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圓桌論壇系列之貫徹精準扶貧部署 打贏扶貧攻堅戰
會議主題：貫徹精準扶貧部署 打贏扶貧攻堅戰
會議時間：2016年2月26號
張超：首先歡迎各位來賓蒞臨新華社參加這次文津圓桌座談會。我介紹一下今天來參加會議的各位嘉賓：
中央部門層面：
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常委 何 維
全國政協辦公廳聯絡局局長 楊利群
工信部規劃司副司長 劉樹蘋
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副巡視員 楊 槧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副巡視員 葛 華
我們也邀請了地方政府層面的領導參加這次座談會：
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委書記 趙永清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黨組書記 吳思康
還有三位專家學者參加這次座談會：
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 段應碧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黨國英
鄉村公共服務研究創新團隊首席研究員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企業層面的幾位代表：
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蔣春余
阿裏巴巴集團合夥人、阿裏集團副總裁 孫利軍
國投創益産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元領
中民新能投資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常務副總裁 王 健
主辦方代表
新華社瞭望智庫總裁 吳 亮
主持人：
我們這次圓桌會議的主題是“貫徹精準扶貧部署，打贏扶貧攻堅戰”，重要意義不言自明。2014年，新華社專門成立了扶貧調研小分隊，2015年又在扶貧調研小分隊基礎上，將其升格為“扶貧課題中心”。2015年，“扶貧課題中心”已調研了將近9個省份、37個地市。在調研的基礎上，我們又做了兩件事情：一個是兩會特別報道，另一個是大國扶貧全國性綜合刊。2015年，我們重點調研了寧夏，做了大國扶貧的寧夏樣本。當然，也對企業扶貧問題進行了調研。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精準扶貧”戰略，我們針對不同的扶貧類型也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加大了扶貧調研力度。
2016年，我們較之去年關於“脫貧攻堅”的主題調研力度會更大，我們希望能夠跟全國政協這邊一起進行合作，可以成立一個全國政協調研的記者團。這樣，我們才能夠發現更多的、能夠在全國複製推廣的扶貧案例。
有請瞭望智庫的總裁吳亮同志發言。
吳亮：歡迎大家來到新華社。實際上，從2014年開始，新華社就加大了在扶貧工作領域的調研力度。去年年底，瞭望智庫（新華社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部署2016年重點研究課題時，就將“脫貧攻堅”相關課題列入了重點課題方向，且這些課題也都納入到建設國家高端智庫的項目來了。因此，我們的研究任務是很繁重的。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怎麼樣在實際操作中，真正在2020年前解決好中國的貧困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當然，國務院相關領導已經傾注了很大心血，下定了堅定決心，這是一個好的條件。但是具體到執行層面，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各個地方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我們開這個座談會，重點是要提發展方案，核心是要談建設性意見。歡迎大家多説幹貨。
張超：2015年的調研，我們發現了很多案例，這些案例有好的也有壞的。今天，根據我們調研的案例，請到了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的代表過來，所以這次座談會的第一個環節，就是案例分享環節。這個環節，重點是圍繞金融、産業、教育、電商及地方政府的角度來談經驗及教訓。第二個環節是圍繞議題的自由討論。首先，我們進入案例分享環節，有請中民新能投資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王健同志，他講的主題是“産業扶貧”。
王健：今天非常榮幸跟各位領導和專家學者，進行扶貧開發方面的交流。我作為中民新能（中民新能投資有限公司，下同）扶貧方面的負責人，主要思考三個問題：一是貧困的原因是什麼？二是怎麼去解決貧困問題？三是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
首先我簡單介紹一下中民投。中民投是由全國工商聯發起，由59家中國比較大的民營企業共同參與，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全國最大的民營投資集團。寧夏是中民新能最大的項目基地，我們公司正在寧夏建設全球最大的光伏電站，而寧夏也是我國國家級貧困縣非常集中的地方，所以，我們把寧夏當成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實施産業扶貧的一個重點地區。我們主要對要對産業扶貧的模式進行了試驗。
光伏扶貧裏面比較流行的是分佈式扶貧，我們在寧夏做了嘗試。具體做法是：在寧夏選取1700多戶貧困家庭，在屋頂上給他們架設光伏板，這樣每戶每年能得到約2800到3000塊錢的電費收益。但是，這只是授人以魚，關鍵是要解決授人以漁的問題。當然，這個模式有不少缺陷，比如對屋頂承重有要求，一些貧困戶、孤寡老人或者低保戶維護光伏板也有難度，而且電費補給村民後可能就直接用於吃喝了，不能保證不返貧。我們剛開始進入這個行業，屋頂光伏扶貧也屬於嘗試，最後發現並不能起到授人以漁的作用。後來，我們對相關經驗進行了總結，採取了集中給貧困村建立村級光伏電站的模式。經過對比我們發現，屋頂光伏扶貧屬於被動式的扶貧，並沒有改變貧困戶靠天吃飯的思想，使得貧困戶沒有主動脫貧的意願和主動性。
村級扶貧電站的好處有以下幾點：首先是維護方便，有人專門負責。而對於屋頂光伏板，如果被石頭砸爛了，村民覺得跟個人利益沒有關係，這就形成了“等靠要”的惡性循環。其次，村集體通過土地流轉出電站建設土地，企業進行建設和主導，每年將固定的收益直接補給村集體，村集體再將這部分資金用於村的公共設施建設以及給村民貸款擔保，村集體的工作也有了牛鼻子，空殼村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我們已經在鹽池全縣74個貧困村開展光伏扶貧試點村級電站建設工作，每村建設約3MW容量村級電站，項目總投資預計18.8億元。項目建成後，將從電費收益中向74個村支付20萬元/年/村的扶貧電費分紅，這一分紅將持續20年。
實際上，我們的“光伏+扶貧”模式，就是圍繞光伏這個過剩産業，因地制宜地與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摸索出來的。在這個過程當中，進一步升級了“光伏+扶貧”模式。具體模式為：政府也參與進來，投資一部分錢。現在，國家發改委對這個PPP模式也是比較認可的。我們利用這個模式與河南魯山做了一個協議，這一項目大約能夠解決100MW的發電問題，能夠實現33個貧困村的脫貧問題。這個模式的優勢在於：將政府的積極性也調動起來了，尤其是村一級。因為政府自身投入錢，是整個産業扶貧的重要參與主體，這樣，政府的積極性和農民的積極性都有提高。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企業、政府、農民貧困戶三個主體都有積極性的話，我們對光伏發電的財産就有了保障，同時監督管理也有了相應的主體。這是中民投在河南魯山國家級貧困縣做的一個探索試驗。
光伏扶貧的另一個嘗試是“光伏+新農村”模式，就是“居者有其屋”模式。我們在村裏按照原地還遷的模式，幫助貧困戶們的住房按照國家標準重新進行了翻建。翻建的基本標準是：貧困戶的主體住房是128平方米，後面還有羊圈，整體院落能夠達到700平方米。此外，我們還給每個貧困村建立了一個公共活動室，這主要基於以下考慮：一是讓貧困戶們熟悉整個國家的扶貧政策，包括房建政策等；二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很多的貧困戶之所以窮，懶惰並不是單一因素，而市場信息不對稱，村民普遍缺乏種植和養殖的經驗，不知道市場需要什麼樣的産品。原來傳統的農耕方式已經無法適應現在生産關係的發展，所以我們建了200平米的活動室，開展文化教育包括科普宣傳、市場信息推廣等活動。
另外，我們的扶貧工作也圍繞著光伏産業的特點展開。西北地區光照條件好，但乾旱、蒸發量大，不過光伏板架好後，就可以起到遮陰和保墑保濕的作用，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也有利於在光伏板下面種植農作物，所以我們開始考慮“光伏+農牧業”模式。這一模式先後在寧夏、河南、河北等地做了一些嘗試。
