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偉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把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這是中央在關鍵時期提出的對中國現代化將産生深遠影響的宏大任務；也是黨對全體人民的莊嚴承諾，必須如期完成。這不僅是發展速度快慢的問題，更是決定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這個階段上，一方面，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顯著增強；另一方面，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也日益凸顯。在中等收入階段，機遇和挑戰並存，變革和風險同在，希望和憂慮交織。回顧二戰結束以來的世界發展史，不少國家都從低收入階段進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但是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入高收入社會的國家和地區卻只有韓國、新加坡等10多個經濟體。毫不誇張地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至少10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能否如期實現既定目標也是新世紀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發展上跨越的重要標誌，而且還關係到世界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可以説，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尤其是能否實現預期目標，都高度關注。

由此可見，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關重要。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仍十分艱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之處在於“全面”，最難之點也在於“全面”。它意味著，我們要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領域都有長足的發展，也要使人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發展的成果。認識“全面”這一理想目標比較容易，但要把認識轉化為行動、把理想轉變為現實，卻充滿艱辛。中國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要實現全面而公平的發展，實為不易。

過去30多年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從發展內容的全面性來看，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甚至嚴重不平衡，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存在不少“短板”：“擇校風”的屢禁不止，就折射了高質量的基礎教育資源供給的不充分；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人出國留學，就折射了中國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供給的不充分；醫患關係的長期緊張，就折射了適應人們需要的醫療資源供給的不充分；文化快餐消費的快速增長，就折射了文化精品的嚴重匱乏；近期北京等地出現搶購空氣凈化器的現象，就折射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嚴重問題；兩億多農民工不能享有與工作所在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就折射了社會公平的缺失。

從發展的惠及面來看，也在相當程度上存在成果分享不公平的問題。一是廣大農村居民所享受的發展成果與城市居民存在明顯差距。近年來，雖然無論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是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都有所縮小，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和消費水平之比分別從2010年的3．23和3．46下降到2014年的2．97和2．91，但兩者的絕對差距依然很大。2014年，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仍高達1萬9千多元，消費水平的絕對差距也高達1萬7千元左右。同時，現在農村還存在著6千多萬貧困人口，相當於法國全國的總人口。二是城鎮低收入階層所享受的發展成果與高收入階層存在顯著差距。從城鎮居民分組收入的情況來看，2014年，收入最高的20％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16萬元,收入最低的20％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2萬元，前者是後者的5．5倍。三是中西部地區居民所享受的發展成果與東部地區居民存在較大差距。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2014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水平是4．88萬元，收入最低的甘肅省水平是2．18萬元，前者是後者的2倍多。從人均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來看，各地的差距也相當明顯。以京津冀為例，2014年，北京市人均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為1265元，天津為1042元，而河北只有645元，僅相當於北京的51％和天津的62％。

就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而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全面而公平的發展，還必須繼續做大經濟總規模，這是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基礎性前提。2014年，我國的經濟總量邁上10萬億美元的大臺階；但我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僅為7954美元，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和歐盟水平的1／5左右。我國還屬於發展中國家的階段性特徵仍然鮮明突出。因此，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既需要也必須保持較高的速度。

按照《建議》強調的“到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要求，“十三五”時期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速應保持在6．5％以上。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實現了國內生産總值年均近10％的增長。與這一速度相比，6．5％並不高；但要實現這樣的增長，難度將很大。從規律上看，當發展邁上一定階段，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後，增長速度一般都會下降；從發展面臨的內外部條件看，“十三五”期間將至少有三大發展約束。

