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軍令狀” 再動“指揮棒”
——解讀省級扶貧成效考核辦法四大看點

新華社北京2月16日電（記者 林暉、李放、劉娟）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強調，要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多個省份的黨政領導當時就在會上與中央簽下了脫貧攻堅責任書。兩個多月後，中辦、國辦又印發了《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

先立“軍令狀”彰顯脫貧決心，再輔以考核“指揮棒”引導各級領導幹部全力扶貧——我國“十三五”脫貧攻堅佈局日益清晰。

在廣西南丹縣裏湖瑤族鄉懷裏村化橋屯，7歲的白褲瑤族女孩黎英對在家門前喝粥，這是她當天的午餐（2015年9月27日攝）。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強調，要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多個省份的黨政領導當時就在會上與中央簽下了脫貧攻堅責任書。兩個多月後，中辦、國辦又印發了《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先立“軍令狀”彰顯脫貧決心，再輔以考核“指揮棒”引導各級領導幹部全力扶貧——我國“十三五”脫貧攻堅佈局日益清晰。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 攝

看點一：22省份考核扶貧成效

考核辦法指出，本辦法適用於中西部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的考核。

翻開我國貧困地圖，當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12.8萬個貧困村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超過500萬的省份如貴州、雲南、河南、廣西、湖南、四川等，也無一例外屬於中西部地區。考核辦法“定向瞄準”22個中西部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疑瞄準了脫貧攻堅主戰場。

考核辦法主要針對中西部地區，是否意味著東部地區就沒有扶貧開發任務了？對此，國務院扶貧辦一位參與考核辦法起草的權威人士表示，與貧困人口數量最多、任務最重的中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目前貧困線下的困難群眾數量不算很大，在2020年前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具有較好的條件。

實際上，目前不少東部省份已經對扶貧開發實行“自我加壓”，其脫貧標準甚至高於國家標準。例如，浙江省設置了相當於全國標準兩倍的“貧困線”，並且2015年無人在這條線上“掉隊”，率先高標準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江蘇在2015年底實現年收入40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脫貧；福建提出爭取在2018年實現現行國家扶貧標準下的約50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雲南省會澤縣待補鎮野馬村農民在大棚種植基地收草莓（2015年10月13日攝）。近年來，地處烏蒙山深處的國家級扶貧重點攻堅縣會澤縣以農民發展産業創收增收精準扶貧，大力發展高原特色農業。新華社記者 楊宗友 攝

看點二：考核數據引入第三方評估

考核辦法明確公佈了扶貧開發工作成效四大考核內容，包括減貧成效、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和扶貧資金。

其中，有的指標還進行更精細的劃分，如減貧成效指標包括三個方面：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量減少、貧困縣退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情況；精準識別指標包括貧困人口識別和貧困人口退出兩項。

值得指出的是，考核指標的數據來源除了扶貧開發信息系統、全國農村貧困監測等“官方”數據外，還將適當引入第三方評估。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委託有關科研機構和社會組織，採取專項調查、抽樣調查和實地核查等方式，對相關考核指標進行評估，充分發揮社會監督作用，使各項脫貧數據更加可靠、更加公正。

另一方面，扶貧成效考核除了貧困人口數量、貧困群眾收入等脫貧“硬指標”外，也包括一些群眾認不認可、滿不滿意的“軟指標”。在精準幫扶考核內容中，考核指標為第三方評估産生的“群眾滿意度”，這意味著貧困群眾在脫貧成效考核中也將擁有“發言權”，有效避免“數字脫貧”“被脫貧”現象。

在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五里坪村，當地農戶在一個屬於精準扶貧項目的養雞場內分揀雞蛋（2015年11月15日攝）。畢節市自2014年開始“私人訂制”式精準扶貧工作，根據當地貧困戶實際情況為其制定扶貧方案，扶貧變“輸血”為“造血”。新華社記者 潘昱龍 攝

看點三：劍指扶貧“不作為、亂作為、假作為”

動真格就不能怕問題。此次印發的考核辦法明確列出考核中可能發現的6個問題，直指扶貧開發工作中的“不作為、亂作為、假作為”。

長期以來，由於“貧困縣”的帽子可以帶來政策上的諸多“好處”，導致很多貧困縣不願“摘帽”，甚至存在“戴帽炫富”“爭戴貧困帽”現象，不僅嚴重影響扶貧開發工作的正常進行，也使得大量扶貧資金難以有的放矢。

“未完成年度減貧計劃看似是利益之爭，實則是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等、靠、要思想嚴重。”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説，此次將未完成年度減貧計劃、貧困人口識別和退出準確率低等列入考核問題，就是對地方政府不作為的警醒。

比起扶貧開發中的“不作為”，“亂作為”同樣惡劣。2014年，海南省審計廳審計查出近2億元違紀違規扶貧資金；2015年，貴州省審計廳審計發現當地20個縣存在虛報冒領、私設“小金庫”、擠佔挪用等情況；2016年，福建省紀委通報8起扶貧專項資金違規違紀典型案例……

扶貧資金能否用在“刀刃”上是扶貧開發的關鍵。考核辦法中明確提出，一經發現違反扶貧資金管理使用規定、違反貧困縣約束規定等“亂作為”問題，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提出處理意見。

還有一些地區為了按時完成脫貧任務，在數據注水上大費心機，擅改脫貧人口數量、篡改衡量貧困的指標，看似只是弄虛作假的“數字脫貧”，實為不顧百姓生活、謀求一己“虛功”的“假作為”。

“嚴懲‘數字脫貧’問題是保障脫貧成效落在實處的關鍵。”王忠武説，考核辦法明確點出可能出現的弄虛作假、“數字脫貧”等問題，彰顯了中央打擊弄虛作假行為、重視脫貧質量的決心和意志。

甘肅省隴南市康縣城關鎮鳳凰谷村“村民分紅擴股”大會的會場上碼放著用於分紅和獎勵的現金（2015年12月25日攝）。2014年以來，鳳凰谷村在隴南市“雙聯”扶貧單位幫助下，啟動“股份制”脫貧試驗，利用當地鄉村特色旅遊資源開辦鄉村旅遊度假公司，村集體和村民入股成為公司股東。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看點四：考核結果或與“官帽”挂鉤

隨著考核辦法的出臺，地方黨政領導幹部“官帽”戴得穩不穩，或許將與脫貧成效息息相關。

考核辦法明確指出，考核結果作為對省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和領導班子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22省份的脫貧考核結果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予以通報。對完成年度計劃減貧成效顯著的省份，給予一定獎勵。

脫貧任務完成好的有獎勵，出問題的則要追究責任。考核辦法強調，如果出現辦法中所列6大問題，將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對省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約談，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情節嚴重、造成不良影響的，實行責任追究。

“以前地方上政績考核多以ＧＤＰ論英雄，扶貧工作幹得好沒獎勵，幹得不好也沒有處罰。”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説，隨著考核辦法的出臺，各地扶貧開發工作必將“上緊發條”，呈現全新局面。

在河南，當地已經出臺了全省扶貧開發考核辦法，“口頭重視、實際靠邊”的扶貧工作狀況成為“過去時”。河南蘭考縣主抓扶貧的副縣長楊志海説，根據考核辦法，貧困縣扶貧開發佔60%的考核權重，不僅要全省排名，排名靠後的還要通報問責。他坦言：“一刻不敢放鬆，心裏仿佛壓著塊大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