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藥豈能一降價就斷貨

救命藥豈能一降價就斷貨
陳作兵

赫賽汀，相信乳腺癌的患者應該都聽説過這個藥名，它是一種分子靶向腫瘤治療藥物。

它可以有效降低乳腺癌患者的術後復發率，大幅度提高5年生存率，被譽為乳腺癌患者的救命藥。但是，赫賽汀有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價格昂貴。以體重60kg的患者為例，赫賽汀一個療程需要花費30多萬元，這個價格讓許多患者“望藥興嘆”。

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關注到這個問題，積極調控藥價。赫賽汀的價格，由2.2萬元一支，降為7600元一支，降幅達67%，加上醫保報銷，僅僅需要1500元左右一支。但是，問題來了，正如媒體近期所報道的，赫賽汀市場突然斷貨了，望穿秋水的乳腺癌患者，卻發現市場很難買到這個“救命藥”了。

其實，這並不是特例。當前，一些所謂“包治百病”的“神藥”廣告鋪天蓋地，而一些珍貴的低價救命藥，卻“難覓蹤跡”。比如心臟手術用藥“魚精蛋白”、心臟衰竭的搶救用藥“西地蘭注射液”、治療甲亢的“他巴唑”、救命藥“地高辛片”等。這些首選救命低價藥儘管多已納入醫保，但由於市場的短缺，迫使醫生和患者不得不選擇昂貴的替代藥品。

一個藥品在藥廠生産後，首先面臨的是定價。定價有三種方式，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定價、市場自由定價。價格確定了，再由廠家或者醫藥銷售公司代理，進入醫院，醫院要經過醫生推薦、藥事委員會批准、藥劑科採購、然後由醫生處方推薦給患者。在這個鏈條的各環節中，廠家首先沒有積極性生産低價藥，銷售商沒有興趣推廣低價藥，部分醫院或者醫務人員也傾向放棄低價藥物而選擇高價同質藥物。這些，最終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加劇了普通群眾的經濟負擔。

那麼，如何破解？

首先，要強制督促藥廠生産一些必須的、有效的低價藥物。中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藥物生産基地，一些技術含量不太高、有效、價廉的搶救藥，比如地塞米松、比如西地蘭等，完全有條件實現自我供給。有關部門可以按照地區歸屬，在保證合理利潤的基礎上，統一調配，優先實現基本搶救藥物的自給自足。與此同時，對於那些療效不確定，“用了和沒用一樣”的“味精藥”，也應控制、約束其生産銷售。

其次，醫藥分家是破解這個難題的關鍵所在。很多醫院的藥品、器械收入佔總收入的50%以上，而真正有技術含量的診療費用、護理費用、手術費用，卻佔比很少。在“以藥補醫”機制下，醫院收入與藥品收入直接挂鉤，不規範的診療用藥行為很難避免。近年來，中央一系列文件直指以藥養醫頑疾，要求“全部取消藥品加成”，接下來，還需要進一步斬斷藥廠與醫院、醫生之間的隱性利益輸送，真正清除以藥養醫的土壤。

最後，單病種收費模式也是破解這個難題的一個重要抓手。單病種收費就是按照每種疾病的診斷，評估出治療這個疾病大約需要多少費用，然後統一打包給醫療單位。從而既避免了醫療單位濫用醫療服務項目、重復項目和分解項目，防止醫院小病大治，又保證了醫療服務質量。醫院考慮到經濟效益，只能提高醫療質量，儘量使用低價有效的藥物，注意早期康復，防止切開感染等等。自從美國實行單病種付費取得成功後，世界上很多國家也紛紛實行了單病種收費，比如日本、德國、英國等等。醫療按病種收費，是破解搶救藥品“見光死”國際慣用手段。

2018年，將是破除以藥養醫、大幅度提高患者就醫獲得感、健康幸福感的關鍵一年和破冰之年，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陳作兵，係醫學博士、浙江大學醫學院康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