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讀者習慣到二版找汪洋” 重慶黨政領導為群眾騰出黨報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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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去年年底出臺的一份文件，在全國首開先例。文件強調，“要騰出大量頭條的版面和時段用於面向基層、服務群眾的報道”。
文件要求，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動以外的常規性調研活動，《重慶日報》二版刊發消息，字數原則上不超過1000字；廣播、電視報道不上頭條，長度原則上不超過3分鐘。
該文件發端于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動議，汪洋曾專門作出“領導同志的活動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後”的批示。他説：“讀者更關心地方領導如何履行職責，有哪些謀求發展的具體思路，而不是到哪兒去了。”重慶市市長王鴻舉、市政協主席劉志忠等人也認為，“不必領導的什麼事情都往日報一版放”。
“難道黨報也有假冒？”
去年9月1日，重慶依舊“高燒”，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臻于極致，楊明善老人照例拿著蒲扇、毛巾和茶杯走到報欄，“去看看昨天又熱成啥樣子了？”
一個發現讓老人不禁哆嗦了一下，水漾出茶杯：《重慶日報》一版頭條是《胡社長和他的挑水隊》，講述一位社長天天為老弱病殘挑水，感動了50多位村民，他們自發跟在社長身後為157戶村民挑水的故事。而《市委書記氣象局問策，一週內有望降溫降雨》卻在二版，一版沒有市委書記、市長、政協主席的任何報道。
“書記、市長在二版！不可能，這報紙是假冒的？”自詡“黨報通”的楊明善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趕緊讓在機關上班的兒子帶當天的日報回家，“我要核對核對。”
沒錯，他看見的都是真的。“這才是我希望的報紙”，老人當即決定自費訂2007年的《重慶日報》。
“要人版”刊出了草根百姓的故事
對市委書記的報道怎麼上了二版？“首吃螃蟹”時的所有細節，至今鮮活在《重慶日報》當日值班編委胡澤勳的記憶裏：“這是我作為一個新聞人終身難忘的時刻。”
當天，他一到辦公室，就聽説重慶市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汪洋在《重慶日報》上批示：“為鼓勵基層幹部的鬥志，領導同志的活動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後。”
編輯部迅速反應，決定一版頭條採用挑水隊的鮮活故事，把市委書記的報道放二版。擔心拿不準，胡澤勳還向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作了彙報。
“沒問題。”部長説。
下了夜班，胡澤勳依然忐忑不安，不敢沉睡，擔心突然有上級部門打來電話質疑。但是，手機一直出奇的安靜。
“早些時候，借我100個膽子也不敢那樣幹。”他説，“雖沒有成文規定，但‘四大家一把手’的報道，以往都放一版，惟一的例外是全國‘兩會’、市‘兩會’期間，重要活動太多，一版無法容納，才放在二版，而這樣的情形，一年也就三五次。”
因此，被業界視為“報紙臉面”的“要聞版”在坊間一直被戲稱為“要人版”。
“遺憾越來越少了”
“以往，我們看到基層在全市甚至全國都有創新意義的鮮活實踐、探索舉措和感人的典型人物，總想放到一版，讓‘報紙的臉面’好看些，但往往因為領導稿件太多，不得不被擠到二版，無比遺憾。”胡澤勳説。
今年1月1日，《重慶日報》正式啟動領導同志活動報道和會議報道的改革，“我的遺憾越來越少了。”
今年1月和去年1月，均有“兩會”。記者粗略統計，去年1月，該報一版共發231條稿件，對重慶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汪洋，市長王鴻舉，市政協主席劉志忠3位領導參加的會議、講話等報道有78篇，其中，20條為一版頭條或假頭條，68篇的標題中有3人的姓名。而在今年1月，232條稿件中，對這3位領導的報道為41篇，下降了48％；3人的姓名27次進入標題，下降了60％；一版頭條或假頭條則同為20篇。
去年，一版沒有出現處級以上幹部、直接關係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的報道為63篇。今年則為108篇，翻了近一番，有農民工“春節好想回家團聚”、“石龍技工”一年掙回1．5億元、公民有權“追討”政務知情權、農網改造能不能再快點、“討薪農婦”熊德明去年養豬收入近6萬元等鮮活報道。
如今，兄弟倆一邊上大學、一邊當“豬倌”的動人故事，能成為一版頭條；老百姓出門享受冬日暖陽的打眼照片，也登上了一版。
一版對基層的報道不低於2／3
《重慶日報》的這些動作，源於重慶市有關部門去年年底出臺的一份文件。
該文件就加強和改進新聞宣傳工作提出了40條具體措施，其中26條規範三方面內容：進一步改進會議報道，規範文件刊播；加強對基層和群眾的報道；精簡領導同志活動報道。這三方面的內容佔了14頁中的10頁。
