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圓桌論壇系列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會議主題：文津圓桌論壇系列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會議時間：2016年5月13號
張超：先來介紹一下今天參會的各位領導和嘉賓：
食品藥品監管總局藥品化粧品監管司司長 李國慶
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副司長 熊煌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副主任 黃華波
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 葛延風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鵬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 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研究員 謝慶國
重慶智飛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重慶市總商會副會長 蔣仁生
中信二十一世紀科技董事、阿裏健康副總裁 王培宇
上海創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CEO、“名醫主刀”創始人蘇舒
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韓中偉
德生堂大藥房連鎖經營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醫藥物資協會副會長 龍岩
昆明龍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龍津藥業董事長 董事長 樊獻俄
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董事長 沈開濤
首先我們有請制藥企業代表，康美藥業韓中偉，給我們從制藥這個層面分享研究成果。
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韓中偉：
首先，我簡單介紹一下康美藥業。成立於1997年的康美藥業，多年來致力於中醫藥事業發展，傾力打造全産業鏈資源平臺，在發展中特別注重模式創新和標準打造。近幾年，我們更加貼近國家打造“健康中國”和振興中醫藥發展的戰略，從一個傳統中醫藥企業，與時俱進轉型成為現代化大健康産業龍頭企業。我們公司全力響應國家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號召，結合信息化技術，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改造並傳承中醫藥文化，把“互聯網+”滲透到中醫制藥、銷售、就醫、健康管理等各環節，在公立醫院改革、醫藥分開、醫保體系建設、醫藥信息化建設、互聯網醫療、中醫藥標準打造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積累了豐富運作經驗和資源優勢，同時也從中受益，實現了公司大發展、大跨越和大提升，在改善患者就醫流程，緩解老百姓的“看病難、看病貴”等方面推動了很多重大創新，形成了較強的競爭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能力。
那麼，康美藥業做了什麼呢？下邊我簡要介紹一下情況，還請指導。
中醫藥標準打造。眾所週知，中醫藥是我們國家的民族醫藥，是中國瑰寶，但一直受制于標準的統一規範和制定。康美藥業從創立之初就堅持打造行業國家標準，為客戶提供精準服務，于2002年在國內率先提出實施中藥飲片小包裝和色標管理，並獲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高度肯定，在全國推廣，成為國內唯一參與國家標準制訂的中藥企業。在此基礎上，康美陸續率先推出多項國家標準，2005年成為國家唯一參與制定中藥飲片生産管理GMP國家標準的企業；2008年承擔中醫藥標準規範技術體系研究、中藥飲片炮製生産過程標準研究等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2010年完成近百個中藥飲片品種工藝驗證和國家、地方生産技術規範和標準；2012年成為國家商務部唯一參與制定中藥材等級分類國家標準的企業，同時作為唯一參與國家發改委授權發佈的36個國家價格指數制定的民營企業，獨家承擔和運營了國家級中藥材價格指數——康美·中國中藥材價格指數（現已成為我國中藥材價格走勢的風向標,成為市場定價、商家經營、藥農生産的重要參考依據）；2013年推出全國唯一的“實體與虛擬市場相結合”的中藥材大宗交易平臺；2015年承擔編制209個中醫藥編碼國家標準，並承擔了多個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參與多項國家和省級飲片炮製和質量標準制訂，對行業規範和提高中藥材質量及水平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公司在三七、人參等中藥材品種試行溯源體系，對種子、土壤、氣候、施肥等關鍵環節進行全程追蹤。在這些過程中，康美藥業與藥農、藥商建立了良好關係，並積極推行標準化規範管理，從而提升中藥材形象，助推行業發展，惠及人民健康。同時，康美藥業還管理著佔全國75%交易量的廣東普寧、安徽亳州等中藥材市場，市場化管理實行統一倉儲、包裝、標簽、票據、質檢的“五統一”管理模式，成為中藥材市場的管理標準，亳州中藥材市場成為全國唯一行業價格監測點。
在打造這些標準過程中，我們特別注重能否推行落實以及見效，可以説是摸著石頭過河。欣慰的是，這些年我們的中醫藥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取得了相當多成績。隨著國家中醫藥振興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行，相信未來這個民族産業將會在我國的醫改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標準的打造也將會是重中之重。
“互聯網+”方面。中醫藥是一個龐大系統，大健康産業更是一個備受矚目、關乎民生的産業，涉及方方面面，大數據分析統計以及運用是大勢所趨。在“互聯網+”概念興起前，康美就已經做足了準備，早在2008年康美打造了普寧中藥材價格指數，後來又在此基礎上，我們投入數億元建立了雲計算中心，承擔編制運營發佈了中國中藥材價格指數，為廣大藥農、藥商、藥企及政府提供了決策依據，隨後打造了行業最大的醫藥電商平臺康美健康。2015年，康美藥業被指定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唯一的中醫藥信息化醫療服務平臺試點單位，積極配合國家相關部門探索“互聯網+醫療”産業模式，目前正在制定“互聯網醫療”國家標準，康美藥業憑藉自身長期在打造中醫藥全産業鏈、醫療服務和中藥材信息化建設上所積累的成果和經驗，正在積極打造“大健康+大平臺+大數據+大服務”的“互聯網+”平臺。
醫藥信息化建設方面。康美藥業與新華網進行戰略合作，共同出資搭建了國內權威的健康大數據平臺，重點開展健康數據挖掘、慢性病管理、健康在線諮詢、健康産品研發等業務。該平臺與醫療體系中的個人檔案結合，讓醫生看病時能很方便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狀況和既往病史，已打造的全國首個為癌症群體提供健康服務的“癌康網”具備業務開展基礎。
互聯網醫療應用方面。康美藥業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准的全國首個，也是唯一一個中醫藥信息化醫療服務平臺試點單位，在康美醫院成為全國首家“網絡醫院”的契機下，由彭少毅博士領銜的美國微軟公司雲健康管理團隊整體加盟康美藥業，在國內率先啟動“互聯網醫療”項目並快速落地。以40多個地市“智慧城市”和1000多個“智慧小鎮”建設為切入點，致力打造“中國健康雲”，在北京、上海等地社區建設了多個醫養結合站，與知名地産企業聯合開展“互聯網+社區醫療”，在深圳打造社康中心，開展智慧養老，推出醫院信息平臺、腫瘤全程管理平臺、“互聯網+養老”平臺以及“掌上醫院”、“康美醫生”等智慧醫療APP，目前全國線上已經有全國各地2000多家醫院實現掛號，一萬多名醫生在線服務，擁有數十萬名會員，服務覆蓋人群達2億多。
同時，康美藥業于2015年率先在廣州推出全國首個“智慧藥房”，為破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尋找突破口。智慧藥房通過與合作醫院直接對接，完全實現醫院處方流轉、醫保付費，領跑中醫藥工業化4.0互聯網“最後一公里”，邁出了智慧醫療的堅實一步。患者的電子處方發送至康美來完成藥品的調配、中藥煎煮與配送，把過去繁雜的取藥、支付、回家煎藥的麻煩直接簡化成像“收快遞”一樣簡便，有效解決了候診取藥、煎藥以及交叉感染等問題，超過九成用戶認為這是一項便民利民的健康服務，感受到智慧的互聯網醫療帶來的更便捷、更精準、更貼心的好處。該模式自2015年6月啟動以來，已與廣州、深圳、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70多家醫院達成協定，已建立有廣州、深圳、北京三個城市中央藥房，其中50多家醫院系統對接完成運行，受益人群數千萬。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國強在2015年6月和9月專程兩次到廣東實地考察康美智慧藥房和互聯網醫療，多次在公開場合“點讚”；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也專程在2015年11月12日考察康美互聯網醫療，並給予厚望；央視、新華社等媒體對該項目也給予高度關注，引起社會積極反響。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建設醫療第三方支付平臺。目前國內有很多第三方支付平臺，但基於醫療的平臺卻是空白。醫療特殊性決定了“互聯網+醫療”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特殊性，在這方面不是其他簡單的平臺所能代替的，也就是説需要一個專業的支付平臺。康美藥業基於多年成功打造的大健康全産業鏈平臺，已經在網絡醫院、智慧藥房、智慧養老、健康智庫、健康管理、第三方支付和健康保險等構建的互聯網大健康平臺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有利於優化整合醫療資源、緩解醫患關係、破解社保醫療區域性問題、實現遠程醫療的真正落地，在該平臺的建設方面進行了諸多準備工作。
康美藥業還與青海、廣西玉林、雲南普洱、廣東普寧、懷集等政府簽訂了相關合作協議，由康美藥業直接在這些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投資建設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平臺，並啟動醫藥電商和健康保險服務。
在互聯網+炙手可熱的當前，互聯網醫療競爭可謂激烈，模式雖多，但落地困難，成效更是難以界定，涉及的信息資源尤其複雜龐大。但無論什麼樣的信息化手段，都要基於藥品和服務質量服務於百姓健康這一根本，基礎不能改變，這就需要國家出臺政策支持推動實現不同醫療機構之間資源和信息共享，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和各地實際的付費方式，強化基層醫療服務，推動建立分級診療、家庭醫生簽約制度，形成醫院有動力、醫生願下去、患者得實惠的良性機制。
醫藥分開方面，康美藥業在醫院管理特別是在醫院投資運營、藥房管理、醫療器械及耗材供應、藥品現代化物流配送、倉儲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優勢和經驗，走在行業的最前列。
康美藥業在廣東普寧投資近十億元新建粵東地區唯一一家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三甲綜合民營醫院，並對核心骨幹醫護人員進行股權激勵，積極探索醫生收入分配激勵改革模式；在吉林通化的梅河口市、通化縣投資多家公立醫院，特別是剛成立的股份制康美梅河口中心醫院，對該地區打造成為區域醫療中心有著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同時，康美藥業還計劃在廣東懷集、廣西玉林、遼寧本溪、青海等地區投資運營公立醫院，積極參與公立醫院改革工作。
康美藥業還分別為廣東省普寧市、懷集縣，以及吉林省通化市、廣西玉林市、雲南普洱市的上百家公立三甲醫院提供“藥品耗材現代物流延伸服務”，年涉及藥品採購金額近50億元。醫院通過 “藥品耗材現代物流延伸服務”，既降低了運營成本，也減少了政府對醫院的財政支出，同時增加了財政稅收，並遏制了醫院在醫藥採購中的不正之風，提高藥品供應保障能力，助力“兩票制”的實施，實現了政府、醫院、社會、患者多方共贏的局面，為貫徹落實公立醫院推進“醫藥分開”的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公立醫院改革和“醫藥分開”這兩個重大改革模式的探索中，國家出臺了不少政策予以支持，然而實際運作中困難重重，政府、醫院和企業都頂著諸多壓力。一些利益方的奶酪被動了，他們就不停地出來阻礙，甚至無理取鬧，在社會上雇傭“槍手”發表攻擊性強烈的言論。比如最近我們在藥房託管改革中就遇到了諸多攻擊，根本上是一些原有開著“皮包公司”的藥商利益被取締了。這就需要政府、醫院、參與企業和廣大社會百姓各方多措並舉推動解決公立醫院改革和“以藥養醫”問題，做好醫療機構管理模式、醫務人員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可以説，康美藥業自身長期在打造中醫藥全産業鏈、醫療服務和中藥材信息化建設上所積累的成果和經驗，正在新形勢下積極運用“互聯網+”把自身産業推向縱深發展，打造的互聯網+大健康發展模式在助力我國的醫療改革事業發展提供了積極經驗，各大平臺項目正在全國各大城市快速落地，積極地參與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行動中來。
當然我們在積極探索和發展的同時，也時刻感受到我國醫療改革的不易，這是一個真正的“深水區”，涉及面廣、利益關乎全民，正是如此，我們更應該以人民健康為根本，砥礪前行，積極推進“健康中國”戰略落到實處。在此，我們有以下幾個建議：