在寧夏我們做了養殖當地特色的灘羊的扶貧模式。養羊是寧夏鹽池當地百姓的主要收入來源，每戶大約養7隻到十幾隻羊之間，但是農戶主要是資金的問題。農戶在買種的時候，品種一般都是便宜的，這樣導致他們在喂養的過程當中，難以擺脫“靠天吃飯放牧”的惡性循環，羊的品質亦很難保障。此外，再加上市場的波動性，這種農業模式就可能入不敷出，導致谷賤傷農，對農戶造成很大的衝擊和損失。所以，現在中民投跟政府簽約，我們主張“以銷定産”。作為一個大型的企業集團，我們掌握更多信息，可以進行産業主導。另外，鹽池灘羊是很好的羊種，我們也會建立現代的育種模式，讓農民積極參與進來，變成産業工人。我們還會對灘羊品牌進行提升，將整個産業鏈進行融合，這是我們做“光伏+農業”模式的基本經驗。
另外，我們還做了金融扶貧模式的探索。具體做法是：公司與鹽池縣政府成立擔保基金，我們向擔保基金投入5個億，當地政府投入1個億，這樣就形成了6億元的資金池。以6億元作為擔保基金，就可以撬動銀行信貸60億元，而中民投做基金的管理者。當然，如果最後形成不良貸款怎麼辦？我們跟政府，並結合當地老百姓對農戶進行了ABCD四類的信用評級。當地以養羊為主，把農戶分類，比如説種植是一類，養殖是一類，在品種上跟當地的農科院結合，養殖的過程中，農戶出錢。而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在資料、培訓上我們公司給予支持，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資金閉環。當羊養出來之後，公司會以高於市場的價格收購。當然，農戶必須按照我們的標準飼養，飼養過程中不能用添加劑，這樣能夠保證農民這個過程中是有利益的。
最後，我有一個建議：即“光伏+産業”扶貧之所以能夠持續下去的一個根本前提，是因為我們的主業能夠實現良好發展。所以，我希望，地方政府能夠給我們的主業更多支持，在規模化上給予更多支持，在財政結算上給予更多支持。
張超：謝謝王總。我們在去年進行産業扶貧的調研過程中，跟中民投對接比較多。比如灘羊項目，去年我們到寧夏做了實際調研，對接了大概有十幾戶灘羊養殖戶。養殖戶告訴我們，2014年賣一隻灘羊，價格高的時候可以賣到1200元左右，更高的甚至可以賣到1500元。但是到2015年的時候，一隻灘羊的價格就降到四五百塊錢了，有時甚至跌到300元了。因此，如果有一個灘羊基金，能夠穩定住灘羊這個價格的話，對農民來講會很大的幫助。下來請華信能源的蔣春余書記談“教育扶貧”問題。
蔣春余：
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交流精準扶貧這個課題。中國華信以服務國家扶貧濟困為基準，2015年5月，全資設立了上海華信公益基金會，通過"螢光支教"，培訓西部貧困鄉村教師，幫助烈士、因公犧牲軍人、以及病護軍人的子女求學，參與抗震救災，開展大型公益慈善活動以及弘揚全國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等方式，累計投入資金約5億元人民幣。今天我的發言重點圍繞"螢光支教"鄉村教師培訓項目，來談些認識體會。
第一，扶貧先扶志。百業教為大，教育師在先。一名好校長、好老師可以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所以在選擇扶貧對象的時候，我們一開始鎖定西部貧困鄉村的教師，我們這麼做，符合習總書記所強調的，“扶貧先扶志”政策。我們的做法是：推動扶志精準化。我們下決心為甘肅和上海架起了“螢光支教”的橋梁，初步建立起上海、華信、甘肅三方教育輸血的長效機制。
第二，問題精準化。為確保幫扶措施準確到位，我們和甘肅省教育廳在58個省級貧困縣聯合調研之後發現，英語、音樂、美術和體育是當地鄉村教師的薄弱學科，其實這個不是甘肅特有現象，而是貧困地區的普遍問題。我們拍攝了一個微電影紀錄片《我的全能老師》就反映了這個狀況，這個電影講了一個故事，成為“螢火支教”項目的重點內容。
第三，創新推動扶貧。“螢光支教“開展4年以來，我們設立了四大板塊：一是依靠“互聯網+”突破地域限制。我們設置了互聯網板塊，利用現代化視頻軟體進行同時間、不同時空的網絡培訓。這樣，甘肅的鄉村教師能夠同步看到上海名師講座，並時時互動，這使得“螢光支教”項目能夠覆蓋到甘肅全省。目前，此板塊培訓人數已達7850多名，佔總人數的60%。二是“互聯網+”創新是線下與線上的結合。在虛擬課堂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並沒有忽視傳統實體課堂，我們同步設計了"隴上行"、"上海行"和青年志願者支教板塊，合力推動鄉村的教育發展。"隴上行"開展4年以來，先後組織121名上海教育專家名師千里送教上門，送到甘肅去。從甘肅省定西市開始，延伸到南寧、平陽、贛南、隴南、寧夏、天水、武威、慶陽以及蘭州市基地學校，為鄉村教師們組織名師講座，分享先進的教學理念。“隴上行”培訓教師3953名，“上海行”板塊篩選了1269名鄉村教師，來到上海參加為期半個月跟崗見學和培訓考察，這些教師回到甘肅以後，借鑒上海優資學校的辦學理念，學校的音樂、美術、體育等學科有了質的變化。
第四，滿意度較高。據甘肅與上海兩地部門評估，“螢光支教”項目帶來四方面的作用：一是為貧困地區的學校帶來了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方法；二是讓許多期望走出大山的鄉村教師美夢成真；三是項目所覆蓋的學校質量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四是在貧困鄉村支教當中，上海名師專家與高校青年志願者對當地貧乏的教育資源有了切身感受，增強了幫扶鄉村教師的緊迫感和責任感，也更堅定我們持續教育扶貧的決心。
第五，存在的問題及建議。中國教育的薄弱部位在鄉村，鄉村教育最困難的在西部地區。貧困鄉村存在著師資匱乏、環境惡劣、基礎設施的薄弱、教學條件差等許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仍是教育理念的落後。我們設置的青年志願者支教板塊，組織同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高校的96名優秀高材生到甘肅13所中小學開展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但畢竟杯水車薪，遠水解不了近渴，改善教育不能僅僅依託政府，還需要全社會的合力，企業更是責無旁貸。一是通過教育的政策扶持、社會各界的幫助、企業的支持，合力為貧困鄉村的教育輸血。二是要致力於鄉村教師培訓，為當地教育造血。目前我們培育的老師僅佔一小部分，還有大量的西部鄉村教師繼續要通過“互聯網+”獲得高質量的教育培訓。三是要改變對現代教育科研的投入機制。比如留守兒童的心理浮躁、農業新科技、新項目、新經濟、信息化科技的主角、農村城鎮化的教育等，仍存在著很多空白，需要繼續重點幫扶。四是對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問題。在甘肅少數民族地區有不少獨特的文化遺産瀕臨失傳，應當組織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為孩子們上課，一方面能夠豐富學校的文娛課程，另一方面能夠傳承並保護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産。
張超：接下來，我們有請阿裏巴巴集團的孫總談“電商扶貧”主題。
孫利軍：在4年前，我們開始試點“電商扶貧”模式。第一個項目叫“中國特色館”，這個項目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進行得並不是很順利。從組建團隊到開始實施，中間犯了很多錯誤，其根源在於我們不懂農村。我雖然生在農村，但是今天我已經不了解農村。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對農村生活已經陌生了。我們當時取了一個名字叫"農村淘寶"，就是要把電商帶到農村。其實，今天電商不管帶不帶到農村，它始終存在。今天的農村，不僅僅是把電商帶進去，更重要的是將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基礎設施帶進去，把資金代進去。
我認為，農村扶貧有三大要點：第一是扶貧先扶思想。去年從4月份開始，在政府和大家的共同支持下，我們在阿裏園區開始舉辦縣長和書記班，主要是處級以上的幹部，基本上每個月會有6期。舉辦這個班，主要是希望從根本上、意識上、思想上達成共同願景。因為，如果政府的實力、企業的實力這些力量不在一個方向上，不僅僅不能形成合力，而且會形成更多的側力。從去年4月開始，貴州、河北、河南、黑龍江等地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第二，研究清楚農村電商到底缺什麼，農村到底缺什麼，我們到底扶它什麼。根據我們的數據情況，農産品賣得最好的地方，不是在農業大省，而是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這些地方有懂農産品、有懂銷售農産品、有懂電商的人，這就是改革開放的力量，因為這些地方吸引了人才，人才就能創造大量的機會。今天農村缺的是什麼，今天農村電商為什麼起不來，是因為它的基礎設施相對的落後。一是我們希望政府共同把扶貧資金用在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上面。二是解決信息通道問題。之所以農村産品賣不出來並不是沒有需求，而是信息不對稱等。
