共中央復電劉少奇、王稼祥 ：同意關於組織高射炮兵團的方案，對蘇聯派指導人員來訓練我炮手錶示非常歡迎。再提出購高射機槍三百六十挺，並配彈藥。
8月12日 與王稼祥聽取劉亞樓彙報毛澤東關於建立空軍的指示和擬定的初步方案。
8月13日 與王稼祥、劉亞樓同蘇聯華西裏列夫斯基元帥會談。蘇方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共中央關於組建空軍的設想方案。
8月14日 離莫斯科回國。致信斯大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與蘇共中央聯絡，待至八月下旬回國參加政協會議。並徵詢斯大林關於將在中國召開的亞洲職工代表會議、亞洲青年代表會議、亞洲婦女代表會議的意見。
8月21日 到達中國邊境城市滿洲裏，致電斯大林表示感謝。
8月25日 到達瀋陽。
8月26日 電告中共中央：與來華蘇聯專家的負責人柯瓦廖夫及蘇聯專家二百二十人，于二十五日抵瀋陽。擬於二十七日開歡迎會，由劉少奇作關於與蘇聯專家合作問題的報告。劉與柯及高級專家三十人準備于二十八日一道去北平。
8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幹部會議上講話。指出：世界上分為兩大陣營，一個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一個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這是國際形勢的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在國內，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建設國家就要有一套知識。蘇聯專家來，給了我們學習的好條件，但還要靠自己努力學習得快一些，如果沒有學好，不管工作職位高低，就要調動、撤職。在講到城市工作時指出，中央的政策是要與資産階級合作。今天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僅對國計民生有利，而且會使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更快一些。要搞工業化就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工業化後不搞社會主義就要成為帝國主義。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問題，著重講了要注重實際，不要看重形式、著重選舉而流於形式主義，根據現在情況，這些人民代表那怕是推舉的，只要真正能夠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行。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有它的內容，有它的形式，只有人民代表會才能充分表現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講到人民民主專政問題時指出，中國因為帝國主義的威脅，資産階級和我們合作，而且我們要在相當長時期內和資産階級合作，所以不能建立無産階級專政而只是人民民主專政。不要想東歐搞無産階級專政，我們就也要搞無産階級專政，“言必稱希臘”那就變成教條主義， 我們的問題要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決定。
當晚，離瀋陽回北平。
9月3日 在北平召開的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作關於中蘇關係的報告，指出全黨現在的任務就是集中全力恢復和發展人民經濟，這是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蘇聯在這方面的幫助。蘇聯要派大批專家來，中國的同志要同他們搞好關係。要善於向他們學習，保證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標準學習好。
9月13日 復電蘇聯職工總會主席古茲尼佐夫：“由於世界職工聯合會已經決定並且公佈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中國召開亞洲各國職工代表會議，中共中央認為這個會議仍應如期在中國召開。它的籌備工作不應停止，開會地點亦不應改變。中共中央認為亞洲職工代表會議對於那些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亞洲國家的工人群眾，只應作一般的號召，而不要去進行任何組織工作，因為對於這些工人群眾的組織工作，需要根據這些國家的特別的環境，採取另外秘密的方法去進行，才能有效，公開的亞洲職工代表會議是不能擔負這種任務的”。“中共中央希望古茲尼佐夫同志能促成世界職工聯合會及蘇聯總工會先派一二位負責的代表立即來中國，以便與中國總工會的負責人進行協商”。“今年十二月在中國召開的亞洲婦女代表會議的工作，亦應該依照上述方針來進行”。
就《華北局關於建立村、區、縣三級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草案》致信薄一波：“你們發表這個決定是好的。有以下幾點意見，請加以修改，再送我一閱，即可發出。(一)請參照政協共同綱領對人民代表大會及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及中央最近發出的指示，加以修改。(二)要保障黨對各界代表會議及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但代表中黨員不要太多(此點中央已有指示)，應寫一段。(三)代表産生方法，只説普選不夠，應有具體規定，如村代表以人口為比例由公民小組選舉之，區、縣代表以人口為比例由村人民大會選舉之等。又各人民團體代表與地區代表的比例亦應有規定。但選舉時可不進行公民登記，不投票，用舉手及其他方法選舉之，力求選舉有代表性的人物。(四)下級代表大會選舉之政府委員會須經上級政府加委，但下級人民代表大會撤換政府委員時，則不要由上級批准。如規定撤換也要上級批准，就不好辦。”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華東局電：同意立即頒佈施行關於華東新區農村減租暫行條例及農協章程。
9月15日 在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工作的黨員代表大會上講話，指出：我們快要勝利了。現在以前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人都來了，我們不要討厭他們，要團結他們，用統一戰線的形式實現對他們的領導；統一戰線是黨的總路線、總方針，必須執行。不執行，勝利就不能鞏固。這次統戰工作，是以我們為主。我們一方面要反對投降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要正確執行無産階級的馬列主義的群眾路線。
9月17日 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批准周恩來代表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所作的籌備工作報告；原則通過常委會提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同意將起草大會宣言和擬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歌、國徽的兩項工作移交給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向大會主席團提出報告的提議；通過常委會提出的大會主席團及秘書長名單。會議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中國人民政協。