第一，應該基於醫療改革領域“以點帶面”樹立典型和標準。作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醫療改革的發展中觸及各方利益相當廣，典型的就是中醫藥標準的推進，國內目前雖然取得了諸多共識，但地方保護主義還是相當明顯，如中藥飲片推廣這麼多年，時至今日還未能實現統一標準，各地都推行地方標準，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所以要積極推行標準，政府支持，行業企業合力，大家眾志成城地落實到具體中，企業可以説是改革的先鋒，也是試驗品，競爭激烈，一不小心就成了犧牲品，所以建議相關單位能給予勇於探索的企業大力支持，樹立典型，做出標準，互相監管和促進。
第二，國家應該鼓勵和加強“互聯網+醫療”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不同醫療機構資源和信息的共享。這種基礎需要國家來主導，只靠地方或個別企業是遠遠不行的。
第三，具體到我們企業，現在在積極探索和推進智慧藥房、藥房託管以及醫療第三方支付平臺等建設，都是新模式，遇到的阻力很大，希望相關部委和專家能適時給予大力支持，並歡迎實地調研體驗，更希望相關部委能一同參與到這些探索中，給予規範的監管。
第四，醫療改革進行到了“深水區”，可以説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對於“健康中國”和偉大“中國夢”的實現有著重要意義，我們建議國家能在健康産業金融方面給予這個産業建設的核心支持，希望國家能夠更大地放寬條件，支持企業申辦健康保險、健康租賃等牌照。
關於魏則西事件，我想這是一個監管規範缺失的問題，涉及到公立醫院改革、社會辦醫等深層次問題，改革需要繼續，監管必須跟上，不能有脫離監管的市場，一切不符合國家衛生醫療標準的辦醫機構必須堅決取締，這是對人民健康負責。同時還要大力支持有實力、有醫療資源優勢的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公立醫院改革事業，為“社會辦醫”注入活力，給百姓帶來的安全、貼心、便捷的健康服務。
張超：我們此前對康美的認識就是一家中藥企業，但實際上今年我們做健康中國課題調研時，發現康美確實是打造中醫藥全産業鏈，全産業鏈的好處在哪？剛才韓總提到一個詞“溯源”，這個詞現在很火熱，前不久這個疫苗事件，大家談到了追溯。三天前，食藥監總局剛出了一個意見，也是對這個藥品的追溯提出來了意見，但好像沒有詳細的下文，只是簡單的意見，接下來我們請中信二十一世紀、阿裏健康的總裁王培宇談談藥品的流通、追溯問題。
中信二十一世紀科技董事、阿裏健康副總裁 王培宇：
阿裏健康是阿裏巴巴旗下專門負責健康業務的公司，今天主要就阿裏健康旗下二十一世紀科技公司，受食藥監總局委託，建設中國藥品電子監管追溯體系，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談一下電子監管追溯體系。食藥監總局當時在委託建設時，我們理解其目的是為了確保藥品安全，打造藥品整個供應的封閉鏈路，實現藥品從生産到流通都可追溯。
我先介紹一下這套體系原理，第一個原理是“一物一碼”，就是每一個藥品上，跟身份證一樣貼上了標簽，大家看一下左邊，這個就是藥品監管碼，是20位的數字，前麵包括藥品的類別碼，前8位代表了藥品的類別，中間有序列號，後面有一個加密位，這是一個數字編碼，數字編碼轉化到藥上這樣一個圖片，是一個條形碼。這種碼的整個設計，實際上有幾個關鍵內容：一是容量，整個20位的條形碼其中前16位表示了容量，它支持了一億億盒藥品的産量，如果按照中國藥品産量估算的話，支撐幾百年沒有問題的；二是安全性，任何追溯碼在設計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安全性，因為它本身代表著藥品的安全，它本身要防止複製，所以特別設計了後四位的加密位，採用了軍方的加密技術，這種加密技術使得一個不法分子拿到藥盒的時候，這個碼無法批量複製；三是標準性，從數字編碼轉化成條形碼，要企業掃描採集時，要考慮整個社會的實施成本最低，所以藥品監管碼採用國際標準CODE128C，使得條形碼能夠被市面上通用的條形碼設備，包括手機等都可以掃描；四是擴展性，這種一物一碼的方式，編碼粒度是最細的，細到藥品的最小包裝，所以它比目前市面上其他的編碼標準，比方説商品條碼都更細，所以它完全可以和所有的其他編碼體系進行對應關聯。同時，監管碼在設計的時候，我們採用了標識+大數據模式。監管碼僅設計為藥品的一個標識，具體的數據都是放在後面大數據平臺上，通過標識做索引，平臺可以擴展任意信息，比方説生産信息、使用信息、價格信息都可以無限地進行擴展。
第二，有了身份證後，怎樣實現全程追溯？就是全程核注核銷，簡單理解就是企業經營藥品時，需要採集碼，上傳到信息平臺。藥品從生産出廠就有了身份證，直到整個供應鏈流通環節，每一個途徑環節都需要採集監管碼，就跟人去機場，身份證採集一下就記錄了你去哪兒了。通過這種全程核注核銷，就可以實現藥品從出産到消費者全程封閉管理的跟蹤。在消費者環節，也可通過掃碼知道這個藥品的生産（信息），何時出廠？是否過期？有沒有異常的情況？這是第二個原理。
在這個情況之下，電子監管體系從2006年建設到現在10年。到目前為止，電子監管追溯體系在生産源頭這一端是執行情況最好的，已經覆蓋了95%的生産企業，藥品有99%都已經加貼了藥品電子監管碼。每天賦碼量一天有1.4億盒，源頭基本全覆蓋。在生産後藥品首次進入流通環節時，生産企業要採集上報數據採集完後，追溯平臺能夠記錄到藥品去了哪。這個部分生産企業掃碼率已經達到95%，是一個很高的比例。藥品進入到了批發環節會有兩條線，一條線到批發公司，一條線到疾控，疾控主要經營疫苗。目前在批發企業，電子監管追溯體系覆蓋了100%，就是所有企業都入網加入到這套追溯體系中，疾控稍微差了些，大概覆蓋50%左右。但藥品包括疫苗到了流通環節中，需要企業或者疾控進行核注核銷的時候，掃碼率就差很多。批發企業經營藥品的時候，監管碼採集率大概40%。這種情況導致很多的數據缺失了，這種缺失導致什麼情況出現呢？在整個追溯體系設計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灰色的線寫著上下游勾兌，它有一個勾兌機制。藥品從上遊企業發出來，到其他企業，我發出來500件，是掃描500個碼，下游如果説你掃描的也是500個碼，系統會自動做勾兌，表示説這個藥是你收到了，而且沒錯。如果説上遊發了500件，下游你掃描顯示只收了300件，那200件去哪了，就可能是流到非法渠道了。這個時候追溯平臺會給監管部門觸發預警，這種機制的設計防止出現藥品流弊、丟失情況。但現在，只有上遊生産掃碼率比較好，但是到流通環節，掃碼率就逐步降低低，數據的缺失，導致該發現的預警就沒法提前發現。流通環節數據缺失的問題，在疾控各環節更嚴重，據我們目前看後臺的數據，採集率大概只有4%，也就是説疫苗進入疾控體系之後這個追溯數據基本沒有了。如果疾控體系能夠有比較高的掃碼率和追溯數據的話，完全可以提前出現預警併發現問題，就能夠有效防範濟南疫苗類似事件的發生。
藥品最終到了末端時候，藥店覆蓋80%，醫院覆蓋33%，但只是藥店和醫院加入了體系，當他們真正經營時，掃碼率更差，僅在5%左右。可以看到，這個數據從前到後其實越往下越差，作用也會逐步被削弱。
藥品到了公眾手中，公眾可以通過電話、短信、手機APP等各種方式，查詢監管碼，確認藥品的來源和真實性。目前電子監管追溯體系現在每天有8萬左右的查詢量。這個數字看起來挺多，但是對比源頭每天賦碼的藥品1.4億的話，如果按8萬的話，查詢率只有萬分之五點7。另外，中國網民有6.9億，手機的網民有6.2億，6.2億的手機網民每天實際查詢量只有8萬，這也體現了公眾對藥品電子監管追溯體系的的認知度還不夠。
這套體系當時設計的時候，是一套封閉的鏈條到疾控到醫院到消費者，這一套體系能幫助國家、政府做很多利國利民的事情。如幫助生産企業管理市場、藥品快速召回在批發和疾控、藥店、醫院做精細化管理；幫助公眾確認藥品來源和真實性，維護自身權益。在政府角度來説，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透明監管、實時預警、快速召回、醫保控費等，通過大數據的應用還可從戰略的角度提供數據決策依據，例如産能産量調整、疫情預判、産業分佈等等。
但由於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實際上現在這些應用並沒有全部得到實現，這裡麵包括採集問題，各級部門互聯互通的問題、數據開放的問題，大數據應有的功能並沒有完全得到體現。
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之下，電子監管追溯體系仍然發揮了很多作用。
第一，濟南疫苗案。濟南疫苗案裏邊，電子監管追溯體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疫苗案當中，現場實際截獲了2.3萬盒疫苗，當時這個案件一爆發出來以後，阿裏健康配合食藥總局的要求，採集回來了當時截獲的2.3萬盒疫苗監管碼，12小時就分析並鎖定了初期有49家企業，其中根據數據分析的線索，有9家被列為重點嫌疑對象並向食藥監總局彙報，食藥監總局對這9家當晚就進行公示。可以説第一批的線索就是根據監管碼數據分析出來的。隨後，除了提供第一批的數據外，阿裏健康配合食藥監總局的要求，從3月21號到4月12號，先後十多次幫總局提供各類企業、疾控的流向、預警等數據線索。
第二，在現場截獲的疫苗裏面，有3000多盒被不法分子是刻意破壞的。這裡面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不法份子為什麼破壞這個碼，其實他心裏知道的，這個東西能查到他的根，所以他會把監管碼刻掉；第二，刻掉以後疫苗依然會被流通出去，因為這不是一次兩次的事，可能長期被破壞，監管碼被破壞掉的疫苗依然會接種點打掉，這就證明公眾在使用疫苗或者使用藥品的時候，沒有這個概念，例如説看看包裝上的監管碼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就拒絕使用。這是對公眾宣傳不夠和末端接種點管理問題。
第三，電子監管實現了藥品的追溯。後來我們發現這個東西在地方藥監局日常監管打擊挂靠走票等非法行為時很有作用。如福建省藥監局，去年根據電子監管追溯體系建設了“智慧監管”，基層稽查人員拿著手機掃一個碼就知道藥品的流向。他們在藥店和批發檢查的時候，掃碼只要發現流向異常，或者流向與票據不符，馬上可以判斷這個企業是否有走票等非法現象。
第四，電子監管追溯體系，它不僅能幫助政府，也能夠幫助生産企業整頓市場，就像北京華潤雙鶴，2015年它通過電子監管的數據把整個渠道進行優化，因為所有的生産企業，都希望自己的渠道越乾淨越少越好，但覆蓋面越多越好。雙鶴進行渠道優化以後它把各類渠道終端商砍掉了9600多家，左邊是它原來分析出來的渠道，中間交叉覆蓋非常多，經過序列整合之後砍掉了9600多家，整個渠道流通環節非常乾淨。砍掉這麼多之後，它的覆蓋能力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增加了22%。
第五，追溯體系核心是保護公眾用藥安全。最近的例子，5月11號的央視新聞，是湖北十堰市報出來的，一位李先生買了治療他爸爸心臟病的波立維，使用後發現不大對。然後他掃了一下監管碼，掃完發現生産批號、流向信息等都不對，發現異常以後，他覺得是假藥，就送到檢驗機構，檢驗之後發現是假藥。這個案例就證明監管碼對公眾是一種有效的工具，能獲得更多藥品的知情權。但這裡我還有兩個問題要説的，第一，公眾其實真的對監管碼不夠了解，如果在買之前查一下，就不會買，損失個人錢財事小，耽誤病情事可大了；第二，波立維在大部分地區是醫保藥，他從藥店買了藥之後，我相信這個藥品走了醫保的，走了醫保我相信國家醫保資金就被浪費掉了，而電子監管碼是“一物一碼、全國追溯”的，這個藥品在一個藥店被售出，在全國就被標記這個碼已經被賣掉了，在另外一個藥店裏邊再去賣的話，如果跟醫保結合起來，監管碼體系立刻就能預警説這個藥已經賣過了，或者這個藥根本就是假的，不能給醫保報銷。通過這種方法，可以實現有效醫保控費。電子監管碼用於醫保控費其實在2013年在河北省就做過試點，目前在浙江金華也開始做試點，經過醫保部門的分析以後，認為監管碼是解決醫保騙保這種情況，目前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再談談醫院追溯體系在醫院的管理。江蘇鼓樓醫院把監管碼用到醫院裏，用於醫院內部的藥品跟蹤和追溯管理，它入庫的時候掃碼，並把碼落地到本地，實現院內藥品精細化管理，以減少庫存損耗。到窗口發藥的時候，它設計把處方和監管碼挂在一起，防止發錯藥。另外據鼓樓醫院的藥劑科説，目前鼓樓醫院每年都有幾十起，多的時候有幾百起，患者拿了藥出去吃了以後説有病，回來找你了，或者有患者説你這個藥給我發少或是發錯了，這種情況會導致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去跟患者跟蹤這個藥是不是他發的，這種問題耗費他們的很多的精力。現在醫患矛盾這麼重，他們需要一種手段來解決醫患矛盾的問題，所以他這種方式第一能夠保住患者用藥安全，第二確保發藥準確和患者跟蹤，這樣能夠把藥師解放出來，因為現在的藥師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大量精力都在窗口發藥，用了簡單的方法保證問題以後，藥師就可以釋放出來研究臨床藥學，這是江蘇鼓樓醫院做了一個內部管理案例。
監管碼追溯體系的作用很多，我又簡單列了一下電子監管這些年做的其他重要的貢獻，包括2012年的毒膠囊、雅安地震做調配、2013年乙肝疫苗等等，都實現了快速的藥品的定位、調撥和追溯。
藥品電子監管追溯體系建設這麼多年，美國和歐盟怎麼建設的？首先,歐盟建設藥品的追溯體制是在2009年才真正開始試點，比中國晚了三年，他們怎麼做的呢？他們成立了一個組織EMVS，下面有編碼中心，生産企業採用一物一碼的方式，給每一個藥品貼一個碼，建立各個國家的國家系統，到下面的藥房和批發商的系統，生産企業必須附碼，藥房必須掃描，而批發企業自願參加。從我們來看，因為中間的批發環節不做任何登記，所以藥品實際上只實現了一頭一尾，實現不了全程的追溯。而照我們最新了解，歐盟這套體系到2019年才能做完，所以整個歐洲建設的體系是遠遠落後於我們的，同時他們這套體系的成本，大概是每條線花5到10萬歐元，而藥房系統初裝費1500歐元左右，而且每採集一個碼要收0.01歐元左右的數據費。成本要比我國高的多。
關於我們國家的藥品追溯體系，建議：