我們阿裏集團做農村電商扶貧，主要有以下具體做法：一是在縣裏、村裏建立和扶持當地的二段物流，把獲得的貨物通過縣域的協作化運輸到農村，所以説它的效能成倍提升了，而它的成本在急劇下降。二是在硬體設備上面，我們讓所有回來創業的年輕人都是免費創業。
張超：接下來我們請張總介紹一下國家扶貧基金怎麼做扶貧的。
張元領：下面我從三個方面彙報：
一是簡單介紹一下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的扶貧工作。國投在扶貧方面主要有四種方式，第一種是定點扶貧，國投已經對接有4個縣，貴州兩個，甘肅兩個。第二種是專項扶貧，通過資助建設母親水窖、資助小學等多種方式對貧困地區展開幫扶，幫扶地區不僅僅包括定點扶貧地區，也包括貧困地區的項目所在地、幹部挂職地區以及援疆、援藏任務地方等。第三種就是國投獨特的工程扶貧，國投公司到去年有接近5千億的資産，其中有75%的資産在西部，通過西部地區的項目發展、開發，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第四種就是我們的基金扶貧，2012年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根據國務院領導的批示，提議設立國家層面的貧困地區産業發展基金，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積極響應，承諾出資併發起設立基金，最後跟財政部、中國煙草總公司一起發起設立了這個基金。2014年6月份這個基金正式成立，按照公司法註冊成立。首期規模28個億，其中財政部代表國家出資8個億，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和中國煙草總公司各出資10個億，資金已經于2014年6月份全部到位，該基金是全國首家專注于貧困地區産業投資的産業基金。根據基金公司的要求，由國投公司專門成立了國投創益産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託管理該基金，通過市場化機制，扶持貧困地區具有區域特色和發展潛力的産業，從而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加快攻堅的步伐。
二是重點介紹一下産業扶貧基金運作的模式。産業扶貧基金投資方式是以股權投資為主，對於貧困地區的種植業、養殖業、農副産品加工、旅遊等産業進行投資，旨在探索貧困地區通過“發展生産脫貧一批”的産業精準扶貧模式，基金不追求社會上一般基金的高收益，在基金整體保本微利的基礎上，更加關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社會效益。國投創益公司從2014正式受託管理該基金，到2015年全面開展投資工作，主要的投資模式分以下幾點：
第一，在地域上以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人口多、貧困發生率高的省區，以及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涉及的貧困地區為重點。在産業上以貧困人口參與度高的産業為重點，如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農村與農林牧漁，旅遊等産業。在被投資企業發展階段上，以處於成長期的企業為重點，兼顧處於起步期、種子期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盈利能力較弱，融資困難，通過産業基金的投入，幫助企業健康成長，從而帶動貧困人口的增收脫貧。
第二，依託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發揮當地的資源優勢，打造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産業，依託貧困地區脫貧産業規劃，實現産業扶貧的整體聯動，服務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脫貧。
第三，注重培育有競爭力、有品牌，又符合國家供給側結構改革需要的地方優勢産業和龍頭企業，更多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注重培育講誠信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家，産業扶貧基金投資的主要對像是那些講誠信、想幹事、肯幹事，能幹成事的民營企業家，一手抓産業扶貧，一手抓誠信建設。注重培育新興産業農民，産業扶貧基金致力於為貧困人口提供組織化的生産機會，在生産飼料的選擇、科學種養殖等方面，由被投資企業提供系統的服務，幫助其逐步成為有一技之長的産業農民，使其持續脫貧，進而緩和一些社會矛盾。
三是重點介紹一下我們開展扶貧工作採取的主要措施。
針對貧困地區面臨的挑戰和困難，我們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扶貧。一是相對集中投資。産業扶貧基金首期規模只有28億，與廣大貧困地區企業和政府對資金的需求不匹配，由於資金有限，在全國範圍內搞“平均主義”、”撒芝麻”，無法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無法集中有限資金把産業扶貧基金儘快做大做強，做出示範。通過大量的調研和投資實踐，我們認識到：産業扶貧基金必須以區域的集中投資為抓手，篩選重點省、重點地區的重點縣，集中開展投資工作。二是與産業集團的合作。産業扶貧基金以與産業集團合作為抓手，充分發揮産業集團的行業優勢，提高項目投資的成功率。三是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合作。産業扶貧基金積極探索項目投資的金融支持方式，通過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等途徑，帶動其向貧困地區的企業和項目，提供包括銀行融資在內的各種優質金融服務，助力貧困地區破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共同扶持貧困地區的産業發展。
我們期待進一步加強産業扶貧基金的資金實力，與更多從事産業扶貧事業的同仁加強合作，共同探討産業精準扶貧的模式，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做出應有的貢獻！
張超：下面有請深圳市政府教研室的主任，黨組織書記吳思康主任做案例分享。
吳思康：
帶動後發地區、實現共同富裕是經濟特區的重要初衷和重要使命。深圳長期以來，不斷加大扶貧力度，探索創新扶貧機制，推動與欠發達地區的區域合作，促進落後地區共同發展。在援疆、援藏、對口幫扶甘肅畢節、廣東河源及汕尾等地中，通過資源扶持、技術支持、人才幫扶、産業合作、共建共享等模式，有效帶動了當地發展，探索了很多模式。特別是在與汕尾的幫扶合作中，為全國脫貧攻堅和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深圳方案”，意義在於把貧困地區的發展與發達地區的發展戰略相結合。
下面，我就簡要介紹深汕合作區的情況和經驗。
一是探索將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政策延伸到合作區，實施深圳企業到合作區投資享受在深同等待遇的産業政策，積極爭取現代海洋産業集聚區、保稅物流園區等政策落地合作區，實現了發展要素在兩個並不接壤的地區自由流動。創新招商機制，利用深圳原有招商渠道或者叫招商一體化，利用了母體的品牌。建立招商合夥人制度。
二是創新開發投入機制。注重市場化運作，廣開渠道解決資金難題。由深圳出資14億元，加上省競爭性扶持資金投入，成立合作區投控集團，資本金規模超過20億元，投控集團積極引進企業開展合作，撬動社會資金投入，啟動合作區土地一級開發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探索採用PPP模式，引進央企、省和市屬國企、大型民營企業，加大市政基礎設施投入。
三是創新管理體制機制。在形成共識的基礎上，省政府進一步優化調整了體制機制，明確了深圳、汕尾、合作區三方利益共享機制，確定了合作區的組織架構，明確賦予合作區地級市一級管理權限，建立獨立的財稅體制，代管四鎮一場。深圳和汕尾兩市進一步加大了合作共建力度，逐步明確了深圳主導的基本思路，形成了管委會為主的管理機制，有力推進了合作區開發建設工作。
深汕特別合作區4年多來的有益探索，有四點啟示。
一是利益共享機制是區域合作的生命力和內生動力。深汕特別合作區之所以得到兩地的積極響應，核心在於建立了利益共享機制。在利益分配上，按照“發展第一、尊重歷史、權責對等、互利共贏”的原則，形成有利於合作區較快發展的體制。合作區的財政體制執行“省直管”模式，委託深圳市全權代管，産生的地方級稅收在扣除省按體制規定的獲益部分外，由深圳市、汕尾市和合作區分別按25%、25%和50%的比例分成。但在2015年前，深圳、汕尾兩市將各自所得分成收入全額返還深山區，在2020年前，深圳、汕尾兩市將各自所得分成收入的50%返還深汕區。
二是共同管理模式是飛地形式區域合作和扶貧幫困的重要保障。共同管理模式，是指區域合作各方通過發揮各自優勢、合理分工合作，共同區域建設，共同區域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切實增強幫扶地區“造血功能”，帶動落後地區實現長遠發展。深汕特別合作區實行管委會負責制，管委會主任由深圳幹部擔任，黨委書記由汕尾派駐。深圳主導經濟管理和建設事務，汕尾負責地拆遷和社會事務。
