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2日上午9點30分，教育部組織著名語言學家與記者見面會，介紹紀念國務院發佈《漢字簡化方案》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50週年活動並對做好此項宣傳工作提出建議。
今天會議的議程為：
一、請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副司長張世平介紹紀念活動籌備情況。
二、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先生介紹《漢字簡化方案》的有關情況。
三、請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陳章太介紹國家語言規劃的制定等有關情況。
四、請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傅永和介紹漢字整理和簡化有關情況。
五、請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現代漢語規範詞典》主編李行健介紹語言文字規範標準制定和語文工具等有關情況。
六、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會會長陸儉明介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與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等有關情況。
七、回答記者提問。
記者見面會現場
[周有光先生簡介] ：周有光先生是卓越的語言文字學家。1906年1月13日出生於江蘇常州。1923年就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攻讀經濟學。1925年因五卅慘案離校，改讀由愛國師生創辦的光華大學，1927年畢業。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華大學、江蘇教育學院、浙江教育學院等校，任職于江蘇銀行和新華銀行，並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1949年上海解放後回國，任教于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經濟學，業餘從事語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調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先後擔任文改會委員和副主任、國家語委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委員、《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名譽會長。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兼教育組副組長。周先生至今仍在語言文字學領域裏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進行創造性的研究，特別在中國語文現代化、比較文字學等領域取得輝煌的成就。周先生先後發表《漢字改革概論》《新語文的建設》《世界文字發展史》《現代文化的衝擊波》等專著20余種，論文近400篇。
半個多世紀以來，周先生在語言文字學領域裏一直進行著廣泛的探索和創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國語文現代化和比較文字學方面成就卓著。周先生是我國語言規劃理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語言文字學理論對我們實施國家語言規劃，推廣普通話和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基本內容是“語言通用化，文體口語化，文字簡易化，拼音字母化”，信息時代應增加“中文電腦化”和“術語國際化”。
周先生對於推廣普及民族共同語有全面而詳盡的論述。他指出：“一國人民，如果語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盤散沙，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推廣共同語是國家現代化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他還説：“‘文明古國’要想成為‘文明今國’，不能不進行現代化的改造。‘現代化’必須以‘教育現代化’為基礎，‘教育現代化’必須做好‘語文現代化’的準備。”周先生認為“語文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就是普及現代共同語，學校、公共場所和集體活動一律説共同語，實行共同語和方言的“雙語言”制度。他認為，“語音標準是否確定是共同語‘成年’的標誌；共同語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國學校成為校園語言，是教育‘成年’的標誌。凡是認真工業化的國家都以普及共同語作為建國大事。” 周先生還提出普通話普及的標準，即“全國學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全國公共活動以普通話為交際媒介”等等。
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創制人之一，周先生在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績已載入史冊。《漢語拼音方案》以其國際化、音素化的嚴密設計，使得不能準確表音的漢字有了科學的注音工具，更使掃除文盲、推廣普通話、索引排序、工業産品編碼、制定旗語、燈語、手語、盲文和少數民族文字有了強有力的工具和憑藉。《漢語拼音方案》誕生後不久就成為用拉丁字母轉寫中文的國際標準。特別是計算機應用普及以來，採用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處理技術方面顯示出極大的優越性，為漢字信息化、漢語國際化、普及普通話和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周先生具有淵博的學識和完美的人格品質。早年間，為了新中國建設的需要，他放棄了本來的專業方向，毅然投入文字改革事業中。半個世紀以來，周先生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耄耋之年還開闢新的研究領域，至今思維敏捷，眼界超前，筆耕不輟，對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和管理的後輩是極大的鼓舞鞭策。
[陳章太先生簡介] ：74歲，福建永春人，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所長，《中國語文》副主編，國家語委副主任兼秘書長，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中國地名委員會副主任，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客座研究員。現任國家語委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應用語言學會會長等。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著作有《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語言規劃研究》等多種語言學和方言學論著，論文百餘篇，與李行健合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與許嘉璐合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
