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步入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遭遇了諸多挑戰。

不過，在此過程中，中國宏觀經濟也不乏“亮點”：出現了大量的新産業、新業態和新動力，在低迷中有繁榮，在疲軟中有新氣象，在舊動力減弱中蘊育著新動能。

新舊並存、喜憂參半的經濟現狀，讓2016年的經濟形勢充滿未知和挑戰，亦考驗著2016年的宏觀經濟政策著力點：如何應對經濟逐步探底?在穩增長的同時，如何更有效的淘汰過剩産能?供給側改革應該如何發力，如何提高有效供給?在改革的同時，如何培育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中國經濟新舊動力轉換，從根本上説是結構調整的過程，“新動力快速成長的關鍵在於將舊動力積累的市場、資金、供應鏈等優勢轉化為新動力成長的條件”。

明年宏觀調控將結合

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

中國新聞週刊：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走勢，你的總體判斷是什麼?

王一鳴：我認為，綜合考慮需求面和供給面因素，2016年經濟將會在穩中趨緩逐步探底，很可能形成中高速增長的階段性底部，並進入相對穩定的增長平臺。

從需求面看，2016年出口將在波動中保持低速增長，消費增速呈相對穩定態勢，投資仍將是主導需求變動的關鍵變量。從投資的三大板塊看，房地産投資和製造業投資將在放緩中逐步探底，基礎設施投資呈小幅放緩態勢，總體判斷，投資將在2016年逐步探底，為經濟企穩創造條件。

從供給面看，2016年將啟動供給側改革，加大清除過剩産能和清理僵屍企業的力度，沉澱的要素和資源將得到優化配置，企業生産效率將有所改善，這將有效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和活力。與此同時，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的加快成長，市場預期將發生積極變化，新的增長動力有效抵補傳統動力減弱，也有利於經濟逐步企穩。

中國新聞週刊：如何評價目前“穩增長”的效果?

王一鳴：近年來，“穩增長”政策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實行精準調控、相機調控，對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年宏觀調控將把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結合起來。需求管理主要是保持總需求基本穩定，避免經濟大幅回落，為供給側改革營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而供給側改革核心是要加快建立有利於清除過剩産能的體制機制，加大資産重組力度，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實現資源優化再配置，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和活力，為中長期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中國新聞週刊：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仍然是這一輪“穩增長”的發力點，這能真正解決經濟下行的壓力嗎?

王一鳴：過去一個時期，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基礎設施面貌，而且對穩投資、穩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

儘管隨著基礎設施供需形勢的變化，傳統領域投資空間縮小、投資的邊際效應下降，對經濟的直接拉動作用有所減弱，但今後一個時期，基礎設施建設成本較低，保持合理投資規模仍有必要，關鍵是要提高投資效率，特別是增加與消費和民生關聯的投資，比如寬帶網絡、農網、地鐵、地下管網、旅遊、停車場、電動車充電樁等領域投資，增強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有效帶動作用。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目前化解産能過剩的主要困境在哪?

王一鳴：化解過剩産能將直接面對債務處置、職工安置、資産清算等問題，會面臨多重壓力。

比如，地方政府出於就業、社會穩定、GDP考核等方面考慮，對化解過剩産能既難以痛下決心又缺少有效手段，往往會採取臨時性救助措施幫助企業艱難維繫。國有銀行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迫於責任追究和控制不良率的壓力，不希望企業破産導致隱性壞賬顯性化。地方法院系統在處置大量企業重組和破産案件時，也會面臨專業人才和能力不足的制約。産能過剩行業的一些國有企業，也會面臨任期責任、國有資産流失的壓力。

但面對矛盾和壓力，如果一再遲疑，就會延誤時機，使潛在風險不斷積累，越拖越被動。

需構建風險應對和處置機制

中國新聞週刊：“供給側”改革，和過去對“需求側”刺激，在改革思路上有哪些轉變?

王一鳴：如果説需求側刺激比較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話，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沉澱的資源再流動起來，從低效率領域轉移到高效率領域，從已經過剩的産業轉移到有市場需求的産業。

在改革思路上，就是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放寬市場準入，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降低企業稅負，減輕企業負擔，為企業鬆綁;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促進生産要素有序流動等等。

供給側改革並不是意味著需求政策的退出，兩者應相互配合，互為促進，需求政策要為供給側改革營造寬鬆的環境。要更加注重擴大有效需求，釋放消費需求潛力，積極增加有效投資，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新聞週刊：原有的供給結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供給側改革到底應該側重製造業，服務業還是新興的互聯網等行業?

王一鳴：近年來，市場需求結構發生變化，持續相當一個時期的“住”和“行”主導的需求，逐步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需求轉換，原有的供給結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結構變化，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嚴重，企業效益下滑，截止10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持續44個月負增長。採取簡單擴大需求化解供求矛盾的辦法，可能只會使問題後延、潛在風險進一步積累。由此可見，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需要在保持總需求基本穩定的同時，轉向以供給調整和結構性改革為主。

供給側改革，就是要發揮企業主體作用，在市場競爭中適應需求多樣化、高端化和服務化趨勢，把資源更多配置到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領域。至於應該側重製造業，服務業還是新興的互聯網等行業，這應取決於市場的選擇，而不是人為去規劃。

中國新聞週刊：你説過，“十三五”是調結構、轉動力的重要窗口期。這一輪的新舊動能轉換將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王一鳴：新舊動力長期並存將是經濟新常態的一個基本特徵。雖然中國舊動力高速擴張期已經過去，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用好舊動力，可以為培育新動力創造條件、贏得時間。新動力快速成長，但體量小，帶動力不強，還需要不斷培育，關鍵在於將舊動力積累的市場、資金、供應鏈等優勢轉化為新動力成長的條件。

新舊動力轉換，從根本上説是結構調整的過程。隨著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約束持續強化，再按傳統發展方式，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已經越來越難以走下去了。

今後一個時期，無論是舊動力還是新動力，都要提高勞動生産率、投資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産率。新舊動力轉換，會涉及資産重組、産能退出和企業破産，潛在風險會顯性化，還需要構建風險應對和處置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