三是發展政策一體化是區域合作和扶貧的重要機制。一體化發展就是要以先進經驗和自身標準，去推動幫扶合作地區的建設和發展，最終實現融合發展、協調發展。無論是城市規劃建設，還是經濟和産業發展，深汕特別合作區都充分借鑒了深圳的經驗和標準，立足實際的基礎上，堅持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同時把合作區納入到深圳産業鏈的一部分，立足於為深圳乃至珠三角未來産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做配套，未來深圳將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健康服務、國際物流、海洋産業、航空航天等産業，合作區就與深圳同步配套，共同做強做大主導産業。同時，促進汕尾在基礎設施、城市功能等方面與深圳的全面銜接。
四是區域合作是解決發達地區土地資源約束和促進落後地區發展的有效形式。一方面，發達地區經濟實力雄厚、産業體系完善，但土地等資源不足，制約了其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一方面，欠發達地區經濟較為落後、産業基礎薄弱，但土地等資源充裕。通過建設兩種地區的合作機制，則可有效解決雙方發展中存在的短板問題，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張超：接下來我們請吳忠市趙永清書記介紹一下吳忠在精準扶貧方面的設計和思考。
趙永清：
吳忠市地處寧夏中部，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全市總人口143.7萬，其中貧困群眾佔10.5%，回族人口占53%，是全國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級市；國土面積2.07萬平方公里，其中82%的地域處在乾旱少雨地帶，53%的地域屬於貧困地區；所轄5個縣（市、區）中，鹽池縣、同心縣、紅寺堡區3個是國家級重點貧困縣，其中同心縣還被列入國家11個集中連片困難地區之一的六盤山片區。我們大膽探索、大膽實踐、大膽創新，使扶貧開發實現了從大水漫灌到精準滴灌、單打獨鬥到協同作戰、救濟式扶貧到産業化扶貧、輸血式扶貧到造血式扶貧的歷史性轉變。“十二五”期間，全市累計減少貧困人口14.3萬人，貧困發生率由2010年的25.2%下降到14.9%，農民人均純收入由5040元增加到9150元。總結我市的做法和體會，可以概括為“7365”模式：
所謂“7”：就是七步識別，精準鎖定“扶持誰”。為了把扶貧對象摸準、家底盤清，做到因戶、因人施策，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我市在基層實踐中，探索出了戶申報、小組議、村評定、入戶查、逐級核、縣確認、市抽查的“七步識別法”。在此基礎上，始終堅持一看房、二看種植和牛羊、三看勞力強不強、四看兒女上學堂、五看信用良不良，做到三級公示、統一建檔、微機錄入、精準鎖定。旨在以扶貧對象的精準確保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著眼我市2018年提前兩年實現穩定脫貧、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們精準確定了168個貧困村、4.2萬貧困戶、15.06萬貧困人口。根據致貧原因、資源特色、産業優勢、勞力狀況、資金來源、群眾意願、脫貧目標等情況，我們多維多點分析，逐村逐戶制定脫貧方案，明確了路線圖、時間表和責任清單。與此同時，積極探索建立《精準脫貧退出辦法》，對已經脫貧的貧困村和貧困戶，及時進行脫貧認定，使其從扶貧對象中退出，返貧的重新納入臺賬，做到有進有出，逐年更新。為便於管理，我們結合“智慧吳忠”建設，聘請專業公司設計軟體流程，將全部建檔立卡貧困戶信息輸入微機，實現管理的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扶貧開發考核引入第三方評估，脫貧成效由群眾和社會仲介機構評判，而不是讓幹部説了算。
所謂“3”：就是三先開路，精準定向“先扶啥”。貧困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但根子是思想的貧困、觀念的貧困。扶貧脫貧關鍵是激發內生動力，充分調動群眾自主脫貧的積極性。一是扶貧先扶志。貧困群眾“窮”首先“窮”在思想、意識和志氣上，缺乏敢富、能富、善富的精氣神和心氣勁，“等靠要”思想嚴重。扶貧必須先把群眾勇於脫貧的志氣扶起來、致富奔小康的熱情激發出來，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這方面，我市採取“2+1”模式，即一名黨員、一名包扶幹部幫一戶貧困家庭，由以往的給錢給物變為解心結、樹觀念、開思路、增信心。針對回族群眾多的實際，通過清真寺阿訇主麻日宣講瓦爾茲，引導回族群眾既念教義經、又念致富經。二是治窮先治愚。貧困地區的群眾大多居住分散、封閉，文化程度不高，獲得信息、技術、新事物的渠道狹窄。我市堅持思想引導、技能培訓、職業教育、基礎教育四措並舉，對重點貧困縣的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中職教育實行全免費，對建檔立卡的貧困家庭高職以上學歷的學生優先納入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創業，大力實施勞動力轉移中長期培訓、人才助農和“雨露計劃”等項目，徹底改變因缺文化、缺知識、缺技能而走不出深山的窘境。三是脫貧先脫舊。從精準脫貧的高要求看，舊有工作模式和思維方式、工作方式已經很不適應，必須打破。為此，我們破立結合、先破後立，重點引導群眾破除死守一畝三分地、怕擔風險不敢創業、寧願受窮也不受累等舊觀念、舊意識、舊思想；引導基層幹部破除只會伸手不會動手、只會自己致富不會帶領群眾脫貧、只會輸血不會造血的舊習慣、舊思維、舊模式；引導領導幹部破除只會坐在上面聽彙報、只接天線不接地氣、不精不準搞瞎指揮的舊思路、舊作風、舊方法，樹立精準脫貧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作風，真正激發自主脫貧動力，讓廣大幹部群眾同心同向、同頻共振，形成了幹群同向、上下同心、各界同力的扶貧格局。
所謂“6”：就是六管齊下，精準施策“怎麼扶”。我市堅持易地搬遷、産業培育、四化融合、金融幫扶、生態扶貧、政策兜底，探索出了一條具有吳忠特色的精準扶貧脫貧路子。
一是實施易地搬遷脫貧，改變“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尷尬境遇。將“一方水土已養不活一方人”的貧困群眾整村搬遷，集中安置在有水、鄰路、靠園、近城的地方，同步推進住房建設、土地開發、培訓就業、社會管理，從根本上解決貧困群眾居住難、出行難、飲水難、上學難、公共服務難和發展後勁不足等問題。全市累計搬遷並安置移民38.6萬人，開發土地41萬畝，建設種養設施4萬座，發展特色種植18萬畝，基本實現了搬得出、穩得住、管得好、逐步能致富。
二是發展特色産業脫貧，破解“捧著金飯碗到處覓食”的無奈之舉。我市具有土地、農業特色産業、礦産、新能源等資源優勢，以及蓬勃興起的旅遊、農村電商等後發優勢。我們努力化劣勢為優勢，把産業培育作為脫貧攻堅的主攻方向，主打“綠色、生態、有機、富硒”四張牌，堅持“一鄉一業”、“一村一品”和三次産業跨界融合發展。目前，寧夏13個特色産業中，我市優質糧食、奶牛、灘羊、釀酒葡萄等5個産業規模居全區第一，有機枸杞、中藥材、肉牛3個産業居第二，這些特色産業覆蓋到全市80%的貧困村。
三是堅持“四化融合”脫貧，打破“拴在土地上脫貧致富”的思維定勢。鼓勵引導貧困群眾走出大山，走進園區變工人，進入城鎮做商人，擺攤開店當老闆，土地入股成股東，進城落戶變市民，技能培訓做職業農民。另外，堅持 “大勞務、大輸出”思路，充分發揮“回族之鄉”優勢，加大“阿語翻譯”、“回族廚師”培養力度，定向培訓提升貧困群眾勞動技能，勞務收入佔到貧困群眾家庭純收入的50%以上。
四是借力金融造血脫貧，解決“囊中羞澀底氣差”的悲觀無奈。我市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協調設立銀行機構10家、小額貸款公司25家，創新推廣了“速貸通”、“網貸通”、“富農卡”等農村金融産品。推進過程中，我市把信用作為最重要的抵押物，建立了寧夏首個建檔立卡貧困戶評級授信系統，對貧困戶分A、B、C三級給予評級授信，按照信用等級予以貸款，免抵押免擔保，A級貸款額度5—10萬元，B級2—5萬元，C級2萬元；併為貧困戶專門量身打造了“富農卡”金融信貸産品，信用度達到60%以上的發放“富農卡”，實行“一次核定、隨用隨貸、週轉使用、利率優惠”，有效緩解了貧困戶貸款難、貸款貴問題。同時，我市創新互助資金模式，農戶和各項扶持資金按2:8的比例構成，自願加入互助社並交納一定互助資金的村民，可借用互助資金以10倍的額度貸款。
五是積極探索生態脫貧，改變“生態咋能當飯吃”的思維困惑。我們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發展扶貧産業與綠化、治山、興水結合起來，在貧困地區探索推行“光伏+”、“生態+”等扶貧模式，資源開發、生態修復、産業培育齊步走，走出了一條生産生活生態相統一的扶貧新路子。在“光伏+”方面，引進中民投等光伏企業，去年在同心縣、鹽池縣、紅寺堡區7個移民村開展光伏扶貧試點，項目規劃涉及4880戶，通過租賃使用農戶屋頂的分佈式光伏模式，給農戶支付租金，一些農戶每年僅租金收入一項就達3000多元。在“生態+”方面，加快建設“三廊兩網”，大力發展生態産業、林下經濟和鄉村旅遊，積極探索貧困鄉村農作物秸稈工業化加工、青黃貯製作、有機肥生産、機械還田、家庭沼氣使用等綜合利用途徑，取得了新成效。
