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多年，中國人創造了一個有記載的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在中國奇跡裏面，中國的對外開放是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篇章。

世界銀行曾經評論説，中國是在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獲益較多的發展中經濟體。潛臺詞就是，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很多機遇，同時也有挑戰。越來越多的國家自覺或 者不自覺地融入了經濟全球化，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在經濟全球化中受益了，當然更不可能説，大家平等地受益了。有的國家受益多，有的國家受益少，可能更多的 發展中國家也有受益，但付出的成本更高。

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能夠成為一個受益較多的發展中經濟體，這得益於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採取了正確的開放戰略和得力的對外開放措施。

中國對外開放帶來深刻變化

我們30多年對外開放的成績，可用幾句話來概括：

第一個變化，中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實現了一個跨越，即從依靠初級産品出口的經貿“小國”，成為製成品出口的大國。

所謂“經貿小國”，從規模上來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對外貿易，不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在全世界都排在第32位。這對於我們這個人口大國來説，確實很不匹配。之所以那麼落後，跟我們此前在計劃體制下自我封閉發展密切相關。

今天，中國已經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第二大貨物貿易進口國；進口和出口加在一起，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體。2014年，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超過美 國，成為世界上最多的國家；中國對外投資，也變成了世界第三大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是日益重要的經濟體貿易體，對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影響越來越大。 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40%，而發達國家普遍陷入了經濟低迷。這樣，無論是貿易投資還是經濟增長，甚至是金融，我們對全 球的影響是越來越大。這是一個規模性的變化，是其一。

第二個變化，我認為是更應該關注的，就是我們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原來是靠初級産品，現在是靠製成品。

直到1985年，中國的出口中有50.5%是初級産品，也就是説“靠天吃飯”，製造業沒有國際競爭力，進口的主要是製成品。儘管新中國成立後，我們自力更 生建立了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這個工業體系是自給自足的，缺乏國際競爭力，這是當時我們的工業體系最大的毛病。所以，拿到全球去競爭的時 候，不管是大國企還是中小國企，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缺乏國際競爭力。

那時候，中國的外匯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非常短缺，我們需要去創造外匯，然後進口先進的設備、技術來推進中國的工業化。但是，我們的製造業沒有這個本事， 怎麼辦？就賣礦産。今天環顧全球，可以把不同國家分類：第一類是工業化最差的國家，如果要參與全球分工，主要就是靠老天爺給的那些東西，靠初級産品出口。 當然，有的老天爺特別眷顧的地方，有大量的資源，比如石油輸出國，靠出口資源也可以致富。但是長此以往肯定有問題，等到這些大宗商品、初級産品價格回落 時，會碰到問題；有的地方資源枯竭以後，它會碰到更大的問題。還有的資源輸出大國，它本身有一個“荷蘭病”，也就是礦業初級産品一業獨大，會擠掉很多其他 産業的發展機會。所以，對這些資源輸出的經濟體來説，怎麼能夠及時地實現産業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類國家，製成品沒有競爭力，老天也不太眷顧，沒有 太多可貿易的資源，那麼這些國家就被全球化給遺忘了、邊緣化了，它們想參與全球化，找不著怎麼切入全球化的那個門。第三類國家是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國。第 四和第五類國家，分別是資本密集型産品出口國和技術密集型産品出口國。

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勞動密集型製成品的最大出口國。這二三十年，我們的出口結構發生了極大變化，從一半以上靠初級産品出口到今天95%是製成 品，只有5%是初級産品，這是個巨大的飛躍。從出口結構看，現在60%左右是機電商品出口，30%是高新技術商品出口。需要指出的是，高新技術産品是按目 錄來統計的，這對我們準確衡量中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是有誤導性的。因為按産品統計，沒有能夠反映全球分工帶來的新變化。以前全球化分工還不是很深的時 候，一個産品往往從頭到尾會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所以國家之間的分工體現為産業之間的分工，發達國家就是做所謂的資本或技術密集的産品然後輸出到全球。但 今天，很多産品從頭到尾，是由很多個國家共同來完成，比如電腦這個高新技術産品裏面，從芯片、存儲器到各種電子配件等，至少有十幾個經濟體參與其中。最 後，主要是在中國加工組裝。像富士康，一個工廠就可以雇二三十萬人，都在從事勞動密集的加工組裝活動。所以，按産品來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IT産品輸出 國。但是，如果把産品加工的過程分開來看，每個國家在這個生産價值鏈上，所從事的分工是不一樣的。有的是搞高附加價值的，比如説美國人做芯片，這東西體重 很輕，運輸量很小，但是價值含量很高。到了我們，一看統計數據很漂亮，但是能真正賺的錢不多。有人專門把iPhone手機，按生産價值鏈做了一個分析。全 世界的iPhone手機都是中國組裝的，但是在這個幾百美元裏面，中國大概增值不到5%。我們判斷價值鏈的高低，就是要看在這個裏面分工幹什麼活。中國做 的主要是最後的勞動密集型的組裝環節，勞動生産效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一方面説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取得了歷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從全球價值鏈分工角度説，我們主要的競爭力還集中在低技術的産品上。

