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２日電（記者李忠將、何雨欣）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政法委書記、公安廳廳長崔亞東在審議兩高報告時説，未成年人輕罪記錄消除制度作為一項探索性實踐，從挽救甕安事件違法青少年實踐中顯示了較好的社會效果。甕安“６·２８”事件中，貴州政法機關對違法青少年實施違法及輕罪犯罪記錄消除工作，激發了１００多名違法青少年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９名違法青少年考上大學，走上人生正軌。

    “依法從寬、回歸社會”

    １５歲的小慶因參與甕安事件被送進少年教養所教養後，問媽媽：“我還能不能再去上學？”淚流滿面的媽媽説：“孩子，這大概不可能了，畢竟你犯下了那麼大的錯誤。”

    直到這位母親接到縣教育局的電話通知：孩子能重返校園。“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愛和寬容幫助迷途的孩子找到方向。”她説。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因群眾質疑甕安縣三中初二年級女學生李樹芬非正常死亡原因，甕安縣引發上萬人參與的惡性群體性事件，其中有中、小學生１７２名。

    崔亞東説，針對大量青少年參與甕安事件打砸搶燒的情況，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提出：“寬嚴相濟、體現政策、著眼未來、教育挽救、建立機制、形成合力，做到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統一”的處理原則。貴州省政法委以“依法從寬、回歸社會、實施幫教”的處理方式，讓甕安事件違法青少年回歸社會、重返校園，建立了黨委政府領導，政法、綜治、教育單位牽頭和社會、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幫教體系，展開幹部、社區、老師、同學、家庭共同參與的“無縫化”幫教行動。

    “絕不讓這些孩子背上歷史包袱”

    參與甕安事件後，曉軍被安排到甕安中學繼續求學。剛回學校時，曉軍心理壓力巨大，他問老師：“是不是我一輩子都完了？”老師對他説：“只要好好學習，好好表現，就能申請消除違法及輕罪犯罪記錄，考上大學。”

    這給曉軍的人生帶來新的希望，２００９年高考，他通過努力，考入一所職業技術學院深造。曉軍説：“甕安事件後，我深深認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如今我懂得了‘三思而後行’。”

    邁入大學校門那天，曉軍給同學、老師和幫教幹部發了一條短信：謝謝您！

    崔亞東説，為幫助甕安事件違法青少年走出甕安事件的陰影，貴州省政法機關對其施行違法及輕罪犯罪記錄消除工作，在具備規定條件時，由司法機關對甕安青少年違法及輕罪犯罪記錄有條件地予以消除，不載入本人檔案，其升學、就業不受影響，目前已有２０名幫教對象消除其違法及輕罪犯罪記錄。

    崔亞東説，甕安事件中，大量青少年特別是未成年人參與，所造成的慘重損失和嚴重後果，令人痛心，令人警醒，“我們不僅要讓他們回歸社會，還要使他們成長為社會的有用之才。只要他們好好學習，絕不會影響孩子成長進步，絕不讓這些孩子背上歷史包袱”。

    “有愛就有方向”

    “只有愛，才能找到方向；只有愛，才能找到航標，不管多麼冰冷的心，只要用心去澆灌，用愛去滋潤，它一定會重新綻放生命的光彩！”甕安四中校長劉金巧在《有愛就有方向——“６·２８”幫教日記》中寫道。

    與曉軍一樣，通過組織程序重返校園後，９名甕安違法青少年在２００９年高考中考入專科以上高校深造，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已在大學讀本科的阿發説：“我要把感激融入行動，實現人生目標。”

    經過一年多的幫教，參與甕安事件的１０４名違法青少年中，除１人因故意傷害致人重傷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外，其餘絕大多數已融入學校、社會學習和工作中，重新煥發出為美好生活而奮鬥的新動力。

    崔亞東説，未成年人輕罪記錄消除制度作為一項探索性實踐，從挽救甕安事件違法青少年實踐中顯示了較好的社會效果。隨著刑法逐漸趨向寬容和輕緩化，輕罪記錄消除制度正顯示出其獨特價值。同時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推行這項制度，對促進未成人的司法保護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