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李亞彪、張景勇）出席兩會的不少代表委員認為，“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對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指標的設定，正在形成一種對各級政府的“倒逼”效應，逼著政府轉變職能、加速步入科學發展觀軌道。
政府職能的“加減”之變
在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中，分為預期性和約束性指標兩大類。預期性指標主要通過引導市場主體行為來實現；約束性指標主要通過依法加強管理和提供服務來實現。其中約束性指標被納入了各地區、各部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和績效考核指標中。
代表委員們看到，在約束性指標中，新加入了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源消耗降低等資源環境指標、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等民生指標；ＧＤＰ、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等經濟增長指標都從政府的行為中被減去了。而在規劃實施機制中，綱要草案提出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等發展方向，利用外資、對外貿易等發展重點，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施，政府不得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不得干預市場機制正常運行。
“同過去相比，政府的職能中加入越來越多的涉及民生的任務，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促進就業、減少貧困、防災減災等社會公益性、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這個‘加法’是民心所向。”吉林省的趙炳輝代表説。
“過去有的事情本來應該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全能政府’‘無限責任政府’只會帶來尷尬。”一些代表委員回憶説。過去有的政府直接插手市場，充當企業“誠信擔保”。由政府部門授予的“質量信得過單位”等評比實施多年。南方一家液化石油氣公司曾被有關部門評為先進典型，結果在一次突擊抽查中，這家企業的瓶裝液化氣被發現有嚴重的安全質量問題，當初的評比部門尷尬萬分。
全國政協委員厲有為説，綱要草案提出的目標，要求政府職能實現三大轉變，這也是行政體制改革所面臨的主要難點。一是政府要“削自己的權”，把審批權該轉給市場的給市場，該轉給企業的給企業，或者根據需要轉給仲介機構，實現“權責分開”；二是政府要“減自己的利”，要建成公眾服務型政府，廉潔型、節約型政府，狠剎奢侈浪費之風；三是政府“要拆自己的廟”，現在機關太多、層次太多，反而降低了行政效率，行政體制改革要在政府自己頭上“動刀子”。
“淡出”背後的責任之變
在代表委員眼中，政府行為在一些預期性指標實施過程中“淡出”，並非放任不管，不用負責任。“政府‘不為’的背後，需要更多的‘有為’。”吉林省白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國風代表説。
政府的責任是“平衡器”和“調控桿”。規劃實施機制在談到政府不得干預農業、工業、服務業等發展與發展重點的同時，明確提出了政府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嚴禁地方分割和部門保護的責任。
政府的責任是“發動機”和“助推器”。規劃實施機制在談到保持經濟平衡較快增長等方面的重點任務時，除了規定政府主要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利益導向機制努力實現外，還要求政府必須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完善政策，為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作為來自企業界的代表，我還希望政府成為我們的‘信息庫’。白城地處吉林省偏遠的西部，交通不便，信息比較閉塞。我們很希望了解外界的最新市場信息、投資信息和産品信息，希望政府能夠運用公共資源，多給企業提供參考資料。”陳國風代表説。
趙炳輝代表説，政府行為雖然在某些領域退出，可絕對不能缺位。“比如，在公共産品供給上，國家要嚴管。在百姓反映較多的教育、醫療、藥價包括居民供水、供熱、供電問題上，國家如果調控得當，不會有那麼多孩子上不起學，有那麼多人看不起病。”
政績考核的內容之變
隨著政府職能“進退”的轉變，對政績考核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
“不要以為不考核ＧＤＰ，基層幹部任務就輕了，應該看到身上的擔子更重了。”長期在農村搞調研的王維忠代表説。他從報紙上看到，“十五”的一些重要指標並沒有完成，其中包括耕地面積、主要污染物排放等內容，都離當初制定的指標有一定差距。而這些指標，在這次被列入了約束性指標。“從這方面看，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並沒有減輕，只不過是考核的內容變了，政府要更多地考慮可持續發展、協調發展的問題。”
“千萬不能麻痹大意，盲目樂觀！”焦海坤代表説，在新增加的考核指標中，能源消耗降低的難度就不小。我國是一個能源大國，也是一個消費大國。“十一五”要發展，許多高耗能企業又不能關門停産，如果這些指標政府不認真重視起來，他很擔心完不成“作業”。
焦海坤建議，新的考核指標逼著各級政府下決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降低能耗方面，必須加強宣傳，強化人人節能的意識，並且從政府機關帶頭。同時，強化産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産業，將來必須下決心淘汰落後的生産工藝、技術、裝備，在一些重要環節推廣應用節能技術。政府還必須加強節能工作的引導，結合國家開展節能公告制度，建立健全節能工作的分解落實、考核、獎懲機制以及政策支撐體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