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召集華北地區各省負責人座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
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前一階段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只依靠工作隊，一萬多人集中在一個縣，集中很長時間學文件，不依靠群眾，搞神秘化，紮根串連，使運動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瑣哲學，人海戰術。要求各級領導改變這種狀況，文件直接同群眾見面，廣泛發動群眾，迅速打開局面。
1月8日 召集國防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講話。
在看了中共北京市委通縣四清工作團《四清簡報》所登《高各莊大隊貧下中農群眾控訴鬥爭嚴重四不清幹部竇子祥》一文後，致信彭真，指出：“工作隊組織群眾鬥爭的許多方式，是不好的。如大會次數開得過多，在會上打人並實行其他形式的體罰等。”“四清簡報印發這個材料，沒有對這些加以批判，是不對的。”
1月9日 同朱德、周恩來聯名致電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國民議會議長諾羅敦·蒙達那、政府首腦諾羅敦·康托爾，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感謝他們和柬埔寨王國政府為營救于一九六四年四月被巴西當局非法逮捕、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非法判決的九名我國貿易工作人員和新聞記者所作出的努力。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全國工作會議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正式將《二十三條》下發全黨。
1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 關於宣傳“二十三條”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把中央發出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和中央的通知，在點上和面上都進行一次廣泛的宣傳”，“通過這次宣傳，使得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得到支持和鼓舞，使得幹部和工作隊員得到教育和提高，並且會起安定人心的作用，和使極少數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更加孤立。這樣，也就能使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使今年的生産建設搞得更好”。
1月27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會見由印度尼西亞第一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蘇班德里約博士率領的印度尼西亞代表團。
1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了政治局會議今後的工作方法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尼·柯西金即將來華(訪問朝鮮路過北京)會談等問題。
2月4日、6日、7日、8日 同鄧小平等與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全國領導委員會委員、書記處書記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全國領導委員會委員、書記處書記埃米略·阿拉貢內斯·納瓦羅和全國領導委員會委員奧斯馬尼·西恩富戈斯·戈裏亞蘭組成的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代表團會談。
2月9日 在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李范五關於準備森林後備資源問題的意見的電文上批示：“請余秋裏同志注意在長期計劃中應列入森林工業和森林資源這一個項目，不要忘了擴大森林資源的工作。全國綠化的工作，也要廣泛動員群眾來做。”
2月11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尼·柯西金和由他率領的蘇聯代表團。
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李先念關於國內市場的報告、李富春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薄一波關於經濟建設的報告和羅瑞卿關於軍事工業建設的報告。
2月17日 同周恩來到機場歡迎坦桑尼亞總統朱利時斯·克·尼雷爾和夫人。十八日、十九日同尼雷爾總統會談。十九日，陪同毛澤東會見尼雷爾總統。二十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坦桑尼亞友好條約》上簽字，並出席首都人民歡迎尼雷爾總統訪華舉行的集會。
2月21日 陪同尼雷爾總統訪問南京，參觀南京無線電廠，觀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和民兵的軍事表演。
2月22日 陪同尼雷爾總統訪問上海，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會。二十三日，在上海為尼雷爾總統送行。
2月23日、24日 在上海聽取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人關於上海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工農業生産等情況的彙報。
2月25日 回到北京。
3月2日 會見巴基斯坦總統穆罕墨德·阿尤布·汗和外交部長阿裏·布托。三日、四日，同阿尤布·汗總統和布托外長會談。
3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蘇共中央于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會議的情況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對於這次會議的評論文章《評莫斯科三月會議》。文章于二十三日在《人民日報》發表。