大家可以看，在早期，我們的初級産品還可以出口一點點，而到後來是凈進口，現在1/3的進口是初級産品。這是最大的逆差來源之一。這説明，隨著我們經濟規 模的擴大，自身的資源不夠用了，要用全世界的資源來支撐我們的發展。而依託初級産品的製成品，就是所謂資源密集型産品，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我們大量進口 資源密集型産品加工用於國內，而不是用於出口。中國真正有國際競爭力的是低技術産品。而中等和高新技術産品，在前些年我們根本就沒有競爭力，近幾年慢慢有 了一些競爭力，但是最具競爭力的、今天在全球佔據主要地位的還是低技術産品。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開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並做出了切實貢獻

我們説開放到底起了什麼作用，不僅在開放經濟領域，比如貿易、投資的數據變得多麼好看，最重要的是，開放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到底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開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個手段。

首先，經過這麼多年，中國的開放消除了制約中國工業化的外匯缺口。

發展經濟學特別強調消除外匯缺口。1965年，當時世界銀行一位副行長，研究了幾十個二戰以後推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後發現，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特 別是工業化的因素有兩個，一是資金短缺，一是外匯短缺。資金短缺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沒有足夠的資金，投資率就不高，工業化就會很緩慢。外匯也是資金，而且 外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説，是硬通貨。而本國的資金，不是硬通貨，沒有國際購買力，所以需要有外匯。為什麼要有外匯？因為這些發展中國家都是後起的，所謂 發展中經濟體，是相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實際上是個比較出來的概念。發展中經濟體是後起的、追趕的經濟體。如果觀察一下經濟史上不同國家的發展歷程，特別 是它的增長速度，我們就會發現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先行工業化國家，其實從來都沒有達到過高速增長，連續多少年都是2%、3%這樣的速度，但是人家起步 早，持續了一二百年，所以人均收入是最高的。而發展中國家增速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像中國連續30年是10%的增長率，在發達經濟體歷史中是沒有過的，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叫“中國奇跡”的原因。除了中國以外你會看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都在4%、5%，好的時候有百分之五點多。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群體， 比先行發達國家的增長率要高，不僅是比當前的發達國家要高，比歷史上的發達國家也要高。原因就在於這些追趕的發展中國家，它可以到先行國家去學習先進技 術，引進更加先進的設備，來實現一個跨越式發展，發展經濟學把它稱之為“壓縮式增長”。壓縮什麼？壓縮時間、壓縮發展歷程，也就是發達國家要用150年走 過的歷程，發展中國家用30-50年來走。它必須要快，快的前提是什麼？是必須在開放的環境下。如果説我們關起門來，相當於和發達經濟體當年一樣在黑暗中 探索技術進步的方向，你就快不起來。所以，要想快，就得開放；要開放，在開放競爭中加速發展，就需要引進短缺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技術。那這靠什麼？就得有 外匯。而恰恰發展中國家最缺外匯，引入外匯不是人家送給你的，是你有東西賣出去賺來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早期主要靠賣資源。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資源， 怎麼辦？就得想辦法賣其他的。回過頭來看，今天各國發展的歷程，主要就是賣勞動力。勞動力是發展中國家真正的資源，我個人認為這比礦産資源更重要，把勞動 力賣出去賺外匯。

中國過去30多年，其實就是重復了東亞先行的幾個經濟體出口導向的發展道路，就是把勞動密集型産品形成國際競爭力。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出口，本質上就是在出 賣勞動力。人力資源是非常奇特的，如果不能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不能就業，他還得吃飯，得了病還得看病。這時候叫人口負擔。但是，當他能夠參與到經濟活動中 去的時候，他就變成了人力資源。對東亞這些人口眾多的國家，還有南亞和非洲等地的國家來説，最大的資源就是勞動力。這麼多年我們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大家看 看所謂工業化，就是我們創造了好幾億的非農業就業崗位，把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原來他們可能是隱性失業，表面上看大家都有一份工作，10個人的活，實際 上8個人甚至5個人、3個人就可以幹，每個人似乎都參與了勞動。把這些農村的富餘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資 源重新配置的過程。而且他們到了工業部門，勞動生産效率和創造的價值至少是在農業部門的10倍以上。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過去三十幾年快速發展主要就來源 于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當然，在相應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土地資源也被重新配置。原來是耕地，現在變成了城市工業用地、商業用地等等。所以説，是工業化確定了 發展速度。

在這個過程中，要推進工業化，第一要消除外匯缺口。通過消除外匯缺口，最直接的是彌補中國工業化或者經濟發展的各種各樣的短板。“木桶理論”形象地説明， 那個短板決定水桶的容量。對於一個國家來説，有很多資源是短缺的，是短板。那麼經濟發展，就要去加長那個短板。因為有了全球分工，你把長板充分發揮，賣出 去，然後通過進口來彌補短板，開放就起到這個作用。