[李行健先生簡介] ：70歲，重慶人，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60年起歷任天津師範大學教授，語文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國家語委委員，現任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語言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語文報刊學會會長，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等。長期從事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主要著作有 等，併發表語言文字論文百餘篇。主持完成國家規範標準項目《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主編完成國家語委重點項目《現代漢語常用詞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及《中學生規範字典》《小學生規範字典》《現代漢語成語規範詞典》等多種語文工具書。
[傅永和先生簡介] ：65歲，北京人。1966年起在國家語委工作，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字處處長，國家語委秘書長、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司司長，現任國家督學，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曾主編《漢字屬性字典》《現代應用文體及經典範例全書》，主持制定《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等多種語言文字規範標準。
[陸儉明先生簡介] ：70歲，江蘇吳縣人。1960年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計算語言學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會員，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等。曾多次赴美國、日本、泰國、新加坡、挪威、韓國及港臺地區高校講學。陸先生的研究方向是現代漢語句法、現代漢語虛詞、對外漢語教學、中文信息處理以及中學語文教學等方面。主要著作有《現代漢語句法論》《八十年代中國語法研究》《陸儉明自選集》及與他人合作的《現代漢語小詞典》《現代漢語虛詞例釋》《現代漢語》《虛詞》《現代漢語虛詞散論》等多種，併發表語言學論文120多篇，主持多種國家社會科學重點科研項目。
[王旭明]: 新聞界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特別歡迎各位一大早就趕到教育部，今天我們也特別激動和特別興奮。為什麼呢？人能活到一百歲這是個奇跡，人能到一百歲，還能夠到我們教育部來，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奇跡！更大的奇跡是一個百歲老人還對祖國語言事業孜孜不倦地追求和研究，這就是奇跡中的奇跡了！
所以，在今天正式見面會之前，我提議以熱烈的掌聲向百歲老人、百歲著名語言學家表示熱烈的敬意和謝意！
這是教育部第一位百歲老人的到來，對今天來的各位語言專家我們有一個書面材料和詳細介紹。在周有光先生的介紹裏，大家可以看到，在推廣普通話工作中有大量獨到精神的研究，進入信息時代他提出應該中文電腦化和術語國際化。我聽了這個詞語，我覺得懵懵懂懂。我覺得這樣一位學者跟著時代不斷地與時俱進真的令人起敬。周老對從事語言文字研究的後輩是極大的鞭策。
今天參加這個活動的的幾位專家和學者和官員我做一下介紹：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副司長張世平先生，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陳章太先生，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也是老語委副主任傅永和先生，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現代漢語規範詞典》主編李行健先生，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北大中文系教授、世界漢語教學學會、中國對外漢語學會陸儉明。
我們特別高興幾位著名的學言學家和記者朋友們見面。今年是國務院發佈《漢字簡化方案》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發佈50週年的日子，在3月31日我們將舉行一系列的紀念活動。
我們今天的話題相對於昨天的“治理教育亂收費”可能是虛一點兒的，但是，關係到一個國家的振興的語言文字，這個表面上我們天天用、天天學的倒不顯得重要了，實際上我們每天每時每刻在用。首先請張世平副司長介紹有關情況。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副司長張世平介紹基本情況
[張世平]:感謝各位記者朋友光臨今天的盛會。能夠有機會在這樣的場合靜陪默坐我非常高興。在與各位專家和記者朋友交流之前，我先利用短暫的時間向各位通報一下這個活動的簡要背景。
大家知道，今年年初是國務院公佈《漢字簡化方案》和發佈推廣普通話50週年。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國家語委要在今年3月31號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座談會，回顧50年來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走過的道路，總結歷史經驗，瞻望語言文字在新世紀、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推動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下一步的發展。
語言文字工作，剛才王旭明主任已經做了簡要的介紹，是和我們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一項基礎工作，一項基礎工程。50年前國務院作出的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的工作，對於我們50年後的社會生活有非常大的影響。50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通過社會各界的一致努力，雙推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歷史進展。
到現在，我們全國掌握普通話的人口已經由建國之初文盲佔人口總數80％以上——那個時候沒有普通話普及的統計，但是我們想文盲人口占人口總數的80％以上，掌握通用語的人口應該更低於這個數字——到現在，上個世紀末，我們國家在全部人口中間已經有53％的人口掌握了普通話。