3月17日 會見澳大利亞共産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席愛·弗·希爾。
3月18日 會見新西蘭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維·喬·威爾科克斯、中央委員會主席默·威廉斯。
3月19日 會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艾哈邁德·舒凱里和由他率領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團。
會見由敘利亞外交部長哈桑·穆拉維德率領的敘利亞訪華友好代表團，在談到兩國之間交流經驗時説：我們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經驗。同你們談，一定要談反面的經驗，談犯了哪些錯誤。我們有些同志，不願向外國朋友談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不願向外國朋友談落後的東西，這是不對的。應該真誠地對待我們的外國朋友。既要談成績，也要談缺點和錯誤；既要安排看先進單位，也要安排看落後的單位。在談到政策制定的依據時説：“我們按照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來決定我們的方針政策。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府，必須取得絕大多數人的擁護、贊成，才能鞏固。我們就執行這一條。判斷一個國家政策的好壞、正確與錯誤，其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對人民最大利益有利的事，我們就辦；對人民最大利益不利的事，我們就不辦。”“人民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為暫時利益，不顧長遠利益；有些人為少數人利益，不顧多數人利益；有些人為局部利益，不顧整體利益。這是人民內部意見的不同。對這種意見的不同，不能用強迫手段，要採取説服的辦法，講清道理。一次説不服，多説幾次。説服了，辦出的事就不一樣了。中心問題是，爭取絕大多數人的人心，發展和組織他們的積極性，來建設社會主義。
3月28日 會見英屬圭亞那人民進步黨主席布林德利·本和喬治·戴維。
3月30日 會見智利前副總統德爾佩德雷加爾。
3月31日 聽取教育部負責人彙報正在召開的全國農村半工半讀教育會議情況，指出：無産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有什麼辦法使資本主義不復辟?這是個世界歷史上沒有解決的問題，要我們來解決。現在我們所想到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發動群眾搞“四清”，一個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
4月5日 為紀念萬隆會議召開十週年題詞：“熱烈慶祝偉大的萬隆會議十週年！熱烈歡呼亞非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所取得的輝煌勝利！向富有革命英雄氣概的、覺醒的、戰鬥的亞非人民致敬！亞非各國人民團結起來，更高地舉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幟，發揚萬隆精神，堅持鬥爭，把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勢力從亞洲、非洲徹底清除出去！亞非各國人民加強合作、互相支援，為爭取和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面共同奮鬥！預祝即將在阿爾及爾舉行的第二次亞非會議取得更大成就！萬隆精神萬歲！亞非團結萬歲！”
4月10日 會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總統外事顧問佐勒菲卡爾·薩布裏，在介紹中國經濟建設情況時説：各級領導人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沒有私心，不貪污，能吃苦，必要時與人民一起吃苦，這樣，國家才能搞好。在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能真正肅清貪污盜竊。我們不敢保證我們的政府能肅清他們，如搞得好，就能肅清，搞不好，也不能肅清。我們就是依靠工、農、革命知識分子，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和忠實於人民的領導核心。領導核心必須與人民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只有一個忠實於人民的領導核心與廣大人民結合得好，才能保證肅清貪污盜竊集團，否則，就不行。
4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越南形勢和國內備戰問題，基本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
4月18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紀念萬隆會議十週年集會。
4月19日 同鄧小平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筍和由他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
4月22日 接見被巴西當局非法關押一年多後於不久前回國的貿易、新聞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馬耀增、王治、蘇子平、鞠慶東、宋貴寶、張寶生等九人和他們的家屬。在談話時説：經過這次鍛鍊、考驗，很好，以後就可以更好地鬥爭了。考驗有幾個方面，一是受到人家壓迫，要威武不能屈，你們已經經受了這種考驗；二是富貴不能淫，出國人員很有這個危險；三是貧賤不能移。有的人出去後就跑了，跑有什麼好處？跑是沒有出路的。幾年來，我們許多出國同志，在國外都受到了不少的鍛鍊，特別是專家、工程師，他們在國外同人家一起勞動，很受歡迎。有的已經死在國外了。死了就葬在那裏吧，不要搬回來，這是為了他們的事業而犧牲，埋在那裏，人家會紀念他們的。
