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薪成本工會難承受 農民工維權高成本癥結何在

80名農民工26萬元工資被拖欠長達6年，兩省奔波追討債臺高築；湖南省四級工會聯動介入，不料這起討薪“馬拉松”的成本之高令工會組織也難以承受——

　　為幫湘潭縣80多位農民工討回被拖欠長達6年之久的工資，湖南四級工會組織鼎力相助，飽嘗了討薪的艱難困苦滋味。

　　提起農民工討薪的艱辛，湘潭縣響塘鄉聯合工會主席賀三元眼裏淚光閃爍。“這些農民工已湊錢打了3場官司，第4場官司又快到了。”她説，看到律師6月中旬從廣州寄來的委託代理合同書提到需代理費1萬元時，農民工們一下子懵了。因折騰得太久，願意再湊錢打官司的人已經不多了……

　　6年要不到工錢

　　1997年3月，響塘鄉的黃志強、吳正國、崔勇等80多位農民以包工的形式，承接了廣東嶺南工業總公司（以下簡稱“嶺南公司”）長沙公司（以下簡稱“嶺南長沙公司”）在湖南郴州一處建築工程的收尾工程。按照合同約定，該公司應在2000年4月工程完工後一年內支付餘下的60％工資。但嶺南長沙公司在向農民工出具一張259789.93元的工資欠條後，于2001年8月登出了工商登記。黃志強等人多次在長沙、廣州等地討要工資無果，遂于2004年8月向工程項目所在地法院提起訴訟。後經兩審裁定，案件移送廣州市東山區法院處理。

　　2005年初，黃志強等人請求東山區法院立案。不料，法院一直以未收到郴州法院轉來的訴訟費為由不予立案。當年5月，焦急的農民工找到了鄉聯合工會、縣總工會請求幫助。在湖南省總工會的協調聯絡下，8月中旬，湘潭市總紀檢組長劉立湘、湘潭縣總副主席何湘玲、響塘鄉黨委副書記李術華與黃志強等農民工代表趕赴廣州。

　　督促法院立案

　　劉立湘告訴記者，廣東省總的同志十分熱情，立刻約請嶺南公司有關負責人來省總協商，“遺憾的是，對方始終不願意跟我們直接見面。”“工會當然希望用協商的方式解決，這樣能有效降低農民工討薪的成本。”劉立湘説，在工會協商不成，他們又找政府有關部門和嶺南公司的主管單位溝通，仍無濟於事，最終只能通過嶺南公司所強調的“走”司法程序來解決。

　　令人驚訝的是，東山區法院有關人員仍然聲稱他們沒有收到訴訟費。後經工會調查，7700多元訴訟費其實早在2005年1月就已到賬。法院有關人員又稱，郴州方面應當移送的相關案卷沒有郵寄過來，同樣不能立案。

　　“工會幫農民工維權都這樣碰釘子，農民工在外有多難，可想而知啊！”劉立湘感慨地説。經多方查找，他們終於在法院收發室找到簽收這一案卷的存根。2005年8月16日晚上10點多，法院打來電話説：“找到了案卷，可以立案了。”

　　勝訴之後無勝算

　　今年4月14日，廣州市越秀區法院（東山區法院調整併入該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確認被告（嶺南公司）作為長沙公司的主管部門，對被登出的長沙公司承擔清算責任，應對長沙公司欠原告的欠款承擔支付責任。

　　“雖然農民工一審勝訴，但我仍然替他們擔憂。”李術華説，嶺南公司因不服一審裁決上訴到了廣州市中級法院，可農民工的二審應訴成本從哪來？他們已集資花費了六七萬元。

　　“工會真想幫到底，但經費緊張，力不從心。”何湘玲説，除廣東省總對此案給予高度關注外，他們還獲得在廣州的湖南同鄉幫助，但經費仍然有限。她告訴記者，在廣州馬不停蹄跑了一個星期，工會一行3人花了近4000元錢差旅費，而吃飯、住宿還都是找老鄉“揩油”。

　　維權成本亟須“減負”

　　農民工討薪成本、工會維權成本都雙雙難以承受的現狀表明，亟須有更為“經濟”的手段來支持討薪。湖南省總法律保障部部長黃炳炎説，他們仍將與廣東省總保持密切聯絡，“希望看到農民工的汗水不會白流，能夠拿到被拖欠工錢。”

　　“叫響‘農民工有困難找工會’，需要實實在在的手段。”何湘玲説，工會不能只滿足於做一塊“指路牌”。維權成本要“減負”，還取決於個別地方法治環境的改善。“因此，工會在搞好源頭參與履行維護職能外，還要著力於促進社會化維權機制的構建。”

　　據湘潭市總副主席聶建楚介紹，為了爭取更廣泛的關注和重視，響塘鄉聯合工會代表80多位農民工向省人大內司委、省政法委遞交了報告。他説，“這是基層工會非常負責任的表現，也是能夠取得更好效果的一種嘗試。”

　　湖南省總的一位法律顧問頗有感觸地説，一起原本簡單的糾紛，演變為如今四級工會聯動幫農民工討工資，“到底是誰、在什麼環節造成了農民工討薪成本和工會維權成本的額外支付，這值得人們深思。”（記者龍巨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