這一詳盡、完善、可操作的文件規定在全國首開先例。其中不乏字數上限的精確限定，比如，市人大、政協舉行全體會議期間，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參加所在代表團審議作單獨報道，《重慶日報》稿件不超過1000字……參加其他代表團審議發綜合消息，報道上述每位領導同志講話內容的《重慶日報》稿件不超過300字……
文件明確，會議報道原則上不以市領導是否出席作為報道與否和報道規格的惟一標準，也不絕對依照領導職務排序安排報紙版面和電視時段。除必須的程序性報道外，鼓勵新聞單位從會議內容中採集有新聞價值的信息，組織生動活潑的報道。
文件強調，通常情況下，《重慶日報》一版、重慶廣電總臺、廣播電視主要新聞欄目對基層的報道不低於各自總篇幅的三分之二。“要騰出大量頭條的版面和時段用於面向基層、服務群眾的報道。”
文件要求，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動以外的常規性調研活動，《重慶日報》二版刊發消息，字數原則上不超過1000字，廣播、電視報道不上頭條，長度原則上不超過3分鐘。
文件指出，報道會議和市領導同志的活動，要努力提高質量，注重新聞價值。“減少單純行蹤性報道和會議進程式報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
“習慣後，就到二版找我吧”
該文件發端于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動議。在作出“領導同志的活動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後”的批示後，汪洋説，這不是短期行為。“大家都習慣後，就到二版找我吧”。
“今後除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協的常委會和常務會，以及另外一些重要會議放一版發之外，其他的領導活動和會議報道一律放二版，每天要保證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稿件是非領導活動和非會議新聞。”
據稱，汪洋此後發現自己依然總上一版，曾為此向有關人士“討説法”。後來，他得知原因在於文件從今年1月1日起才開始執行。
汪洋説：“在信息化步伐越來越快的今天，主流媒體再不改進，讀者就可能拋棄你。”“讀者更關心地方領導如何履行職責，有哪些謀求發展的具體思路，而不是到哪兒去了。”
據了解，汪洋在動議之前，曾徵求重慶市長王鴻舉、市政協主席劉志忠等人的意見，回答是“毫無問題”，“我早就認為，不必領導的什麼事情都往日報一版放。”
文件的出臺，得到了高度重視。一個細節可以佐證——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何事忠，曾3次親自主持會議，修改制定該文件。
何事忠明確要求，如果《重慶日報》在一版登他參加會議和活動的報道，必須經他本人審閱、確認。
“我們有了方向感”
“這一文件有很強的先鋒意義，這樣做，全國惟此一家。”《重慶日報》報業集團副總裁、《重慶日報》總編輯牟豐京説。
“以往，由於幾十年形成的習慣，雖然誰都明白個中弊端，但還是認為黨報只能那麼辦。”他舉例説，假設領導講話有7點，只有3點有新意，另外4點還得報，“説丟了肯定不行，即使這一點前年就曾講過。”
牟分析説，記者擔心“犯政治錯誤”，並由此形成了心理定勢。但面面俱到寫出的新聞不可能鮮活，傳播的效果也不會好。要聞版過於嚴肅不可讀，也會“傳染”給其他版面，成為痼疾。
《重慶日報》時政部記者戴娟説，“我們幾乎每天都和領導同志活動報道、會議報道打交道，應該説是輕車熟路了，可是，誇張點説，有時自己都覺得這類稿子讀起來味如嚼蠟。”
在她看來，一線記者如沒有報社相應的制度條款保障，就只能偶爾嘗試個人突入“禁區”創新，難成常態；而整個報社如果沒有相關制度保障，也難有實質性突破。
“一線時政記者浸潤新聞業這麼多年，也時常收到讀者反饋，記者肯定知道應該怎麼寫。與其説是記者不會寫，不如説是不敢寫。”
“我們有了方向感。”戴娟針對該文件評論説。
在牟豐京看來，該文件的意義不僅在於為基層群眾騰出版面，解決載體問題，更在於提出黨報要遵循新聞規律辦報，解決了理念問題。
“我們將以會議報道和領導活動報道的改革為龍頭，帶動整個版面的水平提升。”他説，“力爭通過兩三年的時間，使《重慶日報》的綜合辦報水平穩定在全國省級黨報的前列。”
“目前只是起步，如果總分100分，現在的成績不到50分。”牟豐京説，《重慶日報》還將推出系列大動作。
“領導把2／3一版騰給老百姓，這是很大的壓力呀！得上‘壓得住’的稿子。”他把今後一版的用稿標準概括為：重大的、重頭的、鮮活的。一是真正意義重大的時政經濟要聞，二是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采寫出的服務中心、服務大局的重頭稿件，三是面向基層、面向群眾、面向生活的鮮活稿件。
為從源頭保證稿件的質和量，該報將硬性規定，所有採訪部門的報道計劃中，研究實際、面向基層的選題至少佔3／4。
為讓記者編輯跟上改革的步伐，《重慶日報》開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培訓，歷時兩個多月，所有編輯記者必須參加。牟豐京説：“我們必須改變黨報傳統的話語體系，真正遵從新聞規律寫稿。”
該報將對所有版面進行梳理，“跟上一版的節奏”，並通過“數字報”模式，拓展黨報信息量，建立讀者評價體系，獲悉反饋和線索，真正實現“開門辦報”。（記者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