5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基本通過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黨組《關於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設計劃調整情況的報告》和《關於適應備戰形勢，調整一九六五年國家預算的報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工交系統建立政治工作機關的決定》。劉少奇在講話中指出：現在全國是一千二百六十多個基本建設項目，跟最高時期的一千七百個差不多了，戰線已經相當長了，各地方、各部門切實要控制這種基本建設戰線拉長的情緒，要切實控制，不準自由上馬，以後中央批也要注意。同時，這一千二百多個裏頭也有一些是可以推遲的。要注意，不要又搞一次基本建設戰線過長。
5月12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聲討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多米尼加集會。
5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姚依林關於財貿問題的彙報。在談到加強農村商業機構時指出：供銷社搞大生意忙不贏，對小生意就容易忽視。要專設一個機構，成批收購的東西不管，就是收那些小東西。在談到改革現行商業體制時指出：要抓批發機構。批發機構集中，零售和小批發機構分散，商品合理流通就徹底解決了。
5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關於工業生産的彙報和李富春關於小三線建設的彙報。在談到基礎工業時指出：今年運輸緊張、電力緊張、煤炭也緊張，明年怎麼辦？明年更緊張，後年更緊張。現在大概是運輸能力、煤炭能力、電力已經到了飽和點了，不增加運輸能力和發電機組，煤炭不增加，事業就上不去，鋼材當然也上不去。所以，現在不只是解決今年的緊張問題，現在就要著手為明年、後年作準備。這樣，才可以從被動走向主動。
5月21日 在北京市一○一中學校長王一知關於擬在該校試驗半工半讀問題的信上批示：“在短時期內半工半讀還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學校。全日制學校大批改為半工半讀學校，目前也不適宜。但是作為試點，個別地改制是可以的。而且似乎也應從一年級開始逐步地進行改制，分幾年改完。教師學生不願半工半讀者，都暫不勉強。半工半讀學校同樣有一個升學問題。半工半讀的小學、中學、大學的課程，都應該銜接，以便畢業後能夠升學。”
5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趙爾陸關於國防工業的彙報和張愛萍關於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情況的彙報。
5月25日 參觀第七機械工業部二二一廠。在談到民兵工作時指出：現在不打仗兵顯得多，一打起仗來兵就少了。各兵種都要搞自己的民兵，如守備部隊一個營，應該抓兩個營的民兵訓練，平時訓練、生産，打起仗來就是幾個營了。機動部隊，平時住在一個地方，也應該抓兩個軍的民兵訓練，打起仗來就是幾個軍。特別是防空部隊，就那麼幾個防空師、高射炮師，打起仗來，正式防空部隊開到前線去，後方就要靠自己保護自己。
5月26日 同衛生部負責人崔義田、史書翰、計蘇華等談話，説：現在的醫藥衛生工作只是面向一億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國百分之七十的醫務人員是集中在城市，佔五億多人口的農村中醫務人員和藥品都很少，為了解決衛生工作面向農村，藥品供應要研究，如何把供應點深入農村。
5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余秋裏關於長期規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彙報。在彙報到三線建設問題時提出：鐵路運輸問題，你們考慮一下。以後在人口多、生産規模也大的地區，很多鐵路幹線都要修雙軌。運輸是個大問題，非修雙軌不行，不然，生産上不去。要把水運搞起來，特別是長江南北，這樣，就可以少修一點鐵路。搞水運，比修鐵路便宜。秦始皇的時候就搞了很多運河，有的我們現在還可以利用，只要挖通就行了。我們要規劃一下全國的運輸，有些小河，只要築一米高的壩，就可以走船。這個問題要好好考慮一下。各方面都要照顧到。在彙報到勞動力的安排問題時指出：教育制度同勞動制度是聯絡起來的，勞動制度不搞好，教育制度是摘不好的。現在多餘的年輕工人，可以搞半工半讀，此外，就是新增加的學徒，要他半工半讀，讀三年書、四年書，達到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的水平。這樣，過四、五十年，我們工人階級的面貌就改變了。搞得太快了不可能，搞得太慢了也不好。總而言之，不許工廠隨便招工人，要搞半工半讀。
6月1日 聽取托拉斯試辦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彙報，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經濟，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經濟。社會主義應當比資本主義組織得更好。試辦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決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些，更有組織些。“組織起來，就可以搞專業化、標準化、系列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産率。這樣，對國家有利，對地方有利，對整個社會都有利。”試辦托拉斯“要按經濟管理的原則，考慮合理性。總之，要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産率，提高技術，適合人民的需要。”“可以考慮托拉斯有三種形式，一種是人權、財權、物權全部統，工廠全部收；另一種是只統一計劃、價格、原材料供應和産品銷售；第三種是只管計劃、安排任務、交流經驗。恐怕幾種形式都要有，只一種不行。”這個講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試辦托拉斯》。
6月3日 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副總理黎清毅，表示：“中國人民將盡最大的可能，支援兄弟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的正義鬥爭。”
6月5日 會見印度尼西亞合作國會議長阿魯季·卡塔威納塔和夫人。
會見阿爾及利亞國民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穆罕默德·亞齊德。
