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時期新建的重慶長風化工廠
“三線建設”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它是在當時國際局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為加強戰備，逐步改變我國生産力佈局的一次由東向西轉移的戰略大調整，建設的重點在西南、西北。地處西南的重慶作為“三線建設”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以重慶為中心，用三年或者稍長一些時間建立起一個能生産常規武器並且有相應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機械製造工業的工業基地”；“以重慶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機床、汽車、儀錶，和直接為國防服務的動力機械工業。”歷時10餘年(1964—1980年)的“三線建設”，對重慶的工業經濟、城市建設、道路交通等方面産生了巨大影響，在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慶的現代化進程。
1964年9月，中央決定成立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小組。10月，規劃小組編制出《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該《規劃》提出以重慶為中心遷建、新建的項目有200多個，僅重慶地區的投資即達42億元。1965年2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由李井泉任主任，下設朱光、魯大東等組成的重慶地區常規兵器配套建設指揮部，負責指揮重慶地區的“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的第一步，是沿海大批企事業單位內遷。具體實施方案為：1964年下半年遷建少數工廠作試點，大部分工廠作好搬遷準備，1965年開始大規模遷建。遷建主要採取整體搬遷和部分搬遷的形式，即有的廠全部內遷，有的廠部分車間、工段內遷並與重慶原有廠合併，或在重慶建設新廠。據不完全統計，從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個部的企事業單位從北京、上海、遼寧、廣東等12個省市內遷到重慶地區，內遷職工達43 488人。此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在重慶地區進行的“三線建設”項目中，國家還安排了59個大的骨幹項目和配套項目的新建和改擴建。
首先是兵器工業的改擴建。重慶常規兵器工業基地的建設，主要包括原有7個老廠(長安機器廠、望江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廠、長江電工廠和嘉陵機器廠)的擴建和一批機械廠、研究所的新建。新建的機械廠有：紅山、慶岩等14個和62，54兩個研究所。
其次是船舶、電子、航天工業項目的建設。在船舶工業的建設項目上，以重慶為中心的永川、江津、涪陵、萬縣沿江一帶，從1965年開始，相繼建成了較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業基地。到20世紀80年代，重慶地區建成的造船工業有前衛儀錶廠、重慶造船廠等近10家。在電子和航天工業建設項目上，國家在重慶地區先後擴建了重慶無線電廠、重慶微電機廠和巴山儀器廠，新建了3個微電子研究所。與之配套，重慶還先後新建擴建了測試儀器廠、無線電二、三、四廠等，從而形成了有30多個電子工業項目為依託的又一電子工業基地，能夠生産國防和民用的電子産品14大類320余個品種。
第三是對冶金、化工、機械工業項目的配套建設。在冶金工業方面，如重鋼、特鋼及三江鋼廠的改擴建，西南鋁加工廠、重慶銅管廠的新建和重慶鋁廠的恢復建設。化學工業方面，國家投資建設了四川維尼綸廠、重慶氮肥廠、重慶磷肥廠等一批骨幹化工企業，改造擴建了天原化工廠、長壽化工廠、重慶化工廠等一批老企業。機械工業方面，先後改擴建了礦山機器廠、起重機廠等一批老企業，新建了四川儀錶總廠、實驗設備廠等一大批骨幹企業。到20世紀70年代“三線建設”末期，重慶已經形成了冶金、化工、機械、紡織、食品五大支柱産業。
第四是對交通項目的建設，主要有川黔、襄渝鐵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橋、涪江大橋、朝陽橋的建設，以及各港口、碼頭、機場的新建和改擴建。
通過“三線建設”，重慶建立了門類較為齊備的以常規兵器製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産體系。至1980年，“三線”新建企業加上原有兵工廠，重慶地區擁有38個軍工企業和科研院所，固定資産原值達18億元，佔全市工業固定資産原值的20％。改革開放後，這些在“三線建設”時期建立的國防工業生産體系，經過調整改造，在向軍民結合型轉軌中發揮了巨大潛能，形成了諸如摩托車、微型車、小轎車等在全國有競爭力的拳頭産品，對振興重慶經濟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線建設”時期修建的川黔、襄渝和20世紀50年代初期建成的成渝三條鐵路幹線與長江黃金水道，共同構成重慶對外交通的4條大動脈，再加上航空運輸和公路運輸，大大改善了重慶的交通狀況，使重慶成為長江上遊的水陸交通樞紐。便利的交通還帶動了沿線經濟和小城鎮的發展，使重慶初步形成了規模不等、職能各異的城鎮體系，對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但是，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三線建設”在國家急於備戰的情況下匆促上馬，並且受到“文革”動亂的衝擊和“左”的指導思想影響，因此也存在一系列問題，如規劃投資綜合平衡不夠，配套建設跟不上，佈局過於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輕重工業比例失調等。這些問題，對重慶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田 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