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改革仍需總需求管理的配合

自2015年11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多次提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完成“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其中去産能尤為迫切。一方面，産能過剩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走低，PPI已連續46個月為負，導致各産能過剩行業的整體盈利空間大幅收窄，企業經營日趨困難。另一方面，為避免産能過剩企業倒閉引發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需要持續不斷向這些低效率企業投入信貸等寶貴資源，從而在低效率企業和高效率企業之間形成了明顯的資源錯配。長此以往將會降低全社會生産效率，不利於長期經濟增長。

以往我國主要通過擴大總需求來消化吸收過剩産能，短期內産能過剩的程度會有所緩解，但過剩尤其是低效的産能並沒有被淘汰掉，因此擴大總需求只是延緩了産能過剩爆發的時間，並不能根治。我國的産能過剩問題有體制性根源：地方政府為了追求高增長和高稅收，往往會大力扶持鋼材、水泥和汽車等具有高投入高産出特徵的産業；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容易導致重復建設，從而引發産能過剩；當出現産能過剩時，地方政府又往往通過補貼等方式給本應被市場淘汰的企業“輸血”，使得産能過剩問題持續存在。要想根治産能過剩，需要借助於供給側改革來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競爭淘汰掉産能過剩行業的低效率企業。

推進供給側改革在長期會提高潛在經濟增速，但在短期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因此需要擴張性總需求管理的配合才能順利推進。面對20世紀90年代末的産能過剩問題，中央開展了以國企改革為核心的供給側改革，淘汰掉低效率國企並經過新陳代謝之後的中國經濟輕裝上陣，再加上外部條件改善等有利因素，中國潛在經濟增速顯著提高，從而實現了2002年以後的新一輪高速增長。但不能忽視的是，當時去産能給中國經濟與社會帶來了較大壓力，僅1998年和1999年從國有企業下崗的職工數量就多達2200萬左右。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中央在推行去産能的同時並沒有放棄總需求管理，比如通過財政補助給予國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並出臺優惠性稅收政策和信貸政策鼓勵非國有企業接收國企下崗職工。

當前如果大力推進去産能，很可能會導致就業壓力突顯。據統計，我國勞動力市場雖然求人倍率還高於1，但是2015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求人倍率分別只有1.06和1.09，處於2013年以來的低位。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製造業PMI就業指數已連續43個月低於50%的枯榮線，非製造業PMI就業指數也已連續11個月低於50%。此外，一旦落實去産能方案，很可能在一些産能過剩嚴重的省份出現地區性失業潮。基於此，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需要輔以擴張性的總需求管理政策。特別是針對作為吸納就業主體的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稅負過重和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有必要採取以減稅為核心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減輕企業稅負，並通過適度寬鬆的結構性貨幣政策解決企業融資困難，從而讓中小企業更好地發展起來以承接去産能引發的就業問題。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的最新進展表明，總需求管理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比傳統看法要更加強大，精巧設計的總需求管理方案不僅可以有效應對需求衝擊，還可在一定程度上應對供給衝擊。貨幣政策的最新實踐表明，設計良好的通脹目標制可以較好地應對供給衝擊，這超越了總需求管理應對供給衝擊必須在産出與通脹之間權衡取捨的傳統看法。一方面，大多數通脹目標制國家均以核心通脹率為目標，這就至少排除了食品或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第一輪供給衝擊的效應；另一方面，免責條款允許中央銀行調整通脹目標以應對不可預期的供給衝擊。例如，德國央行在應對1979年石油供給衝擊時將通脹目標從2%提高到4%，因為衝擊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價格上漲”，這避免了過度緊縮貨幣政策可能引發的産出大幅下滑。因此，在應對供給衝擊時，既要注重從供給側入手，也要充分利用總需求管理政策。

（陳彥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