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江蘇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達到10500美元！”伴隨著江蘇省《政府工作報告》新鮮“出爐”，這一消息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這不僅因為江蘇人均GDP自2010年起超越浙江居中國各省區之首，此番跨越對全國具有先導意義，更因為邁上“萬美元”臺階，標誌者江蘇的社會生産力整體水平已接近世界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具備了向更高目標攀升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

    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媒體“評語”不盡相同。有的説江蘇達到了“中高等”發達國家水平，也有的説這是“中等收入發展階段”進入“中等富裕發展階段”的標誌，個別的甚至稱已達發達國家水平。

    按照世界銀行2010年的分類標準，人均國民收入（GNI）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國家為中等收入國家，其中，人均GNI在3976-12275美元者為上中等收入國家；超過12275美元的為高收入國家。省統計局總統計師劉興遠表示，“雖然GNI與GDP之間並不能劃等號，但在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時，人均GNI仍可作為參照，因此可以説，江蘇人均GDP水平大體相當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上限水平。”而根據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世界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下轉A3版

    上接A1版 大致相當於世界銀行劃分的剛剛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水平，由此可以判斷：江蘇正在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收入上中等，並不代表發達程度也是上中等，更不能説江蘇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在深受鼓舞的同時，江蘇需要對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保持清晰、清醒的認識，自豪、自信而不自大。無論對GDP還是人均GDP，都應保持理性認知。

    “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既表明江蘇邁過了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道重要‘門檻’，也表明江蘇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形勢越發緊迫。”省社科院院長劉志彪教授認為，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特有現象，當一個經濟體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如果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將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也即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時，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也會集中爆發。“要避免重蹈覆轍，對江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轉變發展方式。”

    江蘇于2005年越過人均GDP3000美元關口後，劉興遠曾以“江蘇發展路徑選擇”為題撰寫過一份統計分析報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的日本、韓國與拉美國家一起站到了中等收入起跑線上，隨後卻出現明顯分化。“‘拉美現象’警示江蘇，經濟發展必須向創新發展轉型，以創新促轉型，以轉型促發展。”劉興遠説。

    事實上，作為全國率先發展的地區之一，江蘇轉型巨篇早已破題，而且不斷取得新進展。2012年，區域創新能力連續第4年居全國首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6.5%，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1200億元，佔GDP的2.3%，較上年提升0.1個百分點；全省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繼續按每年約1個百分點的步調遞增，去年為43.8%，較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高新技術産業産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産值比重由上年的35.6%提高到了37%……轉型發展，讓江蘇GDP“含金量”不斷提升。

    然而，即使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它也只是江蘇科學發展漫漫征途上的一個節點。劉志彪説，江蘇服務業佔比仍較低，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明顯；儘管城鄉居民收入差別較小，但城市和農村以及城市和農村內部貧富懸殊的“雙二元結構”客觀存在；GDP中的資源、勞動力等要素消耗，還有較大下降空間。劉興遠也表示，“1951年美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此後居民消費佔國內總需求的比重逐步提升，到2000年達到65%，現在已高達七成以上，相比之下，江蘇顯然還有不小差距。”

    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後，當時的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曾專門撰文忠告，中國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實現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經濟增長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雙重轉變，就必須在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參與全球利益分工的盈利模式上做出重大改變。通過轉型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江蘇任務依然艱巨，而且有另一份擔當。誠如省委書記羅志軍去年9月在江蘇發展高層論壇上所言，推進蘇南現代化示範區建設，目的之一就是要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作出探索、提供經驗。

    近期全國各地紛紛召開“兩會”，人均GDP上臺階消息不時傳來，網友熱議顯示公眾對於更多分享人均GDP增長好處的期盼，以及對社會貧富分化的焦慮。江蘇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在人均收入、公共産品消費、社會保障水平、幸福程度等方面都有體現，比如，去年城鄉居民收入雙雙增長超過12%、近5年全省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財政支出佔比超七成等，但是，“百姓的期望值顯然更高，GDP應有更豐富的民生內涵，讓幸福感與GDP同步提升。”劉志彪説。   （記者 吉 強 邵生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