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共決，和諧社會的公平呼喚
——紮實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述評
工資集體協商正逐漸走入人們的生活。來自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統計顯示，截至2007年底，全國經工資集體協商後簽訂的工資專項集體合同達34.3萬份，覆蓋企業62.2萬家、職工3968.6萬人。而在GOOGLE網站搜索引擎中輸入“工資集體協商”6個字，馬上顯示約有547000項查詢結果。
作為勞工領域相對專業的一項工作，工資集體協商日益進入公眾視野並引起廣泛關注，其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正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在全國工會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指出的，落實職工工資分配權利，是黨和政府的要求所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形勢所需、廣大職工群眾的心中所盼、工會維護權益的職責所繫，應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深刻認識解決職工工資分配問題的深遠意義。
不僅關乎勞動者的工資待遇，還關乎企業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的工資集體協商可以説是被“逼”出來的：由於工資標準的混亂和支付無保障，這個勞動密集型的行業糾紛、事件頻發，2002年，羊毛衫行業職工上訪量佔到全鎮接訪量的45%，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激烈的勞動關係矛盾是實施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催化劑。”“無奈”之下開展的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很快以其多贏的效果得到認同———工人工資逐年提高，並且支付有了保障；企業主避免了因工酬過低帶來的“招工難”，逐步體會到勞動關係和諧的正面效應；政府不再為類似糾紛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穩定問題而棘手，工作壓力大大減輕。如今，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已在溫嶺的7個行業中全面推開，覆蓋企業600多家，職工3萬多人。
從被“逼”談判到一個多贏的格局，溫嶺市工資集體協商的發展路徑，是全國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一個生動縮影。
在一些企業工資分配不合理已經激化了勞動關係矛盾，引發勞動爭議事件逐步上升，甚至影響到社會和諧穩定的現實背景下，工資集體協商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實現合理分配、協調矛盾的基本手段，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顯。
一方面，由工會代表職工和企業經營者通過集體協商確定勞動報酬，賦予職工參與決定工資分配的權利，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維護和實現；另一方面，工資集體協商改變了過去在分配問題上由企業單方面説了算的局面，真正體現了勞動關係雙方的意志，也符合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原則。
上海市環衛行業工會通過工資集體協商，終於撬動了多年來鐵板一塊的環衛工人工資，各區、縣環衛一線保潔工最多的工資每月增加260元，最低的也增加100元；江蘇省射陽縣紡織行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後，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了11.6%；宜昌市一家外資企業經濟效益較好，可職工工資連續多年未動，在上級工會的督促協調下終於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職工工資近三年增幅達20%以上……
與此同時，企業和行業發展並沒有因為職工工資增長帶來成本增加而受到影響，反而受益匪淺：溫嶺市各企業的切身體會是，工資集體協商消除了企業用工上的無序競爭狀態，優化了企業發展空間；江蘇省大豐市35個企業的職工“跳槽率”一度高達20%，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後僅為2%，下降了18個百分點；上海汽輪機有限公司通過工資集體協商暢通了不同職工群體的工資待遇訴求表達渠道，不僅穩定了職工隊伍，留住了骨幹力量，還凝聚了大家的心，實現了共建共享的良性互動……
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建立由企業和職工代表就工資問題進行協商的機制，改變過去在分配問題上由企業單方面説了算的局面，不僅是工會履行維權神聖職責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實現企業經濟民主、發展和諧勞動關係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徑。
各地的實踐已經表明，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能否得到有效開展，關乎的不只是勞動者的工資待遇，還有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
不僅是工會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協調利益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現實召喚
當前，因分配不公導致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成為亟待解決的民生難題。如何協調利益矛盾，扭轉這一局面，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在企業層面確立公平合理的工資制度，落實職工工資分配權利，是關鍵所在。這既是由企業的社會基本經濟單元的性質決定的，也是初次分配在實現分配公平中的基礎性地位決定的。
但是，就建立在經濟利益關繫上的勞動關係而言，企業合理工資制度的確立，必須在一個比較公平的平臺上通過雙方的博弈才能逐步形成。在我國，雖然早已明確“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的企業分配體制，但受制于諸多情況、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的現狀，這一分配體制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向“企業自主分配”一邊倒。
據調查，2007年普通工人中的72.4%月工資低於全國平均工資；有26.7％的工人5年未增加過工資，63.2％的工人兩年沒有增加工資；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行業相對最低行業的倍數1995年是3.41倍，2006年擴大到7.6倍……
正因如此，建立起由企業和職工代表協商解決勞動報酬問題的有效機制，為協商解決企業與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搭建有效平臺，進而推進社會公平正義，便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山西省柳林縣經過連續幾年的工資集體協商，全縣職工近4年來平均工資增長了63%，由於在收入分配上較好地體現了公平、共享，近年來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因此更加優化，全縣財政收入4年增長了252%；在江蘇，隨著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廣覆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講究公平的原則正得到有效地落實。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促進職工工資正常穩定增長，成為全省實施“富民工程”的重要抓手和載體……
就工會組織自身而言，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讓工資這一職工最核心的經濟利益能夠得到保障，有助於提高工會在職工心目中的地位，增強凝聚力、影響力。
西門子電器有限公司工會多年來堅持開展工資協商，協調了勞動關係，工會從過去“坐冷板凳”到不僅得到員工擁護，而且得到公司認可，公司總經理今年主動提出為工會主席每月加薪2000元；東風本田公司通過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企業工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到職工和資方的充分認可和刮目相看；江蘇省對已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企業1萬餘名職工的抽樣調查顯示，94.73%的職工認為工資集體協商成效明顯，9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工資協商對於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有促進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工資集體協商不僅是工會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工會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重要切入點。近年來各地的實踐都一再證明，凡是勞動關係矛盾激化、勞動爭議頻發的企業，其癥結往往在於職工缺乏表達工資待遇等訴求的渠道；反之，如果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職工訴求表達的渠道暢通，即便出現意見相左，職工也不會採取停工、怠工等極端的方式。
總之，無論是從工會自身的職能出發，還是基於現實狀況所需；無論是工會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服從服務於國家大局的使命所在；無論是面臨機遇，還是應對挑戰，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落實職工工資分配權利，工會都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