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于2月26-27日在上海舉行。會議就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增長框架、金融部門改革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併發表了聯合公報。

3月2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接受了媒體記者採訪。樓繼偉説，會議公報成果很多，但如果不是非常關注G20進程和熟悉G20語言表達的人，是看不大懂這份公報的。為了便於大家理解，我就會議的成果做一些説明。

一、會議召開背景與基本情況

今年是G20的中國年。大約有50多名G20國家的財長、央行行長和有關國際組織負責人齊聚上海，參加此次會議。李克強總理髮表視頻講話，對中國的經濟現狀和政策做了解讀，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會議的高度重視。

國際社會對這次會議期待非常高。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G20機制由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提升為峰會，其中財金渠道發揮了重要作用，起到步調一致推出政策、力挽狂瀾的作用。目前正值後危機時期，經濟逐漸復蘇但不平衡，仍比較脆弱。

特別是最近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波動，世界經濟面臨一些中長期挑戰。大家都在關注G20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財金首腦怎麼看待這一問題,關心G20怎麼開展合作。此外，國際合作出現了轉折，不像危機剛發生的時候，大家站到懸崖邊上，都同意進行改革。現在遠離了懸崖，不易形成改革共識。到目前這個階段，全球經濟在復蘇但比較緩慢，不同的國家處於不同的階段。近期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大家都非常希望G20發揮作用，希望中國發揮作用。這次中國站在國際舞台中央，備受矚目，也深感責任重大，這是這次會議召開的背景。

二、會議取得的主要成果和亮點

比較可喜的是，經過我們的努力，多方協調和溝通，會議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基本達到了中方預期的效果，鎖定了今年G20財金渠道的主要成果，並且明確了下一階段工作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會議有以下亮點：

一是在宏觀經濟形勢判斷上達成一致，對外釋放了積極信號，提振市場信心。春節期間，我非常關注全球金融市場狀況，股票、債市、大宗商品、黃金等價格都出現波動，體現出全球投資者確實對經濟前景悲觀。這次會議上大家總體的看法是，近期市場波動程度並沒有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我們預期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將保持強勁。當然，我們都主張正視問題和風險，但不誇大問題，這點大家有共識。

其中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在會前被廣泛炒作：G20要在上海簽一個“新廣場協議”。其實這是一些人創造出來吸引眼球的一個説法，根本不存在這種討論 。IMF總裁拉加德在新聞發佈會上對此作出解釋，即“廣場協議”是解決當時危機的産物，而當前G20的目標是避免危機爆發，不存在簽署“廣場協議”的條件。美國財長雅各布·盧也講到，“廣場協議”簽署的前提，一是全球經濟面臨危機，二是存在嚴重的扭曲。現在G20沒有面對危機，也不存在嚴重的扭曲。

會上，各國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了溝通。G20成員之間就匯率問題進行討論和溝通以及非正式的相互通報政策考量是一種交流方式。在會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我回答記者提問時，將會議公報真實含義講出來，主要是為了避免誤讀，造成不必要的動蕩。“廣場協議”是機制性的安排，而G20會議上討論匯率政策溝通問題，屬於非正式的政策考量溝通。

二是在政策應對上達成了一致，承諾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增強信心，維護和增進經濟復蘇。在這一點上，G20成員是有分歧的，由於各國經濟增長態勢分化，經濟形勢不同，貨幣政策空間不同，政策緊迫性和政治環境也不同，因此，各方主張的側重點也不同。

關於財政政策，有些國家主張採取短期刺激政策，但是有些國家表示反對，認為短期刺激政策只會掩蓋經濟風險，要通過結構性改革促進增長；有些國家則表示財政空間有限，沒有出臺財政政策的條件，有條件的國家可以考慮。經過磋商，大家一致同意，鼓勵有財政空間的國家繼續出臺財政政策，但要避免過度承諾。原話是：“將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以促進增長、創造就業和提振市場信心，同時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佔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

我們重點介紹了中國目前和今後幾年，將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結構性改革。這一政策基調得到了與會成員的肯定。