有了外匯，中國要進口什麼？我們要進口很多東西。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首先缺技術，所以去直接買技術、買圖紙，但是更多的是買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嵌在設備 裏面，進口先進設備本身就是進口先進技術。我們還缺管理、缺人才、缺品牌、缺國際銷售渠道，等等。中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有很多短板，是要通過在全球分工中 來彌補這些短板。當然，還缺資源能源，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議的事，1993年中國還是石油凈出口國。但是，今天當我們經濟規模擴大的時候，大家都 會看到，我們是全世界大宗商品最大的進口國。我們的石油進口占全球交易量的百分之十幾，去年已經超過美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此外，我們現在也 是世界上進口煤炭最多的國家，而且佔全球煤炭國際貿易量的50%。銅、鋁、鉛鋅、鎳、錫、鐵礦，全球市場超過40%都賣給了中國。橡膠有30%多被中國消 費。這是因為我們經濟規模擴大了，同時我們現在又處在一個重化工業化階段。

新世紀以後，像2001年到2008年這8年時間，中國消耗的鋼材，以及銅、鋁、鉛、鋅等有色金屬，相當於新中國建立以後50年所消耗的總量。在這個階 段，因為我們在推進城市化，在大搞基礎設施建設，重新進入一個重化工業化階段。隨著這個階段逐漸結束，也許對有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會放緩，但是總體來 看，我們依然會嚴重地依賴國際市場。有些東西比如説鋼鐵，當我們人均消費達到一定量以後，以後可以把廢舊的鋼鐵再煉一下，就滿足當年的需求了，這個叫做所 謂的“城市礦山”。但是，還有很多東西是不可能再利用的，比如説能源，年年在消耗，也不可能攢下來。可控核聚變如果突破了，也許我們以後靠核能就解決了。 還有太陽能，如果沒有重大的技術突破，恐怕只是現有能源的一個補充，那我們就只能依賴全球市場。所以，今天我們講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 叫做，“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仔細想一想，“中國離不開世界”，這是千真萬確的，你要想生存，要想進一步發展，只有一條路，就是開放，客觀 上依賴於全球市場。但是世界能不能離開中國？這話得兩説。沒有中國，也許這個世界活得也不錯，但是我們要通過自己對全人類的貢獻，讓這個世界離不開我們。 如果今天就説“世界離不開中國”，我看未必，沒有中國，也許人家調整幾個月也就好了。

曾經有一個美國大學教授做了一個試驗，寫了本書叫做《沒有中國製造的生活》。她就想，一年不買“中國製造”會怎麼樣？最後，她發現生活品質大幅度下降。比 如，過聖誕節要送給孩子一雙皮鞋，不買Made in China的，買誰的呢？買意大利製造。“中國製造”十幾美元一雙，“意大利製造”可能就要七八十美元。那點錢也能承受，但是她就沒有更多的錢用於旅遊， 去消費其他東西，生活質量打了折扣。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是説他們離不開中國。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努力，直到全世界的生産價值鏈裏面最核心的東西是中 國人創造的，那時候我們就可以説世界離不開中國。現在，我們只能説是一個奮鬥目標。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開放更深層次的作用在於，中國通過開放，越來越深地參與了全球分工，使我們的資源配置更有效率，把我們的資源配置到最有優勢的部門 去。就像我剛才講的，原來勞動力全窩在農村，前30年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一部分轉到了出口導向的製造部門。原來在農村是“人口負擔”，要吃飯、要看病，創造 的財富還不夠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今天，他們去搞中國製造，給全世界提供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同時，勞動生産效率大幅度提升，從而帶動中國經濟發展效率的提 升。但是，我們效率的來源不是像西方那些發達國家，不斷地搞研發，不斷地靠技術進步，我們和其他國家不一樣，靠的是這種資源在部門間重新配置，這是我們生 産率提高的重要來源。

所以，對中國來説，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是密切交融在一起的，經濟學家想把它們分出來，多少是來源於技術進步，多少是來源於結構調整，這不是個容易的事。但是我們自己應該看清楚，它的主要來源是什麼？

對於中國，開放還有一個特殊的貢獻。中國是一個轉軌國家，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所以開放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加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已經作為一條經驗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就是用開放來促進改革。

技術進步、體制創新，合在一起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提高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效率，這就是開放的作用。所以，開放不是為開放而開放，而是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並做出了切切實實的貢獻。

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獲益的基本經驗

中國之所以在全球化進程中是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我覺得有一些基本經驗，這些基本經驗對我們下一步開放是非常有借鑒和啟迪意義的。

第一，我們順應了全球化的浪潮，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全球化趨勢是當前最大的世界潮流。孫中山先生説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順勢 而為，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準確判斷世界的發展趨勢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條件下，不同的判斷，會導致不同的發展戰略。