6月8日 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斯皮羅·科列加，政治局候補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科喬·蒂奧多西和由他們率領的阿爾巴尼亞政府經濟代表團。
6月14日 中共中央轉發高等教育部黨委根據劉少奇的建議寫的《關於分配一批高等文科畢業生到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的請示報告》。
6月28日 會見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康良煌和由他率領的朝鮮人民代表團。
7月3日 會見越南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阮維幀。
7月5日 聽取全國工交系統“四清”試點座談會籌備小組彙報，提出：不讓資本主義復辟，防止和平演變，防止修正主義，有三項根本措施：第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二，半工半讀；第三，幹部參加勞動。幹部參加勞動，要使它形成習慣、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廠長自己講話要秘書起稿，為什麼這樣搞？就是架子放不下來。能講一點，就講一點，不能講，就不講。以後要禁止這件事，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一點，説一點。
7月11日 為批轉王任重報送中央的九份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關於改進領導方法問題的指示》，指出：“領導幹部到基層單位蹲點，了解真實情況，取得解決問題的經驗，然後以點帶面，點面結合，解決面上的問題。這是領導‘四清’運動的重要方法，也是領導其他各項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在今後的各項工作中，經常地堅持這種領導方法，改變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
7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半農半讀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15日 會見參加第六次社會主義國家郵電部長會議的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代表團。
7月17日 聽取衛生部負責人錢信忠、張凱、賀彪、郭子化、崔義田、史書翰等關於醫務工作如何為農村服務問題的彙報。
7月20日 聽取農業部部長江一真彙報正在召開的全國高中等農業教育會議情況。
7月21日 同董必武、周恩來到機場歡迎索馬裏共和國總統亞丁·阿卜杜拉·歐斯曼。二十二日，同周恩來與歐斯曼總統會談。二十三日，陪同毛澤東會見歐斯曼總統。二十五日，到機場為歐斯曼總統送行。
7月24日 會見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革命部長會議主席奈溫將軍。二十五日，同奈溫主席會談。二十六日，陪同毛澤東會見奈溫主席。
7月27日 陪同奈溫主席抵瀋陽訪問，參觀遼寧省工業展覽館。二十八日，陪同奈溫主席到鞍山訪問，參觀鞍山鋼鐵公司的煉鐵廠、煉鋼廠、大型軋鋼廠和無縫鋼管廠，同日返回瀋陽。二十九日，在瀋陽為奈溫主席送行。
7月29日 在瀋陽聽取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共遼寧省委彙報工作，提出：“四清”運動就是發動群眾解決那些不適合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這樣就可以綱舉目張，其他各項工作就都搞上去了。但是“四清”以後，生産關係與上層建築也還會有新的問題要不斷解決。領導機關的作風，包括組織機構和領導方法，還要不斷改進。
7月31日 同董必武、鄧小平等會見從海外歸來的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及夫人。
8月3日 同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
8月4日 同印度尼西亞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迪·努·艾地會談。五日，陪同毛澤東會見艾地。
8月8日 會見柬埔寨王國內閣副首相、國家元首私人顧問宋雙和由他率領的柬埔寨代表團。
8月11日 聽取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彙報發展農業機械生産問題，指出：農業機械就是生産力，現在搞不好將來總會搞好的。這方面搞不好，對農業沒有利，農業事業就發展不了。我們要盡可能少定點彎路，少貼點本，把這條路走通。
8月11日 閱譚震林送來反映有關各地農村工作中發生沒收社員自留地、擅自將生産隊核算改為大隊核算、硬性向社員攤派集資任務等情況的四份簡報後致信毛澤東：“這是譚震林同志送來的幾個材料，並且要求發給各地。我覺得這是震林同志第一次注意並提出這方面的問題。我意可以同意震林同志意見轉發各地。請主席審閱。如主席認為可以轉發各地，請主席批示。”毛澤東二十日批示：“照辦”。以上材料加上中央按語後以《中央關於當前農村工作問題的指示》為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8月26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接見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四百多名日本朋友。
8月28日 同毛澤東會見尼泊爾王國大臣會議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糧食和農業大臣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
9月3日 出席首都人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集會。
9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關於衛生工作的彙報，基本通過衛生部黨組《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的報告》。
9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文化部副部長周揚、肖望東等關於文化工作的彙報。