關於貨幣政策，大家都肯定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中發揮的作用，但負利率政策的利弊是討論的焦點。有些經濟體主張繼續量寬，有些國家反對負利率，提出量寬的局限性。例如拉加德説，沒有貨幣政策全球經濟將會陷入更深層次的危機和衰退，但僅僅靠貨幣政策不夠，不可能單獨發揮作用。英格蘭央行行長卡尼表示，貨幣政策只能把明天的需求提前到今天，各方已經提前使用很多了，必須尋找其他途徑，就是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危機之後，歐央行已明確表示實行QE，媒體及各國也表示贊同，同時更為關注，QE是在“買時間”來進行結構性改革。危機已經過去八年了，而且很多國家表示關注低利率和負利率的負面影響，特別是負利率。負利率環境下銀行的資産負債表將惡化，如果負利率時間比較長的話，銀行體系可能發生問題。會議同意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物價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我們恰恰是適度地在執行這些政策，加大財政政策的力度，並推進結構性改革。

關於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有短期有長期的，一種觀點認為要長短搭配。在目前情況下把短期見效的突出出來，長期見效的也決不能忘記。我當時講的，解除管制是見效最快的。會上我邀請了所有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去看看，都有政府行政服務大廳。我是去過的，哪都有，確實是提高了效率，主要是對居民和小微企業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在這個會議前，我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共同舉辦了結構性改革的高級別研討會，會上大家進行了充分討論並取得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就是要安排好結構性改革的順序與重點，兼顧短期增長與中長期增長，這等於是G20正式會議前一天的一個熱場。經過磋商，會議認為，加快結構性改革將提升中期增長潛力，會使經濟更具創新性、靈活性和韌性。總的看，是眾口難調的，但值得高興的是，大家目標都是一致的，都是維護和增進經濟復蘇態勢。因此，會議同意：根據情況各自或共同採取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增強市場信心，維護和增進經濟復蘇。這樣一個共識既對外傳遞了G20共同採取行動的決心，也照顧到G20各方的實際情況，鼓勵各國根據自身國情採取積極的、多樣化的政策組合促進增長。

三是在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上達成了一致，鎖定了中方提出的兩大成果建議，即構建結構性改革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建立結構性改革進展評估的指標體系。G20從2009年開始就關注結構性改革並逐步加強，但將結構性改革提到現在這個高度，還是第一次。主要原因是在當時短期風險特別大的時候，大家只關注短期政策馬上解決問題。現在，大家越來越認識到了一些中長期問題在顯現，增長動力問題僅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是解決不了的，財政政策可以作為一種輔助，去支持結構性改革，這和我們國內的基調是一致的。從去年12月份接任G20主席國開始，我們就在推進結構性改革議程，就是剛才提到的兩個成果設想，也就是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以及評估體系。比如勞動生産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財政可持續性也是一個重要指標，當然還有配套性的環境友好。各國有各自的問題，大家也都認識到了這些問題。我記得自己在三年前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有的國家當場反駁，現在則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因為問題擺在那裏。當然了，每個國家也都不太願意觸到自己的痛處，直擊自己的弱點。通過磋商之後，會議將促進貿易和投資、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提高財政可持續性作為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

結構性改革進展評估指標體系重在績效。我們這次的評價體系是從績效（output），也就是看最後達到的效果來評價。各國為達到這個目標，採取各自所需的行動，從投入（input）角度講，這些行動有1000多個，不可能一條一條去檢查。經過我們的努力，G20各方基本認同了中方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議程，以及結構性改革的成果建議。聯合公報表示：“在各成員國現有國別承諾的基礎上，我們承諾進一步加強結構性改革議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為G20各成員推進結構性改革提供參考，並建立一套指標體系，在考慮國情多樣性的同時，更好地評估和監測各成員結構性改革進展及其是否足以應對結構性挑戰。”當然大家也知道，很多措施不是今天採取明天就可以評估出結果的，有的是短期見效，有的是中期見效，大家正在推進。下一個主辦國是德國，德國非常支持這個方向。不管怎樣，這是對外發出的積極信號。

四是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方面達成一致，將繼續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加強國際稅收、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合作等。經過各方協調一致，今年我們為G20進程注入了新的元素，恢復了國際金融框架工作組，首次將綠色金融和反恐融資作為G20財金渠道的正式議題，希望鞏固以往的改革成果，繼續推動改革進程，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框架。中國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建設者和參與者，我們不想推翻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也不準備另起爐灶，但現有的體系無法反映世界經濟治理格局的變化，有些地方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建設性地改革與完善。