新中國成立後的60年，我們説前後“兩個30年”，第一個30年我們對形勢的判斷是革命與戰爭，殖民地國家要獨立，無産階級要革命，還是暴力革命，就是戰 爭。既然革命和戰爭是世界的主流，那我們怎麼辦？我們處在兩大陣營的夾縫裏面，既有來自西方的威脅，還有來自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的威脅。所以那時候我們要 備戰備荒，要搞“三線”建設，要發展軍事工業，而且還不能放到大城市裏，得放到山溝溝裏去。這樣，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在經濟學討論的大炮和黃油的關係， 就是發展民用産業還是發展國防工業的關係，要將更多資源投入國防工業，必然會影響到發展速度，特別是老百姓的福利。

當今世界，最大的潮流就是經濟全球化。在第二個30年裏面，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慢慢發生了變化。今天大家都已經看到，在上世紀80年代，這是重大突破。 當年我們很多研究國際政治的同志，經過深入分析以後逐漸地提出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很多同學不喜歡上政治課，認為政治課講得都太沒意思了。但 是，這都是政治課會講的東西，寥寥幾個字，“革命與戰爭”是對形勢的判斷，“和平與發展”也是對形勢的判斷。這麼一個重大判斷變化的背後，就會引發出對發 展戰略的重大調整。既然和平與發展是主流，那我們怎麼辦？就要想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有什麼機遇？怎麼能抓住這個機遇？這和在革命與戰爭這個判斷下的發展 戰略完全不一樣。所以，我們是在準確地判斷了國際形勢以後，採取合適的戰略和合適的、得力的戰略措施，來抓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經濟全球化會帶來很多機遇，對中國來説，我覺得把握住了一些大的機遇，並不是全部。沒有人、沒有哪個國家這麼厲害，可以把所有的機遇都抓到手。但是我們抓住了幾個大的機遇，就取得了後來我們看到的巨大成功。

一是我們抓住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不斷加速的東亞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産業活動跨境轉移的機遇。東亞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産業最早是從日本轉到亞洲 “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四小龍”成本上升以後轉到東南亞。在剛剛開始向東南亞轉移的時候，中國開始實行了對外開放戰略，建立 經濟特區，開放14個沿海城市，然後有了經濟技術開發區，有了沿海開放戰略、沿邊開放戰略、沿江開放戰略等等一系列戰略，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吸收外 商直接投資，擴大出口，使得在跨境轉移過程中，我們成為最大的贏家。

二是抓住了全球經濟繁榮的機遇。前面所説跨境産業轉移的機遇，使得外來投資者將他們的技術、管理、國際銷售渠道同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相結合， 使得這些轉移過來的産業比原來轉移出來的國家或者地區更有優勢。所以這是一個“雙贏”，既解決了我們的製造業沒有國際競爭力的突出問題，又創造了大量的外 匯，東道國也得益了。

中國改革開放這幾十年，我們所有的貿易順差，都是來源於加工貿易。一般貿易是消耗外匯，絕大部分年份是逆差，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加工貿易一直是順 差。所以今天我們解決了外匯短缺的問題，將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有一半來源於貿易順差，貿易順差主要是加工貿易創造的。這是解決了供給方製成品的競爭 力問題，但生産出來賣給誰？所以需要需求，需求的一個重大機遇，就是全球的經濟繁榮。

中國真正的開放大發展，不是在上世紀80年代（80年代是起步階段），而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後。1993年我們吸收的外資才剛超過100億美 元。在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由經濟滯脹轉入了繁榮，一直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克林頓上臺的時候，他的競選口號就是“經濟是最 重要的”，就靠這個打敗了老布什。克林頓運氣也很好，上臺以後美國的經濟突然就好了。大家都知道，80年代裏根經濟學要克服美國的“滯脹”。宏觀經濟學認 為，通貨膨脹往往伴隨的是經濟繁榮，需求旺盛，所以物價上漲。但是80年代的時候，突然間美國“老革命碰到新問題”了，是經濟增長低迷，但還有通貨膨脹。 這通貨膨脹從哪兒來？來自於供給方的剛性，同時也來自於石油危機的外部衝擊。那怎麼辦？這就有了裏根經濟學或者供給學派的經濟學。他們發現靠凱恩斯主義刺 激已經不行了，需求管理不管用，問題出在供給方，是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是由於金融市場不夠開放，是企業缺乏活力。裏根經濟學，按我們今天中國人來説，就是 改革。看美國的企業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福利制度改革、金融市場改革等等，這些改革之後的效應，到了90年代就管用了。所以，90年代美國的繁榮首先來 源於改革的紅利。其次來源於和平的紅利。前蘇聯在1991年12月24日解體，全球冷戰結束了。這樣，不管是美國也好，還是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好，都不 用花那麼多錢搞軍備競賽了，錢可以投到經濟建設上面去，美國用於國防建設的投入佔GDP的比例持續下降。

三是分享到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全球化不斷深化，冷戰結束就是全球化大幅度深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全球化從西方主導的範圍逐漸擴展到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並將其納入全球化進程。

四是技術進步的紅利，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機遇。克林頓一上臺就講信息高速公路，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一輪新技術革命。它可能還沒有帶來世界的徹底改變，但是已經對我們的經濟、生産、生活産生了深刻影響。技術革命帶來新的繁榮。

