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接受了《中國改革》執行總編輯胡舒立採訪。內容如下：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佳選擇

    最終目標與時間表

    記者：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在2005年匯改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什麼選擇這個時機繼續推進匯改？如何評價迄今為止匯改取得的成果？

    易綱：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的最好選擇。為什麼説這是中國的最佳選擇呢？對匯率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從1994年就開始啟動了。1994年1月1日匯率並軌，隨後，整個外匯市場就建立起來了。從1994年到1996年，人民幣是雙向浮動的，升值了約5%，美元兌人民幣從大約8.71元，到了8.28元。後來，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泰銖和韓元大幅貶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所以，從1997年一直到2005年，8.28元基本沒有動。這並不是説我們放棄了這個理念，相反，我們堅持這個理念，依然認為這樣一種有管理的浮動貨幣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匯率機制，但是，這裡面存在慣性、或説“路徑依賴”。實事求是地説，這件事情還是比較艱難的。結果，到了2005年7月21日，匯改重新啟動，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這三年的浮動。

    這期間，人民幣實際上是雙向浮動的，而且跟一籃子貨幣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發生了一系列事件，開始是“次貸危機”，爾後貝爾斯登破産，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更把金融危機推向高潮。從那以後，人民幣基本維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動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們又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這是我們一直堅持的機制。只不過因為危機或其他因素，才有了這麼多插曲。但是，這個方向是中國最好的選擇，這個方向我們應該堅持。

    記者：那最終目標是什麼呢？

    易綱：我們的最終目標，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這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經決定了。

    記者：那麼，人民幣可兌換和匯率之間應該是種什麼關係？是説它自由浮動以後才能夠自由兌換，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下也可自由兌換？

    易綱：這是一個比較富有理論色彩的問題。通常，可兌換的貨幣，其匯率是自由浮動的。

    在歷史上，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以後，35美元等於一盎司黃金，美元與黃金挂鉤，其他主要貨幣再跟美元挂鉤，這實質上是一個固定匯率體系。但是，當佈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解體以後，主要國際貨幣與黃金脫鉤，固定匯率體系解體。從理論上説，可兌換貨幣應當是浮動匯率的貨幣。浮動匯率這一機制，本身就是可兌換貨幣的穩定器，正因為它浮動，才能保證它的“可兌換”。如果要永遠堅持35美元等於一盎司黃金，美元兌黃金的承諾實際上實現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動的，它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可兌換。

    還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實行的貨幣局制度，它是一種特殊的安排，放棄了貨幣政策。一個規模小並且完全開放的經濟體才能實施這種制度。但這些經濟體應該視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兌換貨幣，其匯率機制應當是靈活的。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一個比較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它最終應當選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那麼，它不能夠堅持的是什麼呢？就是固定匯率。美國、歐元區就是這樣。美元和歐元波動較大，這是一種市場行為。

    記者：那人民幣可兌換目標多長時間達到？有沒有時間表？

    易綱：在我國，可兌換還沒有一個官方時間表。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過，一般的國家，從經常項目可兌換到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間，平均用時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國是1996年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的。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是15年了，這已經長于國際上的平均值了。我們沒有時間表，但是，參考國際上的做法，人們可以對此事有一個大致判斷。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很大，發展又不平衡，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認識的統一上也更加困難。

    記者：對於貨幣升值，我們都知道外部壓力比較明顯，而中國經濟自身對此也有需求。綜合而言，人民幣迄今不能浮動的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呢？

    易綱：一種貨幣，其匯率浮動真正起作用的是實際有效匯率。實際上，有兩個渠道可使實際有效匯率發生變化。一個渠道就是名義匯率的調整。還有一個渠道是通過國內價格上升：有升值壓力，但可以不調名義匯率，通貨膨脹也可以起到調整實際有效匯率的作用。

    實際上，過去這十多年，這兩個渠道中國都用了。我們既用了名義匯率的調整，同時，中國通過價格渠道做出的調整也很大。想想看，這些年房價漲了多少？

    記者：現在，經過幾輪匯改，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不是已經減弱了？還需要繼續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調嗎？