另外，我們有99％的人口習慣使用規範漢字，説明了我們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歷史進展。
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國家語委舉辦這個紀念活動，目的是總結歷史發展，尤其是我們要在新世紀和新的時代背景下，讓這個工作取得更大的進展。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書同文”和“語同音”。50年前的決策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我們今天的盛會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的盛會。
我們希望記者朋友，對於我們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度的採訪，希望大家對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工作進行廣泛的宣傳，給予更大的關注和支持。
我們和新聞辦一起擬定了宣傳方案，已經提供給了各位記者。
在3月31號上午人民大會堂舉辦的紀念座談會上，許嘉璐副委員長和陳至立國務委員都將發表重要的講話和發言，我們希望各位記者朋友給予這次活動更大的支持和關注，對於這次紀念活動給予更廣泛的深度報道。謝謝各位！
[王旭明]: 謝謝張司長，我們已經給各位提供了有關背景材料和紀念活動的宣傳方案，大家有什麼問題稍後可以和張司長一起討論研究。
下面有請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介紹有關情況。
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
[周有光]:各位領導、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們慶祝國務院公佈《漢字簡化方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50週年。1956年國務院公佈《漢字簡化方案》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到現在已經50年。這50年是我國語文生活現代化發展最快的時期。
漢字的規範化和普通話的推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2000年，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總結過去，開創未來，使我國的語文生活邁向信息化時代。規範漢字，包括簡化字和常用字在我國大陸已經通行，小學教師説簡化字好教，小學生容易學、容易寫。許多種古典書籍已經翻譯成白話文。簡化不妨礙書法藝術，書聖王羲之經常寫簡化藝術。要求大眾能夠看懂，易用規範漢字，平常記錄的電腦化，遇到生僻字不利於輸入電腦，今後姓名用字應當以通用漢字為先。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過去大多數人民是文盲，今天大多數人民正在接受基礎教育，這是我國文化歷史的巨大變化。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和中國國家的共同語，開展國家共同語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需要。長期以來推動工作遲滯不前，現在信息廣播、移動電視快速發展，全國學校越來越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公眾活動越來越多以普通話為共同媒介。
人大、政協以普通話為會議語言，給全國樹立了榜樣。許多大城市人口猛增，正在發生大都會的演變。大都會需要以普通話為日常用語。“書同文、語同音”的時代正出現在我們面前，在全球化的21世紀中國將以一個現代文明的大國屹立於世界！
[王旭明]: 下面我們請陳章太先生介紹一下國家語言規劃制定的有關情況。
[陳章太]: 各位記者朋友，你們好！50年前，也就是1956年，我們國家的國務院作出很重要的決定，並且發佈了《漢字簡化方案》，也就是我們後來常説的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同時，發佈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這兩件事情，回頭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來，這標誌著我們國家整個的語言規範化，包括歷史上的，長期以來的語文革新運動，進入了一個很重要的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最重要的標誌是1955年同時召開的兩個會議，也就是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的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學術會議。這兩個會議和剛才説的國務院的這兩項重要決定，這幾件大事，標誌著我們國家進入了整個語言規範化工作，進入以政府為主導，有計劃、有領導、有目標、有步驟、有措施的全面的展開。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在世界的絕大部分國家來説，我們國家應該説是表現出一種很傑出的這麼一種重大的事情。
當時我們國家的語言規範化工作到現在50年，大致分兩個階段，“文革”前和“文革”後，這麼兩個階段。“文革”前大致上又分兩個小階段，也就是“文革”前十五年，從1949年到1965年，1966年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前面一個小階段，應該説是我們國家的語言規範化，文字的標準化，是蓬勃發展的時期，是在建立新中國、建設新國家這個大背景下，為國家全局服務的。
50年代中期，黨中央、國務院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成立了專門的機構，政府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研究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問題，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所以，50年代中期確定的進行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和加強現代漢語規範化，這三項重大的語言規範化的任務，就文字改革來説，漢字簡化，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文字簡化包括對漢字進行整理，還有推廣普通話，很有眼光。
就推廣普通話方面來説，當時確定了一個基本方針，“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這是50年代確定的推廣普通話的方針。當時，採取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了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當時毛澤東主席發出了號召，一切幹部要學普通話。周恩來總理親自做文字改革工作報告。
也就是説，提出來，在一個時期之內要使普通話在我們全國範圍儘快推廣，同時明確規定，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學習和使用自己本民族語言的自由，各民族要互相學習語言。這就是當時確定的一些基本政策，也可以説是我們國家的一些最主要的語言政策。
