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前不久編制完成的《全國生態環境狀況評價報告》中，浙江這個人均生産總值接近４０００美元的經濟強省，以８７．１分的成績名列榜首。

    對此，浙江省環保局局長戴備軍解釋，浙江省用佔全國１．０６％的土地，承載佔全國３．７５％的人口，産出了佔全國７．３４％的ＧＤＰ，而生態環境狀況名列全國第一，與浙江這兩年加大環保執法監管力度是密不可分的。

    ２００５年，浙江省環境處罰案件達８１７８件、處罰款達１．６２億元、個案處罰額達１．９８萬元，分別比２００４年增長１０．３％、９２．９％、７５．２％；２００６年又創新高，環境處罰案件達１０１１９件、罰沒款達２．８５億元、個案處罰額度達２．８１萬元，分別比２００５年增長２３．７％、７５．９％、４１．９％。“在人員編制、執法裝備沒有大的增加和改善的情況下，連續兩年全省環保系統罰沒款大幅增長，基本改變了環保‘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局面。”戴備軍説。

    反思自身執法

    環保系統一直有著“環保法律法規剛性不足，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更高”的説法，有人常將執法不力的情況，簡單地歸咎於環保法律法規剛性不足。

    針對這種現象，２００４年底，浙江省環保局組織專題調研並對法律法規進行梳理，發現環保法律法規雖有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環境執法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以權代法等現象普遍存在。環境法賦予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環境執法的能力，但實際上許多地方沒有有效地依法履行這些執法職能。

    戴備軍認為，“環境法中單是對環境損害要賠償這一條，如果執行起來就不得了。從目前情況看，環保執法還沒有用足用好現有法律法規賦予我們的權力。要解決執法力度不夠的問題，當務之急不是改善外部條件，而是要解決好執法指導思想問題，解決好為誰執法的問題。”

    執法觀念的轉變，成為加大環保執法力度的關鍵。在２００５年的全省環境執法會議上，省環保局明確要求全省各級環保部門從自身找原因，切實轉變思想觀念，用足用好現有的法律法規，切實提高執法力度，維護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當年，罰沒款就比上一年翻了一番。

    與此同時，針對環保法律法規在執法剛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浙江省在制定環保地方規章上下功夫。２００６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頒布了《浙江省環境污染監督管理辦法》，明確賦予環保部門必要的行政強制措施權，對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的，可以對有關設施、物品採取暫扣或封存措施。

    劍指污染大戶

    湖州市長興縣，國內新興的蓄電池生産重鎮。兩年前，這裡鉛塵飛揚、煙氣迷蒙，１７０多家企業每年排放１６噸鉛污染物。浙江省環保局將長興列為“省級環保重點監管區”，三令五申：整治不好，新建項目一律不批。

    重壓之下，長興縣打出治污“組合拳”。整治後，長興鉛酸蓄電池企業數量減少到５０家，分佈範圍從１３個鄉鎮減到８個鄉鎮。據檢測，鉛及其化合物、硫酸霧、含鉛固體廢物的排放量，比整治前分別下降了９４．１％、８０．５％和２４％。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浙江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省政府主要領導為組長、２０多個廳局組成的全省環境污染整治領導工作小組。各級環保部門將執法利劍揮向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污染大戶，確定了１１個環境問題突出的區域為省級環保重點監管區，通過掛牌檢查、限期整治等措施實施重點監管。對於化工、醫藥、造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煉、造紙、固廢拆解等９個重點行業和７１０項重點工業污染項目全面開展污染整治。一批能源消耗高、嚴重污染環境、群眾反映強烈的違法企業受到嚴肅查處，有關責任人被給予處分，甚至被依法判刑。

    考核不走過場

    目前，地方環保部門實行的是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管理體制，環保局長的“烏紗帽”攥在地方領導手中，一些地方領導用“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干擾環境執法。

    浙江省環保局負責人認識到，環保法律法規能否得以貫徹，環境執法力度能否加大，關鍵在於各級環保部門領導班子的建設。因此，浙江省環保局一改過去對地方政府推薦人選只是蓋章同意的做法，派出考察小組認真考察，對不適合的堅決説“不”，保證了基層環保領導班子較高的政治業務水平。

    對基層環保局“一把手”，省環保部門也嚴格考核，不走過場，對業績平平者予以通報，直至建議地方政府免職。省環保部門還要求基層環保局“一把手”進行述職述廉，然後進行民主測評，把測評結果通報所在地黨委和組織部門。

    浙江省還著力加強執法能力建設。省環保局補助資金３７５０萬元，為每個縣（市、區）配置了環境執法車，為１０個設區市各配置了１輛高科技環境應急監測車。全省共設立環保鄉鎮派出機構１０１個。

    浙江環保執法，正在挺起“脊梁”。（梁孟偉 鮑洪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