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25年以來，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到2005年底，GDP已經達到18.2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超過1400美元。2004年底，我們已經有幾十種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處於世界第一位。”2006中國科協年會開幕式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院士作了第一個特邀報告。

    “我國橋梁設計和建設水平已經居於世界前列。最近的15年，我們總共修了15萬座橋，公路橋、鐵路橋，各種立交橋，總長是8300多公里，平均每年修築1萬座橋，這個數量是震驚世界的。”徐匡迪説，在四川宜賓以下2687公里的長江幹流上，建造了60座大型橋梁。當年毛澤東主席在暢遊長江的時候，曾經豪情滿懷吟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當時，大橋主要是蘇聯設計的。現在，這60多座大型橋梁都是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設計的，施工、材料百分之百都是中國國産的。所以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有理由為中國的土木工程、建築力學、橋梁設計方面的成就而自豪。

    “我們憂慮的不是硬體，不是鳥巢式的體育場。”説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徐匡迪表示最擔心的是空氣污染問題。

    在徐匡迪所作《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與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報告中，“環保”和“自主創新”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

    報告中，徐匡迪用幻燈片展示了這樣一組圖片：在顯示高度為3500米時，湛藍的天空一望無垠；高度下降到2500米，顏色變得暗淡許多；當離地面500米高度的時候，只有一片陰霾——這就是我們幾乎每天在北京看到的天空。

    徐匡迪介紹了中國工程院不久前開展的一個城市化課題：從黑龍江愛琿到雲南的騰衝畫一條線，這條線以東的面積不到全國的40%，但人口卻佔到接近全國的85%。整個中國的人口主要是住在東部地區，這和自然條件、水土、農田的分佈有極大關係。2002年城市人口是5億、農村是7.8億，根據發展規劃，到2020年，城市人口將增加到8.3億，農村人口要減少到6.2億，有3億農村人口將轉移到城市裏。

    “我們的發展是不是就這樣可以自動地、非常順利地發展下去，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呢？”徐匡迪表示，從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一階段，經歷這一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比如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以及歐洲的芬蘭、愛爾蘭這些後起之秀，它們的經濟由於科技、教育的支持，成功轉型，由勞動密集型、初級服務型向高科技轉移，所以經濟就持續發展。

    “但是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一些國家，它們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一直沒有增長，原因是滿足於做原材料加工，做勞動密集型的産業，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利潤越來越薄、收益越來越少、增值越來越小。”徐匡迪説，這是我們當前要碰到的問題，也就是説人均1000美元既是戰略機遇期，也是一個關鍵的充滿挑戰的時期。

    徐匡迪介紹，從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韓國用了8年時間，1998年到3000美元，2002年達到1萬美元。而巴西也是1985年達到3000美元，但是到了2002年的時候，卻只有2603美元。這其中，既有本身的問題，也有金融上的貨幣貶值的因素。所以，發展不是數量的擴張，不是簡單的延伸，必須要提高含量。

    “提高什麼呢？答案是科技和教育。”徐匡迪説，現在，大家都認識到資源是瓶頸，因為中國人均資源比較少，因為大家都認識到了土地、水、天然氣、油、鐵礦石等的可貴，但科技和教育在一個國家的發展當中的作用，比自然資源更重要。世界銀行排出的十大富國資源很少，比如德國和瑞士，資源不到世界資源的平均的1%，什麼都要進口，但卻很富強；而全球10個最貧困的地區資源佔世界10%。因此，我們必須要非常重視科技和教育。

    徐匡迪表示，要跨越人均1000美元的戰略機遇期必須實現三個轉變。從資本投入拉動為主，從吸引外資為主，改變為技術創新為主，通過技術創新來增值；從依靠廉價的生産要素為主，轉向依靠高素質勞動者和科技進步為主。第三個轉變，以市場技術為主，轉向以自主創新為主，逐漸形成自己民族的品牌，有自己競爭力的産品。徐匡迪強調，人均1000美元以下靠低廉的成本可以換來，但要發展，科學技術才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永久動力。(王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