9月21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劉少奇出席大會，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代表中國共産黨作題為《加強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的講話。講話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開幕了。從此，中國的歷史進入一個完全新的時代——人民民主時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是全國人民實行革命大團結的一種最重要的具體方式。”“在今天建立起來的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是有它的堅固的政治基礎的。這個基礎，就是即將由政協籌備會提交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我們認為這個共同綱領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端重要的文獻。它説到了我們的一般綱領，確定了我們國家的政權機構和軍事制度，決定了我們國家的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這是總結了中國人民在近一百多年來特別是最近二十多年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經驗，而制訂出來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國綱領。這是目前時期全國人民的大憲章。這個共同綱領，經過政協全體會議的討論和通過之後，中國共産黨當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規定，並號召全國人民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在協商過程中，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是我們認為這還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個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採取的實際步驟。無疑問，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去的。”“在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必鬚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時候，中國共産黨也一定要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協商並共同地加以決定。中國共産黨在將來也願意和一切願意進入社會主義的人們一道，共同地進入社會主義。”這個講話編人《劉少奇選集》。
9月22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聽取政協籌備工作的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起草經過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的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
9月2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東北局電：“你們來電所提問題，有些提得不妥。在方解放的城市，可用指定和邀請的辦法召開各界代表會，等到城市人民團體已經組織起來或原來就有組織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團體直接或間接選舉的，與有無名義上的軍管無關。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會議之間，也不應再行劃分什麼區別。但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之間，在職權上及代表選舉方法上則應有區別，人民代表大會是全權的，其代表主要應由人民直接選舉或由下級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而不是由各人民團體選舉。因在東北還沒有經驗，目前還不宜普遍召開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還是暫時召開幾次人民代表會議，逐漸擴大代表會議的權力，待有了經驗之後，再召開普選的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上級人民政府對下級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有廢除、修改或令其停止執行的權力。而不要規定一律須經上級政府批准。下級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人民政府，須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
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聽取各黨派、團體代表的發言。
9月24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繼續聽取各黨派、團體代表的發言。
9月25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繼續聽取各黨派、團體代表的發言。
9月27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會議還一致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本年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人民大團結。
9月29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體委員的名額；關於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主席團常務委員會關於代表提案的審查報告及報告中提出的由即將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電聯合國大會，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成立，中國人民政協所選舉之中央人民政府為唯一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否認國民黨政府所派出席聯合國會議所有代表的代表資格等議案。
致信周恩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應保留十分之一的名額，給待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這些名額的具體名單， 由全國委員會決定。此點請提交大會決定。”
9月30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閉幕式。會議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體委員。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宣言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余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會議還通過《給全國人民解放軍的致敬電》、豎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定和由毛澤東起草的紀念碑碑文。下午六時，出席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的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
10月1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及全體委員宣佈就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會議一致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政方針，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毛澤東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月初 同毛澤東、周恩來等研究並草擬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等中央人民政府各機構以及政務院所屬各單位負責人人選名單。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初擬名單，提請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入座談會協商提意見。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確定了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名單。