    易綱：應當説壓力已經減弱了很多，十年來，北京、上海的房價漲了多少？一般物價上漲了多少？這些漲價其實都是對不均衡的調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換成人民幣並在中國買房，能賺多少？現在看來能賺的不多了。其他的資産也調得差不多了。這説明現在人民幣匯率其實離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經近了很多。

    所以，現在，我們不具備匯率大幅波動的基礎，有條件保持靈活的匯率機制，也可以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什麼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國經濟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決定了貨幣幣值的總體趨勢。在此趨勢下，升值可以抑制通貨膨脹。升值多一點，通貨膨脹就可以少一點。如果名義匯率不動，那通貨膨脹就得多一點。有人説，老百姓不用進口産品，升值對他們沒好處，這是不對的。比如，豆油，中國的大豆已經超過一半是進口的，千家萬戶都得吃豆製品，豆粕還可養豬，有多少人不吃豬肉？如果不升值，那大豆、豆油、豆粕的價格都得比現在貴20%以上。現在為什麼這些産品國際價格雖然大漲，但在中國的價格沒漲那麼多？就是因為人民幣升值了，而大豆價格基本上是用美元計價的。原油、鐵礦石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實，原油和鐵礦石跟千家萬戶也是相連的。升值首先抑制了輸入型通貨膨脹。

    另外，中國有這麼多公民出國旅遊，送孩子留學，這些人都受益了。受益者應當説是“沉默的多數”。但是，受損者的聲音強，主要是出口行業，他們認為日子過不下去了，肯定要失業了。

    在2005年匯改以前，有關部門做過企業的換匯成本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國有企業的換匯成本是8.11元，私人部門企業的換匯成本是8.07。換匯成本指的是只要匯率低於這個水平，這些企業就會虧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2005年匯改第一天，人民幣匯率就跳到8.11 元了，那出口企業應該會出現大面積虧損。但是，匯改以來，中國在2005-2008年期間出口每年是以超過20%的幅度在增長。就是説，匯率調整並沒有影響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長，産業升級、技術進步、産品更新換代、提高中國産品的增加值，在這一期間都發生了。

    所以，我們得動態地看這個問題。政府也從政策上千方百計地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比如，提供對衝工具、遠期結匯、遠期售匯等工具，幫助進出口企業來對衝風險。

    還有一個論點，就是升值等於外匯儲備虧損。在2007年升值比較快的時候，就有觀察家説，外匯儲備一個季度就虧一艘航空母艦。現在，我們有2.4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於16萬億多人民幣)，當人民幣升值的時候，這些外匯儲備用人民幣來標值就少了，他説這個就等於虧了。其實，這個賬算得是不對的。因為首先，我們沒有虧，什麼時候才虧呢？只有把外匯從美元換成人民幣的時候才會虧，但我們並沒有換，所以稱不上虧。這種算法完全是賬面轉換。

    如果非要進行這種賬面計算，就要同時計算中國的人民幣資産如果以美元計算“賺”了多少。讓我們只算其中一部分。中國金融和房地産資産加起來，有大約兩百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外匯儲備的10倍)。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資産用美元來標價，相當於賺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艦。當然，實際上這兩者都沒有發生。

    記者：對，他沒有算人民幣的資産，而且，中國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

    易綱：是這樣的。所以，這個問題要全面地看。總之，虧和賺事實上都沒發生，只是用不同的報告貨幣産生的一個視角的錯覺。當然，美國的通脹會造成我國外匯儲備的購買力下降，可以認為是損失。但多年以來，外匯儲備的收益率是高於美國的通脹率的。

    記者：如果匯率不正常，就會對資源和環境産生壓力，你能詳細講講嗎？

    易綱：如果名義匯率扭曲，它會産生一系列後果。匯率是一種價格，其扭曲必然帶來資源配置的扭曲。我們通常説要擴大內需。假如匯率不對，外需賺錢很容易，企業就不會往內需使勁。匯率扭曲也不利於擴大消費，不利於擴大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