關於發揮多邊開發銀行（MDBs）的作用。首先是推動MDB制定“高質量項目的量化目標”，推動多邊開發銀行增資討論。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熟知的MBDs，比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並沒有發揮其應發揮的逆週期調節作用。在多次G20的場合，包括雙邊場合，我跟他們談話的時候也講到了，現在是你們發揮作用的時候了。這兩個機構，雖然增資的數量很小，但是增加了杠桿，在兩年之內都實現了可用信貸規模翻番。這就是推動其改進的效果。在全球約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缺口、項目準備不足，而且當前逆週期需增加全球公共設施，特別是供給方面他們應該進一步發揮作用。很多國家為此提出了多邊開發銀行進一步增資的要求，並通過深化改革動員更多可用資源。會議就此達成共識，“鼓勵多邊開發銀行制定支持高質量項目的量化目標”。這不僅體現了G20促進投資的努力，客觀上也將起到推動多邊開發銀行深化改革的效果。其次是促進新老多邊開發銀行加大協調。會議還主動邀請了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機構參加財金渠道會議部分議題的討論。在上海會議期間，我也見證了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總部協定的簽署。經過廣泛的溝通，會議同意加強新老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

關於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改革。國際金融危機後，G20就推進IMF、世界銀行份額和治理改革達成一致。在IMF份額和治理改革問題上，由於美國國會遲遲未能通過2010年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該方案一直未能生效。去年12月，美國通過改革方案，方案于2016年1月生效。會議歡迎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的落實，就繼續推進下一步改革進行了討論。在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問題上，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提出，世界銀行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增加至少3%的投票權，這一目標已于前幾年完成，目前正開展新一輪世行股份審議。會議達成共識：“歡迎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的落實，我們支持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的時間表”。這一工作實際應在2015年進行，拖到了2017年。“支持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目標是逐漸實現平等投票權。”也就是説，現在各方就路線圖和時間表基本達成一致。

關於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這是個傳統議題。我在會議上指出，BEPS是在危機之後很快提出的，實質是發達國家防範跨國公司通過在避稅地註冊，從而在投資國不交稅，在本國也不交稅。相關國家希望利用反BEPS機制使製造業或者生産能力回歸本國或母國。我們強調，發展中國家是BEPS最大的受害者。這些跨國公司有足夠的能力，但他們到發展中國家去投資時，要求極低的地價和極優惠的稅率，發展中國家無法拒絕。此外，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來轉移利潤。中國就是轉移定價的受害方，一些藥品、奢侈品，在中國的售價比在其他國家高很多。這既有我們自己的問題，也源於轉移定價。轉移定價形成了轉移利潤。不僅是中國，發展中國家都面臨類似問題。OECD在BEPS上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十五項行動計劃。在BEPS相關磋商過程中，我們引導各方逐步從照顧發達國家關切轉向照顧發展中國家關切，觀點越來越平衡，這是本次會議非常重要的一個成果。公報達成共識：“我們核準OECD提議的關於全球落實BEPS項目的包容性框架，並鼓勵所有承諾落實BEPS項目的感興趣的相關非G20成員和轄區，包括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該框架。我們支持在該框架下妥善解決發展中國家在落實BEPS中面臨的特殊挑戰。”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第二大經濟體，具有雙重身份，發揮了應有的推動作用。“我們將繼續致力於落實專項稅收情報交換標準和稅收情報自動交換全球標準（AEOI），並號召所有金融中心和轄區在2017年或2018年底前加以落實。”在此情況下，發達國家提出了亞的斯亞貝巴倡議，幫助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我們歡迎國際組織在這方面繼續給予支持。

關於綠色金融和氣候資金問題。本次會議分別就綠色金融和氣候資金問題進行了討論。要強調的是，這兩個問題是有明顯區別的。綠色金融問題主要討論如何提高金融體系的能力，以動員私人資本進行綠色投資、環境友好投資。這不是國家之間的事情，而是商業機構，或者説商業機構在政府適當支持下做的事情。而氣候資金問題則主要討論如何推動發達國家按照《巴黎協定》共識，繼續履行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已有義務，提供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會議公報附件第16條明確要求，G20氣候資金研究小組就此開展工作，並向7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報告進展情況。會議同意，“對通過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表示歡迎，並歡迎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就氣候資金所做的承諾及其他國家就氣候資金所做的聲明，並呼籲及時實施和落實。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繼續履行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已有義務，提供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適應和減緩，包括通過綠色氣候基金提供資金。鼓勵其他締約方自願提供或繼續提供這種支持。”