10月5日 出席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並在會上作報告，指出：“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工業生産只佔總生産的十分之一，現在中國的經濟又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今天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迅速恢復和發展中國的人民經濟，使中國工業化。但是，如果沒有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的完全友誼的幫助，那是要困難得多的。例如：我們鐵路的很快恢復，就得到了蘇聯的幫助。又如鞍山、石景山等鋼鐵工業的恢復，有了蘇聯的幫助，就要快得多。所以蘇聯對中國人民真誠友誼的幫助，是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的有利條件之一。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國人民應該特別重視和珍貴對蘇聯人民的友誼與合作。”會議選舉劉少奇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會長。
10月7日 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中共黨組舉行的黨員大會上講話，闡述建國以後必須繼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意義。指出：要不要統一戰線，不決定於勝利不勝利，而決定於中國的國情。中國今天無産階級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無産階級，全國人口四萬萬五千多萬，而共産黨員只是三百萬。工業不發達，生産量不大。這些條件決定了黨必須實行統一戰線的政策，必須聯合農民，聯合各民主階層，聯合一切願意跟我們走的人，其中包括過去跟我們打過仗現在覺悟過來脫離了反革命陣營的分子，如傅作義、程潛等。實行統一戰線的政策，對此是不應該動搖，不應該懷疑的。因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對無産階級有利，對中國人民有利。
10月9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維漢、李濟深、王崑崙、蔣光鼐、張瀾、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陳叔通、章乃器、郭沫若、馬敘倫、張奚若、楊秀峰、烏蘭夫、朱德、林彪、劉寧一、鄧穎超、馮文彬、沈雁冰、梁希、吳鴻賓、陳嘉庚、邵力子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0月11日 在教育工作者座談會上作報告，指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任務，就是把一兩千萬工人分別組織到工會中來。工人階級的中堅隊伍是産業工人三四百萬人，是工人階級中最進步的一個階層。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確定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在座諸位大多數在內。
10月19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任命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0月20日 出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討論了人民解放軍向待解放區進軍和軍隊建設問題。
10月22日 會見來中國籌備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的蘇聯工會代表別列金、久金，向他們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出：在革命尚未勝利的亞洲國家中，革命策略的運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亞洲與歐洲情況不同，被壓迫的人民無任何合法權利，這些國家中的人民起來就會發生武裝衝突，武裝鬥爭已經是或將要是有些國家的主要鬥爭形式。中國革命在最近二十二年中主要是武裝鬥爭，在鄉下進行武裝鬥爭，在城市進行秘密工作。
10月23日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同陳紹禹談話，指出陳紹禹不尊重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拖延不寫承認錯誤的聲明書，是不對的，並催他從速寫好聲明書。二十六日，將同陳紹禹談話的情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報告。政治局會議認為劉少奇對陳紹禹談話時所採取的立場是正確的。
11月7日 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舉行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二週年大會上發表《論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世界影響》的演説。
11月10日 在中國勞動協會代表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指出：中國勞動協會在中國工人運動中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它的工作結束後，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統一組織各種工會，團結全國人民，把國家建設好。工會工作做好了，不僅對工人有利，對生産有利，而且對全國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它可以使全國其他階級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這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利益。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統一，全國人民的團結和統一，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11月11日 復信陳明仁：“來函奉悉。所言湖南省政方針及貴部軍隊整訓計劃，均甚得當。望與湖南各同志密切合作，努力進行為荷。”
11月12日 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報告籌備創辦中國人民大學的情況和建校計劃。
11月15日 為歡迎世界工會聯合會總書記路易·賽揚以及蘇聯、印度等國來北京出席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的代表，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單位聯合舉行的歡迎大會上致歡迎詞。
11月16日——12月1日 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個國際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亞洲、澳洲一些國家的工會代表一百一十七人。在十六日的開幕會上，劉少奇作為世界工聯副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被推選為會議主席，並致開幕詞。他在開幕詞中説：“亞洲澳洲工會會議，今天能夠在中國召開，這是由於亞洲和澳洲進步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強大發展的結果。這是世界工聯所領導的世界民主工會力量的發展壯大，反對美、英、荷反動工會領袖的分裂政策，堅持國際工人運動團結統一，以保衛世界和平、民主與工人階級權益的一個偉大勝利。同時，這也是由於中國人民大革命在中國這一塊廣大的土地上獲得了決定勝利的結果。在這樣的基礎上召開的亞洲澳洲工會會議，無疑的，它將推動亞洲、澳洲進步的工人運動和廣大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更加向前發展，並在國際工人階級親密切結的基礎上促進亞洲、澳洲各國工人階級的親密團結。”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世界工聯亞洲聯絡局的決議》和《告亞洲各國工人和一切勞動者書》等文件。
11月1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等電，指示應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建立共産黨組織。指出：“在少數民族中已有一些先進的共産主義分子或同情者，他們以前組織過共産主義者同盟，後來又成立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所以現在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建立共産黨的組織，已有相當基礎。現在開始這種建設，成立中國共産黨的新疆組織，並吸收少數民族中的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産黨，我們認為是適當的。”在新疆建立共産黨組織的步驟是：首先成立受西北局領導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分批介紹本地的先進分子入黨，然後派他們和外來的黨員一起到新疆各地去建立那裏的黨組織。各民族中的先進分子加入中共後，並不要退出保衛和平民主同盟。關於新疆的社會改革，應首先進行調查研究，然後才能確定政策口號與時期，而且必須在各不同民族中採取不同的改革政策。