就普通話來説，它又進行了規範。用“普通話”這個名稱，當時就有不少爭論。我們中國歷史上，從秦代以來，歷朝歷代都有推行共同語言的做法，最早是“雅言通語”，明清的時候長時期使用的是官話，最後是國語，我們一直沿用到1949年，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直到現在還是在用國語。
據我所知當時有三種主張，一部分主張使用漢民族的共同語標準語，用普通話來稱呼它，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是不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期定下來的國語。另外還有少數人主張沿用更早的官話。過去學界有一個傳説，甚至我見到文章説，“普通話”這個詞是從日語借用過來的，但是後來了解，這個不準確。
從明清以來，民間、社會上“普通話”這個詞已經使用了，特別是清代“普通話”這個詞在民間用的多一些。當時是指不標準的國語，比如説周先生就曾經説過，他説他小的時候常常聽人説“你會説國語嗎”？人家説“我不會説，我只會説普通話”，那就是把普通話當做不標準的國語。
文字改革先驅朱文雄最早提出了普通話，瞿秋白在許多文章裏也提到普通話。50年代明確採用普通話，就把“普通話”作為了專稱，我們漢民族的共同語。意思很明確，這個普通話是普遍通行的，不是説普普通通的話，而是普遍通行的，這是有專指的，有專門定義的。
但是，決定用“普通話”這個名稱就是兩個會議，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這麼兩個會議上正式決定下來。同時在這兩個會議，特別是漢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就給普通話作出很明確的界定，下了很明確的定義，就是以北京語音做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漢代白話文為語法規範。這三條規範標準，這個定義裏面都包括了。
這個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從歷史上幾百年當中或者説有國以來，雖然有某些規範提出過標準，但是沒有這麼系統、這麼明確、這麼全面的一種規範標準。所以這個是很重大的。
推廣普通話經過了差不多十幾年，從1949年到1965年，有些人年紀稍微大一些可能還經歷過，到了60年代可以説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比如説學校已經基本上使用普通話教學了，我們的宣傳機構的傳媒語言基本上使用普通話，社會上有一些大型的公共活動，到了60年代也是使用普通話，取得了很大成績。
剛才張司長説，前一段使用普通話的普及我們沒有統計，80％以上的文盲，60年代使用普通話的概率我個人估計在30％。因為不光是1949年以後，49年以後，從清末以來就推廣國語，已經有長期的積累過程。所以説，當時取得這個成績是有原來一定的基礎的。但是這個時期我們是蓬勃發展的時期，成績最大的時期，這是不可否認的。
為什麼呢？我們這輩人都經歷過，1949年以前我們國家的語言生活基本上是“單語制”，基本上以一種方言或者以一種母語在使用，雙語，能使用普通話和國語的基本上很少。在少數民族地區既使用本民族語言又使用普通話的更少，基本上是單語制。但是經過十幾年以後，普通話在社會上使用的越來越多了，逐漸向雙語制發展了，既會説方言、民族語言，又會説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我們要説，50年代當時採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政府宣傳媒介比現在的宣傳力度還大，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全國成立專門機構，一系列的工作都跟的非常緊。
“文革”後半階段，一切工作都停滯了，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普通話推廣工作或者其他的語言文字工作也都受到了很大影響。但是我們要説的一件事情就是，1977年，當時倉促頒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剛才説1956年國務院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是第一批，1977公佈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公佈不久以後社會反響很大，認為太倉促了，不夠成熟，造成了社會用字的一些混亂。所以，現在社會上使用漢字有時候還會把第二批簡化漢字少數的混在一起。
我為什麼説這個事情呢？因為要説到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國家的語言文字工作的一些方針任務的情況。因為國家前一個階段是建立新中國、建設新國家，整個語言文字要為這個工作服務。到“文革”結束以後，我們是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整個國家加強現代化建設，我們國家全面的發展各項事業，整個語言工作要服務於這個大局。所以黨中央和國務院就考慮，從80年代開始醞釀製定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任務。做了幾年的調查研究，做了準備工作以後，在80年代中期，在1986年年初正式公佈了我們國家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任務。
這個任務的制定過程是經過了相當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的，反復的對一些問題做了討論和研究。新時期方針很明確，就是貫徹執行國家關於語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定，促進語言文字標準化、規範化，繼續做好文字改革工作，使語言文字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更好發揮作用。這個方針和50年代中期的方針，已經是大大的發展了。
第一個任務是做好現代化漢語規範工作，積極推廣普通話。第二，研究現行漢字，制定有關標準，進一步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研究並解決實際應用中的問題，研究漢語漢字信息處理問題，參與鑒定工作，做好社會調查和社會諮詢服務工作。核心就是推廣普通話和加強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為現代化服務。這個工作改變第一個是作為現代化任務，第二加強現代化、標準化，第三提出語言文字為現代化社會服務，和信息化社會結合的更緊密一些。
所以我們看到已經考慮到整個社會的發展。我簡單的説一個事實，當時制定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任務的時候，黨中央、國務院是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討論的。比如説中央書記處，當時的國家語委，根據中央的指示、意見提出了新時期方針任務的草稿，都是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審批的，來回討論很多次。當時中央分管文化教育也包括語言文字工作的胡喬木同志，他是語言文字非常內行的一位專家，很多次審查報告。比如説一件事情，到底方針任務當中提不提50年代聲明，我們漢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方向，這樣的問題就向中央書記處彙報了不止一次。
