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新變化特別是我國經濟增長下滑過快的新情況，提出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回顧可知，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出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兩個提法相比較，可以看出兩大變化：一是導向的變化，由防過熱、防通脹轉變為扭轉經濟增長下滑過快趨勢、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二是位置的變化，由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上升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為什麼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呢？這是由形勢的複雜性和嚴峻性、任務的全局性和艱巨性決定的。

    從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複雜性和嚴峻性來説，我們面臨四重調整的疊加，即國內經濟長期快速增長後的調整與國內經濟週期性調整相疊加，與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經濟週期性調整相疊加，與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而帶來的世界範圍大調整相疊加。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長期快速增長，但也累積了一些問題，最突出的是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和一些重要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主要表現為“三高五低”，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勞動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低技術含量、低價格競爭。這種粗放式發展的外延擴展，就是在國際上的低成本競爭，導致經濟增長的外向依存度很高。一些重要經濟結構不合理，主要是內需與外需不均衡、投資與消費比例不協調、城市與鄉村發展不平衡等。這種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受到能源、礦産資源、土地、水和環境的嚴重制約，受到各種成本上升的拖累，受到國內消費需求狹窄的影響，並易受到國際經濟、金融等風險的衝擊。

    這些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與我國本輪經濟週期多年上升後的調整要求交織在一起。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從上年的7.6%回升到8.4%，開始進入新一輪週期。到2007年，經濟增長率連續8年處於8%以上至13%左右的上升通道內。在我國以往的經濟週期中，經濟增長率的上升階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本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持續了8年。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上是沒有過的。但在經濟的連續上升中，也出現了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等問題，使我們面臨著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風險，因此需要調整。這種調整，要求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而在此時，2007年夏，次貸危機使美國經濟進入週期性調整。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極其嚴重的、百年難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進入大調整，增長明顯減速，使我國外需急劇下降。資料顯示，2008年，中國、美國、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均呈下降趨勢（見圖表）。國際國內多重調整的疊加效應，産生出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加大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壓力，要求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另一方面，更加大了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是1929—1933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特別是目前這場危機尚未見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在繼續蔓延和加深。

    在國內外經濟環境急速和重大的變化中，經濟增長下滑過快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在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因素很多的情況下，扭轉經濟增長下滑過快的趨勢，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一項艱巨複雜的任務，涉及經濟工作的方方面面，僅靠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不夠的，而需要各方面緊密配合，也就是需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把握好幾個重要關係

    為了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把握好幾個重要關係。

    宏觀調控政策的穩定性與應變性的關係。在宏觀調控的政策轉換上，需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方面，當一種政策實行之後，要有一個貫徹、落實、消化、吸收和見效的過程，因此要有相對穩定性，政策轉換不宜太頻繁；另一方面，當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時，宏觀調控政策要有一定的預見性和應變性，適時轉換政策方向，把握好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每次政策轉換時，都難免會有不同的認識。相對來説，在經濟週期波動的下行階段採取寬鬆性政策時，大家比較容易形成共識；而在經濟週期波動的上升階段採取緊縮性政策時，則往往不易形成共識。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在宏觀調控政策取向和具體搭配上，有過五次轉換：第一次是1993年下半年至1997年，採取的是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是“雙緊型搭配”，實行了約4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4年，採取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一松一穩型搭配”，實行了約7年；第三次是2005年至2007年，採取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雙穩型搭配”，實行了約3年；第四次是2008年上半年，採取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是“一穩一緊型搭配”，實行了約半年時間；第五次是2008年下半年起，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雙松型搭配”。這些政策轉換，有快有慢，當轉則轉，當穩則穩，及時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促進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經濟週期波動中繁榮與調整的關係。在經濟週期波動的各階段之間或各种經濟態勢之間，如繁榮與調整、上升與下行、擴張與衰退、寬鬆與緊縮、興旺與危機、通脹與通縮等，具有一定的相互轉換的內在關聯性。從這個意義上説，每次繁榮都孕育著下次調整的種子，而每次調整又孕育著下次繁榮的種子。在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這種關係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第一，每次調整、每次危機在優勝劣汰中往往孕育著新的發展機遇，帶來科技、産品、管理的新突破。我們應在當前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中堅定信心，化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在逆境中尋找和培育新的生長點。第二，在實行寬鬆政策、推動擴張的過程中，要防止盲目過度擴張，防止催生新的泡沫。在解決眼前問題時，要注意隱含的、潛伏的問題，緊密跟蹤形勢，及時發現新情況、新苗頭，不要累積出大問題。也就是説要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美國次貸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在上一輪經濟週期的低谷——2001年開始，為了防止經濟嚴重衰退和刺激回升，採取了過於寬鬆而又缺乏監管的政策，導致2004年經濟高峰前後的房地産泡沫，並最終導致2007—2008年的嚴重危機。第三，把保增長、擴內需與轉方式、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一般説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結構要求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而保增長、擴內需則會拉高經濟增長速度，二者有矛盾的一面。但二者又有相互促進、相互交叉的一面。轉方式、調結構，可以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增長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保增長、擴內需，可以為轉方式、調結構提供資金支持和市場需求。二者的有機結合，既可渡難關又可上水平，有利於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合理、完善的政府干預，對於彌補市場的缺陷、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秩序、履行國家經濟職能、保證國家經濟安全，是非常必要的。特別是在應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必然會得到強化。但在經濟活動和經濟運行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會改變。從我國來説，在不斷加強和改善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同時，還應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剛剛建立，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市場機制的作用還很不健全。在當前保增長、擴內需中，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動搖。通過深化改革，消除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障礙，構建有利於鼓勵企業合理投資和支持居民合理消費的體制機制。保增長、擴內需，最終還要靠企業和居民的力量，也就是靠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內需與外需的關係。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析，2004年至2007年，世界經濟增長連續保持在5%左右的較高水平，是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最強勁的增長。我國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揮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外需，促進了經濟增長。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世界經濟增長迅速減速，我國的外部需求急劇減少，這在客觀上為我們擴內需、調結構提供了強大的倒逼動力。為了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我們必須把經濟增長的基本立足點放到擴大國內需求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利用外需。當今世界，以科技迅速發展和生産要素全球流動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不會改變。我們應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把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結合起來，繼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不斷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以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實力。

    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在擴大內需中，還有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問題。多年來，我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不協調，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在這次保增長、擴內需中，採取了許多擴大消費的舉措，如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培育消費熱點，穩定擴大住房和汽車等大宗消費，擴大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消費。但在現階段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的過程中，在消費結構向住、行升級的過程中，投資的擴大仍然會使投資率上升。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這次擴大投資與以往不同的一個特點是十分重視與直接改善民生有關的各項工程，如加大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的投資建設力度。在住房建設中，有一個特殊的投資與消費的關係需要弄清楚。這就是，在國際上統一規定的國民經濟核算統計中，住房建設是以“投資”計入支出法國內生産總值的“固定資本形成”項目中的；而居民購買自住房，雖然對於居民生活使用來説完全屬於消費，但在統計中每年僅以很小數額的折舊費計入“最終消費”項目中。這也就是説，住房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在年度統計中，以“投資”計入的多，以“消費”計入的很小。當一個國家處於住房建設高潮時期，投資率就會表現得較高。從長期看，居民住房基數擴大之後，在統計上消費率就會提高起來。（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