第一，從國際市場看，發展的外部需求約束明顯增強。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儘管主要經濟體採取了一系列刺激經濟復蘇的措施，但由於各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全要素生産率普遍下降的趨勢尚未得到扭轉，全球經濟要實現新一輪的快速增長尚需時日。去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測從3．3％下調到3．1％，將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測從3．8％下調到3．6％。在各國經濟增長普遍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發達國家日益注重通過發展製造業來恢復失去的競爭力，再造曾經流失的就業崗位。另外，南亞、東南亞一些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在全球産業鏈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這些都使得國際市場競爭日顯激烈。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各國競爭日漸激烈的同時，全球化進程卻出現了波折。表現在：WTO框架下多邊貿易談判遲遲未能取得突破性、實質性進展，同時卻有不少區域性的貿易安排頻繁推出。這些區域性貿易安排不可避免地會使全球市場呈現“碎片化”，特別是發達國家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一旦付諸實施必將對全球化産生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世貿組織去年11月發佈的貿易監測報告也顯示，2015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G20各經濟體共實施了86項新貿易限制措施，累計貿易限制措施已多達1087項。事實上，全球市場的“碎片化”和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已經對全球貿易産生不利影響。數據顯示，2012至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2．4％，全球貿易增長速度僅2．7％，只比前者高出0．3個百分點；而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的十年間，全球貿易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面對世界經濟格局和産業分工新一輪大變革、大調整，作為出口依存度超過20％的經濟體，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國際因素的影響。

第二，人口結構出現轉折性變化，發展的勞動力成本約束不斷增強。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結構老齡化是一條普遍的規律。與發達國家在發展水平較高階段進入老齡化社會不同，由於採取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國人口結構轉變更為迅速，人口紅利期也更為短暫，在中等收入階段就出現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轉折性變化，就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從總量上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2012年開始出現比上年凈減少的狀況，到2014年累計減少約960萬人。從勞動力轉移情況看，自2010年起，我國農民工的增速已連續4年出現下滑，新增農民工數量從2010年的1245萬下降到2014年的501萬人。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影響了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係，抬升了企業用工成本。以農民工工資為例，扣除價格水平的影響，2004－2014年，農民工實際工資增長2．74倍，年均增長率為10．6％，明顯高於同期GDP的年均增長率。勞動力成本的大幅提高會影響我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進而制約我國的經濟增長。展望未來，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可能會更弱。根據聯合國2015年7月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測，2015年，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中國佔全球比重為20．88％，印度為17．82％；到2025年，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供給國；到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全球比重將下降到17．51％，印度則將上升至18．80％。

而相伴隨的是我國老齡化程度日趨嚴重，2014年底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達2．12億人，佔總人口的15．5％；其中，65歲以上的達1．38億人，佔總人口的10．1％；“未富先老”、老齡化總量大、速度快，是我國在人口結構方面面臨的最嚴峻的長期性挑戰。這些已足以説明我國勞動力“絕對剩餘”的狀態已經基本終結，人口紅利的加快消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第三，資源環境負荷接近或達到承載力上限，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顯著增強。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以消耗一定的能源資源為代價。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比較低，我國資源存量和環境容量還都比較大，這支撐了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現在，我國的資源存量和環境承載余量已經所剩無幾，或者説，資源環境負荷已達到或接近承載力上限，資源環境對發展構成的制約日顯強烈。比如：長期以來，由於大量的耕地被用於工業化、城市化，中國的耕地保有量逼近安全“紅線”。為保證13億人口的糧食安全，未來的工業化、城市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粗放式、低利用率、低成本地侵佔耕地。從環境狀況看，過去那種不太顧忌環境成本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延續。近年來，部分地區頻繁發生水危機、血鉛、嚴重霧霾等事件表明，環境污染不僅已成為影響當代人身心健康的殘酷現實，而且可能形成影響後代生存發展的生態危機。

“十三五”時期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發展的約束愈加強烈，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屬難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對此，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信心。

從客觀因素看，我們有化解矛盾的許多有利條件。我國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也積累了發展和調控市場經濟的豐富經驗，工業化、城鎮化所蘊涵的需求增長潛力依然很大。另一方面，綜合國力的提升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同謀取建立更加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最新變化，為我國爭取更好的外部發展環境提供了更大的迴旋餘地。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的走低，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我國發展在資源供給方面面臨的壓力。