這四個因素疊加，使得中國在對外開放最需要市場的時候，全球繁榮了。所以我經常開玩笑説，中國人其實很幸運，需要什麼的時候，我們發現外部還真有了這個機 遇。當然，大家也會看到，同樣的機遇，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面對，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抓住了。中國抓住了這個機遇。所以我們不能説只是中國幸運，應該説 中國做得是不錯的。

在開放進程中，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持續地用好我們的優勢，把勞動力這個比較優勢轉化為參與全球競爭、全球分工的競爭優勢，同時在 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注重提升我們的動態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天賦的資源決定比較優勢。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天賦資源對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影響是 越來越小。除了那些資源輸出大國，比如説中東石油輸出國，更多的國家參與全球分工，不是靠老天爺給的東西，是靠後天的東西。靠什麼呢？靠人力資本、技術、 制度、管理等等。越上層次、競爭不斷升級的時候，越是靠後天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國家如果躺在老天給的比較優勢上，這個國家必然沒有前途。中國的進 步，一方面要把優勢發揮出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提升我們的優勢。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在開放中，我們漸進式推進，特別注意趨利避害。開放，帶來很多好處，但是管理不善時會帶來很大的風險。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因為開放過快和對開放管理不善，帶來很多外部衝擊，甚至帶來金融危機、産業危機等等。所以我們一直講，一方面要“趨利”，要抓住機遇，另一方面要“避 害”，要防範風險。這些經驗對我們下一步怎麼做好開放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新形勢要求開放戰略作出調整

但是，面對新形勢，我們開放戰略和開放政策也要調整。

新形勢主要是面對三大變化。第一，我們自身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對開放提出了新要求。我一直在講，開放不是一個獨立戰略，而是一個為國家發展服務的子戰略， 必須服從於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前30年，我們快速推進工業化；現在中央説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什麼含義？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講了9個方面，很全面。在此之前，他在出席APEC首腦非正式峰會時講了3個方面，我覺得這個可能更容易記——經濟增速換擋，就是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 長，速度是結果、是表象，背後是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也就是説，速度換擋、結構升級、動力轉換，這是新常態三個最突出的變化。原來靠不斷增加要 素投入來實現以規模擴張為主的外延式增長，這條路已走到了盡頭。進入新常態以後，要靠新的動力，靠結構升級和創新，靠技術進步。

在新常態下，對開放的要求和原來不一樣。原來我們追求快速工業化，要求出口部門去解決外匯問題，所謂消除外匯缺口。在新常態下，要求的是怎麼用好外部資源、外部市場，來提升中國經濟質量，加速中國技術進步，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升級。

第二，外部環境的變化。今天，世界經濟處在一個大調整的時代，這和危機以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無論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格局，還是內在結構都如此。世界經 濟在金融危機以後，進入了一個低速增長的新階段，這不僅僅是因為金融危機的衝擊，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經濟的長週期。長週期一般有50－60年， 現在正處於長週期的下行階段。這兩個因素一疊加，就使得我們從危機爆發以後到未來一段時期都處在一個全球經濟低速增長時期。低速增長會帶來很多新變化：原 來經濟繁榮，外部需求很旺盛，出口快速度增長。現在，全球性産能過剩，競爭加劇，保護主義抬頭等等，都跟這個有關係。

在這個競爭中，我們還會發現全球增長的格局變了。以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説是兩個輪子都在快速地轉，而金融危機以後，這兩個輪子都在減速，發達經濟 體減得更多，呈現出一個“北慢南快”的局面。南方新興經濟體更快一點，但是新興經濟體裏面非常複雜。幾十個新興經濟體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靠資源輸出的新興 經濟體。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經歷了一輪初級産品價格高企階段，所有初級産品都漲價。現在全球經濟開始下行減速時，全球所有的初級産品價格都開始大幅度回 落。從初級産品出口經濟體來看，隨著初級産品、大宗商品價格回落，這些經濟體短期陷入困境了。無論是俄羅斯、巴西，還是南非，都是如此。有人説“金磚國 家”褪色了，説的就是這幾個，確實是褪色了。還有一類是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主要靠自身內在的工業化、城市化來推動。比如説中國、印度也在減速，但是發展 勢頭比那些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要好得多。今年印度經濟增長可能到7.5%，比中國還快一點。

總體來看，全球增長格局發生了變化，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貿易、經濟增長、對外投資和利用外資等方面的比重持續提高，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80%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貿易佔到一半，吸收外資超過了一半。這可以説，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發生一個深刻的變化。

在這個表象背後，我覺得特別要關注的是全球生産價值鏈分工的不斷深化。從原來我們説的産業間分工，到現在越來越多地體現為産業內分工，甚至是産品內分工。這是全球分工一個最新的趨勢。全球生産價值鏈研究變成一個新的熱門領域。