第一，我們認為追溯體系包括一套標準，兩層系統，能夠實現責任權利的清晰。這個設想從一開始的建設，到最近國家食藥監總局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食品藥品追溯意見的意見稿》，我們認為也是符合這個精神的。第一層系統應由多個市場化的企業追溯網絡組成，他能充分履行企業自己的主體責任，比如説有好多系統，第一個系統是企業自建，第二個也是企業自建，同時也有一些企業説自建太麻煩，則選擇第三方平臺。第二層系統，一個企業在履行主體責任以後，監管部門和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撒手不管，應該確保數據互聯互通並建設政府監管的網絡體系。尤其是疫苗案以後，地方政府要負首要職責。因為對政府網絡我們不是很專業，我們認為應有省一級、地市級以及國家級的監管網絡，並且彼此之間應該進行互聯互通。比方北京，必須保證我的藥品形成追溯，無論是誰自建的系統，或者騰訊、阿裏建第三方平臺沒有問題，但要必須把數據連接到北京的監管平臺，實現北京市的藥品全程追溯。全國各地都可以建，這種方式就形成一個N個政府的監管網絡。“商業系統、監管系統”分開，責權利都很清晰，我們把它叫做兩層系統，市場是市場的，政府是政府的。這兩層網絡一定要實現互聯互通，實現互聯互通就應該有一套標準，包括技術標準、實施標準、評價標準這三個方面，這些平臺之間才能互聯。市場化的平臺之間可以互聯互通，市場化與監管平臺實現互聯互通，從而實現整個藥品追溯體系的建設。
第二，藥品追溯體系是確保藥品安全的，是技術保障。追溯體系一定要用信息化、數據化的手段來進行對藥品建設，為什麼呢？現在到了大數據化、互聯網的年代，應該使用數據化、信息化的手段，而不能還採用紙質這些落後的方式；第二，追溯要用一物一碼，不是用批次，因為批號和商品條碼從設計之初就不是用來做追溯的。一物一碼才能實現追溯。以最實際的例子來説，濟南疫苗案的監管碼被刻掉了，不法分子為什麼不把商品條碼和批號刻掉，因為他很清楚批號追不到他，對他沒有影響；第三，追溯藥品的供應鏈、藥品生産流通供應是跨部門的事情，也是部委之間聯合應用，充分發揮數據價值，並將數據開放，加強對公眾的宣傳，讓公眾知道，買了藥品以後，可以通過這種追溯機制保護自身利益，能夠讓自身更健康、更安全，在數據開放，公眾宣傳方面要進一步加強。
最後，我認為國務院應該成立一個協調性的組織，比方説藥品安全領導小組，這個組織用來綜合協調食藥總局、衛計委、人社部等部委，因為食藥監總局管生産、管批發，衛計委管疾控、管醫院，人社部管醫保，工信部管信息化，這樣的話，能夠確保追溯體系在各個環節的實施的真正落地，才能充分發揮出追溯體系的價值和作用。
張超：謝謝，很好的建議。確實這個追溯體系非常重要，昨天一個小孩打疫苗，我第一次知道打疫苗不在醫院在衛生所，去衛生所一看很殘破，就覺得這裡不放心，我就問打疫苗的醫生，我説你們這裡能追溯？哪生産的這個五月苗，醫生很乾脆回復我愛哪是哪，直接招呼下一個。阿裏的同事每一次參加我們的閉門會，醫療的會我們第一次邀請，究其原因是馬雲同志曾經豪言，醫生都失業，把阿裏請過來了。但是我們想其實在這樣醫生失業之前最好是先讓這個假藥販子能夠失業。我們以前的時候去阿裏調研，馬雲跟我們講，他説我們做阿裏健康的初心就是找假藥的麻煩，當父母的給孩子打疫苗，老人買藥安心，阿裏的存在也是善莫大焉，我們希望阿裏的機制真正發揮王總提起的作用。我們請第三個企業，互聯網醫療的企業的代表，有請上海創賢網絡有限公司CEO蘇舒。
上海創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CEO、“名醫主刀”創始人 蘇舒：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以及醫藥界的同仁們，下午好。作為一名互聯網醫療行業的創業者，很高興今天下午我能夠有機會坐在這裡，和大家一起探討“深化醫療體制改革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這個宏大而嚴肅，深刻而沉重，卻關乎千家萬戶、關乎每個人身心健康的話題。
前兩天，一個叫魏則西的年輕大學生之死令人嘆息，引發了全社會對百度和莆田係的口誅筆伐，也引發了醫療衛生和互聯網監管部門的對醫院和網絡的整肅風暴；前兩天，廣東省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陳仲偉教授之死更令人心碎，一位年屆花甲兢兢業業的老教授慘死在自己20多年前的患者刀下，這對許許多多醫生本已飄搖的心靈無異於一場十級地震，也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醫患關係的黑洞究竟有多深？醫生和患者就是醫療體系的兩個面，如果兩個面都受傷了，那麼這個體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出生在一個醫療世家，又因為我創業進入了醫療領域，所以我們對一些基礎的情況進行了調研。
讓我們先來看看醫生端，工作量大、責任重、壓力山大，收入卻不算高，這是目前醫生的現狀。醫生的收入目前主要由職務工資加津貼，以及科室獎金構成，其中科室獎金主要來源於藥品和檢查項目提成，不同的科室差異很大。而職務工資加津貼是穩定的收入，北京某三甲醫院一位工作約5年的主治醫生，每月到手的錢不到3000元。丁香園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2183名醫生涉及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8個城市19家醫院，其中75%的人表示，其年薪低於4萬（即月薪少於3300元）；16%的醫生年薪5-6萬元；82%的醫生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衛計委主任李斌首次在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説，醫改已經到了“啃骨頭”的時候。其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就是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而公立醫院改革的關鍵是破除“以藥補醫”，並説這是當前側重的改革措施，因為現在醫療服務價值體系不合理，特別是醫療服務勞務技術價格偏低，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的醫療行為，需要加快研究和制定適合行業特點的醫務人員的薪酬制度，不能僅僅從藥品政策入手，也不能僅僅從醫療價格入手，而必須結合醫院補償機制、醫生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綜合改革“建機制”。對於李斌主任的話，我非常贊同，但我覺得完全靠政府增加投入，或者改革醫療價格，短時間內還是很難解決醫生的收入問題。
醫生端的第二大問題是醫療資源的嚴重緊缺和供需矛盾問題，醫療資源總體不足，特別是基層醫師數量嚴重缺乏。很多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寧可在城市裏轉行，也不願意到基層做醫生。醫療資源、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我國需要28萬—42萬名全科醫生，基層醫師崗位的全科醫生嚴重不足，成為國內醫療體系大廈的結構性缺陷。針對這個矛盾，醫療衛生監管部門打出了“加強社區醫院、增加社區醫生”“建立三級分級診療和轉診體系”“醫師多點執業”等改革組合拳，試圖借鑒發達國家的醫療體系，建設我國自己的分診和就醫體制。但中國社區衛生機構註冊的全科醫生服務比只有0.73名/萬人，讓一名醫生“簽約”一萬多名患者，顯然達不到“家庭醫生”的效果，而基層衛生醫療機構、特別是農村衛生醫療機構的空心化程度已經遠超預期，也很難切實承擔起科學分流轉診的職能，誤診、拖延病情的情況每天都在發生。醫師多點執業的政策受制于醫院、地方行政區劃、醫院執業家次等因素，進展不盡如人意。上述狀況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醫療體系，也走不了西方國家的老路。
讓我們再來看患者端。在美國，患者生病→家庭醫生（GP，General Practitioner，在中國通常稱為全科醫生）→專科醫生→手術。中國目前一般有兩條就醫途徑：1. 中國患者→專科醫生；2. 中國患者→百度搜索→莆田係醫院。中國缺乏可信賴的家庭醫生，病急起來只好求助百度。除了百度，現在的報紙、電視上充斥著各種“根治糖尿病”“高血壓不用吃藥”“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的虛假醫療廣告，缺乏專業醫學訓練的人很難分辨其中真偽。從患者到專科醫生，中間橫著幾十座大山。當疾病突如其來，很多患者告訴我，根本不知道去哪、找誰求助，去到醫院甚至連挂哪個科室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説選擇科學的治療方案了。如果有可信賴的家庭醫生，我想多數中國人在遇到疾病的時候，第一選擇應該是諮詢家庭醫生的建議，而不是在網上盲目搜索，或是聽信那些不著邊際的醫療廣告。衛生主管部門希望到 2020 年的時候中國每個家庭都有一名合格的家庭醫生，但現在1萬個中國人只有0.7個家庭醫生。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説了那麼多的問題，我們能做什麼？我認為，醫療體制改革，絕對不是政府一家之事，如果沒有全社會的參與，如果不想辦法從多條途徑解決問題，醫療體制改革絕對走不出泥潭。政府部門增加投入、增加社區和農村醫院的建設、增加人才的培養，設計科學的制度、出臺鼓勵性政策，吸引社會力量的參與，這是做增量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但如何挖掘好現有醫療資源的潛力、提高現有醫療資源的使用效率，這是緩解當前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我認為當下至少能夠做到的四條：
1、利用市場化手段提高醫生的收入，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醫生行業。
2、鼓勵和放開醫師多點執業，醫療衛生部門只需要增強有效監管。當前各地出臺的醫師多點執業政策不一，但出於監管和責任追究等方面的考慮，一般情況下只允許醫生在3-5家醫院執業，而且不得跨省區執業，加上大多數醫師還忌憚于本身從業的醫院。這極大地限制了醫師多點執業的效果，導致註冊多點執業的醫師佔比不高。事實上，當我們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醫師所有行為都在互聯網上形成軌跡時，監管和責任劃分已經不再是一個難題。希望能夠進一步推動醫師多點執業政策落地。
3、加強醫生資源與患者需求的精準匹配。許多患者由於缺乏醫學知識，患病時一味想找大醫院、大醫生、名醫生治療，實際造成了大量的醫療資源浪費。在中國，解決這個問題，三級醫療分診體制不再是唯一的出路，互聯網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實現醫療資源和患者需求的遠程配對。
4、加強對患者的教育和當前醫療資源的整理，並用最便捷的方式呈現給患者。對於衛生部門，醫學知識的普及教育和醫療資源的精準介紹非常缺乏，患者患病，在官方網站上查不到權威、準確的信息，也得不到專業的回答，所以只能相信莆田係的廣告和騙子。如果我們的政府部門、官方醫療機構能夠像莆田係的騙子學習一下，建設專門的諮詢中心或者網站，就能夠緩解很多醫患矛盾，能夠解放很多醫療生産力。
説了那麼多，我介紹一下名醫主刀能夠做什麼？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工作，能夠為推進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貢獻微薄的力量。
1、加強醫生資源與患者需求的精準匹配，旨在推動分級診療、醫師多點執業政策全面落地。
2、耐心服務患者，提供他們需要的醫療專業知識，幫助他們理解治療方案。
3、為醫生提供保障，建立了醫療責任保險制度。
4、搭建公開透明的醫患平臺，治療和手術的全過程均在網上形成可追溯的軌跡，方面政府監管。
5、促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優質醫院與地方醫療機構的合作，省級醫療機構與地市縣醫療機構的對接，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助力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健康發展。
6、建立名醫公益聯盟，聯合優秀醫師、公益組織、醫藥廠商等開展健康志願服務，內容涵蓋愛心手術、醫療培訓、健康講座、醫藥捐贈、疾病救助等。致力於解決中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衡、老少邊窮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等難題。
張超：謝謝蘇總，通過蘇總的介紹，其實我對你在做的有兩件事情非常感興趣，一個你們做的對延安算是醫療扶貧，我們在今年兩會之前，我們做了一個扶貧的閉門會文津圓桌，會上有一個專家説，貧困地區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佔了很大的比例，我們希望我們後續能夠跟你對接一些貧困家庭，通過你名醫主刀幫一幫他們，前不久工信部把這共享經濟的課題交給我們來做，我們希望跟你們再對接。我是連續三年，每年兩會期間對李斌同志做一個專訪，我今天刻意把去年的專訪拿過來了，關鍵在這三年的專訪李斌同志有三句話是沒變的，第一句是醫改這一項打到長江邊，第二句是公立醫院改革很難，第三個是我們要發展智慧醫療，發展互聯網醫療，看來這三句話，李斌同志考慮得很深，醫改這仗確實很難打，但是她確實把互聯網醫療這個層面看得非常重，每年拿出專門的來寫。接下來我們準備進入第二個環節自由討論，進行第二輪發言的之前，我們同事做了一小短片，我們看一下我們做的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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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很好一個小短片，説了我們當下一些老百姓的需求，也把我們存在的問題點評一下。接下來我們進入我們討論的環節，我們設置了兩個議題；一個是2016年醫改向縱深推進的關鍵問題探索，第二是結合我們剛剛出了“魏澤西事件”也好、“疫苗事件”也好，還有“殺醫案”也好，我們談一下我們監管體系建設和對這幾個事件的反思，諸位領導可以放開來講，也可以把這兩個問題合在一塊來講，李司長從您這兒開始，咱們自由討論一下。
食品藥品監管總局藥品化粧品監管司司長 李國慶：
醫改是全球面臨的共同難題。近二十年全球主要國家基本都進行了醫改，總體上看成功的經驗不多。我國的醫改已經過了幾個階段，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深化醫改我們既要直面矛盾和問題，也要堅定決心和自信。