從主觀因素看，《建議》提出的新的發展思想和理念，為制定和實施科學的發展戰略和有效的發展政策提供了正確的指導。《建議》突出地強調了“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系統地提出了“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等五大理念。這些思想和理念與《聯合國2030年發展議程》的基本精神相一致，體現了時代進步的要求；它們相互支撐、相互制衡，是內在有機聯絡的整體；它們既明確了發展為了誰，又明確了發展依靠誰，既指明了發展的目的，又指明了實現發展的手段，體現了理想和現實、主體和客體、目的和手段的統一；它們反映了自然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是在對我國現階段發展條件和機遇挑戰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的，具有先進性、整體性、統一性、科學性的顯著特點。

這些思想和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只要把這些思想和理念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把它們變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實際行動，我們就能應對各種複雜局面，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要落實這些新的發展思想和理念需要做許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以統籌的思維推動創新發展。面對困難和挑戰，唯有創新才能抓住難得機遇，才能利用好各種有利條件，培育出實現持續發展的新動力。《建議》把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動創新，最關鍵的是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要通過強化知識産權保護，搭建開放廣闊的創新平臺，形成有效激勵創新的政策體系，營造萬眾踴躍創新的社會氛圍，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真正使市場在推動創新的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當然，推動創新不能僅靠市場這只手，還需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特別是要發揮好政府在統籌科技創新資源中的作用。我國的研發總投入雖然已經排在全球第二位，但是人均研發投入和單個創新主體所擁有的創新資源，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根據歐盟全球企業創新排名的數據，2013年，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研發投入高達62．7億歐元，而我國同行業企業中研發投入最高的上汽集團為6．9億歐元，僅相當於豐田公司的11．0％。鋻於這種情形，我國要在與發達國家的創新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議》説明中強調的“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的要求，發揮好政府在統籌國有創新資源和推動各類創新主體深化合作中的作用，形成巨大的創新合力，力爭在比較短的時間裏取得關鍵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

其次，要以平衡的思維推動共享發展。推動共享發展是推動全體人民邁入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由中等收入階段順利邁入高收入社會的必然要求。推動共享發展必須平衡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在中等收入階段，生産力水平還不夠高，還必須以較高的效率推動發展，沒有發展的公平是難以維繫的公平。與之同時，在收入差距矛盾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必須把促進公平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沒有公平的效率也是難以維繫的效率。推動共享發展必須平衡好“人人參與”和“人人享有”的關係。要形成大眾積極創業的良好環境，創造條件讓人人都有公平地參與現代化進程的機會，通過誠實和創造性勞動，公平享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還要通過採取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等措施，使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參與到現代化進程的人，也能有尊嚴地分享發展成果。推動共享發展還必須平衡好各利益群體的關係。在發展和改革的過程中，我國客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同樣的政策舉措，會對不同的利益群體産生不同的影響。極而言之，有些政策可能會使一部分群體受益，而使另外一部分群體的利益受到影響。在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時，要堅持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重，也要對正當利益受損的群體予以關照。

再次，要以整體的思維推動綠色發展。環境既對人類生産生活構成制約，也深受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我國現階段的生態環境問題與長期以來存在的生産方式和消費方式密切相關。推動綠色發展，要在生態環境治理這一末端著力，要以巨大的資金投入來治理業已産生的生態環境問題；也要以更加嚴格的監管，盡可能地減少新污染的産生。推動綠色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要從生産、流通、消費這一社會再生産全過程的視角，來提高發展的綠色化水平。要促進生産企業的技術改造，推動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從源頭上減少污染的排放。也要倡導綠色的生活方式，以理性的消費來引導産業結構的合理化。

最後，要以全面改革的思維建立新的體制機制。以新的發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涉及到發展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這些領域和方面之間又相互緊密交織、彼此深度影響，這必然要求以全面的改革來建立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我們應按照中央的部署，有節奏、有步驟、有階段性重點地統籌推進各領域全方位的改革，尤其是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為按照新思想、新理念推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各項目標，提供堅強的體制保障。

（此文摘自李偉主任2016年1月10日在第七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的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