與此同時，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推動新興産業蓄勢待發。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各個主要國家、企業，越來越重視新技術研發，研發投入比重不斷提高，而且也出現 了很多新技術，無論是在互聯網領域還是在新材料領域等等，都出現了很多新的企業。大家説，既然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為什麼經濟還這麼低迷，這是個矛盾現 象。怎麼解釋？我們的研究團隊做了深入探討，有一個共識，就是雖然現在更加注重新技術的研發投入，而且有很多技術的突破，但是尚未形成新一輪産業革命。很 多新興産業還處在蓄勢待發階段，還在“黎明前的黑暗”。當一些重大的核心技術突破以後，技術革命才能夠轉化為産業革命，才能夠引領新一輪的經濟繁榮。

當然，新技術革命的活躍本身，一方面會有很多機遇；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和新技術革命、新産業革命擦身而過，就落伍了。我們經常説中國是一個新興大 國，但準確地講，中國是一個復興大國，中央講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準確的。因為在2000多年曆史上，我們絕大部分時候都是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 一直到康乾盛世。就是在200年前，我們還佔了全球GDP的1/3，比現在的比例高得多，現在才佔10%多一點。那時，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到中國來見乾隆皇 帝，要求跟大清通商。乾隆跟人家英國人説，我天朝物産豐盈，什麼東西都有，我不跟你們蠻夷之邦做交易。你需要什麼，我可以賞賜給你，但我不用跟你做貿易。 1793年跟英國人説不跟你通商，1840年就打了鴉片戰爭，中國一敗塗地。為什麼一個如此繁榮的國家突然就滑落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那時候，以 英國為代表的工業革命已經發生了。這是新一輪的産業革命，但是大清帝國還陶醉在自己的繁華之中，哪知道産業革命。封閉使它錯過了一輪重大的技術革命、産業 革命，所以落後了，一個曾經很繁榮、世界頂級的國家，一下子變成了落後挨打的對象。這是歷史的啟迪，不要只把它當故事來講，對我們今天來説是具有現實意義 的。

現在，我們又面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我們一定要進一步開放。要準確把握住這一輪新技術革命。把握得好，我們就彎道超車，真正重新崛起；把握不好，肯定又會加大跟別人的差距。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很多新的變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全球經濟規則調整，而新一輪經濟規則還在制定過程中。美國人以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議）為基礎，試圖推進一些我們所説的“後邊境措施”。就是説，二戰以後形成的全球經貿規則大部分是在邊境上，比如説限制貿易、限制投資，實施貿易準入、 投資準入的措施等，這些都叫邊境措施。現在美國人要搞什麼？就是邊境措施大部分已經降得很厲害了，對全球化、貿易投資的阻礙已經很小，那怎麼辦？限制在哪 兒？限制在各國的標準不同，比如勞工標準不一樣，技術標準不一樣，環境標準不一樣。所以美國開始講，要搞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等，這些都是邊境以後的措 施，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把它視為國家的經濟主權。

其實，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説就是各國一起不斷地讓渡自己傳統意義上經濟主權的過程。讓得最厲害的就是歐盟，歐盟國家把發鈔權都讓出去了，德國的馬克沒 了，法國的法郎也沒了，給誰了？給了歐洲央行。所以，歐盟是讓渡經濟主權走得最快的，當然也是一體化走得最快的地方。總之，外部環境變化，帶來了很多新的 挑戰和新的機會。

第三，中國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結構層面的，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比較優勢的轉換，原來我們靠便宜的勞動力參與全球競爭，今天 不再便宜了，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的勞工工資是東南亞經濟體的1/3，今天是人家的3倍。我們必須靠不斷地改進技術、提高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産效率，才可 以保持勞動密集型産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它是有上限的。隨著我們勞工成本上漲，很多傳統的勞動密集産業慢慢地沒有價格優勢了。對此，或者提高質量，或者 用品牌，或者用其他辦法，比如這兩年做得比較多的機器換人，正如馬克思説的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來提高勞動生産效率。東莞一個工廠，原來一個車間650個 人，後來買了自動的機器手，一下子替代掉了600多人，生産效率大幅提升。當然，還有些東西是不能提升的，比如説紡織服裝，機器化程度提高不了。它就是真 正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這是産業特性決定的。那怎麼辦？最好是轉移。這就是以前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曾經遇到過的，向更低成本的地方去轉，轉到哪去？在中 國國內，轉到中西部地區去，其實中西部地區勞工工資也不便宜，因為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勞動力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所以，現在很多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 我曾經調研過一家做紡織服裝的工廠，在柬埔寨雇了6000人，這個地方的工資水平是中國沿海的1/3，勞動生産效率是2/3，這樣他就有1/3的賺頭。

我們有一些傳統産業，必須向外面轉移。與此同時，並不是説中國就走到末日了。我們説比較優勢在轉換，原有的優勢削弱了，新的優勢慢慢地又出來了，這些新的 優勢包括我們國內的大市場，從潛在市場變成現實的大市場；國內的人力資源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大大改善，上世紀80年代初，大學一年招30 多萬人，到了2000年，高考招生108萬人，這幾年超過700萬人，這個人力資源是我們未來參與全球競爭的新優勢。再比如，我們完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的 産業配套能力，還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等等，這都是我們下一步參與全球競爭的新的比較優勢。