下面從我個人了解的角度談幾點粗淺看法。
一、對當前醫改幾個問題的看法
從不同角度可以提出不同的問題。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應引起重視。
一是實施區域衛生規劃不到位，“雙層診療體系”沒有形成。《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實施區域衛生規劃的要求，但多年來實施很不到位，醫療衛生資源分佈不合理的狀況根本沒有改變。新一輪醫改提出了實施“分級診療”的目標，但沒有統籌規劃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與社區醫療衛生機構“雙層診療體系”的發展。早期的衛生改革財政投入很少，政府缺少實施區域衛生規劃的調控手段。新一輪醫改財政投入增加，但對實施區域衛生規劃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醫療機構發展仍處於自發和無序狀態。對社區這一層提要求多，實施措施力度不夠。一些地方抓了，但多是探索性的，難以形成格局。
二是大醫院的過分擴張既拉動醫藥費用過快上漲，又限制了社區衛生機構的發展。近幾年各地的頂級醫院仍在擴大規模，而且一增就是幾千張床位，大型醫療設備配置的檔次過高，數量過多，把本來有限的醫療資源和市場都拉到了大醫院，而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則既無醫生又無病人。新加坡最高級的醫療設備是十六層螺旋CT，我們的院長們笑話人家落後，卻看不到人家設備落後背後的制度先進。沒有規模適度、功能互補的“雙層診療體系”為支撐，“分級診療”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大醫院綜合症、看病難、看病貴等一系列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
三是社區服務方式不能滿足群眾需求。社區醫療衛生機構的優勢就在於離群眾近。在農村，鄉村醫生能生存，鄉鎮衛生院生存困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的社區醫療衛生服務機構都辦成了小醫院，坐等病人上門，不提供入戶服務，走了鄉鎮衛生院的老路。既有資源不足的問題，也有服務意識和服務方式的問題。社區醫療衛生機構與醫院結對子也不是按照“分級診療”的思路在運作。這麼多年來我們的醫療服務價值體系中始終沒有把“方便”放在應有的位置，對群眾不斷變化的服務需求不能主動適應。藥物研發中有一個規律，方便也就是病人順應性可以抵20%的療效。這個規律在醫療服務中同樣存在。對於慢性病人、康復期病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人群，他們更需要的是方便。群眾對醫療服務的諸多不滿意多源於不方便。社區醫療衛生機構不解決這個問題便沒有出路。
四是處理藥品價格和醫藥總費用關係的思路不對。我們一直強調通過降低藥品價格來減輕看病貴的問題。但實際上藥品價格並不是關鍵，藥品費用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才是看病貴的根本。藥價一直在降，但醫藥總費用在上漲，藥品佔比沒有變化，藥品降價的效果如何體現？發達國家的藥品費用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都在20%以下，美國在10%以下，新西蘭佔9.5%，而我國佔到45%。個別試點地區和試點醫院能降到35%，但並無普遍意義。當前藥品市場存在兩種傾向。同質化競爭嚴重的藥品低價惡性競爭，突破了質量底線，導致“劣藥驅逐良藥”；壟斷性藥品因為其銷量取決於醫生處方，誰的價格高、回扣大，誰的藥就賣得好。更重要的是有些藥品並沒有真正用到病人身上。據我們查處的一些案件和業內人士測算，僅北京、天津地區就有上萬人從事非法藥品回收，天津成了回收藥品集散地，他們回收藥品的金額每年高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簡直駭人聽聞。
五是零加價不能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當前的很多矛盾都是由於以藥補醫機製造成的，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勢在必行。但以藥補醫包含有“以藥補醫院”和“以藥補醫生”兩層含義。零加價也好，把藥房從醫院分離出來也好，只能消除“以藥補醫院”，並不能消除“以藥補醫生”，醫護人員的利益衝動仍然決定著藥品的使用。要真正破除以藥補醫，必須使藥品由醫療服務的利潤來源變成醫療服務的成本。零加價後藥品已經不是醫療服務的利潤來源了，但還沒變成真正的成本，而事實上它還是醫護人員的利潤來源。醫院不再從藥品中獲益，但國家和病人也沒有獲益，少數人卻仍在獲益，而且是不當獲益。這是這個制度的最大弊端。
韓中偉：你剛才講的醫藥和醫生這個確實是我們國外發達國家一些案例，我們做了一件事，我們利用我們的股權激勵我們自己建立了一個三甲醫院，那麼重點講的激勵每一個科，通過資本市場的股權激勵，通過這麼三年下來，平均在幾十萬到一百萬，要倒逼它這種隱性收入，解決探索做這件事，其實國外也通過資本市場股權激勵做一些這樣的工作，這次200的股權激勵，重點把我們三甲醫院按三甲標準建的康美的科室、主任，兩個之間做了一個激勵，想把這個隱性通過機制上倒逼出來。
李國慶：你説的這個觀點非常重要，這裡面有一個什麼問題，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醫生拿回扣這個問題看成是一個違法犯罪，不能簡單這樣看，實際上得通過回扣穩定了醫生隊伍，為什麼？我們缺少兒科醫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什麼兒科醫生缺，因為兒科醫生拿不到回扣，所以兒科醫生缺，假如沒有藥品回扣的話，這裡頭壞事也有它積極的作用。
韓中偉：我們很苦惱，可以引用國外的一些方法。我是通過資本市場，通過未來的服務、未來的工作，通過股權激勵，回避一些這樣的問題。公立醫院是很難做的。
李國慶：六是各地在醫改過程中存在著把工作任務當成工作目標的現象。如藥品集中採購，各地都按照國務院文件在做。但通過集中採購解決了哪些問題，達到了什麼目標，取得了什麼成效，又帶來了哪些問題，感覺各地重視不夠，辦法不多，既沒有科學的考評指標，也缺乏科學的評估。如果迷失了目標，即使做了工作，群眾也不買賬。
朱恒鵬：咱們現在存在問題，經常把工作的目標作為工作的職責和任務，分級治療應該是目標也不應該是一個手段。
韓中偉：你這個觀點很對，什麼是目標，什麼是路徑，什麼是手段。前面講了六個方面的問題，下面提幾點建議： “十三五”是醫改的一個關鍵時期，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的要求，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統一，直面改革中的問題，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統籌推進。結合自己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提出幾點建議。
（一）以區域衛生規劃為抓手，加快建立雙層醫療服務體系
我認為對政府而言，醫改工作的核心問題是怎麼籌錢，能籌到多少錢，向什麼方向花錢。政府只要抓好了這些問題，其他問題可以讓市場去解決，讓醫療機構自主去解決。政府再也不要幹為醫療機構採購藥品這樣的事了。當前醫改的價值目標的基本路徑是實現“雙向轉診”和“分級診療”；具體工作目標是建立“雙層醫療服務體系”。醫改的頂層設計應該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關係展開。雙層服務體系的關鍵是社區這一層。要按照“保基本、強基層”的要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適度超前地制定區域衛生規劃，統籌區域內所有衛生資源，分步實施。要嚴格限定大醫院發展規模和大型醫療設備配置。對於少數規模過大、管理運行和資源配置明顯不合理的醫院要通過拆分、劃轉等方式科學分流其資源。社區這一層應該達到什麼樣的規模，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和水平，採取什麼樣的運行模式和服務方式，政府必須有清晰具體的規劃，短缺的資源通過新增、劃轉、引入社會資本等方式加以解決。只有社區這一層在規模和水平上相適應了，“雙向轉診”和“分級診療”才能實現，看病難、看病貴以及不放心、不方便等問題才能比較好的解決。建立“雙層診療體系”不能急於求成，要按規律辦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一件一件地辦，實實在在地抓。
（二）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在增加資源提高服務能力的基礎上要著力改進服務方式
社區衛生機構的存在價值和生命力就在於方便群眾。如果不改變服務方式，仍然按照醫院的模式運行，與醫院只是大小之分，就不能叫“雙層診療體系”。社區醫療衛生機構發展的價值目標應該是“讓中國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醫生”。
朱恒鵬：專科醫生做家庭醫生也不合適。
李國慶：如果每一個普通群眾都有了自己的私人醫生，中國醫改目標也就基本實現了。到那時即使看病貴一點，群眾的諸多不滿意也會大大降低。
（三）推行按病重收費為主的價格制度改革，破除以藥補醫，緩解看病貴難題
解決看病貴無疑是醫改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而看病貴不僅僅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是病人的一種綜合感受，與看病難、服務差密切相關，相互影響。當前我國衛生總費用剛剛達到中央1996年提出的佔GDP 5%的目標，當時中央提出這個目標是要求2000年實現的。與美國佔GDP 17%相比，總體上我們還不能説中國人看病很貴。這裡除了居民收入低和貧富差距大這些醫改不能解決的問題外，醫改應該關注而且也能夠解決的更重要的問題是費用結構。在衛生總費用總體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我們吃藥佔的比重太大，相應地我們享受的服務就很少。這幾個因素疊加起來才是我們看病難、看病貴、群眾不滿意問題的核心。因此破除以藥補醫，降低藥品費用就是醫改必然的政策選擇。有些國家實行按病種收費制度，有些則實行按照服務量整體付費制度。這樣的制度才能使藥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醫療服務成本，醫院和醫護人員多用藥、用貴藥的利益衝動才能真正被消除。既破除了“以藥補醫院”，也破除了“以藥補醫生”，讓醫院在經營中獲得合理補償，讓醫護人員清清白白獲得與自己的付出相匹配的報酬。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必須統一思想認識，破除部門觀點和教條主義的工作方式。在制定政策和日常監管中重視價值目標的實現，而不是看表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降低藥佔比不能以醫院核算，而應全社會口徑核算。現在有的醫院為了降低藥佔比，像人血白蛋白這樣的貴重藥都不進了，讓病人到藥店去買。這樣做醫院藥佔比是降下來了，但病人和社會的藥佔比並沒有降，還增加了病人的麻煩和用藥風險。這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以考核指標為導向，而不是以改革目標為導向。
（四）切實整治藥品流通秩序
我們不必討論藥品市場和醫療服務當中存在的問題誰是因，誰是果，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悖論當中。但我們必須承認兩者都是客觀存在的，都必須重視並加以解決。當前藥品流通領域可謂亂象叢生。12000多家藥品批發企業和200萬“醫藥代表”，有賣藥的、有開票的、有洗錢的，要洗錢就必須洗票、洗賬、洗稅，兩套賬，不做賬、做假賬，可謂各顯神通，潛規則盛行。就藥品價格來説，有的同質化過度而突破了質量底線，有的價格虛高得讓人吃驚；業內認識測算藥品零售總額的20%用於回扣，而要洗出這些錢還得花差不多同樣的成本；一個環節是完不成這個任務的，就需要多個環節來分擔，且每一個環節都要有一定的盈利。從這裡我們不難看明白，為什麼藥價虛高，為什麼流通環節這麼多。這些亂象破壞了正常的藥品流通秩序，造成嚴重的藥品安全隱患，侵害病人權益，干擾醫改大局，敗壞社會風氣，必須嚴加整治。前幾天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發佈了整治藥品流通領域違法行為的公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整治行動。下一步還必須深化藥品流通領域改革。開辦藥品批發企業必須承擔市場供應責任。那些靠認識幾個人，代理一兩個品種就能發財，而藥品短缺、基層配送都和他毫無關係的企業絕不能讓它們存在。要實行分級分類管理。一個企業能幹什麼，能在什麼範圍內幹，都必須明確，不能拿到一張許可證什麼都能幹、哪都能幹。要實行公開制度。藥品各環節的價格都要公開，任何環節只能獲得合理的利潤，整乾淨錢；企業的業務員要公開，讓那些地下“醫藥代表”站到太陽底下來，不能掙錢的時候有他，出了問題相互推諉，誰都不負責任。
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 葛延風：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2016年改革的重點。很多改革難以按年份進行，所以，講未來一個時期，如“十三五”重點可能更好一些。
新一輪醫改迄今已經七年多。應該説新一輪醫改成績很大。時間關係對此就不多説了，主要談談目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受多方面複雜因素影響，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挑戰仍然不少。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是服務模式仍然存在偏差，醫療衛生服務仍是以醫療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預防、健康促進為中心；仍是以大醫院為中心，基層還非常薄弱；技術路線選擇仍是重“高端”、“先進”，對適宜技術重視不夠；服務系統改革相對滯後，逐利動機和行為仍然過強。這幾個主要問題帶來結果一是醫療費用快速上漲，近年來仍遠遠超過GDP增長，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看病依然貴，醫保和公眾經濟壓力大；二是基層利用率低，病患都到大醫院，大醫院看病難；三是醫患關係依然緊張，公眾對醫療機構和醫生離不開又不信任，醫務人員也有很多委屈。有關醫患矛盾的事件、報道也有很多。