11月23日 在北京各界為慶祝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召開而舉行的集會上講話，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克服困難，為儘快恢復經濟而努力工作。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已經獲得了一切政治自由，並已取得了對於國家政權的領導地位。這就使得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團結國內一切勞動人民依靠自己的勞動去創造自己未來的幸福的生活。”
1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定於十二月初訪問蘇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由劉少奇代理。
1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會議，同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薄一波、饒漱石、鄧子恢等研究一九五○年全國收支概算和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問題。
12月1日 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招待亞洲各國工人代表舉行的集會上講話，論述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形勢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成功經驗。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是或者應該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而且已經是或者應該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應該具有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是它不能也不應該脫離民族解放運動而獨立存在和發展，它不能不去過問、參加並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只有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勝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才能發展和勝利。”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中局並告各中央局電：“關於糾正鄉村工作幹部不良作風決定經中央審查，認為可行，擬即由新華社公佈。除在華中各省實行外，華東、西北、西南及其他有類似情形的地方均須注重糾正同類錯誤。尤其是亂打、亂殺、亂捉必須防止及禁止，決不能放任。”
12月2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會議決定每年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通過了一九五○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和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並任命了東北人民政府和華東、中南、西北、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領導成員。
12月4日 復信陳步舟：“先生父子近年失業，生活困難，極願有所幫助，但因目前國家困難甚多，原來公務人員失業者甚眾，故現今找一有薪水之事，極為難得。而我們革命組織人員，則大多實行無薪水的供給制，個人生活雖可勉強維持，贍養家屬則不可能。供給制將來亦需改為薪水制，但在一二年內，國家財政還無力負擔，總在一二年後才能改制。公子曼伯如能不怕艱苦，則可先進湖南現有之革命軍政訓練班，受訓半年，然後工作，而這種工作，現在是沒有薪水的。”
12月6日 同朱德、周恩來去西直門車站為毛澤東出訪蘇聯送行。毛澤東于十六日到達莫斯科，準備同蘇聯領導人討論有關兩國的重要政治經濟問題。由於蘇方拖延，至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周恩來到莫斯科後，兩國領導人的會談才正式開始。
12月8日 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致林彪、譚政、劉伯承、鄧小平並告陳賡電：“(一)兩廣戰役即將結束，陳賡所部休息十天至半個月，然後進兵雲南，解放雲南。休息地點望林、譚指定，並應給予充足的營養，以便恢復體力。(二)陳賡部由廣西進軍雲南的道路及沿途準備，望劉、鄧提出意見。據説百色地區瘴氣甚多，飲水惡劣，不宜行軍，果如此，則以經貴州進入雲南為宜，望陳康及林、譚即進行偵察並將情況及意見報告軍委和劉、鄧，以便早作決定。”
12月15日 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電：“你們對雲南事件的分析及處理辦法是正確的。用你們前線將領名義批准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及任命各將領與中央政府組織法亦無衝突。目前我軍既無法進入雲南，一切只好讓盧漢自行處理，以免引起紊亂。”
12月19日 在海員工會、店員工會會議上講話，闡述了兩個工會當前的任務。
12月21日 起草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名義致毛澤東的電報：“今日政治局會議，大家贊成如果蘇聯同意現在簽訂關於旅順、借款、航空及通商協定，恩來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兩協定已有成稿，通商協定亦可將我們輸出蘇聯貨物及從蘇聯輸入中國貨物的種類和大體數量提出，貿易部長亦可同恩來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氣不好，並準備一個月時間來回坐火車。但是如果蘇聯方面並不準備現在簽訂借款、航空、通商諸協定，只準備就旅順駐兵問題及對一般政治問題發表一個聲明，則恩來同志去莫似無必要。”
12月26日 會見來北京出席亞洲婦女代表會議的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越南等國的婦女代表，向她們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經驗，並回答了她們提出的問題。
12月2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志明電：“關於越南民主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問題，中共中央同意你們的提議即時建立中越兩國的外交關係。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亦可能在中越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後陸續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為了實現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議：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國名義發一公開文告聲明，願意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我們準備派到越南的代表暫時仍採取秘密的形式。”
12月31日 在幹部會議上發表除夕講演，指出：“一九四九年是中國人民勝利最大的一年，但也是困難最大的一年”，“最大的問題，還是恢復經濟，克服困難，醫治戰爭創傷。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及各級人民政府，要一致努力，忘我地工作，犧牲奮鬥。只要生産恢復，不打仗了，把交通恢復，沒有開的工廠恢復開工，財經困難便可以克服，人民生活便可改善，勝利也就更加鞏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