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９日電（記者劉錚、任芳、何宗渝、王攀、朱薇、單純剛） “不能就‘三農’談新農村建設，就城鎮建設談推動城鎮化，要‘雙向互動’統籌城鄉發展，才能開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在審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代表委員對如何“加強統籌城鄉發展”十分關注。

    讓農民工更好融入城市

    張全收代表來自河南駐馬店，他成立的仲介公司每年向廣東等地介紹２萬名農民工。他説：“解決‘三農’問題光靠農業不行，一要靠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鎮化，並把西部農村和東部城市統籌起來；二要靠加強農業基礎設施投入。”

    如何讓１．５億農民工真正融入城鎮，過上有發展和有尊嚴的生活，關係到城鎮化進程能否延續。

    “統籌城鄉的目標放在哪？首先應放在農民獲益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要讓大量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去，首先需要解決農民工轉為市民的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發展改革委主任楊慶育認為，應給農民工同等待遇。特別是要對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進行職業技能培訓，讓農民工有安居房，有社會保障。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的試驗區，重慶市打算三年安排３００萬農民工落戶。

    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是大幅度提高農村生活質量的前提。廣東省佛山市市長陳雲賢代表説，佛山通過簡政強鎮，把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職能從縣級政府下放到鎮級，把道路等城市基礎設施直接延伸到鄉村。

    在農村尋找城鎮發展空間

    産能過剩、用地緊張、“民工荒”……經過改革開放３０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面臨一系列“瓶頸”制約。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指出，要把農村潛在的消費需求變為現實的需求，從而變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去年，家電、汽車、摩托車等産品下鄉，使農村消費一舉扭轉佔比逐年下降的頹勢，增速反超城市，為“保八”做了貢獻。今年，不但原有的工業品下鄉補貼政策不變，範圍還擴大到建材。

    “農村消費最大的拓展空間在住房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瞿振元認為，應使農村從生産型消費向生活型消費轉變。農民新建住房願望很強，可以與新農村建設、土地整理等結合起來，事半功倍。

    一場“三舊”改造熱潮正在珠三角涌動。從舊城鎮、舊村居、舊廠房的集約化改造中獲得土地資源，保護耕地，又保證了建設用地。

    經國土資源部批准，重慶率先成立了農村土地交易所，實行農村耕地增減挂鉤。楊慶育代表介紹，比如城鎮建設要佔用１０００畝耕地，那就要購買１０００畝“地票”。“地票”可能來自邊遠山區騰出的宅基地指標。這樣的買賣重慶已做成２３筆，在耕地面積不減的情況下，新增建設用地１．５萬畝。

    陳雲賢代表用三個“釋放”形容城鎮向農村尋求發展新空間的好處：一是通過利用城市資源推動農業規模化經營，把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二是既遵守土地政策“紅線”，又釋放出土地資源；三是農民得到實惠，促進了社會協調發展。

    找準城鄉統籌的結合點

    作為城市的“尾巴”和農村的“龍頭”，縣城成為統籌城鄉“雙向互動”的最好結合點。民建中央提交的一份政協提案指出，在繼續推動東部城市圈發展的同時，要更加注重依託縣城發展壯大一批中小城市，實現城鎮化均衡發展。

    “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的突破口。”全國人大代表、貴州銅仁地委書記廖國勳認為，國家支持做大縣域經濟，農民在縣城打工並變成城鎮居民，然後逐漸把土地流轉出來，是最穩妥的做法。

    “城鎮化不是要消滅農村，城鎮不能過度擴張，不能侵佔農民利益。”張育彪代表提醒説，城鎮和農村應當各有分工、互相補充。在大力推動城鎮化的同時，還應當積極推動農業産業化，提高農民收入。

    楊慶育代表説，重慶市重點鼓勵城市企業下鄉發展專業合作社、農副産品深加工等，引導城市資本、人才、技術等生産要素向鄉鎮及農村聚集。十大公司下鄉後，參與的６０００多戶農民兩年收入增長６７％，而同期重慶農民收入增長只有３０％。

    “希望能有一天，進城的農民工可以變成市民，生活得更有尊嚴；而留在農村的農民，也能因為新農村建設生活得更幸福。那樣我們就實現‘全面小康’了。”被人稱為“農民工代表”的胡小燕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