其實最近出的兩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事，個人認為倒不是最典型的醫患關係問題。魏澤西事件，跟普通的醫患關係不是一回事，而是一個典型的醫療詐騙行為，主要責任方是武警北京二院的私人科室承包人，武警北京二院以及百度起的是“協助”作用，政府監管不到位也有關係。陳仲偉事件的殺人者是一個精神疾病患者，因此，這也不是典型的醫患矛盾。這個事件提醒我們要更加關注精神疾病：我國現在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全國有1600萬左右，跟我們每年新出生的兒童數量差不多，如何治療、服務、干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未來一個時期的改革，我覺得要考慮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事業怎麼發展，第二個重點抓什麼改革。在事業發展方面，我們面臨的基本現實是疾病負擔（包括傳染性疾病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非常沉重，隨著老齡化加速，疾病負擔還會增加。同時，我們國家的衛生籌資能力還是有限。美國的人均衛生總費用去年超過九千美元，而我國人均GDP去年才剛超過八千美元。面對這種現實，必須突出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從醫療為中心轉向以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為中心。所以，五中全會提出健康中國戰略，意義特別重大。要切實做好傳染病防控，強化婦幼保健，針對各種慢性病強化健康管理。此外，要全面強化健康教育。一方面，要加強面向大眾的健康知識、健康生活方式的傳播，另一方面，要加強理性的健康觀、治療觀和生命觀教育、普及。我們現在資源有限，但很多錢也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導致資源嚴重浪費。比如，很多的疾病屬於自限性疾病，如普通感冒發燒，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但很多人仍然到醫院進行各種治療，花不少的錢；另一值得關注的是，有很多疾病甚至生命終結是自然規律，是現代技術手段無法解決的，是不可抗拒的，對此，應當更多強調臨終關懷，實施保護性治療，減少痛苦。但在現實中，很多人仍然進行無謂的治療，花了很多的資源，但意義很小，患者和家屬都很痛苦。因此，樹立和普及理性健康觀、疾病觀及生命觀非常重要。理性觀念的普及，醫患雙方都有必要。
在改革方面，最重要的還是醫療服務系統的改革。首先要通過綜合性制度安排，建立一個高質量的初級衛生服務體系，初級不是低級，是關口前移，是強化公共衛生、健康促進及疾病管理的基礎，也是確保服務可及、提高宏觀效率的基礎。公立醫院改革是近期的重點，核心就是要徹底破除逐利機制。我國公立醫院問題的根源應該説是清楚，就是我們以公立醫院為主醫療衛生系統，從80年代中期以後，簡單套用了企業改革的做法，政府投入不足，讓醫療機構面向市場自我發展、自負盈虧，企業化運營，靠利潤維持運轉，多掙多得。這帶來的兩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一是醫務人員和老百姓利益目標衝突，要想讓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利益最大化，很簡單，老百姓多生病，多吃藥、多檢查、多手術。反過來，如果説讓公眾利益最大化，醫療機構疾病管理、健康教育，不該吃的藥不吃、不該做的檢查不做，在現有的籌資模式下，醫療機構就很難正常運轉，醫務人員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第二個問題是通過利潤維持運轉，導致了成本數倍級的放大。以以藥補醫為例，按照15%的加成率，醫院要想在藥品上凈掙100塊錢的利潤，就必須多賣600到700塊錢的藥，醫保及個人壓力會大大提高。不僅花了錢，還帶來了很多的健康損害。在公立醫院改革方面，我個人認為有兩個重點，一個就是要解決籌資機制的問題，讓醫院院長不要天天像企業家一樣睜開眼就考慮我得掙多少錢才能維持醫院，所以要建立包括財政投入、包括醫保支付以及個人適當分擔的穩定籌資渠道，讓醫院不用去天天為錢發愁、為錢工作。
第二個是薪酬制度改革，要讓醫務人員有尊嚴地生活。醫務人員勞動強度大、技術含量高，所以收入水平要有尊嚴，世界各國醫生的收入都明顯高於或大大高於社會平均工資。同時，來源合理，形成正向激勵，薪酬更多與疾病治療的健康結果、病人的滿意度以及控費結合，而不是你開了多少藥，多少檢查單，收了多少費。所以一個籌資、一個薪酬（分配），是兩個核心的問題。
雖然我國衛生籌資能力相對有限，但如果錢花好、花對地方，完全可以實現比現在好很多的結果。去年，我國衛生總費用大約4.2萬億，因為老百姓支付的一部分錢沒有統一進來，實際花費還要更多一些。從國際上經驗看，醫療服務體系中，醫務人員的薪酬佔比最高，一般佔到60%，其他的藥品藥材，包括維護運轉費用佔40%左右。我國現在包括醫護技管在內的醫務人員大數為700多萬，如果我們按照人均20萬薪酬來設計，這個水平應該不低了，總薪酬1萬5千億就夠。其他的費用控制按50%算，1萬5千億也能夠下來，這樣合計的總費用也就3萬億。但是現在我們花了4萬2千億，甚至更多，但並沒有實現一個很好、各方面都比較滿意的結果。
服務體系改革裏面還有社會辦醫的問題。對社會辦醫，政府支持，社會參與熱度也很高。近年來社會辦醫發展應該説很快，有些很不錯，但也有不少問題，魏則西事件反映出的問題可見一斑。社會辦醫要解決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要明確目標，就是要明確我們為什麼鼓勵社會辦醫。滿足多樣化的需求肯定沒問題。但有觀點認為，還要靠社會辦醫來撬動公立醫院改革。我個人覺得這個觀點在邏輯上講不通。如前面講的，公立醫院的問題是籌資、分配等機制問題導致的，和有沒有社會辦醫事實上沒有關係。從現實情況看，現在民辦醫院從數量上已經超過公立醫院了，當然床位數、病員數要少，公立醫院行為模式變了嗎？沒有，因為它的機制沒變，所以鼓勵社會辦醫和公立醫院能不能順利改革不是一碼事。當然，還有觀點説要把鼓勵社會辦醫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果以此為目標，潛在的風險會更大，這與醫療衛生事業的規律大相徑庭。第二，社會辦醫能否健康發展，要完善支持和約束性機制，既要支持，也要約束、監管。對不同類型醫療機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要分類管理，採取差別化的激勵和約束政策。國際上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熟經驗可以學習、借鑒。第三，要著力避免一些法理上講不通、實踐上可能出問題的“嘗試”。比如説“股份制非營利機構”，我們現在有些地方建非營利醫院，但同時搞股份制。股份制和非營利天然有矛盾，股份制，股權的核心是什麼？學過經濟學的都知道，股權的核心資産處置權，剩餘索取權。而對非營利機構，要控制的恰恰就是資産處置權權和剩餘索取權。再一個就是搞混合所有制醫療機構。混合所有制在經濟領域沒有問題，因為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社會資本，都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但是在社會事業領域不一樣，公共投入追求的是社會公益性，社會資本進來追求的是利潤，這兩個目標是天然衝突的。這次魏澤西事件，武警北京二院把科室承包給了莆係，其實它就是一個粗糙的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帶來的結果是大家都已經看到了的。
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關於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問題，現在很多地方很關注價格改革，取消藥品加成，提升勞務價格。而且有些媒體一些報道説得也很聳人聽聞，説現在一個醫生看一個病人收費如何之低多少錢，還不如給狗洗個澡收費多等等。此類事情當然很博眼球，但存在基本的分析起點錯誤：狗洗澡也好，或者其他一些商業服務，是私人消費品，而醫療衛生服務特別是公立機構提供的服務是公共産品或公益性産品，屬性完全不一樣，籌資和定價邏輯不一樣，不能簡單類比。
提高勞務價格，取消以藥補醫有沒有好處？有好處，它的好處是能夠解決前面講到的成本放大。你比如説過去需要賣六七百塊錢的藥然後才能競爭一百塊錢的利潤，現在直接給了100元，醫院就不必多賣600-700不必要的藥品了，醫保和公眾負擔自然也就降低了。但是有幾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和是不是一定要提高勞務服務價格沒有必然聯絡。比如説在英國北歐那些國家，政府財政負擔了醫院建設、醫生工資運轉包括藥品所有費用，老百姓到醫院看病是免費的，但是通過公共財政，保障了醫務人員待遇，沒有人去抱怨説我勞務價格低，醫生不抱怨，社會上也沒有人拿醫療服務價格説事。二是價格很難制訂，醫療服務行為至少七、八千項到上萬項，靠政府部門甚至專業機構都無法準確、合理定價。舉簡單的例子，一個內科醫生看心臟病，清楚了解了他的病史，生活習慣，然後提出很好的建議，告訴他用什麼藥，怎麼注意，和一個外科醫生做一個心臟手術，價格誰高誰低？同是外科手術，如一個心臟搭橋手術和一個關節置換手術，一個涉及到生命一個涉及生活質量，難度差不多，價格怎麼定？同是心臟搭橋手術，一個做成功了，另外一個死在手術臺上了，也都盡心盡力了，這個價格怎麼定？所以價格很難定。三是如果沒有穩定的籌資來源，還是讓醫院主要靠醫療服務來掙錢，那就極有可能從過去的以藥補醫、以檢查補醫，轉向以醫補醫，它要放大服務量，因為沒有病患數量醫院運轉維持不了，所以他就不會去主動做健康促進工作，還是希望病人越多越好。所以，對於服務價格改革，應考慮的更細緻。
在醫保方面，我覺得近期重點要做兩件事。一個是要改革支付方式，比方説引入按人頭付費，總額預付或者是按病種付費，當然沒有任何一個付費方式是完美的，可能需要針對不同的醫療機構，不同的醫療行為進行多種組合，核心就是通過支付方式的改革，調動醫療機構控費、控製成本的這樣一個積極性。第二個要完善管理水平，就是加強對於過度醫療行為的控制，加強對於各種騙保行為的控制。現在騙保的問題五花八門，在有些地方，有些農家樂甚至跟有些小的醫院勾結起來，老頭老太太來了，白天吃，晚上住，走的時候一分錢不用掏，甚至還能帶回去些禮品，條件就是把醫保卡留下，然後專門有人做假檔案，套取醫保資金。當然，騙保的花樣很多，也不是一個地方有。所以加強醫保管理能力建設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加快醫保管理體制改革也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推進的。
在藥品（包括器械）方面，藥品政策是一個整體，我們這些年集中關注了招標採購，其實從國際經驗來看，在藥品政策裏面更重要的是兩端，或者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有藥可用，用放心藥，用得起藥，合理用藥”的要求，需要不同的政策體系。解決有藥可用需要完善藥品産業政策，實現醫藥産業健康發展；用放心藥也就是要確保藥品質量，這需要完善藥品生産和質量監管體系；解決用得起藥的問題，是需要醫保政策實現，那就是百姓用什麼樣的藥能夠報銷，報銷多少，需要醫保根據多方面因素來確定；實現合理用藥目標，重點則是規範醫療機構和醫生行為。我們這幾年兩端的問題抓得不夠，最近開始向兩端發力了，但應該説還是任重道遠。把主要精力放在招標採購上是有問題的，因為招標不僅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功能有限，在目前藥品仍是醫療機構利潤端的情況下，招標採購很難取得明顯成果。其實如果藥品真正地變成醫療機構的成本端，政府可以不用管招標採購，特殊藥品另當別論，讓醫院自行或者聯合採購即可。只要是變成了成本端，它一定會有力選擇療效最好，性價比最好的藥品，而非越貴越好。
謝謝大家！
張超：謝謝，剛才説到的關於引導和教育的問題，去年調研的時候我們也發現了。合理的引導，這使我想起了前不久魏澤西事件要寫一篇評論，原來的題目叫魏澤西事件，醫改的路還很長。這是原標題，但是被網絡媒體轉載的時候，改成魏澤西應坦然面對生死，引起了軒然大波，網絡上一片罵聲。教育引導是個很大的問題，有一些部門確實治不了，在這兒可能教育引導不好，尤其是官方媒體做了類似的教育引導，可能會適得其反。
人社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副主任 黃華波
按會議內容，首先簡要介紹醫保全國聯網結算問題。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作出明確承諾，人社部立即進行了專題部署，成立了專題工作小組，制定了詳細的工作方案和行動計劃，倒計時進行安排，按周進行調度工作進展。我們正在集中力量，全力以赴高質量完成任務。
一個多月來，我們開展抓緊開展了一些準備工作：一是全面深入調研。先後赴江蘇、重慶、廣東、湖南、四川等地開展調研，並在北京、上海、廣東召開三次片會，研究佈置結算清算模式，起草跨省異地就醫聯網結算經辦規程和信息系統開發的業務需求。二是明確資金渠道。經多次溝通，發改委同意為異地就醫所在的“金保二期”項目提供綠色通道，目前進入專家評審階段，有望較快獲得第一筆項目資金。三是加快系統開發。已開始集中辦公開發信息系統，按周調度，並起草技術建設規範，開展系統總體設計、跨地區用卡環境準備和社保卡通用技術驗證等工作。四是制定統一標準。已制定《社會保險藥品分類及代碼標準》，並推廣至大部分省級聯網的地區，《社會保險醫療服務項目分類與代碼》目前處於徵求意見階段。