六是實行政策兜底脫貧，根除“窮根扎就了”的絕望無助。我們堅持不讓一個貧困群眾在小康路上掉隊，每年財政收入的85%用於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的民生領域。通過精準識別，對貧困縣5.3萬戶7萬多農村貧困人口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對1000多名鰥寡孤獨和殘疾智障等無勞動能力人口給予財政集中供養，對3萬名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力的貧困人口實行政策兜底。
所謂“5”：就是五項機制，精準聚力“誰來扶”。我市積極探索建立扶貧脫貧精準聚力攻堅推進機制，有效集合“項目、資金、人力、管理、幫扶、考核”等要素，精準“滴灌”到村到戶，凝聚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大合力。
一是建立脫貧攻堅責任清單制。在寧夏率先探索制定脫貧攻堅責任清單，明確市、縣、鄉、村各級組織、部門及駐村工作隊脫貧攻堅職責，明確目標，靠實責任，傳導壓力。
二是完善社會聚力幫扶機制。以開放的理念、接納的態度、包容的胸襟，敢於“亮出來”，勇於“走出去”，積極“引進來”，不斷深化閩寧對口幫扶和上海青浦區、北京西城區等友好城市協作，將合作範圍擴大到招商協作、産業合作，積極匯集外界各種力量，尋求更多扶貧“幫手”和扶貧資源支持脫貧攻堅。挖掘放大慈善産業發祥地的優勢，擦亮“國家七星級慈善城市”名片，吸引中外慈善人士來吳投資興業、奉獻愛心。
三是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機制。組建了吳忠市扶貧開發投融資公司，逐步擴大擔保規模，承接和撬動60億元的扶貧貸款，最大限度取得國家專項扶貧基金和政策性貸款支持。
四是創新督查考核機制。制定完善脫貧攻堅監督檢查辦法，充分發揮市、縣人大、政協和新聞媒體等監督作用，建立脫貧攻堅逐級監督檢查、第三方評估、定期報告制度，採取月督查、季調度，定期督查、暗訪抽查等方式，推進工作任務落實。
五是建立動態管理機制。建立貧困村、貧困人口信息平臺，嚴格認定程序，完善脫貧退出、返貧進入、鞏固提升機制，實行動態管理。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決勝階段，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已經吹響了脫貧攻堅的衝鋒號。實現全面小康難點在農村，短板在貧困地區。為此，提出4點建議：
一是請求完善生態效益補償機制。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十分脆弱，這些年無私支持國有企業開發石油、煤炭等資源，在為國家做貢獻的同時，當地生態環境、基礎設施不同程度遭到破壞。建議結合資源稅從價計徵改革，適當提高貧困地區稅費分成比例，建立統一的生態補償機制，科學界定補償範圍，明確補償對象、補償標準及補償主體，保護西部地區生態建設成果。
二是請求制定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脫貧政策。目前，寧夏農村低保標準為2400元/年人（略高於2300元/年人的國家扶貧標準），並將按照到2020年人均年收入4000元的標準逐年提高。根據我市集中供養鰥寡孤獨和殘疾智障等無勞動能力群眾的實踐看，現行標準無法維持其基本日常生活。如，紅寺堡區新莊集鄉菊花臺陽光家園照料中心集中供養的39名重度殘疾人，年人均生活費為3840元。建議國家建立集中供養制度，將鰥寡孤獨和殘疾智障等無勞動能力特殊群體實行分類集中供養，中央財政安排資金予以補助。
三是請求調整貧困地區增值稅、消費稅中央和地方留成比例。2015年，我市國地稅總額為60億元，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2億元，地方財政支出175億元（其中工資性支出33億元），保吃飯都要靠中央轉移支付。按照國家現行的增值稅中央和地方留成比例（75:25）計算，上交中央14億元。今年，國家正式啟動“營改增”，地方上交中央的額度有可能還要增加。對於貧困地區來講，自主脫貧的財力支持將更加薄弱。建議國家制定支持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稅收扶持政策，在2020年之前將增值稅、消費稅全額或高比例留給地方，之後考慮逐年提高上解比例。
四是請求對貧困地區的建設用地給予支持。我市是全國節約集約用地模範市。近年來我們堅持工業上山、設施農業靠邊、整合分散莊點、盤活存量資源，加大土地復墾整理力度，切實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貧困地區多數處在偏遠之地，未利用地多，本來引進龍頭企業帶動群眾致富是優勢，但因荒山、荒灘等土地開發難度大、成本高，招商引資缺乏吸引力。為此，建議國家減免貧困地區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彙報完畢謝謝大家。
何維：首先，談談扶貧工作的認識。一是對扶貧工作的認識。第一，習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因此，扶貧是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是執政黨的重要使命，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方面。2000年，《聯合國千年宣言》確立了在2015年完成以減貧為核心的千年發展目標。中國把千年發展目標融入自身發展規劃，率先在減貧領域完成預定目標，減貧目標約80%由中國貢獻。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在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將進一步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
第二，扶貧工作事關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習總書記強調，扶貧要精確，不要搞大水漫灌，為扶貧工作指明了所應採取的方法與實施的路徑。扶貧工作頂層設計與實施管理精準化實質是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第三，精準扶貧還有工程的內涵。我們要致力於消除造成貧困的土壤，包括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因素。中央已決定通過城鎮化、産業就業、搬遷等綜合性措施來消除貧困人口，需要從對象、項目、資金、技術、産業等多維角度統籌考慮，整體推進。
第四，扶貧工作要體現政府負主責、主導，多方參與的工作格局。政府要抓好頂層設計，重大政策的制定與落實，並協調各方精確實施。企業應盡社會責任，社會要通過志願者行動、慈善救助、宗教的濟貧扶弱等途徑發揮作用。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的幫扶工作要精準，提升質量與實效，政府主導的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要體現有機結合，互補共進。
其次，談談健康扶貧的有關考慮。根據國務院扶貧辦的數據，全國7000萬貧困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有42%是因病致貧，涉及到1200多萬個家庭，也包含因病返貧的情況，33%是由於家庭勞動力因貧致病，12%是由於災難性醫療大額支出所致。醫保為體現守住因病致貧底線的功能。醫療和公共服務方面也有不足。因此，健康扶貧是扶貧工作中的重點，是精準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康扶貧應有五個重要方面，概括為“病、人、保、健、扶”五個字。
一是要研究造成貧困的疾病種類，採取精準的工作措施。如果疾病屬於某一地方多年流行的疾病，如在兩廣流行的地中海貧血，則需要地方政府在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下採取系統性防控措施。廣西在這方面已有好的經驗，實施了地中海貧血防控攻堅工程，其防護能力、技術水平、早診早治均有明顯進展，重型地中海貧血患兒出生率明顯減少，有效遏制當地因為此病返貧勢頭的上升。這一經驗需要其他地區借鑒與推廣。如果疾病屬於慢病，如心血管疾病、腫瘤等，需要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的慢病日常管理與大醫院的急重症治療有機結合。
二是要精準確定醫療救助的對象——病人。如前所述，近1/3是家庭主要勞動力，這個環節要高度重視。通過分級診療體系、社區支撐、大醫院專家遠程醫療等路徑要把影響勞動力的疾病治好，確保不再復發。必要時某些重症患者要有一個固定技術團隊全程進行治療、康復等醫療服務管理。如患白血病的兒童，要著力解決骨髓移植的供體與實施單位醫療費用捐助支持等問題。地區要對因病致貧的人群建檔，並制定精準的醫療救助方案。對於家庭老人，還要爭取一些社區、鄉村護理、康復等工作支撐，解決其生活負擔。
