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日本國大使館大使 王毅
很高興應邀到日本自衛隊最高學府——防衛大學與大家交流，我願首先談一下中國的發展道路及外交與安全政策，之後願回答各位提出的問題。
一、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及其未來走向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要話題，其中既有“中國機遇論”，也有“中國威脅論”。這種不同觀點並存的現象説明真正了解中國並不容易，也説明中國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應該説，經過幾十年的探索，中國已經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世界潮流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與迄今傳統大國興衰的軌跡迥異，也與日本、韓國等戰後經歷的發展模式不同，其核心特徵是一條始終與全球化相協調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的道路。
沿著這條道路，中國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從經濟規模看，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1400億美元增加至2004年的1.65萬億美元,年均增長9.4%。貧困人口從2.5億快速減少到不到3000萬。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加到1.1萬億美元。目前中國的GDP居世界第七，貿易額和吸引外資額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二。互聯網用戶超過１億，為世界第二，手機用戶超過3億，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突破3萬公里，計算機年銷售量1639萬台，汽車年銷售量近500萬輛，均居世界前三位。
當然也要看到，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産力不發達，實現現代化決非易事。據世界銀行最新報告，中國人均財富擁有量只及日本的2%。中國人均GDP在過去25里增加了6倍，但去年也才剛達到1100美元，只及日本人均GDP的1/30，在世界上排109位。中國的人均GDP要趕上發達國家，還需要漫長的時間。
還需指出，隨著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不斷深入，一些深層次和結構性的問題也更加突出。一是增長方式問題，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壓力加重，粗放式經營難以長期維持；二是發展不平衡問題，尤其是農村和農業發展滯後。
針對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中國政府提出了一整套治理思路和方略，其核心：一是堅持科學發展觀，轉變增長方式，走資源節約型、環境良好型和循環經濟道路；二是建設和諧社會，改變單純追求GDP傾向，謀求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沿海與中西部、人與自然以及國內與國外的協調發展。
二、那麼，中國最終發展起來以後，是否會威脅他國，是否會重蹈一些大國由強到霸、由霸到衰的歷史覆轍，這是當前相當多國家普遍關心的問題。
我的回答是，中國必將走一條與國際社會和諧共處、共同繁榮的道路，主要有以下根據：
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的，是在全面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發展的，走的是一條向世界全面開放和與世界相互依存的道路。
目前，中國的外貿額佔GDP的比重在70%左右，其中進口依存度達３４％，遠高於日本的８％和美國的１５％，在世界主要大國中是最高的。中國每年吸引的外資佔國內固定資産投資的1/10以上，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60%以上。去年中國入境人次逾1億，出境人次也超過2８８５萬。中國消費的40%的原油和50%的鐵礦石依靠進口。中日兩國貿易額去年接近170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之一，近3萬家日本企業在中國經營。
中國的關稅水平已１９９４年３５％降到目前的不到１０％，遠遠低於印度和印尼，其降幅在發展中國家中首屈一指。中國服務貿易市場在加速開放，在ＷＴＯ分類的１６０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發達國家一般的開放覆蓋面是８０％，發展中國家一般是２０％至４０％，而中國去年已達６２％，且是在入世後三年就實現的。
中國對世界和亞洲經濟的影響和貢獻也在增大。２００４年，中國以約佔世界４％的ＧＤＰ，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１０％以上的貢獻，對世界貿易增長做出了１２％的貢獻。世界銀行報告指出，過去三年裏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中國已經成為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去年東亞出口增長的５０％投入中國市場，“中國特需”成為包括日本在內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這些數字都説明，中國與世界正在形成大進大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雙贏格局。而隨著中國的發展，這種相互依存關係只會進一步深化，利益融合只會進一步擴大，與世界各國尤其是周邊鄰國的關係只會進一步加強。
第二，中國的發展也是不斷與國際接軌，不斷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是參與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過程。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理國，目前已參加了包括WTO在內的幾乎所有重要國際機制，加入了包括《京都議定書》、《聯合國人權公約》在內的絕大多數國際條約。中國還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盟地區論壇（ARF）、東亞10+3和上海合作組織（SCO）的重要成員，是“東亞共同體”構想的積極支持者和建設者。中國既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也履行規則的義務，接受規則的制約。