全國異地就醫聯網結算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政策、經辦、信息系統、資金結算清算等多個方面，需平衡就醫地參保地、群眾期待與資金承受能力、進展要求與系統支撐等多個關係，不僅僅是信息系統建設的技術問題。目前的問題：一是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尚處於自發探索階段，模式不統一，省與省點對點談判對接成本高、效率低、穩定性差、推廣複製難度大；二是省內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工作模式不統一，進展不平衡，部分已開展工作的省份，還有少數地市未納入；三是相關標準，尤其是三個目錄標準尚未全國統一，系統還要進一步優化；四是跨省異地就醫聯網結算對醫療需求的影響尚不明確，需進行壓力研究等。
當前，全民醫保已基本實現，市級、省內異地就醫結算已基本解決，積累了工作經驗，全國業務專網已建成，社會保障卡已發行9.03億張，為解決跨省就醫結算工作奠定了基礎。今年將集中精力解決跨省就醫結算這個短板問題，同時指導各省做好省內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工作。
在業務模式上，綜合考慮地方經驗教訓，準備採取部級統一清算模式。部、省兩級建立平臺進行清算，各省不再與其他省平臺直接對接結算，只與部平臺對接，提高工作效率。同時，爭取建立週轉金制度，從根本上解決就醫地不願或不能墊支異地就醫資金的問題。同時，跨省就醫人員實行就醫地統一管理，統一納入就醫地的智慧監控管理體系，從根本上解決假發票、虛假就醫等問題。
具體有五個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全國異地就醫結算中心。負責跨省就醫費用的歸集、清算和補差撥付。二是建立週轉金制度。就醫地為非本統籌區異地就醫人員墊付基金存在資金不足、不情願問題，需建立週轉金制度，通過統籌地區一定額度的異地就醫資金等渠道，提升跨省結算效率、降低運行成本、提高運行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三是建設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信息系統。目前金保二期項目建議書已批復，我們將明確時間結點，加快系統開發，爭取年底前實現全國聯網。四是制定三個目錄及信息系統標準體系。五是開展異地就醫需求與資金壓力測試。
按今天討論主題，我想談點自己的觀點供大家批評。按醫改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要求，在實踐中需回答好一個基本問題，即什麼是基本？我認為，基本首先是一個需求的概念，如果將群眾的醫療需求分為四個層次，救治和維繫生命、治病和保持健康、醫療的便捷性、醫療的舒適性，這四個層次的需求層次應該是逐步提高的，救治和維繫生命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治病也應該是基本，便捷性和舒適性保障，可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提高，但更多空間應該留給商業健康保險。
也可能出於便於操作、便於考核的需求，實踐表現出來的效果和結果，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群眾的基本需求。如醫保和藥品聚焦在了費用上，醫保方面強調提高待遇水平，藥品方面強調減少流通控制價格，衛生方面聚焦在投入尤其是公益一類機構的硬體投入上。
公益性應是基於保障基本需求的供給，而不應該按醫院級別劃分，也不應按公有還是民營劃分。
分清基本需求就可以界定中端和高端需求，從而增加中端和高端的供給，我們有億萬中産階層，具有中端甚至高端的醫療需求。但目前缺乏高端的供給，尤其是滿足方便性和舒適性的供給。
這導致兩個逆向流動：一是本來應該是高端和中端需求，由於缺乏供給，逆向回流為基本需求，造成看病難；二是商保缺乏發展空間，爭取進入無利可圖的基本醫保經辦和公共衛生管理、醫療救助領域，扭曲了商保的發展方向。
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副司長 熊煌
剛才大家講到了關於醫患矛盾緊張的問題，根本原因我個人認為是體制問題，簡單的市場化、簡單的商品化又加大了問題，過去看病不是説先到鄉衛生院，再到縣，現在的結果是想去哪個醫院看去哪個醫院看，就是出現了這種看病難的問題，很多事大醫院人滿為患，一個患者幾分鐘，那個病都是小病，但是它佔了很多的資源。
第二個問題就是簡單的商品化，簡單商品化就意味著我花了錢，我讓你治病救人，我花了幾十萬你為什麼不給我救活。還有我們的藥品，但是我們中國有些藥可能沒有，包括印度那個藥中國還沒有，所以就造成了老百姓這種看病貴。另外就是説過去為什麼沒有這些問題，實際上過去我們大家有一種道義，大家都很熟悉，在這種環境下如果你幹什麼壞事很難，現在隨著經濟轉軌，社會穩定，相互之間都不認識，怎麼了解這個人，看他有沒有問題，看他平時，所以他缺少道德的約束，而相應的法律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帶來了很多問題，這是我個人淺顯的認識，所以醫患矛盾糾紛的問題不是醫改，前一段有人提出為什麼醫患關係就是醫改關係？實際不是。醫患關繫緊張是因為體制機制在轉軌的時期沒有跟上，現在我們推動醫改的目的，就是解決體制機制的問題，搭建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醫療，要改變以大醫院治療為中心，向基層轉移，所以非常贊同這個觀點。
下面我介紹一下2015年深化醫改工作進展：
一是公立醫院改革取得新進展。在全國1977個縣（市）推開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在100個試點城市推開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科學的補償和運行機制正在建立，改革的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取得重要進展，公立醫院的服務效率、水平、能力和收支結構正在發生向好的變化。二是全民醫保體系進一步完善。基本醫保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人均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380元。城鄉居民大病保險覆蓋所有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參保人群。醫療救助水平進一步提高，重點救助對象政策範圍內自負費用救助比例普遍達到70%。疾病應急救助14萬人次。加快推進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方便群眾就醫報銷。三是發展社會辦醫取得新成效。進一步破除社會辦醫發展的政策障礙，持續推進落實社會辦醫準入、運營和監管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中醫藥健康服務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療衛生機構數達到43.8萬所，已佔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數的45%。社會辦醫療機構門診量已佔全國門診總量的22%。四是藥品供應保障機制不斷健全。各省按照要求穩步推進新一輪藥品集中採購工作。啟動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工作。完善短缺藥品儲備機制。推動做好保障兒童用藥工作。五是分級診療體系建設取得新突破。按照“基層首診、上下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原則，以綜合醫改試點省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為重點建立分級診療制度。六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持續鞏固深化。中央財政繼續安排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補助資金91億元，支持各地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加強基層醫療衛生隊伍建設。進一步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水平，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補助資金499億元支持實施基本和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
深化醫改取得了重要成效。2015年人均期望壽命提高到76.34歲左右；孕産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分別下降到20.1/10萬和8.1‰，均提前實現了“十二五”醫改規劃目標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醫藥費用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初步遏制，居民就醫負擔有所減輕，個人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持續下降，由2010年的35.29%下降到目前的30%以下。
但深化醫改是一項十分複雜艱巨的任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隨著深化醫改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體制機制矛盾更加突出，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不斷涌現。一是改革協調聯動性需進一步加強。醫改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在政策配套、組織實施等方面聯動推進。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推進改革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二是改革進展不平衡。一些地方沒有解決好政策落實“最後一公里”問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個別地方仍停留在文件上，沒有落地。三是新的機制建設需進一步加快。符合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仍在探索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還需進一步健全。四是外部環境因素變化對改革帶來新的影響。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新型城鎮化加速推進，多重疾病威脅並存，多種健康影響因素交織，經濟新常態對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協調推進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並做了具體部署。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改的部署要求，2016年醫改工作總的考慮是堅持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補短板、兜底線，堅持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同時著眼未來五年醫改整體部署，突出前瞻性，在重點改革上加強頂層設計和試點探索，加快推進制度建設，為到2017年實現醫改階段性目標、到2020年建立中國特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開好局、起好步。共有10個方面的重點任務。
一是全面深化公立醫院改革。以江蘇省啟東市、安徽省天長市、福建省尤溪縣、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為示範帶動鞏固完善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擴大到200個，先行推動10所國家衛生計生委委屬委管醫院參加屬地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落實政府責任，健全科學補償機制。完善公立醫院管理體制，制訂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的指導性文件。深化編制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符合醫療衛生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嚴格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同步推進公立中醫醫院綜合改革。實施健康扶貧工程。大力改善醫療服務，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
二是加快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在70%左右的地市開展分級診療試點，試點地區高血壓、糖尿病患者規範化診療和管理率達到30%以上。在200個城市開展簽約服務試點。提升基層服務能力，完善配套政策，推進和規範城市及縣域內醫療聯合體建設。
三是鞏固完善全民醫保體系。推進建立穩定可持續的籌資和保障水平調整機制，城鄉居民醫保人均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420元。加快推進基本醫保全國聯網和異地就醫結算。推進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現大病保險全覆蓋，讓更多大病患者減輕負擔。加大醫療救助力度。制訂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措施，加快推進支付方式改革。推進發展商業健康保險。