三是發揮醫療保障，尤其是大病保障的托底作用。首先要使因病致貧人口為國家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所覆蓋，其次要發揮重大疾病保障的托底線的作用，尤其是發揮新農合的保障作用。安徽新農合實踐在此方面有很好的進展，大病保障實際補償水平達80%，超大額患者接近90%。這一經驗應推廣。第三，大病保險要和醫療救助有機銜接，解決災難性醫療支出問題。第四，要發揮社會組織如紅十字會援助、慈善捐助等社會機制的作用。最後，要研究探索商業保險對因病致貧人口的保障問題，通過政府出資和社會捐助等實現這一機制的補充支持。
四是發揮健康教育的作用。在貧困地區開展健康促進工作，提高貧困人群的防病意識與能力。
五是注意健康扶貧與其他精準扶貧措施的對接。在解決因病致貧後，要有針對性的對其家庭，採取技術扶持、項目提供、人員幫扶等措施，因地制宜，不斷提升其致富能力。
段應碧：我講兩點意見：
一、要著重消除那些“看得見的貧困”。到農村調查，在村子裏隨便走走，總會看到少數農戶生活困難：有的居住在不能避風雨的茅草屋裏，甚至人畜混居；有的傢具破破爛爛，衣服挂在一條繩子上；有的吃水困難，甚飲用很不安全的溝壩水；有的學齡兒童上不了學，或者輟學在家；有的老人甚至主要勞動力長年患病無錢治療等等。這些情況不僅貧困地區有，一般地區甚至發達地區也會個別存在。
我們國家到2020年就要全面小康，到那時，如果農村還有這些現象，哪怕是個別的，也不應該。不僅影響全面小康目標的“全面”性，而且人們心理上也過不去，建黨百年了，全面小康了，不能容忍再有這種現象了！因此，我建議在最近5年內，集中力量把這些“看得見”的貧困現象解決掉，至於區域發展，相對貧困，那是長期任務。
去年各地搞建檔立卡，許多地方除收入指標外，還加了“幾看”，這是一大進步。剛才吳忠縣就介紹了這方面的經驗，叫做“七步法”，我看就很好。但從面上看，有兩個問題還不完善：一是受“指標”限制，可能漏掉了一些；二是除貧困地區之外，其它地區沒有做這件事，其它那些地方也有貧困戶，只是數量少些，但絕不會沒有。因此對建檔立卡戶要“動態管理”，至少每年查一次，確保一個也不漏掉。
為此，有兩條具體建議；一是各個地方把“兩不愁、三保障”具體化成若干條，以便操作。比如，“不愁吃”具體為天天有飯吃，每週至少吃上一頓肉；“不愁穿”就要四季有衣服，過冬時能穿上棉衣、棉鞋；“住房有保障”就要不住危房、不住茅草房、不住在透風漏雨的房子裏，北方農村冬季有取暖設施；“教育有保障”就包括沒有輟學的學齡兒童，沒有因缺錢而放棄上高中或大學的子女；“衛生有保障”要具體化為沒有因缺錢而放棄治療的病人，不喝不安全的飲水等等。二是在鄉鎮一級和村一級設立“扶貧專幹”，不僅貧困地區要這樣設，一般地區和發達地區要設“扶貧專幹”。他們的任務就是按照細化的標準，把村子裏那些“看得見”的貧困現象找出來，然後因戶制宜拿出具體辦法切實解決。本鄉本村不能解決的，向上級彙報爭取支持。
二、切實解決貧困農戶貸款難的問題。對於有勞動能力的貧困農戶，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技能培訓，支持他們外出打工，但對於大多數貧農戶來説，應該鼓勵他們自主創業，就地發展，以減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社會問題。
在支持貧困戶自我創業過程中，信貸扶持極為重要。但目前最頭痛的問題是：越是貧困農戶，越難以獲得銀行的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貧困農戶居住分散，單筆貸款額度小，又缺乏合格的抵押物或公務員擔保，因此銀行覺得給貧困農戶貸款的成本高、風險大。目前，各級政府為貧困農戶從銀行貸款提供財政貼息，或提供一定的風險保證金，但這些措施主要是降低了農戶的貸款成本，並沒有解決銀行給農戶貸款成本高、風險大的問題。銀行的顧慮沒有根本消除。
根據國際經驗，應該培育和發展一些專門為貧困群體服務的小貸機構來解決貧困戶的信貸需求。在這方面，中國扶貧基金會已經開展了19年的探索與實踐，並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農村特點，專為貧困農戶服務的信貸扶貧模式。
中國扶貧基金會通過在貧困縣建立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以貧困農戶為目標客戶，採取扶持婦女、五戶聯保、上門服務、分期還款、技術培訓等方法，為貧困農戶提供無需抵押、無需公職人員擔保的小額信貸。該項目由扶貧基金會下屬的中和農信公司具體執行，項目資金則主要來源於財政扶貧資金和銀行批發貸款。這種合作模式很好地體現了政府部門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特點，即地方扶貧辦將財政扶貧資金委託扶貧基金會管理，定向對貧困農戶發放貸款。此外，基金會通過向商業銀行申請批發貸款，充分發揮了財政扶貧資金的杠桿放大效應，同時也有效地解決了大銀行無法直接服務貧困農戶的難題。
截至2015年底，該項目覆蓋全國18個省的169個貧困縣，累計發放農戶小額貸款131.3萬筆，133.5億元。現有貸款餘額21.5億元，存量貸款農戶25.8萬戶（戶均貸款餘額8,326元），30天以上風險貸款率僅為0.73%。
受融資成本高和運營成本高的雙重影響，扶貧基金會的小額信貸項目雖然解決了貧困農戶“貸款難”的問題，但“貸款貴”的問題尚未解決。建議以貧困片為單位，由政府出資建立類似于扶貧基金會那樣的公益性小貸機構，用人民銀行的低利率的“扶貧再貸款”，專門為貧困農戶提供金融服務，這樣就能一併解決貧困農戶“貸款難”和“貸款貴”的問題。
順便説一下，為貧困農戶提供信貸服務，一定要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的隊伍和專門的金融産品。指望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去向分散的農戶發放單筆一萬兩萬甚至幾千元的貸款，是不可能的，硬壓任務也只能是“應付”，不可能持久。現有的商業性的小貸公司也指望不上，為了利潤，他們不可能舍掉成本低、風險小的大額企業貸款，而去為貧困農戶發放風險大、成本高的小額貸款。事實上，現有8000多家小貸公司，都是在縣城和集鎮為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服務，難有為貧困農戶提供小貸的。這從他們平均單筆貸款超百萬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總之，為貧困農戶（包括一般農戶）提供信貸服務，一定要有專門的機構、隊伍和金融産品。所謂“專門”，就是只做這件事，不幹別的，這樣的公益性機構，只能由政府出資建立，使用“扶貧再貸款”（內部可以企業化運作），靠企業和其它機構很難持久。
劉樹蘋：按照國家的總體要求，每個部委都有具體的扶貧任務，一方面是定點扶貧工作，我們對口4 個國家級貧困縣，因為我們部還管理7所高校，像北理工、哈工大等副部級高校，去年國務院扶貧辦進行定點扶貧工作調整，給我們下屬單位又增加了4個定點縣，實際上我們部有8個定點扶貧縣。另一方面是片區扶貧工作，我們負責燕山—太行山片區的對口聯絡工作，我們自己俗稱叫片長，我們這個片包括3個省的33個縣，第三方面工作，是對口支援，包括援青、援藏、援疆、援贛，支持革命老區，支持老少邊窮地區發展。此外，還有行業扶貧，重點是網絡覆蓋和特色産業支持等。我們部對扶貧工作高度重視，部長、一個副部長和一個黨組成員挂帥成立了領導小組，成立了扶貧辦，我們所有的直屬單位和高校都是我們扶貧辦的成員，扶貧辦挂靠在規劃司。我們扶貧辦的同志都是兼職，我也兼工信部扶貧辦的主任。
為推進定點、片區扶貧以及對口支援等扶貧工作，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任務很重，也有很多經驗和想法。今天通過聽了大家的發言，真心希望也拉大家尤其是企業、金融單位一起合作，共同推進扶貧事業。實際上我們也和很多企業有合作，比如我們和阿裏巴巴、社科院聯合給河北做過電子商務與扶貧開發培訓，在阜平上線了第一家“淘寶特色中國.阜平館”縣級運營平臺等。
為了推進扶貧脫貧，大家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國務院扶貧辦，各部門、地方、企業，也有很多創新的做法，取得了很好成績。我們調研到山東看了建檔立卡的卡片，每到一戶都看，我覺得我們扶貧領域的同志們真的不容易，想想7千多萬人口，每個戶一張表，每個卡按的手印，蓋著圖章來證明準確性，列了現在的收入和未來脫貧的計劃，脫貧的時間、方式，看了很受感動。到一戶人家去調研，家裏只是幾床被子，那真是赤貧。現場領導拍板組織募捐，支援貧困戶過冬的被子，調研中有好多這樣的具體事例，讓人觸動，讓人振奮工作幹勁，讓人感動。
目前關於扶貧問題存在問題主要有：一是推進各項工作，包括好的經驗做法也是應該有前提的。比如説網絡扶貧，也不是説每一個村建都需要建一個網站，也不是建了網站就能解決貧困問題，還是應該因地制宜，有針對性，不能全都是一個模式。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進一步統籌形成合力問題。比如在國家這個層面，我們出臺了很多的政策，措施，各部委也出臺了很多的政策、措施，剛才幾位專家也説到了，國家強調的政策，還需要進一步落地。現在全社會都在積極參與扶貧，怎麼把國家政策，結合各地實際落實好，我覺得可能也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為了促進工作，再提點建議。一是加強資金統籌。為開展扶貧工作，各個部門都有不少的項目、資金往下走，但是怎麼形成合力，在不斷改進，也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我們每一次到村裏去調研，老百姓説這個口的項目給幾萬、那個給幾萬，合在一起使用，有難度。如果改變某項目資金投向，可能會影響後續的項目資金到位。所以加強統籌，還應該從國家的層面統籌，加強頂層設計。二是加強項目統籌。大家對扶貧工作的重要性認識都很到位，千方百計在政策、項目、資金上予以支持、傾斜。到地方上看，也是各渠道的項目都有，有發改委、扶貧辦等部門支持的項目，也有對口幫扶、定點幫扶等地方、企業支持的項目。如果能加強項目的統籌支持，加強地方扶貧項目的統籌安排，上下左右一盤棋，相信項目投資的效果會更加顯著。