當然後來新的方針任務中沒有提這個，有一個解釋，是因為考慮到我們當前要做的工作，這是50年代也説明過的，要繼續研究、討論。比如説廢除第二批簡化漢字方案，是在1986年廢除，向中央書記處多次彙報，我和傅永和主任到北戴河向喬木同志彙報，喬木同志提出廢除二簡的，要恢復一簡的幾個，我們的意見是最好先不動，但是考慮到要穩定一個時期，把簡化字清理一下。喬木同志説“你們不能説服我，我也不能説服你們”，爭論的比較激烈。
喬木説“我們各自向中央書記處申訴”，過後他寫了7頁信紙的信。我給國務院寫報告。當時的總書記、當時的總理，當時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中央書記處會議都討論過。所以，新時期方針政策都是經過中央反復討論審批的。
從50年代和80年代這兩個時期以後，就看出中央、國務院，我們國家對於語言文字工作是極其重視的。所以説我們現在取得這麼大的成績，我覺得很慶倖。如果回頭説一個小事兒，當時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也是50年代的任務，當時有一兩千個方案，到底用什麼方案，當時有用中英字母、羅馬字，還有使用現在的拉丁字母，現在看來是極其正確的。
包括一部分蘇聯專家提出來，建議我們使用斯拉伕字母，現在看來中央這個決策、國務院這個決策是非常正確的。為什麼？因為拉丁化在世界語言中都相當通用。所以中央每決定一個事情都是極其重要的。我就説到這裡。
[王旭明]: 謝謝陳先生，陳章太先生原來是我們國家語委的副主任，長期從事語言文字工作，陳先生給我們介紹了《漢字簡化方案》出版50年來變革的有關情況。
下面的時間，如果記者朋友們有問題可以請教周先生。
教育部長周濟滿面春風地健步來到會場，緊緊握住周有光先生的手，“您做的工作非常有意義！”
周濟部長還特地來到中國網直播臺前，與工作人員一一握手，對直播表示感謝。
周部長正在主持另一個重要會議，與大家寒暄後，立即趕回會場。
[香港東方日報記者]: 漢字簡化字在新加坡有使用，在香港和台灣就沒有用簡化字，在香港推行比較困難。剛才提到簡化漢字對國家的凝聚和統一都有很大作用。不知道幾位專家對在香港推行簡化漢字有什麼建議和看法呢？
[傅永和]: 簡化漢字有一個政策，就是在我們內地簡化漢字也是適用於現代漢語用字，古漢語用字不在其內。至於在香港，因為一國兩制的關係，所以香港是不是使用簡化字要由香港特區政府來決定。
[王旭明]:特區政府現在還沒有推廣普通漢字的規定，據你了解有沒有正在醞釀中的方案？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對普通話的推廣非常重視，至於文字還沒有考慮或者制定是不是使用簡化字的政策。
[陸儉明]:據我所知，已經有相當多的學校使用簡化字，雖然特區政府沒有明確的政策，但是在民間實際上已經推行了。漢字從甲骨文到篆書到現代不斷簡化，這是文字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簡化漢字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老百姓好認、好寫、好記。
[陳章太]:據聯合國一個決定，從2008年後聯合國使用的中文一律使用簡體字。現在是兩種文本，繁體字和簡體字都有。
[王旭明]:漢字最早不是繁體的，最早是簡體的。
[陸儉明]: 最早是甲骨文然後是篆書，然後是隸書。最早不是繁，最早是圖，是象形文字。文字本身有一個從繁到簡的過程，我們現在發展下來相當一部分其實是歷史本身已經有的，有一些以前叫“俗字”，比如現在“書”就是草書。
[陸儉明]: 台灣自己現在也在簡，“台灣”這兩個字現在很多場合和我們的寫法都一樣。至於香港、澳門、台灣，這個事情不能急，慢慢來，文字是使用的，使用過程中大家發現這個好，就用了。
[王旭明]: 陸先生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漢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也是中國語言學會的副會長，剛才給大家提供的説明可能有點兒不一樣，大家以這個為準。
[農民日報記者]:漢字簡化對農民的掃盲起了很大作用，目前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請周老為農民朋友説幾句話。
[周有光]: 今天開這樣一個會非常有意義，最近幾天我看到季羨林先生寫的一篇文章，他説有兩個青年到他那兒去，他問這兩個青年“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兒？這個青年説“文化大革命”就是文藝復興。另外一個青年説“文化大革命”就是文藝百花齊放。所以，經過“文化大革命”多年，許多青年的確是不知道了，所以，開這樣一個會很有意義。
中國一向是農業國家，絕大多數是農民，可是多年來農民一直處在愚昧貧困的狀態。現在，絕大多數農民都能受到基礎教育就是六年或者九年或者更多的教育，這是很大的改變。漢字幫助他們學文化，拼音也幫助他們學文化。我們的農民要變成現代的農民，現代的農民了不起，因為隨著科技發展，農業本來是落後工業現在變成了先進工業，農民的前途是非常遠大的。21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農民的地位在中國將有很大的改變。
[周有光]:（回答香港東方日報記者的問題）香港回歸以後逐步在改變，改變要一步一步來，不能著急。簡化問題本來台灣也是贊成的，後來人家反對，沒有辦法，不能推行了。在清朝末年簡化就有許多人提倡，可是也遇到了很多阻力，一直到5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才能實現，所以中國簡化是清朝末年就有提倡了，但是真正執行是50年代開始的，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台灣反對簡化字起初不是這麼厲害，後來台灣把文字改革的問題和政治問題挂鉤。所以簡化目前主要阻力是在台灣。可是這個事情我想不必著急，慢慢會改變，因為聯合國正在準備所有的中文文件都用簡化字，因為用兩種字體是沒有必要的。聯合國的這個規定也證明簡化的方向是正確的，也得到了多數人的同意。
其實簡化以後還要進一步的規範化，規範化更重要，所以我們做的這個事情是正確的，是進步的，一定會逐步推廣，香港也會慢慢採用。現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雖然是一個國家，可是因為一國兩制的關係，來往還不是很多，將來的往來會越來越多。同時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世界各國學漢語的人也逐步在增加，在這個形勢之下，簡化字慢慢會變成中文唯一的標準，那個時候香港也會喜歡用簡化字。所以不必勉強他們也不必著急。聯合國準備用簡化字這個事情就説明方向是對的。
[王旭明]: 對周先生簡介的時候有兩個字就是“耄耋”，這個字我記了好幾年。
[李行健]:“耄耋”是指八九十歲。
[工人日報記者]:普通話推行，一些方言也在消失，你如何看現在一些地方提出的保衛方言的觀點？
[周有光]:據我知道，提出要保護方言這個話是在上海起來的。上海為什麼發生這個事情呢，我的理解是這樣：中國今天一些大的城市發展的非常快，發展快的形勢是外面來的人越來越多，本地人口增加的非常慢，慢慢的這些城市就變成了大城市、大都會化。什麼叫大都市化呢？這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現象，大都會比如説紐約，每天進入紐約的人口是1300萬，所以大都會不可能通行本地方言，必然有一種共同語，在中國就是普通話。大都會的通用語必然是普通話，這是一個自然趨勢，這不僅是中國的現象，也是世界各國的現象。大都會在中國正在接近，上海方言照樣可以用，不會損害，可是方言要發展，和普通話競爭在大都會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都會必然是用全國的各種語甚至是世界的各種語言，大都會化這個現象在中國是越來越明顯，這是一個社會的進步，是這麼一個情況，了解了這麼一個情況，保衛方言的話就過去了。