儘管發展中國家在《公約》下沒有出資義務，但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大局出發，中方宣佈出資200億元人民幣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以便更好地利用發達國家所提供的資金，包括增強其利用綠色氣候基金資金的能力。這是習近平主席訪美時與奧巴馬總統會談後所發表公報中的話，我在會議上也做了解釋，這200億是發展中國家之間開展的南南合作。其中一部分用於“十百千計劃”，即承諾在若干年幫助最不發達的對氣候變化敏感的發展中國家建立10個氣候變化示範區、開展100個有利於改善氣候的項目，並提供1000個人員的培訓。主要的部分將用於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以便他們更好地利用發達國家所提供的資金，包括增強其利用綠色氣候基金資金的能力。就是説，具有督促有義務國家加強出資的意義。這與發達國家根據《公約》下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的性質不同。

三、關於中國經濟

大家也很關心中國經濟。在G20會議上，中國經濟並不是討論的焦點。但是，我在跟許多財長的雙邊會談中，所有人都對中國經濟和政策措施問題很關注。我在會上雙邊、多邊場合反復強調，目前中國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巨大的改革空間保障中高速增長。中國的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為66.4%，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為50.5%，適齡勞動人口在減少，這樣一种經濟結構能夠支撐中高速增長是不容易的。但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將會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正在支持並將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什麼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就是生産要素的一側，供給側生産要素效率的改善、配置扭曲的解除、交易成本的下降，都屬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改革就是校正各種扭曲，為什麼我國有巨大的改革空間，正是由於我們扭曲嚴重，所以校正扭曲産生的額外增長的空間就大。要把短期就能見效和長期才能見效的措施搭配推進。現在，很多措施已經見到成效。我前面介紹了，最快的改革措施是簡政放權。我在會上歡迎各位財長和行長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去看看行政服務大廳，現在居民和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過去幾週、幾個月甚至經年辦不下來的事，現在幾天、幾週就辦成了，極大地推動了創業和創新。我還介紹了價格改革；實施減稅政策，特別是鼓勵創新、鼓勵投資的一些減稅政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包括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義務教育資源的可攜帶，統籌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養老保險，目的是鼓勵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定居，使得勞動力按照其適宜的配置要求流動，這有利於提高效率，支持近期和中長期增長。“去産能、去杠桿、去庫存”等，短期可能是緊縮性的，但是中期是擴張性的措施必須推進，必須過關。中國不是發達國家，特別是我們有50%的儲蓄率，必須要有投資而且是高質量的投資。現在傳統的做法已經行不通了，要鼓勵創新性的投資，目前第三産業的投資比製造業快，第三産業的利潤增長比製造業快，製造業中新興産業的增長快於傳統産業，利潤增長也快於傳統産業，傳統産業甚至在下降或虧損，已表達了這種趨勢。

我也介紹了中國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還存在空間，要繼續發揮作用。我們現在赤字率不到3%，馬斯特裏赫特條約3%的標準並不是太客觀。即使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債務率也不是特別高。去年中央和地方直接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接近40%。或有債務需要評估代償率，代償率是不斷變動的，經濟好的時候隱性擔保債務大部分都不會實現，但經濟下行的時候隱性擔保債務實現可能性就比較大。因此，有的國際組織估計我國政府債務率略高於40%是可以理解的。總體來説，債務還是有一定空間的。

從溝通情況看，效果還不錯。討論中，大家都對中國經濟發表了積極的看法。

四、下一步工作時間表和路線圖

本次會議形成了聯合公報，並提出了16項工作及各項工作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按照G20慣例，在去年12月在三亞舉行的G20財金副手會上，我作為G20主席國財長向各方介紹了工作構想。經過前期討論和這次會前會上的緊密磋商，我們基本鎖定了大家有共識的預期成果。接下來，在G20財金渠道下設立的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構架3個工作組，以及綠色金融、氣候資金2個研究小組，將會同相關國際組織，

根據本次會議共識積極開展工作，在技術層面推動相關議題儘早形成預期成果，提交4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討論並進行完善。之後，全部預期財金成果將提交7月在成都舉行的第三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審議通過，最後提交9月舉行的G20杭州峰會。

人民日報：您説此次G20會議在宏觀經濟形勢判斷上達成了一致，預期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請問強勁是如何定義的？現在中國GDP增長6.9%，很多人都認為偏低了，請問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樓繼偉部長：這次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新興經濟體增長是強勁的。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6.9%，印度比我們稍高一些，而發達經濟體好一點的國家經濟增長也只有百分之二點多。2015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5%以上，大大高於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同時中國的總體需求也沒有減少，除了因為實施減煤策略，煤炭量有所下降，其他大宗商品進口數量都是增長的，對世界經濟支撐是強勁的。

