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田無地 就業無崗 低保無份——“三無”農民生存狀態再度引發代表委員關注

　　新華社北京３月４日電（記者 李佳鵬、王勉、李舒）“城裏一條煙，失地農民吃一年。”全國人大代表、廣西河池市市長楊才壽接受記者採訪時，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失地農民所處的生活狀態。“對於失地農民，我們是既牽腸挂肚，又提心吊膽。”

　　楊才壽代表這種既矛盾又複雜的心緒絕非空穴來風，有著同樣“心結”的代表委員並不在少數，造成他們“心結”的共同原因就是土地問題。有數據表明，目前因徵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佔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６５％以上。

　　１９８４年建設岩灘電站，有近６萬移民。河池市大化瑤族自治縣北景鄉失地農民韋巴峰，家裏沒有一分土地，全家人每人每月靠３１．８５元的補助生活，買米都不夠。他説，想養豬，因沒有土地種玉米、紅薯，沒辦法養。想出去打工，又沒有技術，加上年齡關係，掙不到錢。平時，只能出去打點零工，每月補貼百把元。生病時，小病拖大病挨。小孩上學前幾年經常欠學費，不然只有輟學。

　　四川省鹽邊縣二灘庫區移民黃子力在移民安置中“農轉非”，因沒有工作，“現想回去當農民都難，真正成了‘三無’人員”。像黃子力這樣處境的人還不在少數。

　　全國政協委員、成都市政協副主席賀大經説，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都曾經採取許多措施安置被徵地的勞動力。剛開始時，效果不錯，但沒過幾年，企業大量裁員，工人下崗分流，由於失地農民自身産業勞動技能較低，首先受到衝擊。後來各個地方也曾經採取一次性支付補償金的辦法，但這個辦法只能解決一時的“失業”問題。

　　是什麼原因造成失地農民陷入如此的生活窘境呢？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在其提交的議案中明確指出，由於土地管理法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問題，致使失地農民的生活從很大程度上説並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

　　周洪宇分析認為原因有三點。

　　首先，徵地程序沒有合法化。目前，一些地方往往只強調農民必須服從國家利益，而忽視了農民對徵地的知情權和依法獲得補償安置權利的問題。徵地審批、公告程序被架空，有的“邊斬邊奏”，有的“先斬後奏”，甚至有的“斬了也不奏”。

　　其次，由於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農民在土地被徵用後，生活保障問題很難得到落實。安置失地農民的補償金很少能切實落到實地農民的手裏。徵地補償費往往採取層層下撥的方式，所以徵地補償費被拖欠、截留、挪用的現象在各個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周洪宇舉例説，安徽省農調隊抽樣調查56個鄉鎮徵佔用土地情況，涉及29835戶，至檢查結束時還有2841戶沒有得到補償。

　　再次，補償費用偏低。從西部地區一些城市的情況看，根據徵地補償安置辦法，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最高標準為1．8萬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著物補償），僅相當於2002年當地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而按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計算，只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

　　對此，賀大經委員表示贊同。他説，一方面，徵地聽證程序並未落實。據我們調查在一個縣僅有十分之一的徵地履行了徵地聽證程序，主要原因就是當地政府一心求快，覺得履行程序麻煩，而這帶來的最終結果是“圖快反而慢了，怕麻煩反而帶來更大的麻煩！”另一方面，徵地信息公開程度和透明度不高。農民了解徵地信息的主要渠道仍是徵地公告、徵地動員會等，所獲信息非常有限。同時，村級自治組織並沒有發揮在徵地事務上民主管理的作用，徵地補償款的管理和使用不透明、不公開和缺乏監督問題也很突出，村委會、村幹部截留、侵佔徵地補償款現象時有發生。（完）

中國政府網2006年“兩會”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