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主體訴求也是簡政放權驅動力

1月1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次推出一批簡政放權改革措施。

簡政放權在本屆政府施政過程中是一以貫之的。2014年、2015年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都研究了簡政放權。2014年共開了40次常務會議，其中21次部署了“簡政放權”。

簡政放權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舉措，它旨在優化經濟運行環境，繼而培育新的經濟形態。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現代經濟，尤其需要減少束縛和干涉。這個話題長期存在，我們要更加注重其長期和根本性的解決思路，政府“自我革命”只是其中一部分，還應有來自市場的外力。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的發展，使得人們對政府管制對經濟的影響有了不少新的認知。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可能就是在全球享有盛譽的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HernandodeSoto)的理論和實踐。

德索托在1980年代曾非常細緻地測算出秘魯官僚體系的影響，揭示出在當地要創辦企業，或是獲得住房與交通服務有多麼困難。要得到官方批准，成本高得驚人，這就有力地解釋了為什麼當地人生活水準會那麼低。例如：德索托計算出，如果一個居住在秘魯首都利馬的人要開公司，他必須花289天時間才能辦完相關手續，他需要付出的資金為1231美元，相當於當時最低月工資的32倍。

德索托出任秘魯總統的顧問後，幫政府力推大規模減少管制。其效果是，過去二十年間，秘魯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兩倍于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平均水平。隨著經濟繁榮，威脅著整個國家的恐怖主義勢力“光輝道路”逐漸煙消雲散，德索托的理論拯救了秘魯。

我國的經濟基本面當然沒有秘魯那麼極端，但其中蘊含的經濟規律卻是一樣的：減少無效管制對煥發經濟活力、提升市場效率、促進經濟轉型大有裨益。

李克強總理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為《催生新的動能實現發展升級》的署名文章，這篇文章中他強調的許多重點，諸如創新、3D打印、互聯網+、傳統行業網絡化智慧化等等，都需要“舒適”的政策環境來培育，其中以減少束縛為目標的簡政放權尤其關鍵。

簡政放權還涉及供給側改革。簡政放權能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而降低産品價格，這才能形成有效需求，供給側改革才會獲得內生動力。

只是，簡政放權是一個老話題了，它的長期存在，固然是由於歷史原因（從計劃經濟轉軌而來），但也有不少是新生的。例如國務院審改辦此前就發現國土資源部有項審批權，竟是對礦泉水的跨省銷售進行審批，依據是2003年國土部的一則通知，其實並無法律效力。

只靠自上而下的刪除恐怕還不夠，因為權力部門可以自我設置審批項目，各種名目繁多的審批權往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有當這些審批所影響到的市場主體有了權力，市場才會自發調整去克制、遏制這些不合法審批，這才是更全面和更根本的解決思路。

市場經濟的核心規則之一，就是靠法律來明確規定政府的權力邊界。相應的，如果政府違反法律逾越邊界，則要承擔違約責任。毋庸諱言，在這方面，我國的政府權力行使尤其是縣級以下政府的權力行使，還有許多不規範之處。此前，市場主體面對不合法審批權，往往只能選擇忍氣吞聲，這也使得不合法審批長期難以消除。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依法治國的推進，簡政放權的驅動力應更加重視市場主體。市場主體有力量了，政府權力的邊界也就清晰、穩定了。(作者：王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