除了結構性變化以外，還有一個是規模性的變化，中國從經貿小國變成經貿大國。我們在討論全球分工、討論國家戰略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大”本身是有很多含 義的，它會帶來很多變化。你大了，首先國際社會看你的眼色都不一樣了。美國人説中國人你要做負責任的大國，你不能老搭便車。美國人為什麼老這麼想？因為全 球沒有一個政府。政府就到國家為止，全球有聯合國、有WTO、有世界銀行，但他們都不是全球政府，只是國際組織。但是全球又需要秩序，比如説需要打擊海 盜，保證航運安全。誰來承擔這個責任？那就是大國，就跟在一個村子裏面一樣，沒有村委會的時候，就靠幾個士紳來治理。有錢就多出點錢，修路修橋。鄰里之間 吵架的時候，作為宗族領導人，或者説作為有威望的士紳，要去調解，處理矛盾。這都是公共服務。國際社會也是一樣，原來我們是“小國”的時候，毛主席説中國 人應該給世界更大的貢獻，我們想做但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機會，沒有這個舞臺。好多事，都是世界的大國在承擔。現在中國經濟規模大了以後，那些大國説 你分擔一點，所謂的“中國責任”就來了。當然隨之而來的還有中國威脅論，你大了以後別人害怕你，怕你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衝擊。我們經常對國際社會説，我們 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是互利共贏，但別人不太信。尤其是周邊一些小國家，老是擔心。歷史上還有各種各樣的恩怨，還有一些領土爭端沒有解決，特別是領海問 題。所以，大家對我們是期盼、羨慕、害怕，所謂的“羨慕嫉妒恨”全有。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都混在一起。

我們自己來看這個世界，也有很大的變化。作為小經濟體的時候，我們就想這世界有什麼機遇，然後通過貿易、投資來抓住這個機遇發展自己。做了大國以後，我們 慢慢發現，世界大國還有一些其他的權力，比如，規則是大國主導的，它通過制定規則，使其變得對自己有利。我們就要琢磨，在全球規則的制定裏面，能不能有更 大的席位，能不能有更多的影響力，能影響規則的制定？所有的大國都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後院，所有大國出於安全的需要也好，出於自尊的需要也好，都需要後院。 比如，印度總理莫迪來中國訪問的時候，記者問他，印度是個區域大國，中國也是個大國，你們有沒有競爭？莫迪回答得特別坦率：任何一個大國都擋不住對這種權 力追求的誘惑。確實如此。一個大國“大”了以後，就有自己的訴求了，在制度層面、全球規則、區域影響力、主導力等方面。除了我們原來説的經濟貿易合作，今 天的世界還是一個金融的世界。大家又在琢磨了，你看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美聯儲印鈔票，然後全世界的人就得拿商品、服務去找它換。這是美元通過印鈔票向全世 界來徵鑄幣稅，這個挺美的。中國以後能不能做到別勞動了，就發鈔票讓全世界來都為我打工？從小國到大國，就像一個人從小學生升到了大學生。小學生的想法和 大學生的想法不一樣，國家也一樣，從小到大的時候，它的想法多了。想法多了就會變成戰略，有了戰略就要去追求，怎麼把想法變為現實。

總的來説，新的形勢帶來三大變化——經濟進入新常態對開放提出了新要求，外部環境發生新變化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中國自身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變 化。這些新變化，讓我們有了參與全球競爭的新基礎和新訴求。基於此，我們還能躺在過去30年那個原有的開放戰略上不動嗎？不可能，必須要調整。

我們新的開放戰略是什麼？和原來相比，我覺得如果説以前開放戰略是服務於加速工業化，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推動工業化，那麼，今天要滿足中國發展的兩 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在全球價值鏈上升級，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推動中國的結構升級；第二個目標就是要營造好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來保證國家的和 平發展、和平崛起。可以把它稱之為一個大國崛起的升級戰略。這和原來的目標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裡面，我們特別強調，在參與全球分工和全球競爭的時 候，不再像以前説的，中國製造很便宜，我們要靠便宜、靠低成本來參與全球競爭，現在我們更多的要考慮靠質量、技術、品牌、服務來形成參與全球競爭的新優 勢。我們一直講産業升級，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全球生産價值鏈分工不斷深化，升級除了傳統的産業之間的升級，更多的是價值鏈的升級，就是在“微笑 曲線”上從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的環節，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環節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環節移動。升級至少有三個方向：産業之間的升級和上下游向兩個方向的 價值鏈升級。

在這個新的戰略下，我們要做幾件事情。第一個事情，就是要增強參與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的能力，努力營造一個互利共贏的國際經貿環境。這包括在多邊層面、在 區域層面上參與全球的治理。大家可以理解，“一帶一路”是我們一個重大的區域經濟貿易合作戰略，在這裡面蘊含著很多東西。習近平總書記講“五通”，其實就 涵蓋了從最硬的基礎設施———道路通，到經濟貿易活動——貿易通、投資通、貨幣通，然後到政策相通，這是規則層面，再到民心相通，就是文化交流。也就是 説，從最硬到最軟的5個方面都覆蓋，是全面的。這是一個涵蓋了65個國家和地區的重大區域合作戰略，新的開放戰略的很多訴求都在這裡面得到體現。無論是在 經濟層面上，通過國際産能的合作來提高出口結構，讓我們的資本技術密集産品能更好地開拓市場，還是保障我們的資源能源安全，以及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等等， 在這個戰略裏都有所體現。從手段上來説，除了過去常用的投資、貿易手段以外，我們可能要學會多種手段綜合利用，包括對外經濟合作、對外援助，以及其他層面 的合作，甚至包括外交、軍事方面的合作。

