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面對通貨膨脹壓力，有人主張升息，這與匯率杠桿能互相替代嗎？

    易綱：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匯率是一種貨幣相對其他貨幣的比價；利率和匯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們有一個離均衡點有多遠的問題。這可以引起無窮的爭論，因為誰也不知道均衡點究竟在哪。從理論上來説，供求關係決定均衡點。最好的情形，就是匯率很接近均衡點，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點。

    如果加息，那這種貨幣就會走強，近來，許多貨幣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沒有加息。理想狀態是匯率和利率各司其職，因為它們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記者：長期使用固定匯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現在變成浮動，此時，除了觀念上的問題，最大的威脅還是投機攻擊吧？

    易綱：是。所以，我們應當不斷地釋放這些風險。隨著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投機匯率就會變成“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沒什麼賺頭。

    記者：外匯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節奏把握上，還是稍微有點慢了？

    易綱：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經濟發展的奇跡。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轉軌。有些觀察家認為，這個不市場化了，那個改革滯後了，但是，從1994年到現在，中國維持了高增長，而且自1994年那輪通貨膨脹以後，沒有出現過太高的通貨膨脹。

    綜合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是接近最優的。我們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認為，匯改稍微慢了一些，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反思。但是，應該説，宏觀政策總體上還是非常成功的。

    記者：那為什麼要選擇現在這個時機來恢復匯率的彈性呢？主要是由於這個時段風險比較小，還是認為外部壓力變得更大呢？

    易綱：中國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基於國內的考慮，自主做出了決定。我剛才説了，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匯率穩定了一段時間。實際上，現在危機也還不可以説完全過去了，比如，今年又發生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是，總體來講，形勢比危機高潮時好多了。一方面，危機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長率又調高了，從8.7%調到9.1%了。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的預測大多也認為，2010年是復蘇之年。綜合國內和國際的情況，從中國的角度來考慮，我覺得現在恢復這個彈性，條件是成熟的。

    記者：但是，怎麼評價匯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綱：國外的學者是從他們的框架來分析的，認為匯率對再平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實歷史表明，匯率確實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個決定性變量。回顧日本和德國的歷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國馬克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並沒有導致日本和德國的順差馬上消失。這一點對中國的情況也適用。但是這個問題最難的一個回答，是反過來問，假如匯率升值也還無法調整中國的順差，那麼，升值不是只佔便宜不吃虧嗎？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買你什麼都便宜了，結果我自己的順差還沒調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佔便宜不吃虧了嗎？這個問題更難回答。

    怎樣才能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記者：中國能否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易綱：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常説，要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所謂國際貨幣體系，誰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呢？顯然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那麼，它為什麼是遊戲規則制定者呢？是因為美元等市場是開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市場。那麼，在這些市場上，不論股票，還是債券，市場的遊戲規則制定者當然是美歐等國當局。我們為什麼不能當遊戲規則制定者？如果中國的市場開放，只要人家進了中國的市場，那中國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當然是遊戲規則制定者，這是毫無爭議的。

    記者：我最近採訪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他認為人民幣遲早要成為儲備貨幣，而盧布最多成為區域性貨幣。你怎麼看？

    易綱：我們自己可不能覺得中國了不得了，忘乎所以，這是非常有害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有自知之明。

    記者：那人民幣有沒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呢？世界有沒有這種需求呢？

    易綱：這種説法，有一半是給中國戴高帽，有一半也反映了他們的一種預測。我們要謙虛謹慎，還是要韜光養晦。如果別人選擇人民幣作儲備貨幣，我們也不阻撓，這是市場需求。但是，我們不去使勁地推動，我覺得這是一種最好地、最優地選擇。千萬不要人家一給戴高帽，就覺得人民幣真的離儲備貨幣很近，其實差得很遠。

    記者：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是市場自然的選擇結果呢？還是需要政府來一錘定音，還是二者互相推動？

    易綱：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首先是憑藉所在國家或國家聯盟的經濟實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是政治和軍事的實力。

    經濟實力是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核心價值觀，能不能被廣大的國家和地區接受。真正的儲備貨幣，一定是在全世界相對而言，其背後的文化和價值觀是有影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