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是什麼樣的？我們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我國要怎樣進行結構性改革？帶著這些問題，2014年6月24日16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並與網民在線交流。

    [主持人]您剛才説到投資者信心，那眼下的階段我們應該怎麼進行結構性調整，包括怎麼樣更好地調動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熱情或者是投資的積極性呢？

    [黃劍輝]我覺得這是一個對觀察討論中國未來中長期可行性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也是學界各個方面多年來沒有完全討論清楚的問題。根據我近年來的思考，還有根據其他研究者的思考，有這麼幾點體會跟大家分享。

    第一，近年來國內外很多學者，包括歐美的一些學者都是根據凱恩斯主義或者貨幣學的觀點，提出未來中國要從需求端的三架馬車入手，強調出口拉動轉為內需拉動；第二條是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包括國內很有名的學者也提出這種觀點。我們認為這是很大誤區，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因為按照這個操作不僅與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不相符，跟發展階段也不相符，而且會錯失中國未來十年到二十年難得的、高外匯儲備、高儲蓄、青少年勞動力佔比很高的重要發展機遇，會削弱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發展潛力。

    我們建議結合這次克強總理訪英還有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的系統部署，根據中國過去改革開放35年已經走過的發展道路，還是應該把改革，也就是從提供新的制度供給入手，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也是小平理論的核心，增強市場的活力和創造力，從供給端入手提升中國的生産力和國際競爭力。由此來制定相關的結構性改革，而不是談外需轉向內需，然後投資轉向消費，這兩個方面是非常重大的一個誤導。

    觀察韓國和德國，已經發展到今天的水平，他們是亞洲和歐洲裏面實體經濟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他們並沒有談過，所謂由出口轉向擴內需的問題，沒有這個問題，也沒有談過所謂投資轉向消費的問題。而且過度強調消費，據我的研究，不僅是導致2008年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也是1929年的大蕭條的根源。1929年大蕭條就是當年鼓勵汽車大消費導致的，2008年這一場就是通過透支需求鼓勵住房過度消費導致的危機。

    所以我們覺得核心還是要堅持改革開放，從制度供給入手，同時作用於市場的供給端、需求端。去年初看到社科院李揚副院長寫過的一段話我印象很深，看了很多遍，他講到在當今的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極早地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政策的重點儘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維穩轉向長期的提升效率和提高增長的潛力，每一個國家就能更快地調整好自身的結構，以適應全球更新的發展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輪全球經濟的競賽中勝出。

    李揚副院長的這段話我覺得非常值得政府官員和社會各界很好地思考。如果我們國家能夠堅持三中全會提出的這個改革方向，更好地把宏觀政策的重點由短期的、應急式的透支性的需求管理，轉向真正的解放生産力、提升競爭力的國際供給管理，會為中國未來幾十年的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源泉。再深入分析一下，因為這點從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看基本上有三種增長方式，一種是斯密增長，就是基於增長要素從而配置和國與國之間貿易的比較優勢來形成的增長；第二種增長就是熊彼特增長，就是以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産生的增長；第三種叫奧爾森增長，是源於制度創新的增長，也就是所謂改革紅利的問題。

    所以中國未來要關注的一是改革紅利，二是技術紅利，三是像中國的中西部地區還處於要素增長階段，把這三種增長放在最核心，而不是去考慮透支性的財政政策，透支性的硬票子搞就業，這都是對增長率沒有什麼提升的。因為美國擴張了半天就業，你進口的東西是越南、中國、墨西哥生産的東西，統一了半天GDP，這邊印了錢，你沒有GDP，不是你生産的，是你消費的，你消費的怎麼可能是GDP呢？怎麼可能是國內生産總值呢？所以從理論上都是有很大的誤區。

    所以除了剛才三種驅動增長方式以外，我還觀察到美國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教授，還有世界經濟論壇克勞斯·施布瓦先生每年推出全球競爭力的報告，裏面也提到三階段十二根支柱。一是要素驅動階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的時候，都是靠要素組合，包括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性，健康與基礎教育。中國的一些比較落後的省份，大概主要還處於這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人均GDP3000美元到9000美元，基本上是中國目前平均水平，2013年中國人均GDP6800美元，基本上中國進入了效率驅動為主的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創新驅動，是人均GDP大於1.7萬美元的時候，中國沿海省份深圳、上海這些地方都進入到了以創新驅動為主的階段。

    所以結構改革的重點應該是把斯密增長、熊彼特增長、奧爾森增長放在重要的位置，不同的省份要根據自己所處發展階段考慮有效的驅動模式，這是根本。需求端的那三架馬車，比如從出口的角度的結構調整，不是説出口轉向內需，這個是誤導，出口的話應該是提高我們國家出口産品的改善結構，提高附加值，實現出口産品的升級；投資也不是降低投資率和投資增速的問題，而是應該把投資的質量效益怎麼樣更好地提升，生産更多的高鐵、地鐵，還有更多的住房，能夠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國開行承辦國務院交辦的棚戶區改造，因為我們是提倡供給學派，比較強調解放生産量，增加産品的供給，壓低房價也是公眾比較關心的問題。

    從消費的角度，我們覺得應該提倡適度消費，因為不久前習總書記主持最新一次能源委會議，提出一個能源消費革命的概念。不是説過去所謂談增長好像能源、煤炭、電力不斷地增長就是好，其實不見得，你每天用的煤炭、用的資源耗得比較少，效率比較高了，百姓的生活也比較好了，反倒是一個好的消息。所以我認為習總書記主持的最新這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會議提出來這種新型的能源觀，還有能源消費觀，為中國指明了非常重要的方向，而且也端正中國多年來鼓勵消費、擴大消費的誤區，應該是中國古人的思想，叫知止知足，知道停止、知道滿足，適度應該是適度消費、有效消費，而不是不斷地擴大消費、擴大內需。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