美國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Johnston）指出，中國加入國際機制的數量已與發達國家基本相當，中國迄今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國已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的成員，一個能很好遵守國際規則的成員。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戴維．黑爾（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ｅ）還指出，中國的崛起道路是開放式的，這條道路造就了中國的成功，同時也制約了中國的走向、規範了中國的行為。中國難以承受對外軍事擴張的代價，這就決定了中國主觀上不願、客觀上也不會背離和平崛起的道路。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最近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重要政策演講中也提到，從聯合國到世貿組織、從氣候變化到有關核武器的條約，中國都是參與者。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獲得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系，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美國歡迎一個自信、和平和繁榮的中國。
第三，中國已經確立了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併為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簡而言之，就是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同時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及共同發展。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在總結迄今內外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穩定、發展、和諧都是我們的政策目標和基本手段，內外政策相互作用、不可分割。我們始終主張，中國的發展要與歷史發展的潮流相一致，與人類進步的方向相一致，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這一整套戰略和思維，為中國繼續走和平發展之路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和政策基礎，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將長期指導中國的發展方向。
第四，中國的和平發展根植于5000年的文化積澱，它事實上在精神層面上支撐著中國的發展之路。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和為貴”，主張“和衷共濟”、“親仁善鄰”、“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漢字“武”由“止”、“戈”兩個字組成，包容“止戈為武”的深厚內涵。武術是用來健身自衛而非以強淩弱，武備是用來防敵入侵而非掠奪擴張。
今年是中國明代航海家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他當時率領的船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前後六次駐停東南亞，最遠到達北非。然而，正如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所言，鄭和一行，帶去的是貿易貨物，傳播的是文化和友誼，沒有戰爭和侵略，與其後的歐美殖民者截然不同。這種以德為鄰，厚德載物的傳統，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綿延至今。
第五，中國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中國的國防建設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確保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我們不參加軍事同盟和軍備競賽，不謀求勢力範圍，不在海外設立軍事基地。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核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我們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也不會改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過去20年裏，中國總共裁軍近200萬，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中國的人口和國土面積分別居世界第一和第三位，有２.２萬公里的邊境線和1.8萬公里的海岸線。中國還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的安全環境相對更為複雜,但中國的軍費並不高。2005年中國國防預算約合302億美元，而美國達4220億美元，日本約為454億美元。中國的軍費僅相當於日本的2/3，而中國的國土面積和人口卻分別是日本的26倍和11倍。
中國人均年軍費僅23美元，而美國和日本分別高達1256和1300多美元，中國只是美、日的零頭。從軍人人均軍費看，中國是1.3萬美元，而美國高達30萬美元，日本和英國也接近20萬美元，日本是中國的15倍。
從軍費佔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水平為3%，美國是4%，而中國只有1.6%。從軍費佔財政開支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水平是15%左右，中國僅為7.8%，且與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相比，反而下降了１０個百分點。中國的這兩個指標低於印度、韓國等許多亞洲國家。
中國軍費近年來確有較快增長，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補償性支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多數年份，中國國防費的增長低於財政支出的增長率，實際軍費和軍人生活還受到通貨膨脹率和大多數生活生産資料價格上漲的影響。軍隊不再從事經商活動後，國家財政也需要補充一部分軍費缺口。
（二）提高軍隊人員工資待遇，在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時，儘量使軍隊工資水平也能相應增加。完善軍人社會保險制度，解決軍人和軍人家屬的實際生活問題。我們最近又裁減了20多萬軍人，他們的退役安置需要經費保障。我們還需要加大軍隊人才建設的投入，建立人才激勵機制。
（三）適應和跟上世界軍事變革的潮流，適度增加裝備經費。中國軍隊還處在機械化半機械化向信息化全面轉型的過程中，整體裝備水平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大差距。
有的人對中國軍費説三道四，認為中國實際軍費是目前宣佈的2至3倍，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軍費佔財政開支的比重將達到20%， 這對中國經濟建設和國家財政來講是不可想像和承受的，就連美國人對此也無法置信。蘭德公司專家就認為這種説法只是一種“猜測”。
有人對中國軍費的編制方式存有疑問，但各國軍費編制實際上各不相同。在一些西方國家，某些兩用技術研發、太空開發和核武開發費用是直接不計入軍費的。相對於此，中國的軍費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批准，是公開和透明的。