美國人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後來又提出“巧實力”概念。軟實力，指的是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制度、文化對別人的吸引力。硬實力，講的是一個國 家的軍事力量、科技力量、經濟力量。關於巧實力，他向我解釋説，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搭配。這就是中國古代講的軟硬兼施。中國要學會運用自己的軟硬實力，在 運用軟硬實力的過程中來不斷提升我們的軟硬實力，也要用巧實力的理念來指導我們下一步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

第二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增強我們技術和資本密集産品的國際競爭力，提升我們的出口結構。到今天為止，我們大量的出口主要是消費品，無論是勞動密集的服 裝、鞋帽、玩具，還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消費電子産品等等。隨著我們比較優勢的變化，必須使中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産業和生産環節上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這是 我們升級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或者説是唯一的方向。做得到、做好了，我們就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做不好，可能就會出現大家擔心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不是簡單地表現為，人均GDP、經濟增長率還能不能保持在6.5%、7%，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國際競爭力能不能升級。如果國際 競爭力不能升級，一方面按本幣計算經濟增長率可能還很快，還有6.5%、7%，甚至是更高，但是另一方面，匯率就會出現持續貶值，用美元一算，這麼多年根 本就沒進步，你還是在中等收入裏面，甚至更慘。所以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要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同時還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國際競爭力的 升級，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個事情就是要增強中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很長的時間裏面，大家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重視不夠。我們原來在計劃體制下，重視製造業，慢慢地我們進行了市場 化改革，認為服務業很重要。現在我們一講産業結構升級，首先講三次産業，服務業比重提高了，覺得産業在升級。在國際上來看，服務貿易，也就是全跨境服務的 交易增長得很快，比貨物貿易的增長還快。這也是國際經濟學界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以後，全球化還在升溫，貨物貿易的增長速度掉下來了，低於 GDP的增長速度，我還沒有看到對這個現象的非常權威的解釋。另外一方面，服務貿易比GDP的增長速度、比貨物貿易增長速度都要快，服務貿易佔貨物貿易的 比重也在逐漸提升，在全球已經佔到接近1/4，中國只有10%，比全球平均水平還低15個百分點。這説明什麼？我覺得兩個方面，第一方面，説明了中國現在 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我們就是一個世界工廠，製造業比重很高，貨物貿易佔的比重很高。第二方面，説明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提升的空間還不小，下一步除了貨 物貿易要提升資本和技術密集産業的國際競爭力，服務貿易提升競爭力也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下一步開放戰略要重點考慮的。大家看一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 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內容，會發現，在新一輪的開放裏面，服務領域的開放是重點。這和前30年我們圍繞著製造業的開放相比，已經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 化。在新一輪開放裏把服務業作為一個重點，這是與整個經濟轉型、結構升級密切相關的。

第四個事情，就是要發展一批中資的跨國公司。我們天天講全球化，其實全球化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因為在全球市場上，政府總是躲在後面，它不可能跑到前臺 去。全球化這個大舞臺，是誰在那起舞？是跨國公司。是跨國公司在推動國際貿易投資，推動各個東道國不斷開放，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更容易配置資源、整 合資源。如果一個國家，尤其像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沒有一大批自己的跨國公司，那我們就永遠處在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以及其背後的國家配置的對象上，我們就是 被配置。所以，我們需要掌握配置全球資源的主動權，這主動權從哪來？是要靠我們的跨國公司。這個一定要從戰略層面上來理解，打造中國的跨國公司具有戰略意 義。

最後一點，作為一個大國，在開放競爭中，新的戰略要確保中國的資源能源安全。看看“一帶一路”戰略，看看中巴經濟走廊等等，裏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 要建設國際大通道。背後是什麼？是要保證我們資源能源的安全。同時，我們也進入了金融開放的一個關鍵期，在上海自貿試驗區裏面，有大量的金融開放、金融改 革的內容。金融是具有系統性影響的內容，在新一輪的開放裏面，不能光看到人民幣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會帶來多少多少好處，還要看到金融開放可能蘊含的風 險。管理好金融開放的風險，也是新一輪開放戰略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要實現我們所有新設定的目標，實現開放戰略的升級，是需要一套新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來加以保障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裏面，提出圍繞著形 成開放型經濟的新格局和新的競爭優勢，我們要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這是三位一體，是有著內在邏輯的。只有我們有一個合適的目標，然後明確重點，同時， 有合適的舉措和合適的制度來加以保障，這個戰略才是可能實現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研究員 隆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