還有一個建議，也是和我們密切相關，就是説這5年是啃硬骨頭的攻堅階段，能不能出臺一些短期、有針對性的政策，就承擔扶貧任務的部門增加幾個編制，臨時編制，推進任務更好完成。現在各部門的扶貧工作都是兼職推進。大家各自工作也很重，我們近年最主要的任務是中國製造2025。我們很多扶貧的思路想法需要更多的人去推進落實，剛才大家有一句話説得特別好，扶貧很重要，脫貧很重要，做扶貧工作的人也很重要。
張超：請發改委楊處長發言。
楊槧：我結合自身工作談幾點體會。
按照中央決策部署，我委直接或間接承擔了大量扶貧開發和脫貧攻堅工作。其中一項就是牽頭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易地扶貧搬遷是“五個一批”精準扶貧工程的重要內容，可以説是補齊扶貧開發這塊短板、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最貧困人口貧困問題的標誌性工程或者説是頭號工程，同時也是“五個一批”精準扶貧路徑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中央決定，“十三五”時期，我國需要對100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搬遷。這是個什麼概念？從國內看，我委從2001年開始組織實施易地搬遷工作，15年來，總共也才搬了680萬人。從數量上看，未來5年的搬遷任務是前15年的1.47倍，這還沒有算上同步搬遷人口，如果把這塊人口再算上，大致是前15年累計搬遷人口的2倍以上，分解到年度，則是前15年年均搬遷量的5至6倍，這是從數量上講的。
各地面臨三個普遍性問題：一是時間緊。用5年時間完成1000多萬人的搬遷任務是中央劃定的底線。從我們掌握的情況看，多數省份計劃用3年最多不超過4年的時間完成搬遷任務，個別省甚至提出用2年時間完成，餘下的時間主要是鞏固提高搬遷成果，這也是扶貧脫貧工作的一般性規律，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二是資源少。安置資源有限是新一輪搬遷工作制約性最強、也是大家倍感頭痛的問題。如，我國西南5省人多、山多、生態敏感，西北5省則普遍缺水、生態脆弱。也就意味著，可用於集中安置的土地資源稀缺、環境容量嚴苛，而這些地區恰恰又是搬遷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此外，隨著城鎮化的加速推進，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日益緊張，農民對擁有的承包地資源也更加珍視，土地調整難度不僅越來越大，而且用地成本也是逐年攀升。三是貧困深。經過近15年的搬遷，願意搬和有能力搬的群眾，絕大多數都已經搬出來了，剩餘的這1000萬人，要麼家徒四壁、一無所有，要麼居住位置更加偏遠、居住環境更加封閉惡劣。我們常説，易地搬遷不只是居住地的簡單物理位移，實質上是小社會的搬遷，相比安置區水電路氣房網等生活性基礎設施建設而言，難度更大的還是産業重建、就業重置、社會重構、環境融入、生態修復等一系列後續工作，政策性強、關係複雜、協調難度大，關乎每個搬遷群眾的切身利益乃至社會和諧穩定，這些都是新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必須面對的新挑戰、新壓力。怎麼辦？辦法只有一條，就是必須採取超常規舉措，就是“幹非常之事，有非常之策”。易地扶貧搬遷的非常之策，歸納起來就是要打好以下三路組合拳。
一是打好資金組合拳。就是在進一步加大中央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基礎上，引導地方政府加大投入，並充分發揮金融市場的融資作用，通過多方發力，共同彌補易地扶貧搬遷資金總量不足這塊短板。中央政府方面，主要是大幅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並綜合考慮不同地區工程實施難度和區域成本差異，對建檔立卡搬遷戶住房建設將採取差別化補助政策。地方政府方面，主要是由中央調整地方政府債務結構，明確各搬遷省份可共發行1000億元地方政府債籌集資金，為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注入項目資本金。此外，還可通過整合相關專項扶貧資金和涉農資金等方式，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金融市場方面，一是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發行專項建設債券設立的專項建設基金，為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注入項目資本金，中央財政給予高比例貼息。去年底，我委已明確了500億元易地扶貧搬遷專項建設基金分省規模，擬於近日協調兩行一次性注入省級投融資主體；二是由兩行結合實際，為各省提供易地扶貧搬遷長期貸款，中央財政也將給予高比例貼息。總體上看，實現建設資金渠道多元化，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融資作用，是解決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籌資難、籌資貴和資金總量不足等問題的重大創新。目前，各相關省（區、市）均成立了一家市場化運作的省級投融資主體。按照要求，這個投融資主體要做好易地扶貧搬遷業務與其他業務的物理隔離、封閉運行，確保各渠道資金專款專用、協調聯動。
二是打好政策組合拳。就是要用改革創新精神，突破原有政策框框，制定出臺支撐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順利推進的政策措施。如，我委等五部委聯合印發的《“十三五”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方案》明確提出，“允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片區外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將部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節余指標在省域範圍內使用”。將建設用地增減挂鉤指標流轉使用範圍從縣域擴展到省域，就是一條突破性政策。近日，我委已經啟動了“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編制工作。昨天，我委又會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召開了“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編制工作啟動會，組成了由24個部門單位參加的規劃編制工作組。實際上，這也是一套組合拳，就是部門協同組合拳，其中許多涉及易地扶貧搬遷的政策措施，將在這兩個規劃中得到進一步的實化細化。下一步，地方政府還將按照中央部署和規劃要求，在土地調整變更、房屋産權登記、戶口遷移、子女入學、轉移就業、勞動力培訓、社保醫保、社會管理等方面，研究出臺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三是打好落實組合拳。中央已經明確了今後一個時期的扶貧開發管理體制，就是“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在這個體制中，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抓監管、抓考核、抓落實。大家知道，在去年召開的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中西部各省市主要負責同志都與中央簽了脫貧攻堅“軍令狀”。前不久，中辦、國辦印發了《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共12條，明確了考核問責主要內容。在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上，我們也將從制度建設上入手，建立健全相關考核評價和激勵約束機制。目前，我委正在著手制定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監督考核辦法，實現對易地扶貧搬遷省份監督考核全覆蓋；制定出臺《易地扶貧搬遷中央預算內投資管理辦法》、《專項建設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規範性文件，進一步規範資金管理和使用行為，確保資金安全、工程安全，讓廣大搬遷群眾滿意。