四是健全藥品供應保障機制。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全面推進公立醫院藥品集中採購。綜合醫改試點省份在全省範圍內推行“兩票制”（生産企業到流通企業開一次發票，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開一次發票），積極鼓勵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推行“兩票制”。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構建藥品生産流通新秩序。提高藥品供應保障能力。研究制訂以深化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為重點，完善藥品生産、流通、使用政策文件。制訂深化藥品流通領域改革的意見。
五是建立健全綜合監管體系。健全醫藥衛生監管法律體系。建立醫療衛生機構醫療費用等信息公開機制。加大醫療衛生行業監督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各種形式的非法行醫。
六是加強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繼續加強以全科醫生為重點的基層衛生人才培養。全面實施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新增規範化培訓住院醫師7萬名，在培總量達到19萬人。支持有條件的醫學院校加強兒科等緊缺專業人才培養，規範化培訓兒科住院醫師5000名。制訂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實施細則。繼續開展全科醫生特設崗位試點。
七是穩固完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制度。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45元。健全分工協作機制。加強健康促進，繼續實施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推進基層計生服務機構與婦幼機構整合。
八是推進衛生信息化建設。統籌推進國家、省、市、縣級人口健康信息平臺建設，加快互聯互通。開展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試點，推動預約診療、線上支付、在線隨訪等服務，積極發展遠程醫療。開展醫療機構、醫師、護士電子證照試點工作。
九是加快發展健康服務業。抓好社會辦醫政策落實。穩步推進和規範醫師多點執業制度。試點放開公立醫院在職或退休主治以上醫師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執業或開設工作室。發展中醫藥、民族醫藥事業。推進醫養結合，發展醫療旅遊。
十是加強組織實施。建立健全醫改組織領導體制和工作推進機制。支持和鼓勵建立醫療、醫保、醫藥統一的管理體制。進一步總結推廣綜合醫改試點省份的經驗做法，新增若干綜合醫改試點省份，區域聯動推進綜合改革。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加大醫改正面宣傳力度，加強醫改科技支撐。
5月5日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發函，決定增加上海、浙江、湖南、重慶、四川、陜西、寧夏等7省（區市）開展綜合醫改試點，繼江蘇、安徽、福建、青海去年啟動綜合醫改試點工作後，目前綜合醫改試點省已達11個。綜合醫改試點省要緊緊圍繞事關醫改全局、涉及重大利益調整、亟需探索突破的改革“硬骨頭”，聚焦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集中力量攻堅突破。強化三醫聯動，整體配套推進醫改試點，充分發揮各項改革政策的疊加效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鵬
結合今天兩個題目説説我的看法，醫改確實有很多很難的事情，我們確實做了這麼多年了。隨著咱們國家經濟發展，我們有一個認識上的轉變，就是過去我們把醫療衛生叫醫療衛生事業，現在咱們叫健康服務業，過去我們認為醫療就是治病救人，現在我們認識到是維護健康，這是個非常關鍵的認識提高，很多疾病其實是不治自愈的，也有很多疾病是無法治愈的。那麼我想説明一個問題，就是到現在咱們一談到醫改、一談到醫療咱們依然還是局限地認為醫療就是治病救人，這個認識是太不準確了。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話，所謂醫療“偶爾是治愈，常常是幫助，永遠是安慰”。這句話實質上表明了醫療行業或者説健康服務業一個很關鍵的特徵，那就是醫療行業是個服務性行業，其內容絕不僅僅是治病救人，其實大部分不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的比例可能只有30%，大部分病不用治都能好，感冒就是如此，不用找醫生，扛一個星期就會自愈，找醫生其實只是緩解症狀。有些病實際上根本治不好。喬布斯不就是英年早逝嘛。我為什麼強調醫療行業的這個特徵？這一點非常關鍵。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知道醫療行業中健康維護、健康促進，以及幫助和安慰內容的醫療服務佔據了醫療服務的大部分，而這些服務、這些醫療服務不是公立醫院應該幹的事情，公立醫院也幹不好。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服務特徵很明顯的行業公立機構是幹不好的。醫院就是治病的，健康維護、健康促進、幫助和安慰，前端的這類醫療服務，你稱之為家庭醫生也罷，稱之為健康諮詢師也可以。後端的康復護理、長期照護、臨終關懷，都是屬於幫助和安慰服務的內容。實際上，魏則西這個病咱們都清楚就是一個治不好的病，他最後需要的不是治療，而應該是幫助和安慰。在座領導和企業家可能知道咱們第一屆國務院醫改諮詢專家中有一位叫李憲法，得的就是和魏則西類似的病，先在協和醫院採取的和魏則西類似的治療方法，沒有效果，然後到了咱們西苑中醫院採用中醫療法，也沒有治好，他走的不像魏澤西這麼委屈，原因不在於治療方法上的不同，而在於得到的幫助和安慰不同。為什麼講這個事情，其實他反映了咱們現在醫療上包括醫改方面上有很大的問題，就是那些實際上能夠不治自愈的疾病，以及根本治不了的疾病，需要的是幫助和安慰服務，這個正是健康服務業的主要內容。從上述這兩端醫療服務業務（健康教育、健康維護、幫助和安慰、康復護理、長期照護、臨終關懷）的從業人員，關鍵不是技術水平、不是治療水平而是服務水平和服務意識，咱們現在能想的到臨終關懷誰能做得最好，很多人會想到高僧大德，你説高僧大德有醫療技術嗎？沒有。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這就是醫療確實是一個服務行業，這個觀念你要承認。現在都講分級診療很重要，這個沒有爭議。但是，我一直在講，為什麼沒有形成分級診療體系，恰恰是咱們現在分級這個做法，分級治療體系這個説法就不對，應該是分工協作體系，這個世界醫療機構絕不是簡單地被削足適履地分成只有一級、二級、三級這樣，更不是簡單地説一級醫院就是看小病，什麼叫做小病進社區？這個説法根本就是錯誤的。什麼是小病，專家説是小病，我才相信是小病，我自己怎麼知道是小病，社區大夫説是小病我也不相信。區域衛生規劃是個很可笑的東西，你怎麼能預先知道一個地區未來有多大發病率，多少是小病，多少是大病，多少是可治愈的，多少是不治自愈的，多少是誰也治不好的？區域衛生規劃預設一個地區應該有多少診所、應該有多少全科醫生，還有多少二級醫院、三級醫院，這太荒唐了，這個只能放開讓市場自己摸索。
水平很高的外科大夫，需要長期培養，還需要天賦，這個很重要。但前面説的幫助和安慰服務，需要那麼高的技術水平嗎？全世界醫護比咱們國家是最低的，國際上平均是1比3，發達國家到1比6，一個醫生6個護士，咱們是1比1。換句話説，如果中國的醫療行業醫護比達到國際平均水平，咱們即便300萬醫生沒有增加，按照國際平均1：3的醫護比的話，咱們也需要再增加600萬護士，這是多麼大的就業以及相應的多麼大的幫助和安慰服務供給，為什麼我們沒有足夠多的康復護理、長期照護、臨終關懷護士？咱們沒有護士人才嗎？不是。是因為公立主導下它就勢必涉及到編制控制問題。財政能投入多少錢，決定了你公立醫院能夠有多少編制。所以這就很麻煩了，不是老百姓的需求決定有多少護士多少醫生，而是編制決定醫生數量、編制決定護士數量。
簡單講，現在我們醫改為什麼到現在做不成，很大原因在於我們一直糾結價格調整尤其是藥價控制上，糾結價格是不對的，價格機制取決於資源配置機制，有什麼樣的資源配置機制，就有什麼樣的價格機制。前天還有一個醫生跟我講，你看我們醫院的床位費還不如假日酒店一個床位貴呢，我説你這個説法沒有道理，你們的土地是國家免費給的，大樓是政府給你蓋的，你的床位是國家給你買的，你的退休金是國家發放，你憑什麼和假日酒店比，假日酒店所有投入都是自己掏錢。你如果土地、建築、設備都是自己掏，你才可以和假日酒店比。你讓國家給你掏錢，你還要跟假日酒店比價格，這世界上哪有這麼好事？還有咱們現在醫生的收入，醫生的收入應該高點，我很支持。但我一再強調一點，醫生可以高收入，但不能同時鐵飯碗，你要鐵飯碗就不能有高收入，世界上沒有這個好事，又要鐵飯碗，又要高收入。現在醫生想的是什麼？收入達到公務員的3到5倍，和公務員一樣的鐵飯碗。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依然維持事業編制鐵飯碗，國家要是決定醫生收入達到老師和公務員的3-5倍，不可能的。你想想是不是這樣，咱們過去十年不就是這樣的，給老師漲收入公務員就攀比。可是，律師掙多少錢，老師、公務員以及醫生大家關心嗎？不關心！人家是自由執業，自己的收入都是自己掙的，高低大家都很認可。所以我講醫生的收入可以高，但是不能鐵飯碗。
剛才葛部長講了，4.2萬億能幹好多事情，咱們現在醫生的實際收入也絕對不是20萬，你算一下，現在按照賬面上講，醫院人工支出30%，所以現在醫生的收入其實不低了，當然了內部分配不均，我們知道。富的富死，窮的窮死，但是我們現在好多醫生的收入和國際水平比都不低，這個事情一直不敢實話實説。我們好多的醫生的收入不是它個人本事的錢，我們現在的醫生收入你明顯會看出來，水平越高收入越高，他所在的單位級別越高收入越高，他個人行政級別越高收入越高，後兩項是國有資産，第一項是個人能力的收入，所以現在為什麼我們改革難，好多醫生也反對真正的醫改，有國家的鐵飯碗，又有國家財政撥款，我還要到市場賺錢，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第一條政策建議是處方藥網上銷售應該放開了。咱們現在40萬實體藥店監管得好不好不確定，但是我相信網上賣處方藥比實體藥店監管的容易程度大多了，現在有人爭議網約車是不是不安全，出租車過去才不安全。放開網上處方藥銷售為第二步改革提供條件。
第二條是放開醫生自由執業。我們為了保證醫療質量安全，我們對醫療服務行業進行監管，這沒有問題，但是我覺得咱們現在這種水平下，我們管住醫生的執業資質就可以了，醫生必須是一個合格的醫生，它的執業執照我們能夠上網。管住醫生資質的情況下，就沒有必要做什麼區域衛生規劃了，醫生開診所，醫生開門診室，醫生開醫院都要放開，如果是協和醫院的醫生到我們社區開診所，我怎麼還會到協和排隊看病，但是你要是新畢業的大學生到我們社區看病，我絕對不去。國際上分級診療做得好的，80%以上的門急診都是在診所，不是咱們的公立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咱們現在的公立社區服務中心是財政扎紮實實的花錢養了一群人形式主義的幹活。放開醫生開診所，管住醫生資質，醫生知道在哪開診所，現在咱們每個社區設立一個公立社區服務中心（站），後來我發現我們小區的服務站為什麼倒閉，早上我上班他上班了，我下班了他下班了，看似從距離上講每一個小區有一個，但是從工作時間上呢？醫生自己會很清楚應該把診所開在哪客戶會多。剛才葛部長講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問題，我現在不想爭論這個問題，其實咱們的這個看法是有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在歐洲的發展有其很長的歷史傳承。咱們不能和歐洲比，歐洲多年發展的民間自治和這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有關，咱們沒有很好的民間自治傳統。中國人相信的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是説不能賺錢，只是要賺得有道理，我現在很反感一句話叫什“資本的逐利性”，怎麼醫生可以要高收入，資本為什麼不能要利潤呢？問一句話，醫生賺了高收入，節省下來存銀行了，我拿了他錢投資，能不能賺錢？不能賺錢，醫生勞動積累的錢不能擁有投資賺錢，他要高收入幹什麼？商業是最大的道德，藥廠也是治病救人，藥廠為什麼能賺錢？我們暫時不要陷入營利非營利的爭論。我們放開醫生開診所，醫生個人或者合夥開的診所等醫療機構不叫營利性機構，所以先放開醫生開診所吧。
第三條是希望衛生部門放開醫生網上診斷。不放開也攔不住，只是讓它暗箱操作罷了。現在三甲醫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保住門診，保住門診對門診有兩個好處：第一、門診藥品利潤構成三甲醫院的一個很重要的利潤。第二、有足夠大的門診才能有足夠大的住院業務，所以咱們現在和三甲醫院的院長商量“讓你的醫生多點執業吧”，這個不現實的，醫生多點執業帶走的不僅是門診費，還會帶走很多住院業務，怎麼讓醫生自己願意把它的診療往外放。如何讓醫生釋放處方到外面？現在咱們都知道醫生的處方是不往外釋放的，原因很簡單，他只有在本院賣的藥才能拿回扣，但是如果網上處方銷售放開了，醫生能夠開網上的藥，處方釋放出來，這個時候醫保可以配合它，我一直講，醫保説，你只要在網上看病，我給你付100塊錢，你在本院看病我不付錢，門診本來現在醫保就不付錢，誘導醫生的處方和門診往外走，三甲醫院的門診就下降。那麼醫生網上診斷會不會不安全？醫生這個職業很保守，他沒有把握不敢在網上看病，他也可以在本院看病，再把處方放在網上，這樣引流和導流三甲醫院的門診到外面。
處方藥網上銷售放開，中央如果真的不放心，咱們第一批先放20家，千萬不能只放一家，放一家就是壟斷。醫保最好能夠跟醫生支付一下，網上支付，探索新型醫療服務模式，探索新型醫保支付模式。
還有一點，剛才李司長也講了，咱們有200多萬醫藥代表，這只隊伍現在70-80%是在幹壞事，但是我們要承認兩點，第一點事這個隊伍中人才很多，第二點是即便這只隊伍不是人才，轉型就業問題也必須考慮，你得給他找一個轉型的方向。健康服務業恰恰是這200多萬醫藥代表可以幹的，也最擅長干的。這個和我們剛才説互聯網醫療有關，這三者都是互聯網醫療。
關於醫保我覺得有兩條可以探索。我們一直討論醫保簽約醫師這個事情，就是醫保咱們現在是定點醫療機構，這個政策是過去我們傳統思路，現在我們可以考慮，衛生部給它發了職業醫師資格證書的，醫保經過考核發現，他過去幾年也沒有違背醫保規則的行為，醫保就可以和這個醫生簽約使其個人成為醫保簽約醫生，個人就有醫保資格，這個醫生只要是醫保簽約醫師，在哪個醫療機構看病都有醫保資格，這樣的醫生離開公立醫院多點執業，這個在國際上是通行的。不是新東西。