[中國語言文字網記者]:社會上有人搞個人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這種做法有意義嗎？
[周有光]: 中國人從清朝末年就提出文字要改革。文字要改革，要制定一個方案來拼寫中國的語言，清朝末年就開始了這樣一個運動。有許多人對於這個問題興趣大得的不得了。我們在50年代徵集漢語拼音方案的時候，一共拿到三千多份方案，這是群眾創造方案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現象是一個進步現象，就是群眾已經了解到需要改進我們的語言文字，以順應時代。
可是方案不可能有許多種，只能留一種，而且方案定了以後，一定要國家給它以法律地位，不能是個人搞的。個人的興趣我們不反對，但是個人或者一個小團體搞的拼音來代替漢語拼音方案是不大可能的。因為漢語拼音方案在50年代的制定我們是非常慎重的，從原理到技術是廣泛徵求意見，深入研究，經過三年時間才定下來。定下來以後我們又應國際需求，國際標準化ISO組織為我們提供方言制定國際標準開了很多會議，經過三年才定下來。所以它的原理性、科學性、適用性等等方面都經過了廣泛的證明。這個方案今天要有另外一個方案來代替它是不可能的。不過群眾作為興趣研究，來創造，這是一個好事情，不是壞事情，我們不要反對，可是要使大家明白個人方案是不可能代替國家方案的。
[陳章太]:剛才有一位記者朋友提到保衛方言的問題，最近我碰到很多，討論也很多，我到上海參加上海語言文字法實施草案討論的時候也碰到了這個問題。現在不光是上海，杭州、廣東、東北、西北都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可能有一個誤解，認為現在方言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們覺得是推廣普通話的結果，是受普通話的影響。
我覺得應該這麼看，剛才周先生説方言變化是一種社會進步的結果，事實上也是語言文字演變的一種結果，是很正常的一種現象。小的時候我們自己説的方言和現在老家人説的方言，或者和我們老輩説的方言差別已經很大，這個是歷來如此。方言的變化是很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誤解普通話推廣的影響這是不確切、不全面的。我是研究方言，研究語言規範化的，我覺得這個看法不全面。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推廣普通話，從50年代一開始就説的很清楚，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克服語言障礙，使方言區的人能夠多一種、掌握一種使用範圍更廣的語言，而不是要企圖消滅方言，而且在2000年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也很明確給方言的使用留下了必要的空間，做了明確規定，哪些情況下可以使用方言，甚至可以説執行公務的時候，需要的時候也可以使用方言，當然要求説普通話，但是需要的時候，比如説遇到司法，法律説明很明確規定方言有其自身的價值。50年代周總理的報告也講到對方言應該採取的態度。我們講的很清楚，方言有自身的價值，它的社會交際價值，它的文化價值。所以對方言從國家政策上來説，從一開始到現在幾十年，一直是採取的保護的態度，但是不是保衛。為什麼呢？保衛很簡單，保衛是受到侵犯才需要保衛。方言的變化不是普通話的侵犯，是社會演變的規律。而且一種方言的瀕危、萎縮甚至消亡都是很長期的，我們現在看看德國的南北方言，德國那麼發達，德國的標準德語普及了一兩百年，但是南北方言差別仍然很大，我們北京和天津這麼近，天津話的天津味兒依然那麼濃，不要擔心方言受普通話擠壓了。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王旭明]:請預測一下這個趨勢或者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後，某一個地域的方言，會不會像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那樣需要保護，比如崑曲、故宮都受保護起來的，比如某一個方言又要讓它成為人類對歷史的記憶，會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陳章太]:這是必然的，因為方言的衍生速度是很快的，有些強勢的方言比如上海話、廣東話、福建話，事實上它的活力還在增強。十幾年前有一個口號説“普通話南下、粵方言北上”。受當時港臺文化的影響，包括電視播音都有一點兒港臺腔，方言一方面向普通話靠攏，另一方面又吸收有益的詞語，比如現代的詞語豐富自己，方言的詞彙用方言發音，這樣方言的活力就增強了。比如説有的方言，過去沒有的語音成份，現在在方言裏面吸收了普通話的一些語音成份。我是閩南人，過去都是文白兩種讀音，現在把普通話的“康”吸收進去了，它三個音，表達的活力增強了，需要用這個音的時候，就可以用。所以強勢方言活力在增強，弱勢方言在萎縮，這是一種自然規律。弱勢方言是多數，尤其是邊界方言。
最近我們搞瀕危方言的調查研究，大量記錄包括錄音，比如東北的“站話”，是古代驛站一些官員和家人使用的，“站話”現在萎縮了，基本上瀕危了，正在搶救。比如説海南島的“軍話”，是北京軍人去保衛邊疆，從明清以後保留下來的北方話。還有杭州話，是北京帶的北方話和吳方言結合的“杭白話”，現在杭州話本身既有普通話的影響，同時還有周圍吳方言的影響，所以基本上強勢方言會保持很長時間，弱勢方言逐漸萎縮，有一部分方言就會變成瀕危甚至消失這是很正常現象。
聯合國有一個估計，現在世界上六千種左右的語言，大致上一百年左右大概至少要消失一半，這是正常的。所以説剛才提到，對於方言我們怎麼採取保護措施包括瀕危方言我們在採取搶救，這是我們跟保護非物質文化一樣的。我們國家做的比較早，本來工業化國家語言保護、語言搶救一般都是經過一二百年以後才做的，比如英國的一些語言都是消失後重新搶救，現在重新採取一些培訓之類的措施，這個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我們國家意識到這種情況，抓的比較早，我們政策上的預測力比較強，這還涉及到一個語言權益問題，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其中語言權益也是我們國家要關注的。説自己的方言母語或者民族語言的母語是受到國家保護的，但是我們國家提倡推廣普通話這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國策，並不妨礙你自己教學、購物或者傳媒、社會公共服務這四大方面要使用普通話，但是方言完全可以自由在方言區使用，這是我們國家採取的一些措施和政策，抓的比較早。
[張世平]: 有媒體朋友提出：網絡語言和普通話在海外的影響，我們請北大的陸儉明先生做一下回答。
[陸儉明]: 剛才陳先生談了方言、普通話的問題，可能有記者不太了解。關於方言問題大家主要要有這樣一點認識，方言是語言活的化石。我們的漢語從古代到現代到底怎麼發展的，我們可以從多種渠道去了解。
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方言。大體上可以這麼説，我們方言很複雜，從南到北的方言上的差異，正好是從古至今漢語發展的一個軌跡，無論是從語音上還是語法上。為什麼中央一方面強調推廣普通話，另一方面沒有提出不能説方言要消滅方言？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也很自然的會隨著普通話的推廣，對一些弱勢方言會産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就大的方言來説不會有什麼變化。