葛華：
去年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把“發展教育脫貧一批”作為“五個一批”脫貧舉措之一，明確了到2020年通過産業扶持、轉移就業、易地搬遷、教育支持、醫療救助等五個一批的舉措解決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任務。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也把教育脫貧擺在了突出位置，專列一節作出具體部署。十二五期間，我們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扶貧工作的戰略部署，聚焦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在教育扶貧方面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一是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第一期行動計劃使貧困地區在園幼兒由491萬人增加到633萬人，三年增加142萬人，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67%，三年提高12個百分點，已提前實現65%的全國“十二五”規劃目標。第二期行動計劃正在實施中。二是實施全面改薄計劃，力爭用5年的時間，使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基本達標，2013年以來中央財政已安排補助資金640億元，帶動地方財政投入800多億元，已竣工校舍面積6530萬平方米。三是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資金1491億元，按照每生每天4元標準為貧困地區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全國超過1/3的縣實施了營養改善計劃，惠及3210萬農村學生。四是實施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補助生活費政策，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標準對中等職業學校所有農村學生、城市涉農專業學生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除學費，並給予每生每年2000元的國家助學金資助。這一政策已對連片特困地區農村學生實現了100%全覆蓋。五是實施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自2012年起，在所有“211工程”學校和中央部屬高校招生計劃中，專門安排面向貧困地區招生的專項計劃，年度招生規模從1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5萬人，覆蓋所有832個貧困縣。四年來，專項計劃累計錄取學生18.3萬人，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連續兩年增長10%以上。今年將安排專項計劃6萬人。六是實施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已有20多個省份開始實施，鄉村學校和鄉村教師的受益面分別達到了94%和87%，已惠及573個縣的94.9萬名鄉村教師，人均月補助標準300元。七是加強貧困地區教育信息化建設，貧困地區學校互聯網接入比例達到85.8%，教學點全部實現設備配備、資源配送和教學應用“三到位”，貧困地區孩子共享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八是開展直屬高校定點扶貧，由44所科研實力最強、以理工科院校為主的直屬高校承擔44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的定點扶貧任務。
下一步，教育扶貧將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基本方略，以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重點，採取超常規舉措，精確對準教育最薄弱領域和最貧困群體，促進教育強民、技能富民、就業安民，堅決打贏教育脫貧攻堅戰。首先，我們將會同國務院扶貧辦開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據庫與中小學學籍管理信息系統、學生資助管理系統等教育數據庫對接工作，摸清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學齡人口的底數，做到可標識、可統計、可評估。在此基礎上，主要從六個方面推進教育精準扶貧工作：
一是全面加強基礎教育，大力拓展鄉村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加快建立健全貧困地區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辦學條件，推進農村中小學標準化建設，探索建立省級統籌的鄉村教師補充機制，提高鄉村教師待遇水平。
二是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結合實際，支持各地在貧困地區著力辦好一批職業學校，發展壯大一批特殊優勢專業，幫助貧困地區學生到東部地區接受職業教育，使貧困地區每個適齡青少年都能學會一項實用技能、每個勞動者都有機會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
三是提高高等教育服務能力，引導和支持貧困地區高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更好地服務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要加大重點高校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實施力度，進一步提高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比例，為貧困地區孩子提供更多縱向流動機會。
四是提高困難學生資助水平，在進一步落實好已出台資助政策的基礎上，逐步分類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率先對建檔立卡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實施普通高中免除學雜費，為寒門學子完成學業提供有力保障。
五是加強特殊困難兒童教育關愛，進一步完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全面落實政府責任，強化父母和其他監護人的監護責任；進一步擴大貧困地區特殊教育資源，辦好貧困地區特殊教育。
六是實施教育扶貧結對幫扶，從學前教育、義務教育、普通高中、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貧困家庭學生七個層面，構建全領域結對幫扶關係，全面覆蓋貧困地區每所學校、每位教師、每名學生及每個建檔立卡的貧困家庭。
黨國英：我提幾點大家沒有提到的事情。我去年在甘肅去了解的情況，今年又到華北一個貧困縣做過調研。
就甘肅縣城的物價而言（一些縣城的物價不比大城市低），按照人均生活必要的熱量攝入算，恐怕一個人吃八塊左右比較合適。按照市場價算比較合理。滿足小康的標準，還要乘以2。你要避免貧困人口兩個人出去只有一條褲子換著穿。這樣的話一個人一個月基本500塊錢，一年6千塊錢。我們現在的標準有的省3千塊錢，有的省6千塊錢。按現有標準，7千萬的脫貧毫無疑問會完成，在政治壓力之下，甚至可以提前完成。這是一個脫離“赤貧”的標準。
如果按照甘肅都要6千塊錢的話，全國這樣的人是多少？按統計局的數據推算，接近3個億，這個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如果按照3個億來説的話，未來我們的脫貧不能主要靠社保兜底，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需要改革脫貧，發展脫貧。
按照我所接觸到研究資料，小額信貸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發揮作用。在孟加拉國基本不管用。中國小額信貸管用不管用？我觀察室有的地方管用，有的地方不管用。我在山西某一各地方去看，那裏小額信貸搞了很長，老百姓的生活沒有變化。但有些地方有變化。館陶是全國貧困縣，河北邯鄲的館陶，通過農業專業化解決了脫貧問題。農民接受貸款用於生産，而不是生活。甘肅定西這幾年變化也很大，一個技術讓定西農業走了專業化的路。當地的老百姓，他要不捲入社會分工體系的話，基本上貧困面貌改不了。
國際上流行RCT方法脫貧，微觀上解決問題，但宏觀上看效果不大，原因是窮人沒有被捲入社會分工系統，或者説，現代社會分工系統沒有建立起來。
館陶的方法、定西的做法真是給我們一個很大啟示。如果按7千萬窮人算的話，用國家財政收入的5%，就解決兜底問題。但是是3個億人脫貧進入小康社會，社保兜底就不夠了，就必須依靠發展脫貧、改革脫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