9月10日 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聽取物資管理部部長袁寶華彙報物資管理改革工作。在彙報到物資管理工作還沒有經驗時説：“沒有經驗我們就要總結經驗。現在不只是物資工作沒有經驗，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工作也都還沒有經驗。這個問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沒解決。但是他們不説沒有解決。我們承認沒有解決。承認沒有解決的本身就是個成績，這樣就有解決的可能性。”在彙報到物資工作的方針方法時説：“物資工作就是個市場，是生産資料的市場。”“物資部的工作一定要和生産結合起來，生産決定分配，分配又會反過來影響、限制、促進生産的發展。有時分配對生産要起決定性的促進作用。”在談到當前的經濟形勢時説：“今年的生産高潮總的來説是好的，但其中也有盲目性，增加得太大了。原計劃生産增長百分之七，工交會議上決定增産計劃為百分之十五，結果到六月底卻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九。我看還會走到它的反面。不正當的自籌資金和在市場搶購物資都要制止。”
9月11日 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運動會開幕式。
9月13日 同鄧小平會見日本共産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榜田裏見和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砂間一良。十七日，陪同毛澤東會見榜田裏見和砂間一良。
9月18日——10月12日 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計劃和長遠規劃問題。中央批准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同意第三個五年計劃“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指導思想。劉少奇主持了九月十八日的會議，聽取余秋裏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和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工作報告。因接待來華訪問的西哈努克親王等外賓，劉少奇沒有參加後一階段的會議。
9月19日——21日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同周恩來、鄧小平、羅瑞卿等召集中央軍委座談會，研究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其可能出現的前景等與戰爭有關的問題。
9月27日 同朱德會見由印度尼西亞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主席哈魯爾·薩勒、副主席阿裏·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和威路約·普斯波尤多率領的印度尼西亞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團。
9月28日 到機場迎接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二十九日，同毛澤東、周恩來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三十日，同西哈努克親王會談。
10月8日 同周恩來等會見由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總理範文同，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阮維幀，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文進勇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
10月10日 到哈爾濱迎接訪問朝鮮後再次來華的西哈努克親王。十一日，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參觀哈爾濱兒童公園，同歡迎的少先隊員一起乘坐小火車。十二日，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參觀哈爾濱電機廠和哈爾濱汽輪機廠。
10月12日 在哈爾濱聽取中共黑龍江省委彙報工作。在談到副業生産時指出：要把副業生産搞起來，副業生産搞不起來，對農業生産影響很大。你們這個地方有半年的農閒時間，可以多搞些生産，多收入一些，當然還要搞農田基本建設。在談到農業生産成本較高時指出：這個問題除了正確解決國家和集體、個人的關係外，重要的是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比如機耕費問題，河北有一個拖拉機站，每畝機耕費是一元七角，經過“四清”，把三級管理改為兩級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提倡增産節約，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機耕費減少了一半。在談到林業工作和群眾搞副業 發生矛盾時指出：在不妨礙國家利益的條件下，要照顧群眾的利益，這樣群眾反過來也會照顧國家的利益。必須實行兩利政策，利於群眾，利於集體，利於國家。不兩利，只有你有利不行。有群眾的地方，要依靠群眾護林、造林、育林，但是要解決關係問題，解決林權問題。分散的、小片的次生林，要分給公社或生産隊，大片的次生林，可以不分，但要解決群眾的需要。
10月13日 到機場為西哈努克親王到昆明訪問送行。回到北京。
10月24日 全國政協四屆三次會議決定：劉少奇為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主任。
10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周恩來關於延期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和印度尼西亞政治局勢的情況通報。
10月31日 在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讚揚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領袖，是對中國近代歷史超過重要推動作用的偉大人物，號召全國人民和海外一切愛國人士，進一步團結起來，為徹底實現孫先生的打倒帝國主義、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國的理想而奮鬥。
