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嘗試

　　對“封建宗法性”特徵的挑戰，始於“戊戌變法”後一代代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是針對其政治、制度層面，力圖摧垮宗教天命論對“君權神授”的維護。他們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學説，其中包括啟蒙宗教學説，來審視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其傳統文化和傳統宗教，從而逐漸興起各種“新學”。他們認識到，如欲救亡圖存，必需變法圖強；欲革封建君權，必革封建神權。“五四”時期的蔡元培，還提出過要“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的主張。他們苦心孤詣的吶喊，有如“更殘漏盡，孤雁兩三聲”。但在尋求民族獨立和復興的神聖祭壇前，呼喊與抗爭之聲始終不絕於耳。人們聽到了弘一大師“唸佛不忘救國”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馬殺敵，下馬學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隊縱橫馳騁英勇抗日的壯舉。

　　對“洋教”特徵的挑戰，始於中國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識之士。在“五四運動”中，津、滬等地的愛國神父、教徒和教會學校學生提出了改變中國天主教會殖民地體制的要求。馬相伯等人主張由中國主教主持教區教務，反對在修院教育中輕視中國文化的傾向。此後，羅馬教廷不得不批准中國教團採取了一些將天主教“中國化”的措施。

　　基督教發起了“本色教會運動”，“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號”（誠靜怡語）。“跟著這個口號同時被提出來的，就是‘自治、自養、自傳’”（吳耀宗語）。1903年，上海牧師俞國楨主張“有志信徒，圖謀自立、自養、自傳……絕對不受西教會管轄"；1906年，他依靠中國信徒創辦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一時間，各省華人基督徒紛紛響應，要“為國家爭人格，為教會爭人格，為基督徒爭人格"。（《生命》第五卷第九期，1925年） 一些普通信徒也痛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若有愛國之心，就應該自立"。（ 1928年《中國基督教會年鑒》）

　　天主教的“中國化”和基督教的“本色教會運動”，從文化層面來講，都企圖尋求與儒學的共同點，“洗刷西洋的色彩”，進行所謂“儒化基督教”、“孔子加耶穌”的嘗試。但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對作為殖民主義附庸的“洋教”深惡痛絕。這些革新嘗試就于大局的改觀無補，“時代是不許可這個運動得到多大成功的。”（吳耀宗語）

　　中國宗教的新生，有待於整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