下面有一位記者提這樣一個問題，國外華人當中是否廣東話比普通話更普遍，怎麼加大普通話的力度？是這樣，中國的海外華人大量是從廣東的東南部出去的，因此我們都知道幾乎海外每個國家幾乎都有潮州幫、廣東幫、福建幫，因為在過去講，特別是老的華人當中，確實基本上是福建話、廣東話，還有客家話。現在的情況在發生變化，因為我們知道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後，去海外的中國人越來越多，現在海外已經逐漸在改變這樣一個情況。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以漢語為母語是使用人數最多的國家，世界上有六千多種語言，使用語言在一千萬人以上的大概有17種語言，漢語排在第一位。漢語還有一個特點，歷史那麼悠久，始終沒有分化為不同的語言，文字也始終沒有分化，這是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這要歸功於漢字。因此漢字對於漢語的統一，漢字對中華民族的凝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為我們過去長期經濟的滯後，加上西方國家對我們進行封鎖，因此長期以來漢語雖然是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在全世界來講它是一個弱勢語言。經濟不發達沒有人來學習你這個語言，從80年代以後，我們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在逐步發生變化，而進入21世紀以後，情況更是不斷發生變化，這個變化就是現在全世界學習漢語的人越來越多。
媒體大概都知道，有一個所謂“漢語熱”的説法，所謂“漢語熱”無非是説世界上各個國家的人學習漢語的越來越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熱？原因很簡單，跟我們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跟我們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在世界上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別是隨著我們國家申請世貿組織成員國成功、奧運會申辦成功、上海申辦世博會成功，特別值得注意的上世紀90年代的兩次金融風暴中國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些使我們國家的地位逐步提升。現在在外國人眼裏中國既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市場，又是一個巨大的財富的寶庫，又是一個神秘而古老文化的寶庫，都想到中國來。
現在可以這樣説，全世界不管是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要發展本國、本地區的經濟不能不跟中國打交道，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有一個龐大的市場，有一支龐大的廉價勞動力隊伍。但是要跟我們打交道，就要用漢語，學漢文。為什麼全世界會出現漢語熱，是跟我們國家地位的提高息息相關的。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俗語“對外漢語教學”，過去由於國際國內各方面的原因，過去外國有人要學漢語，在本國沒有辦法學，都要到中國來，當時中國也沒有辦法走出國門到外面講授漢語，過去我們基本上採取一個辦法把外國學生招進來，在中國教授漢語，因此出現了一個“對外漢語教學”名稱，這個名稱是不科學的。去年我們舉行了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這是一次影響非常大的盛會，大會成為媒體的熱點。這個會議以後就漢語教學來説，起了一個分水嶺、轉捩點的作用。這個分水嶺、轉捩點在什麼地方？就是逐步的變招進來為走出去。
大家都知道，有關部門，特別是教育部、國家漢辦，採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比如説在世界各個國家建立孔子學院，現在孔子學院已經建立了40所，我前幾天剛剛參加了日本孔子學院的揭幕儀式。根據漢辦的計劃，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要求建立孔子學院，孔子學院的首要任務就是推進漢語的國際推廣。我們現在缺少的是師資，教漢語的教員，不是能夠説普通話就可以教的，是要有水平的，現在我們國家採取一個方針派志願者去教，去年、前年已經派出了接近500名。
國家漢辦啟動了以推動漢語教學為目的的漢語橋工程，現在全世界真的出現了漢語熱。我舉幾個例子，比如説美國過去是不開中文課的，但是美國現在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把漢語列入了IP課程，什麼是IP課程，就是進入大學的先導課程，而且準備2007年要開考。另外，美國的大學委員會，原來估計全美國大概有300所高中要開中文課，下去一調查，2347所高中要開中文課！這説明一個問題，美國人現在越來越多要學習漢語。2004年法國舉行中國年，法國教育部出面開了一個全法漢語教學研討會。而且據法國官員透露，漢語學習的增長率在3％－8％左右，其他語言的增長率只有2％－3％，而且希拉克總統在中國年説了一句話，他説法國青年未來選擇學習漢語這是一個最佳的選擇。這説明從民間到官方都重視漢語，其他的在日本、在韓國，在東南亞，現在都可以説漢語學習的人數都是直線上升的。
因此現在可以告訴媒體，現在我們國家，特別是黨中央、國務院對漢語的國際推廣都很重視。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家漢辦大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今後將是一個非常值得欣喜的局面。
另外有記者問到現在網絡語言很亂，各種各樣都有，這個問題怎麼看？談談我個人的看法。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在網絡語言上無非用這幾種語言，一個是阿拉伯數字，一個是拉丁字母，還有一種是簡稱，還有一種是自己起的一些名稱，比如小白菜、青蟲甚至是一個符號，這個在網絡上全世界都是這樣。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這樣看，等著瞧，也不要採取一種強制性的措施，但是有一條要管住，中小學的作文絕不能讓這樣的語言進去，這個語文老師要管住，中小學還是要按照標準語、規範字來推行。謝謝大家！
[記者]:黨和國家歷來重視語言文字的規範，但是規範有三個層次，政府的規範、專家的規範，辭書的規範。我們是搞新聞的，新聞和出版常常遇見語言文字的規範，特別是一讀和審讀過程經常出現病句或者異形詞，有時候使我們這些編輯感到苦惱。有些辭書現在不一致，再加上頒布的法規也不完整和完善，所以爭議相當大。比如標識，就是標誌，工商法律部門又不按照我們的異形詞表來做，還是用“識”字。遇到這些問題我們應該以什麼作為依據，特別是出版界和新聞界常常要遇到這些問題，我們以什麼來解決？
[李行健]:關於規範的三個層次，這個不太準確，規範標準只有我們國家有關政府部門頒發的，才能夠叫做國家的規範標準，至於專家的意見、辭典的意見只是參考意見，所以真正的國家意見應該是這個，不存在三個層次的問題。
