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和：黨和政府及全社會高度關注“三農”問題，有一個區域————城市郊區值得格外關注。與一般農村相比，城市郊區經濟發展的確有其特殊性。您對城郊經濟發展有過長期研究，曾提出這樣的判斷：我國發展最快的地方是處在城鄉結合部的城郊。您認為，城郊經濟在全國經濟中處於什麼位置？
包永江：根據我們多年的跟蹤研究，城郊區域經濟確實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亮點。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曾對我國11個大中城市的168個郊區、縣進行統計調查，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郊地區的經濟增長率持續高於它所依託的城市的經濟增長率，更高於周邊的農村地區。近10多年來，根據對一些優秀郊區、縣經濟情況的分析，它們一般都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我們曾于2004年對京、津、滬等18個大中城市的68個郊區、縣進行統計指標分析，結果表明，這些郊區、縣人口與面積只佔全國比重的3.72%和0.76%，但是2003年地方生産總值、工業總産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區縣級財政收入、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總額五項指標分別佔全國相應指標比重的10.02%、16.38%、8.75%、4.44%和9.48%。
薛小和：據了解，各個城市郊區的經濟功能各有不同，有的在城市“騰籠換業”的工程中充當了承接淘汰産業的角色，有的則致力於發展無公害農業或旅遊觀光業。
包永江：從總體情況看，依託城市的城郊經濟已基本上形成了七大功能：城市的生態屏障與社會屏障；綠色無公害鮮活商品、觀賞産品及其前延、後續産品的重要生産基地；區域性製造業基地；區域性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窗口；城市重要的物流平臺；旅遊與休閒勝地；城市輔助生活基地。這些功能，在不同的城郊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各有側重。
薛小和：一般來説，城郊經濟發展具有很多優勢：交通便利，商品流通快捷；有地域廣闊的野外空間；流動人口多，公眾消費量大；信息傳遞迅速，便於開拓和搶佔有利市場；有文化素質較高、接受能力強的新型農民；便於農業高科技人才與技術的對接以及農業經濟資本的注入。在這些優勢下，城郊經濟發展還有什麼問題嗎？
包永江：雖然城郊經濟發展很快，也有很多優勢，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城郊城市化和城鎮化問題。城鎮化率的迅速提高必然伴隨農田大量被徵用轉為非農開發，受影響的是城鎮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現在有一種説法認為，“用土地換社會保障”解決了城郊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各地奉為上策，但我認為這只是中策。城郊農民過去依託土地的區位優勢，通過綜合發展享受著土地的級差收益，在發展方面有較大的優勢。現在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依託土地所能獲得的發展成果，即使拿到了保障金，也只是落實了生存權，尚未落實發展權，這兩種權利之間存在利益落差。
再比如農業問題。城郊型農業已經進入到成熟階段，但是仍然沒有擺脫弱質産業狀態，表現為：佔用勞動力多(一般為30%—50%)，對地方生産總值的貢獻少(小于10%)，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低，實際成本高。不少工業化發達的城郊地區都出現了一批不能再用來種植食用農産品的高污染農田，在一些城市水源地的城郊地區，近年來畜牧業産生的排泄物逐步變成了污染源，城郊鮮活食品生産不僅比較利益下降，而且與一些交通條件改善後的農村地區比較，競爭能力也在下降。
薛小和：有人認為城郊農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稅費太高，是這樣的嗎？
包永江：不是。事實上，許多城郊地區農民的稅費都由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在一些發達城郊地區，村級集體經濟還對務農村民實行倒貼。當前城郊農業的癥結在於：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所創造的農業收益中，為經濟增長總量做的貢獻和為農民收入做的貢獻比重太低。所以，越是發達的城郊地區，捨棄農業的傾向越明顯。從城郊甚至從城市來看，出現這種傾向是有原因的——城市建設和房地産開發需要土地，地方政府需要經濟增長率，為此，有的城市甚至準備消滅郊區農業。
但是我認為，從産業佈局和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來看，上述傾向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國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大國，應該協調發展，應該形成以城市為中心、以城市輻射力所及的周邊農村地區為基礎、以城郊地區為結合部的網絡發展態勢，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所以，我國的城市發展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應繼續保持城市——城郊——農村這樣一種三維結構的發展態勢。首先，是要保持經濟、社會和生態方面的平衡，而不是像有的國家那樣走不要農業的道路，也不能把發達地區(無論是城市還是郊區)都建成一片不見綠色的“水泥森林”。其次，是戰略安全的需要。在當前交通運力已高度緊張的情況下，不能把一個地區對農産品的全部需求寄託在跨地區、大批量的運輸上。再次，城郊農業比較利益過低的現象在發達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單純依靠市場調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依靠市場和政府結合起來解決。在這方面國際上有許多有益的經驗，使得農業在非農産業比較利益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仍能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所以，我的結論是：在城郊經濟發展方向上，不能舍農棄農要愛農護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