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報告解讀)９００萬新增就業：一個老目標 三個新挑戰
新華社北京３月５日電（記者徐博、鄒大鵬、劉羊旸、張辛欣采寫）溫家寶總理５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２０１１年城鎮新增就業９００萬人以上。
９００萬人的數據與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０９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大體相同。參加全國兩會的部分代表委員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形勢仍未改變，然而卻面臨著三個新的挑戰。
挑戰一：從注重城市就業到城鄉並重
近幾年出現的“招工難”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以至於有人質疑“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捩點——已經到來。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近日召開的全國就業工作座談會上透露，今後五年城鎮勞動力供求缺口每年將達到１３００多萬，比“十一五”期間壓力更大。可見，我國勞動力不是總量不足，而是總量過剩。
“‘招工難’的關鍵是我們的就業工作、就業政策沒有完全覆蓋到廣大農民工群體。”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經濟顧問趙湘平直言不諱，“農民工沒有享受到一套系統的就業扶持政策，比如社會保險政策。”
據統計，現在的農民工接近７０％都是“８０後”“９０後”，他們大多沒有種過田，也不願意回家種田，而是想要留在城裏生活、發展。
“而現在的農民工政策還是沿襲以往——讓農民工找到個工作就行了，一個月掙千把塊錢，大不了加點工資，這是行不通的。”趙湘平説，“政府、企業、社會要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想成為市民，而我們沒有做好吸納這部分人進程的準備，包括各種政策和待遇、就業和社保的優惠等。”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正大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姜鴻斌也贊同趙湘平的觀點：其實把這個群體稱為‘農民工’是不準確的，應該是“臨時工”“合同工”。
“社會沒有給他們準確的定位，他們自己也沒有準確的定位，他們總是融不進城市裏。一方面，孩子的教育無法滿足，另一方面，自身的價值無法實現。”姜鴻斌説，“社會和企業要把農民工作為發展的一部分，不能當成工具，想用就用、壓榨性使用，這當然影響了農民進城就業的積極性！”
挑戰二：從下崗工人就業到大學生就業
“就業難”“蟻族”“高不成、低不就”似乎成了社會對畢業大學生找工作的關鍵詞。實際上，大學生“就業難”在１０年前甚至５年前都是不可理解的，但連續三年大學生就業問題都成了就業問題的焦點。
“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問題我們有了一整套的經驗，而且解決得比較好。”趙湘平説，“下崗工人擺個小攤，政府給足優惠政策，效果很好。但這套措施對大學生作用不大。”
他認為，雖然很多人指責大學生不願放下身段，但投入産出比的確很難讓大學生做出一些選擇。
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認為，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關鍵在於人才流動機制：比如，縣級地區很多單位缺人，但在這些單位即使幹好也沒有順暢的途徑發展至更高級的單位，沒有穩定的預期，自然不會有很多人選擇這條道路。
王樹國建議：“其實很多研究院、醫院等單位完全可以在老、少、邊、窮地區設立垂直的分支機構，讓人才能夠真正流動起來。”
“指責大學學科建設和市場無法對接是片面的，國外大企業在本國對新招人員培訓力度很大，因為要培養管理層和技術創新人才，但在其他國家只是想招募類似‘熟練工’式的人才，因此要求來了就能工作。”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大學校長楊衛説。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教授也認為，大學生就業難的癥結不在擴招，要革除就業難的癥結，必須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産業結構、普及社會保障、創新體制機制等方面下功夫。
“現在製造業佔的比重還是很大，第三産業即服務行業佔的比重很小。這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空間。”鄭功成説，“如果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産業結構、普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下功夫，那麼這個問題是可以緩解的。”
挑戰三：結構性難題越發凸顯
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的技能和就業意願與崗位條件不符。過去，由於我國産業層次較低，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結構性失業還不是一個難題。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工作都需要勞動者具備一定的技能，這一問題就越發凸顯。
“現在家庭的電器增多了，當保姆也需要學會使用。”趙湘平説，“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企業有對勞動力進行系統、專業培訓。”
他的建議得到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的呼應。蔡繼明呼籲：將初中畢業後的職業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中，為社會大量培育出所急需的高素質專業技能人才，使我國的勞動力素質明顯提高，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基礎性高質量人力資源。
“在接受了９年制強制性義務教育後，一部分學生將為接受高等教育而升學到高中，其餘的學生將為就業而選擇接受職業教育。”蔡繼明説，“這種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職業教育是我國青少年就業前的必修課，應列入強制性義務教育。”
“目前的情況是，職業技術教育喊的響，但真正鑽進去的少。”姜鴻斌説，“以哈爾濱市場為例，缺少專業的車、鉗、水、電、焊各類技術人才，而且斷檔了相當長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