醫保簽約醫師這個制度非常關鍵，可以大大提高醫保對醫院的監管能力，也能夠激勵約束醫生規範自己的行為。剛才葛部長講的套取醫保資金，現在醫保部門為什麼管不了，公立醫院即便違規，醫保部門也沒法取消他醫保定點資格，但公立醫院內部有500個醫生，我一年處分你5個醫生容易得多吧？我不取消醫院的定點資格，我發現哪個醫生違規我就取消他個人的醫保資格，這個總可以吧，這個是中國傳統智慧，“眾分（建）諸侯而小其力”。
剛才黃主任也講醫保跨區結算問題，這個還是要發揮一下商保的作用。商保還有一個好處，商保有很強的控製成本、打壓套取醫保資金行為的積極性。
最後説一下監管的事情。監管的事情説起來很簡單。魏則西的事情出來以後，我去開會，又聽到相關部門的官員講，我們的監管人員不夠多，我們的執法權力不夠大，我們的財政投入不夠高，我們管不過來，醫療衛生行業沒有實現全行業管理屬地化管理。其實這些理由都不成立。百度做虛假廣告人人都知道，武警醫院承包大家也知道，莆田係幹壞事大家也知道，這個事情不需要人員多,只需要有激勵幹。晚上11點後打開電視，各級電視臺尤其是地方電視臺全部是“我這能治好乙肝”、“我這能治好癌症”，“吃了我的藥能考上清華”。這樣的虛假廣告，我覺得很簡單，一個新聞發言人，一個叫新聞發佈會，就能有效解決。這一次魏則西事件很典型，一個叫叫詹涓的住在美國的女記者，寫了這樣一篇文章，百度名聲掃地，武警二院丟人現眼，莆田係成了過街老鼠。
所以，監管不是要更多的人，更多的財政的投入。我剛才説了，一個新聞發言人，一個新聞發佈會就夠了，那麼這裡面當然要一些配套制度，比如要有一些強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另外新華社咱們是媒體，我覺得後面要考慮一下媒體和律師的作用，這媒體跟律師的力量用好了，它是我們國家和諧社會安定一個很重要的拱衛力量。媒體允許披露社會陰暗面恰恰是幫助我們，律師你讓他幫老百姓打官司，這個制度很簡單。媒體和律師幫著老百姓揭發黑心商人，這個其實是幫政府改善整個社會治理，這個機制用好恰恰是讓社會更好。
重慶智飛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重慶市總商會副會長 蔣仁生
我們有幾個問題共同談一下，剛才我聽了幾位領導談到了醫保或者整個醫療改革，大家現在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醫療改革是要解決一個看病難、看病貴、病人多的這些實際問題，但是，我們作為疫苗（企業），我覺得恰恰就是要改變，剛才葛部長也講了，我們就是要解決以預防為主，只有將預防擺在首位，疾病（發病）才會下降，所以我們國家現在對於預防這一塊，我感覺是停留在口頭上，對於二類疫苗並沒有實質上的重視。
二類疫苗應該是（一類疫苗）一個更好的補充，我在這裡有一個例子，比方説像流感疫苗，我們國家用的很少，流感疫苗在美國，3.3億多人，它的用量是多少？2014年、2015年它都是達到總人口46%、45%，用到了1.4億多人次。咱們國家（2014年）是4300萬，流感發病以後，實際上它可以引起很多的並發癥，如肺炎，一旦得了流感（引起並發癥），他要花多少錢，（要花多少）社保、醫保。
（因此）要特別重視預防。流感疫苗是二類苗，你説不打嗎？像美國這麼發達的國家，它為什麼可以打到40%幾的人口，我們打到多少呢，佔總人口的2.8%、3%左右，我們國家把預防擺在首位，但是實際上是停留在口頭上，並沒有落實在行動上，我覺得這個應該落實在行動上。
但是我們一類苗對社會的貢獻還是很大的，比方説乙肝（疫苗），（使用乙肝疫苗後），相關的疾病下降還是很厲害的，二類苗通過科學（創新）也在不斷的更新，（變得）更好。所以我建議國家應該完善預防接種制度化建設及政策性引導，特別是我們中央媒體應加大疫苗對人類健康所起到健康作用的一個宣傳；二是中央主流媒體加大對國産疫苗有效性、安全性的宣傳，恢復民眾對疫苗使用及信心，像我們國家消滅這些病，比方説天花、脊髓灰質炎等，靠的還是國産疫苗，它並不是國外的疫苗。
另外，對醫療學科、醫療資源評價、醫療糾紛、疫苗不良反應等有關醫學、醫療的報道，我建議應該由具備專業背景的媒體，客觀、公正地進行報道，政府應加強管理，防止一些不負責任、嘩眾取寵，甚至惡意的負面報道造成民眾恐慌，影響社會的穩定。
第二，一類疫苗、二類疫苗不良反應的補償機制，體現了以人為本，我們不要一味地把一類疫苗、二類疫苗給它分開，分開會出問題的。一類疫苗就是國家補貼的，國家可以用其他的手段來補，二類疫苗是商業保險，所以我就覺得異常反應要麼就不發生，要麼發生了就不管一類苗二類苗都（同樣）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安定，它的危害性、嚴重性是比較大的。
我簡單地建議，對一類疫苗和二類疫苗採取同樣的補償模式，只是補償的費用我們來源於兩種，簡單地講，一類疫苗政府拿一部分，企業拿一部分。二類疫苗就在批簽發的時候，就向企業收取，（收取標準是）一個人份收取一毛錢，還是按照一個劑量收取一毛錢，或者是收取一塊錢（需要探討和確定）。成立一個商業保險（或基金或商業保險與基金二者並存），商業保險有商業保險的機制，這個機制在補償的時候，由第三方來診斷、鑒別。這樣的話，會減少（由異常反應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為什麼政府現在不敢打疫苗，就是怕異常反應。我曾經在基層防疫站呆過，對這一塊我太清楚了，所以對這一塊我建議對一類疫苗、二類疫苗（採取）同一個補償模式和保險機制，只是資金的來源、保險資金的來源不同，二類疫苗可以在廠家這一塊收取一部分，第二部分在群眾接種的時候也可以自願投保。
第三，剛才李司長講，説二類疫苗的配送機制，我仍然堅持認為二類疫苗應該走一類疫苗的渠道，這樣比較好管理，為什麼呢？因為一類疫苗配送機制就是從省、市、縣這個體系往下走。這一套體系裏面的人都是專業人員，（冷鏈體系資源比較完善，管理也很有經驗，）你要是使用了第三方物流，他們是非專業人員，出了事誰管，還是省、市、縣（政府並不能完全免責）。現在二類疫苗可以適當的收取儲藏費、運輸費，那麼這樣的話，（可以平穩度過）最近這幾年的過渡時期，今後（若第三方物流配送體系完善和全面建立起來）一類苗也走第三方物流來配送，（一、二類苗走同樣的渠道，避免老百姓對一類苗二類苗儲存運輸孰優孰劣産生不必要的比較，從而引發對某一類疫苗的不信任感）。在現階段，三年還是五年還是需要有一個過渡時期，二類苗就從省市縣（一類苗的渠道走），疾控管了以後，因為有專業人員，一類苗也要鋪開冷鏈，（可以節約社會資源，充分發揮該套系統的效力）。另外，（按照我們目前的了解，）沒有（任何一家）第三方物流能夠配送全國2800多個區縣，（若完全依靠企業資源，不調動疾控一類苗儲運平臺配送二類疫苗，最後形成的結果極有可能因物流成本過高，企業放棄偏遠地區疫苗的供應），有些因為（未接種疫苗而産生）部分病人的山區，最後通過不同的途徑找到政府，甚至出現其他一些負面報道，（最終受到影響的是民眾的健康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我認為二類疫苗還是需要政府來督導。我還是堅持（建議二類疫苗配送走）省市縣疾控這個渠道，一類疫苗怎麼走它就怎麼走，這一塊對於藥監局來管理也還是比較好管理的。
第四，對新型疫苗，剛才已經提過了，對新型疫苗我們國家應該加大研發和加大支持力度，對於新型疫苗的應用，國家應加大宣傳的力度，不能老是宣傳一類疫苗。我舉一個例子，(A群)流腦疫苗，那是全世界都不使用的，只有我們國家在用。我們現在就是説對二類疫苗，對新疫苗的研發加大力度，對新疫苗的宣傳、推廣、使用也要加大力度，這樣才能體現出以預防為主。防範于未然，使你沒有得病，達到預防的目的，這樣可以減少醫療資源的開支，很多的費用可以大幅度地下降。
昆明龍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樊獻俄
藥品安全監管就是要掌握藥品的品質質量，藥品的質量用一句話還是難以解釋的。大家都説安全有效就是藥品的質量，其實還有很多的解釋，我認為要吸引醫生和患者都滿意的藥品才是好的藥品。怎樣達到安全有效呢？監管很重要。藥品的監管要從研發、生産和銷售等多方面來監管，比較難的監管還是銷售，因為生産監管範圍很窄，由企業自身和監管部門來監管，企業如果自己生産，監管質量卻把握不好，那麼企業自己就有問題了。但是銷售範圍很廣、很寬，企業生産藥品在全國甚至到國外銷售，但是自己銷售的藥品確實沒有辦法掌握，所以人家用的我們的産品是有一點難度，因為廠家怎樣能夠掌握自己銷售出的藥品流向。剛才阿裏健康的王總所講的，只有通過電子監管網才能做到。
龍津藥業是生産中藥注射劑的企業，從2009年開始用電子監管網，但只能監管到部分醫藥公司，沒有辦法監管到醫院，特別是小醫院。原因是沒有大的電子監管平臺，我建議政府和企業一同建立一個電子監管平臺，把藥品監管落實到位，做到每一家醫院、每一個企業、每一個患者都清楚知道你自己用的藥品是哪家企業生産的藥品，真正做到可以追溯，做到最小單位的追溯，才能分析責任，有利於藥品的質量保證，讓企業高度重視藥品的質量。
龍津藥業目前正在做怎樣與阿裏健康儘快結合起來，做到最小單位的藥品不會出現不適當的銷售情況。現在真正的監管追溯只能追溯到大件，還是部分醫藥公司。大部分醫藥公司原來有一部分還會做，上次出現的時候，藥品要取消監管追溯，很多企業又把這個事情放下，但是龍津這些年沒有放手，一直做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重復一下這方面的建議，希望政府和企業共同搭這個平臺，真正把藥品做到追溯。
剛才王總講國外做得很好，國內超前了去。我覺得我們應該超前把這個工作做好，我們真正把藥品質量做到最好。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 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研究員 謝慶國
我是做PET儀器的，我從全數字PET影像技術的角度思考醫改的關鍵問題。我想講三個觀點：第一，早期診斷是降低重大疾病社會負擔的一個關鍵手段，建議開始認真考慮相應的醫保政策；第二是像PET/CT這些早期診斷的方法，它的輻射帶來的損害是非常小的，遠低於它的收益，目前科普的工作做的不夠，相應的研究也不夠；第三，醫療衛生的發展目前是在從資源和規模驅動轉變為醫學科技的創新驅動，醫藥衛生體系無論是戰略上還是戰術上對於技術轉移的路徑都是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個部分，我們看到癌症很可怕，50多年來，艾滋病的五年生存率提高不少，但大多數癌症沒有顯著提高。第二張圖告訴我們早期診斷很重要，凡是有辦法做早期診斷的癌症，五年生存率都可以大大提高。大腦很重要，比如説2013年美國在照顧癡呆症上面光是志願者服務折算成的錢就有2202億美元。美國的數據是説如果説延緩AD發生5年，它節省財政支出大概是3670億美元。問題總量是多少呢？單獨美國來看，是兩萬億美元，其他的國家還缺乏數據。那早期診斷能解決很大一部分問題，究竟多大、上下限在哪，我們目前還缺乏數據，但我們知道不講社會意義，也一定是省錢的。政策是關鍵，包括醫保政策，
從支撐手段角度而言，已經有很好的技術。我這裡要放個廣告，全數字PET。舉一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老年癡呆發生30年之前，它的糖代謝在單調的下降，單調的下降我們過去做不了，為什麼呢？我們在協和做的PET和同濟做的PET不一樣，今天做的和過一個月做的意思也是不一樣，SUV值都是3.5,不具備可比性，模擬PET、模數混合PET，在硬體上把很多數據符合了，具體是多少，沒有一個定量。全數字PET是全數字化的、精確採樣的，每個環節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具體貢獻多少，就可以定量。這樣比如剛才這個例子，就可以早期診斷了。全數字PET/實現精準檢測的話，它就是一個早期診斷的基石。基本上是全數字PET可以做到性能優異、使用便利、製造快捷三個優勢，更重要的是全數字PET影像技術是可以做到精準定量，這是早期診斷、精準醫療的一個基石。
第二個問題，現在PET用於早期檢測的時候，老百姓不是太認可，這個裏面兩張片子，我是從PET/CT的發明人David Townsend的PPT裏摘錄下來的，昨天晚上才收到。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他講的很有意思：我們要降低醫學影像技術中的輻射並不是因為它導致癌症，而是因為人們害怕它會導致癌症。其實PET/CT引起的輻射劑量在very low dose，就是非常低劑量這個範圍。比非常低劑量高一些的劑量是低劑量，低劑量這一塊其實還缺乏數據。所以我們還缺乏積極的科普和積極的研究。另一個方面就是，每一個種族、每一個個體對輻射的敏感程度可能不一樣。比如説果蠅它得到40Gy的輻射只有10%發生變異，如果照到人身上，估計誰都活不下來。將來每個人生命全程有輻射的數據在這，有的人敏感，有的人不敏感，這些數據就是對一個人整個生命全程的記錄。這個數據很重要，在未來早期診斷、找病因、找治療方法的時候都很有用。
第三個部分，就是醫療衛生的發展從資源和規模驅動轉化為醫學科技創新驅動，因為我們最近在找一些投資人，通過這個過程，我們希望全數字PET能落地。從一個科學家的角度看，其實有好多非技術因素。一個技術被發明到一個技術手段一個工具被應用，這個距離都是很遠的。如果你看這個過程，技術因素起非常小的作用，非技術因素起非常大的作用。可以看一下，國家科技政策是非常有效和有效率，在科技部基金委的支持下，我們在全世界最早，2004年提出了全數字PET概念，到2010年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台全數字PET，用在比人更難的小動物身上。2015年研製出臨床全身的全數字PET/CT。2014年飛利浦開始做全數字PET，目前像西門子、GE都開始做全數字PET，技術上我們還是很領先的。科技部門的支持很有效也有效率。這樣的例子很多。産業化的出口並不是很順，我們會發現真正要讓一個技術能夠用，比如全數字PET，最後起決定性作用還是醫療衛生這一套系統，醫藥衛生體系無論是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對技術轉移的路徑起決定性作用。舉個例子，我們看中國惡性淋巴瘤的診療規範説PET是最好的，肺癌也是。這個裏面它沒有説用於早期診斷，所以説將來有一天對這個東西有一個更合適的定義的時候。中國的PET應用，腫瘤佔94%，神經和心臟各3%。我們看芬蘭的情況，70%還是腫瘤，它很有趣的是12%內科感染，不明原因發熱，我們現在每年死不少人。不明原因的發熱也是用PET來看。這説明醫療衛生體系對醫療技術創新的決定性作用。
我要跟大家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