有人認為中國軍備還不夠透明。我想説的是，中國軍備透明度正在不斷提高。我們的安全環境評估、軍事戰略、軍力結構、管理體系、軍事外交、軍費總額及基本構成等都是公開的。我們已經發表了四份國防白皮書，兩份“裁軍、軍控與不擴散”白皮書，白皮書相關工作已經走向制度化、系統化、規範化。對比這些白皮書，你會發現每一本新白皮書的厚度和信息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長。我要説明的是，透明度不是絕對的，各國軍力水平和安全關切不同，不可能在透明度問題上整齊劃一。相對於此，中國卻向近日訪華的美國防部長開放了戰略導彈指揮部。
第六，中國奉行以合作為重要支點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中國外交日益突出合作的重要性，提出以合作謀和平，合作促發展，合作解決問題，這既是國際潮流，也是當前和今後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重要特徵。
基於合作，中國解決了90%的陸上邊界問題，與俄羅斯全面劃定了邊界，與印度簽署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與越南劃分了陸地和北部灣海上邊界，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與菲律賓、越南在南海共同開發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我們還向日方提出了有關東海共同開發的積極建議。
基於合作，中國積極促成六方會談，為朝鮮半島無核化及和平穩定奔走斡旋。第四輪六方會談達成共同聲明，核問題被納入對話談判的軌道，避免了半島局勢惡化，併為半島及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建設找到了一條可行的道路。
基於合作，中國提出了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式和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與亞洲國家建立了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和自貿安排，全力推進亞洲區域合作。面對印度洋海嘯、日本新瀉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和禽流感疫情，中國與災區人民感同身受，迅速、無私地提供援助。
基於合作，中國積極推進軍事外交。中國軍人和警察參與了聯合國框架下的維和行動，與日本等國開展安全與防務領域的對話，參與反恐、海上搜救、打擊海盜和販毒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與有關鄰國採取了一系列軍事領域信任措施。迄今中日已經進行了6次防衛部門安全磋商，兩國還建立了軍事留學生和青年軍官互訪制度。
三、中日關係同樣需要立足於合作。
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文化傳統相近，經濟合作密切，人員往來頻繁，兩國沒有理由不睦鄰友好。“合則兩利、鬥則兩傷”，這是兩國千百年來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當前兩國人民和有識之士的基本共識。
中日兩國有著廣闊的合作前景：
在雙邊層次，兩國經濟的互補性遠遠大於競爭性。據日本權威機構對兩國貿易結構的調查，80%互補，僅20%競爭，且大都是良性的。隨著中國的發展，雙方在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將大有可為。中國建設節約型及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需要汲取日本的經驗，也歡迎日本各界的積極參與。兩國在軍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有很大的潛力。
在區域層次，中日兩國都是亞洲大國，GDP佔東亞的83%，人口占東亞的70%，東亞合作能否加速推進，東亞共同體的目標能否順利實現，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中日兩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中日在東亞合作中並非競爭關係，而可以優勢互補，各盡所能，相互促進，推進經貿、能源、環保、社會發展、反恐和打擊跨國犯罪等各領域的多邊合作，與東亞其它國家一道尋求共贏。兩國還需要也可以在朝鮮半島等問題上加強對話和協調。
在國際層面，中日都是許多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在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治、非洲發展、油價和匯率穩定、裁軍軍控、中東和平進程、文明對話等問題上，中日兩國有著許多共同利益，有必要加強溝通與協調。
但不幸的是，兩國的合作目前面臨嚴重障礙，癥結是靖國神社，焦點是甲級戰犯。
靖國神社供奉的14名甲級戰犯，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發動者與指揮者，其中許多人曾在侵華日軍中位居要職。中國則是那場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付出了3500萬人傷亡的巨大代價，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不幸的經歷。
中國並不期待與日方在歷史認識上完全一致，但為結束過去向前看，需要像法德那樣，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取得共識。即戰爭性質、責任和政府立場。中日邦交正常化33年來，經過雙方不懈努力，上述共識正在逐步形成。但遺憾的是，日本首相連續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使歷史問題再度突出起來。
中國的立場是一貫的，我們歷來主張戰爭責任應由少數軍國主義分子來負，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從此立場出發，中國放棄了對日索賠、與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也是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一直反對日本領導人參拜供奉軍國主義象徵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同時我們對一般民眾去神社不持異議，也無意將B、C級戰犯做為外交問題。中方的要求並不過份，就是回到1985年中曾根內閣以後日本歷屆內閣的作法。如果一意孤行，繼續參拜，客觀上等於認同了鼓吹侵略有理的“靖國史觀”，模糊日政府在戰爭性質和責任上表明的立場，損害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當然也將損害日本自身的形象與利益。
中日兩國人民都很重視信義。漢字的“信”可拆分為“人”和“言”兩部分，也即“信為人言”。“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寧”；這是我們的共同價值觀。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周恩來總理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田中角榮首相回應以“信為萬事之本”，都充分表明了相互信任、言行一致對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極端重要。
今天，我們應重溫兩國老一代領導人做出的承諾，回到33年前中日關係的原點，共同努力使中日關係儘快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