11月3日 聽取教育部部長何偉、劉皚風副部長彙報正在召開的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會議情況。
11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城市半工半讀教育制度問題。在會議上講話：“我們的國民教育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全日制；一種是業餘教育；一種是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半工半讀學校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有技術、有實際操作能力的新型勞動者。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到能當幹部、當技術員和當工程師的水平，但是也要能當工人、農民。當然，現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今後還應多培養我們所需要的知識分子。農村實現四化需要大量技術人員，城市應該為農村輸送這種人材，但也要隨著需要和可能逐步地輸送。“城市普及初中，還是提全日制和半工半讀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城市全日制初中、農村全日制小學，不要提停止發展，這一條路不要堵死。”但也要參加勞動，鍛鍊勞動觀念，養成勞動習慣。城市職工的業餘教育，一定要重視。城市半工半讀，要堅持五年試驗，十年推廣，各種各樣形式都可以試驗，在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在中國避免出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根本的有三條措施，第一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定要堅持到底；第二是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搞半工半讀，全日制要改革，還要加強業餘教育；第三是幹部參加勞動。我們把這三個辦法實行了，也許能夠避免，許還不能避免。
11月9日 同周恩來會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
11月10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1月15日、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討論城市半工半讀教育制度問題。在會議上講話：工業部門既是生産隊，也是教育隊，今後要注意教育。青少年參加勞動，還要注意衛生，勞動時間不能過長，不能過重。現在有些半工半讀學校，勞動重，功課也重，要提醒注意。
11月17日、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先後聽取余秋裏關於全國計劃會議情況的彙報，谷牧關於基本建設情況的彙報，趙爾陸關於國防工業情況的彙報，吳波關於財政情況的彙報；討論並原則批准了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計劃。
11月18日 會見第二批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各青年代表團團長及日本共産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砂間一良、日本和平人士西園寺公一和夫人、日本友協常務理事三好一、日本民青中央委員佐佐木一司等。在會見時説：中國在以前是個落後的國家，現在在經濟上、文化上還有大量的落後的現象沒有消滅，特別是在農村裏，經濟上、文化上比你們日本還是要落後一些。想克服這個落後的現象，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可能比你們從明治維新開始發展工業的時間要短一點，但是，也不能很短。發展我們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只能靠中國自己的政府和人民來節約，不能靠其他的辦法，不能靠掠奪和剝削其他國家、其他民族來發展。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民是團結的，團結在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進行艱苦的努力，來克服這些落後的現象，把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文化上建設好。
12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劉少奇為廣播事業創建二十週年的題詞：“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廣播工作做好，使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得到鼓舞。”
12月8日——15日 出席在上海舉行的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羅瑞卿的所謂“問題”。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羅織罪名，對羅瑞卿進行突然襲擊。羅瑞卿因此被調離軍事領導崗位。
12月15日 為印發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文致信毛澤東：“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覺得對於一些基本問題説得很好，對現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建議將此件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級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昨日見主席時，主席已同意這樣。望主席再看一遍，並批交小平、彭真同志辦理。”經毛澤東同意，《論十大關係》一文于二十七日印發縣、團級以上黨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