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各省區市ＧＤＰ快速增長的“成績單”令人矚目。與之相伴，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紅燈”頻閃。
隨著“十一五”各項指標逐步分解到位，人們普遍關注：今年的兩個約束性指標會不會落空？科學發展觀能否得到全面貫徹落實？
“紅燈”亮後自上而下打響降耗、治污攻堅戰
今年上半年，全國單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上升０．８％，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也不降反升。按照“十一五”規劃綱要，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源消耗要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１０％。完成這兩個“硬指標”的壓力顯而易見。
向高能耗宣戰——７月２６日，中央召開節能工作會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各省區市政府和千家高耗能企業簽訂了節能目標責任書；國家發改委、能源辦、統計局、質檢總局和國資委聯合開展了“千家企業節能行動”，針對燃煤工業鍋爐（窯爐）改造、建築節能工程等實施“十大節能工程”……
對高污染整頓——７月，環保總局與河北等９個省（區）政府簽訂了“十一五”污染物總量削減目標責任書；１０月，國家環保總局勒令違反“三同時”（即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施工、投産使用）規定的山東沾化電廠熱電聯産擴建工程等８個項目停止試生産和限期整改；對“十五”期間審批的２４５３個建設項目逐一進行環保監督檢查……
在各部委打出的降耗減排“組合拳”作用下，地方政府也層層落實“軍令狀”，將壓力和目標分解到每個地區、每個企業甚至每個崗位，將節能和環保指標納入地方官員和企業負責人的考核內容，並不斷加快整頓步伐——
能耗大省山東確立了千戶重點能耗企業，制定了４９個産品能耗指標，對能耗超標單位實行加價收費，建立了能耗情況月統計、季公報制度；
山西省提高新開工高耗能項目的準入門檻，對擅自批准高耗能項目將追究責任，對利稅大戶也是污染大戶的煤炭、焦化、冶金等重點污染企業限期內未完成治理的堅決關停；
貴州、寧夏等西部資源型省區，明確今後未進行或未能通過節能、環評審查的項目一律不批，從源頭控制新開工高耗能、高污染項目；
廣東省出臺新規，將排污控制指標納入政績考核。江西省資溪縣率先實施領導幹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審計，將審計結果與幹部升遷挂鉤……
節能與耗能、治理與污染進入“相持期”
三季度能耗指標雖略見好轉，但有關權威人士分析，“開局”之年完成降耗減排指標難度依然很大。
今年供需基本平衡的煤炭市場，部分地區與企業仍在大量擴大産能，有些甚至未經審批核準就盲目開工；銅、鉛、鋅冶煉能力快速擴張，僅銅冶煉在建、擬建項目總規模就超過２５０萬噸，與現有能力相當；一些高耗能企業面對需求轉旺，又沿用甚至增加産業政策明令淘汰的落後生産能力……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能耗強度增大的歷史階段。”權威專家指出，我國的龍頭産業，如礦産、紡織、冶金、造紙、鋼鐵和化工等幾乎全部是高耗能、高污染産業。單位ＧＤＰ能耗比發達國家平均高４７％，産生的污染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幾十倍。更令人憂心的是，很多地區重復上馬粗放型的工業項目。
“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期相對應，我國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正呈現高位波動、時好時差的相持狀態。”
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葉如棠分析，以污染物排放總量來説，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曾出現緩慢下降的勢頭。“十五”中期再度出現的污染反彈，正是相持階段波動的反映。這一階段將延至何時，關鍵就看“十一五”期間降耗減排的效果。
顯然，今年開始執行的兩項約束性指標，標誌著傳統經濟向循環經濟轉軌邁出第一步。它需要有一系列技術的、行政的乃至工程的措施與之相配套，客觀上有一個過渡期。
葉如棠認為，企業降耗減排所依託的工程設施的興建，往往要等半年甚至一年之後才能發揮作用，所以在“開局”之年甚至第二年，完成或達到５年平攤的降耗減污指標可能會有難度，但重要的是把基礎工作做紮實。對那些置兩項指標于不顧、能耗或污染不降反升的地方和簽約企業，不管其經濟指標增速有多高，都應給予警示。
降耗減排的“緊箍咒”抗衡“ＧＤＰ崇拜”
國務院日前批復的《“十一五”期間各地區單位生産總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標計劃》顯示，七省（市）降耗標準被調高。事實上，一些能源大省的降耗指標超過２０％，有的甚至達到３０％。
顯而易見，能耗下降的“緊箍咒”與一些地方經濟發展的“ＧＤＰ崇拜”形成強烈反差。記者調查發現，不少地方在“開局”之年追求“開門紅”效應時，行政主導的投資趨熱驟然增多。雖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ＧＤＰ增長８％的預期目標是綜合考慮各方麵條件後確定的，但大部分省區市都把增長指標定在１２％以上。
一方面是國家、地方政府和企業耗費巨大的資金用於各類污染治理工程設施建設，另一方面相當部分的設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或時開時停，或明開暗停，或乾脆閒置不用，無序排放大氣污染物的情況在企業隨處可見。企業的偷排與反偷排正成為“相持階段”的矛盾焦點。
中華環保世紀行執委會主任何嘉平表示：這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大多超額完成，但“環保欠賬”問題為何總是無法解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環保執法不力、企業違法成本太低、缺乏對有關官員的問責，環境成本已經形成了一份“赤字賬單”。
用“硬約束”實現“硬指標”
面對嚴峻的降耗減排形勢，中央黨校研究員曾業松指出，如果每個地方都從自己的地方利益出發，認為自己不是降耗減排的主力，那麼“十一五”的兩個約束性指標的完成很可能面臨“流産”。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資源、能源高消耗的重型工業，幾乎清一色成為拉動各地經濟增長的首要支柱産業，産業結構“重型化”是能耗居高不下的“慣性”所在。
專家分析，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方式轉變為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新型經濟發展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新舊模式的抗衡使問題集中暴露，只有用“硬約束”“硬手段”，才能使經濟增長模式儘快突破“相持階段”。
“能耗高而趨升、污染大而治理不力，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價格機制扭曲。”經濟學家張曙光表示。專家認為，合理的價格體系是最有效的經濟杠桿。儘快對資源和能源價格體系進行重大調整，才能引導現有的能源和資源高消耗型增長方式實現根本轉變。
今年，我國將“綠色ＧＤＰ”納入對地方政府的考核評價體系，旨在激勵地方政府轉變政績觀。
２００７年是我國發展和改革十分關鍵的一年。專家提示，臨近歲末，必須謹防一些地方或企業將能耗數據“摻水”，用“硬約束”確保兩個“硬指標”的實現，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交出一份實實在在的合格答卷。 (記者 陳芳 王麗 郭久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