新華社：您談到在G20會議上各國依然認為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各國是否擔心中國政府債務風險會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隱患？

樓繼偉部長：對中國債務的隱患，此次G20會議沒有專門談到，但交談中，各國對中國政府債務是理解的。

2015年，經全國人大批准，我們對到期債務進行了置換，今年還將繼續置換到期債務。對於融資平臺未到期債務部分，屬於政府的債務通過置換逐步變成政府債務，不屬於政府的債務要剝離出去。同時，預算法只允許省級政府發債，各省到期債務規模都有統計，以省為單位看我國政府債務是可控的，再由省裏對一些債務率較高的縣、鎮進行平衡。

新《預算法》對加強政府債務管理也提出了明確要求。前一段時間，四部委發文要求各地不得再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舉借土地儲備貸款，這就是落實新《預算法》的要求。土地儲備中心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直接向金融機構舉借貸款是有違預算法的。對土地儲備中心改革後，政府先進行土地儲備規劃，通過購買服務由企業進行土地整理，企業可以向金融機構借款，然後政府再把整理好的土地買過來進一步開發。這些都是控制債務的措施，在合規合法的情況下，既沒有影響土地整理的融資功能，又把風險隔離了。

財新傳媒：G20成員國雖然在這次會議上達成了一些共識，但由於各國宏觀經濟形勢不一樣落實節奏不太一致，無法形成合力，還會造成一些國際遊資對主要經濟體的衝擊，您對此有何看法？

樓繼偉部長：G20各國經濟形勢不同、財政貨幣政策空間不同，不可能同時擴張或緊縮，力度也各不相同。但大家一致同意，要根據情況各自或共同採取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增強市場信心，維護和增進經濟復蘇。同時，政策不一致也不見得會造成資本的無序流動。只要是政策工具和使用的方向、力度適應本國經濟需要，而且符合市場預期，就不會發生無序流動的情況。

經濟日報：您在G20會上講到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有兩點印象特別深刻，一個是結構性改革是有順序的，還有一個是改革以定性分析為主但缺乏量化考評手段。我國結構性改革順序是怎樣的？下一步怎麼推進量化考評？

樓繼偉部長：改革有短期見效的、也有長期見效的，短期見效的一般長期也會見效，但也有短期見效不明顯但是長期會見效的。同時，改革面臨的壓力和受損方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解除管制群眾不會有意見，壓力主要在政府部門，但如果推進公共服務方面的改革，比如提價，居民就會有意見，需要進行平衡。

所謂順序，首先要把短期見效的拿出來刺激增長，同時也要著手準備一些短期痛苦比較大的、但長期見效會更大的改革措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是必須要經歷的痛苦，去産能肯定會有人員下崗、體制轉制，財政政策要給予支持。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同時也是藝術，不可能是列出公式定量規定什麼先幹、什麼後幹，而是要確定大的原則，考慮一些因素後進行取捨。本次會議提出的量化考評架構，是對改革成果的中期檢驗，是對改革目標的後期量化評估。

財新傳媒：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有一些結構性改革措施讓步于穩增長，比如43號文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了規範，但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地方一些政府融資平臺、政府引導基金開始加杠桿，如何確保地方財政不兜底？對於這些隱性債務，您有沒有擔心？

樓繼偉部長：我們對到期債務進行了置換，這部分不需要擔心。融資平臺有一些未到期債務，因此這些平臺相當一部分還要存在，他們自己也在想辦法減債，包括注入新的資産，或變現資産使未到期債務可維持。有的融資平臺已同政府剝離，有的轉成PPP模式。我們關注到了這一現象。

現在非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去杠桿，政府就必須加杠桿，比如加赤字就是加杠桿，PPP、政府引導基金也是加杠桿。在加杠桿同時，必須做到風險可控。比如PPP，政府承諾了一部分如果收費達不到回報後的收益，同時，社會管理人必須要達到績效目標。但確有將PPP做成變相借債的，我們提出了相關指引，並進行了檢查，盡力防範這種情況。再比如，政府引導基金，過去中央財政有很多專項資金，一方面分配不專業，另一方面容易出現不規範甚至腐敗問題，我們主動將專項資金轉成了引導基金，通過市場招聘管理人來管理，但管理人必須有能力動員佔基金份額50%甚至以上的有限合夥人出資，同時還要拿出業績證明有能力管理基金。通過這些手段，把利益綁定，風險控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