你剛才説到“標誌”的問題，第一批異形字整理表是教育部和語委最新公佈的，這個“標誌”已經規範成“志氣”的“志”。現在有的新聞媒體還沒有完全注意到這個問題，比如去年8月4號參考消息有一篇報道廣州白雲機場的消息，文章裏有的時候用標識，有的時候用標誌，所以引起有些廣播節目主持人也把“標誌”讀成“標識”這是我們沒有遵守規範造成的誤導。
[文匯報記者]:簡化字古文裏面不適用，會不會影響青少年對於古文的學習？
[李行健]: 翻譯古籍的時候可以用繁體字，並不是説古籍就不適用簡化字，因為現在的教材大量的文章都使用簡化字，簡化字不影響我們學習古漢語。最近英國的BBC網也在討論這個問題，他反問我的時候説到好象繁體字成了交流的很大障礙，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誤區，首先繁體字、簡體字並不是説好像是兩個不同的系統，阻礙了我們的交流。
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講，第一簡化字本身，簡化字總表公佈兩千多個，其中1700多個是類推簡化出來的，比如“金字邊”簡化成“金”了，這可以類推出來。現在識繁寫簡也是可以證明的。比如香港一個有名的刊物《語文鑒錄通訊》，它上面有繁體字的文章，也有簡體字文章，這就説明這兩種字不是不可逾越的。現在可以把簡化字比較好的轉換成繁體字，也可以把繁體字比較好的轉換成簡化字，我想會逐漸得到比較好的統一，因為國家語言文字規範法規定了一些通用簡化字，我想不要著急，也不能強制，我是有信心的。
[王旭明]: 我想請張司長解釋一個情況，也許是巧合，今天來的幾位語言學家最長者是100歲，最年輕的65歲。我在想，搞語言研究是不是就是一個老年工作，是不是年輕的時候由於各種各樣原因不願意從事這樣的工作或者説後繼乏人。中青年這一層的骨幹工作人員的情況給我們介紹一下。
[陳章太]: 根據聯合國最新調查的2005年世界總量語言的分佈和實例調查報告，2004年漢語是排在第三、第四後面，2005年已經排在第二位，也就是它的分佈和使用的人口數量包括使用的領域，包括網絡排在英語後面，在德語前面，這個對我們來説是很重要的一個情況。
[張世平]: 剛才旭明主任提出的問題比較有意思。今天我們請到的都是年高德重的語言學家，我們請的是我們國家語言文字方面最著名、影響比較大的老先生，我想語言文字學科和其他學科一樣也分不同層次，中青年對於語言文字工作有興趣，在這方面進行研究，我想也是多的。
從語言文字學家角度可能要有多年的積累，但是從事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為這個工作做貢獻，我想中青年可能更多。我們近11年來，已經有1800萬人次參加了普通話水平的測試，我想這些人都是我們推廣普通話和語言文字規範化的積極分子。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已經有了4萬國家級和省級普通話水平的測試員，這些人是我們推廣普通話的宣傳隊和播種機。這些人和我們語言文字學家不同年齡層次從不同角度共同推動我們國家的語言文字和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使我們的語言文字規範化，在新世紀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發展前景，我想可能是這樣一個基本情況。
[王旭明]:最後兩個問題。
[記者]:我問一個關於簡化漢字的問題。剛才説簡化漢字的優點是好記、好認、好學，這對於民眾來説是一件好事，但是國家角度來講繁體字還不能完全消失，還用得著，人家研究這些繁體字的這些領域。我在大學學中文，我就知道咱們現在的簡體字，某些一個簡體字是由若干個繁體字簡化而來的，比如説“後”，我們現在寫起來非常好寫，但是它有“前後”的後和“太后”的之分，比如“鐘”它由“鐘錶”和“鍾情”的鐘演變過來，繁體演變簡體很容易，那麼國家層面怎麼消除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呢？
[傅永和]: 簡化字50年來，大概從認識上和這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大概經歷了這麼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50年代初，我們漢字的繁難，主要認為就是筆劃多，所以最初我們的簡化側重於筆劃的減少，所以更多的採用了草書楷化的字，現在比如説我們的“長短”的“長”，專門的“專”。
後來發現筆劃少不一定能夠減輕學習、書寫的負擔。比如説現在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堯舜”的“堯”，原來是上面三個土，下面一個屋，現在筆劃是減了很多了，但是在認讀和書寫上並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增加了負擔，因為“堯”上面的並不是戈壁的戈，所以並沒有減少負擔。
後來逐漸認識到漢字的字數多，應當減少漢字的字量，所以同音代替字就減少了一些。現在看來同音代替字，好多字能簡化成一個字，就是原來在使用中這些字是互用的、是混用的，根據這個特點就把他們合併成一個。實際上在我們具體的應用中，它有産生意義混淆的一方面。
所以在1964年，國務院就發佈了簡化字總表，這個簡化字總表，除了對56年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進一步從字形上完善之外，主要對同音代替的簡化字加了注寫，什麼情況應該還用原來的字。1986年我們重新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又增加了這些同音代替字的注解。在二簡廢除之間，國家語委成立一個七人小組，就是想按胡喬木同志的意見對簡化字做一個檢討，對第二部簡化方案確實好的吸收進來，當時成立了以北京大學王力教授，呂淑湘先生為代表的七人小組，當時對哪些情況下應該使用簡化字，哪些情況下不能使用簡化字，不能代替進行了注解。第二個方法是絕大部分回去，不簡化了。這兩種方案經過中央討論，由於好幾代人已經熟悉了一些簡化字，因此保持穩定不變，儘量把同音代替的字能夠在應用上，在語義上加以區分，指導應用。
現在在中文信息處理，漢字的輸入計算機使用方面，現在已經有很好的簡繁轉換的軟體，現在簡繁轉換的軟體台灣的也有，使用漢字的國家和地區都有這樣的軟體，但是現在簡繁轉換的軟體各家的水平參差不齊。上次我和北大的陸儉明教授還討論這個問題，作為語言文字主管部門我們應該搞一個統一的簡繁漢字的轉換軟體系統，主要是108個同音代替字要進行轉換，特別是剛才這位先生講到由簡化字回到繁體字是非常難的，為了便於應用，既然現在要保持穩定不能全回去，就應該採取這方面的措施。所以這個工作作為語言文字主管部門應該做好，參考各家簡繁轉換系統搞一個最完整的，讓適用面更寬一些。
[王旭明]:今天上午特別感謝記者，從九點半到現在兩個多小時和我們一起探討語言，相對來説比較枯燥的問題。我特別想説，張司長給我們提供的非常有效的數據，我們有1800萬人次接受普通話測試，有4萬人是省級和國家級的測試員。我還想知道我們現在的中青年專家隊伍有多少人，還有我們今天在座的5位專家為代表的這樣一支不同層次的推廣普通話的隊伍。我覺得我們推廣普通話這樣一個偉大的工作，在走了50年之後，會越走越輝煌，越走越通暢，這是我們堅信的。同時特別感謝今天這幾位老先生，特別是周有光這位百歲老人和我們共度這兩個多小時。3月31號在人民大會堂將舉行國家《漢字簡化方案》50週年紀念會，這段時間我們希望更多媒體為我們推廣普通話再做一個呼與喚，再造一次良好氛圍。我們為此提供了很多材料，其中若干篇文章，有些文章可能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全文發表，我們已經得到授權，這些文章如果你們感興趣可以在媒體上擇要發表。謝謝各位媒體的朋友，謝謝，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