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２月１９日電（記者孔祥鑫）對於許多大城市而言，控制人口規模早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從“嚴控準入”到“以房控人”再到“積分入戶”，儘管手段不斷翻新，人口問題卻一直困擾著城市管理者。地方兩會後，各地陸續採取措施調控城市人口，引發輿論再度關注。

    某種程度上，城市人口數量調控很像近年來的房價調控，屢調屢漲。不僅僅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杭州、武漢等不少二線城市的人口規模已經接近甚至遠超當地２０２０年的控制目標，由此帶來了交通擁堵、資源緊張、霧霾頻發等嚴重城市病。通過一系列行政手段抬高城市門檻，或許能抑制人口膨脹，但大城市對人們的吸引力無法消除。過度為城市戶籍設卡，更會影響社會公平，引發公眾不滿。

    外來人口源源不斷進軍“北上廣”，無非是因為它們擁有中小城市無法比擬的教育、醫療、就業等資源和職業發展空間。政治、經濟、文化、金融等多重職能過度集中，必然會引發人口膨脹，帶來城市規模超大。換句話説，只有縮小不同城市之間的資源差異，改變資源過度集中的現狀，才能使人口數量得到合理疏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美國，不同城市的發展定位涇渭分明，紐約以其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著稱，華盛頓特區則承擔著政治文化行政中心的作用，城市內基本沒有工業企業，商場也並不多見。在日本東京，城市中心區人口不足四分之一，其餘人口都隨製造業、勞動密集型産業分佈在周邊７個衛星城。

    有舍才有得。在調控人口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改變“全能型”選手的發展思維。不少地方領導幹部一面大聲疾呼控制城市人口，一面又重復著“鋪攤子、攤大餅”的城市建設老路，完全不顧及合理的功能定位和均衡的産業佈局。究其原因，還在於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執著追求，對各項發展指標的依依不捨。

    去功能化、去功利化，人口調控才能取得實質效果。今年，北京市明確啟動一些中心城區的小商品市場整治和外遷，但這只是功能疏解邁出的一小步。能否明確不同城市之間的功能定位，分散過度集中社會資源，外遷呼籲多年的科研機構、央企總部，考驗著管理者的智慧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