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呼和浩特１０月１２日電（記者 周寧）面對人口均超過３０萬，而本級財政收入都不足８０００萬元的兩個少數民族貧困自治旗，如何使其儘快脫貧？

    內蒙古自治區改變了以往“整村推進、定點幫扶”的做法，採取“行業劃分、職能幫扶”新機制，于２００８年１月組織全區１８個廳（局）對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和鄂倫春自治旗開展為期３年的對口幫扶攻堅戰，不到１年就有力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他們的探索過程對於我們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有一定啟示。

    是落實一村一戶還是聚焦發展瓶頸？

    莫力達瓦達斡爾旗和鄂倫春旗分別是我國唯一以達斡爾族和鄂倫春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自治旗。受自然環境、生産方式等諸多因素影響，兩旗２００７年的年人均收入還不到１０００元。

    “從最初送米、送面、送菜、送炭的‘輸血’扶貧，到給貧困戶砌豬圈、壘兔窩、搭雞架等發展農牧業生産的‘造血’扶貧，再到定點扶持一村一鄉的包扶機制，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可兩旗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從事了２０多年扶貧工作的自治區直屬機關工委幫扶辦副主任韓曉光説。

    扶貧由“輸血”到“造血”的簡單轉變是行不通的。“如果不能從解決制約當地經濟發展的瓶頸出發，即便一村一戶一時發展了，整個地區到頭來還是個窮。”自治區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幫扶辦主任葉佔魁説。

    從２００７年起，內蒙古對阻礙兩旗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進行了先期調查評估，確定在交通、農業、水利等瓶頸領域的２００個項目上進行重點幫扶，規劃總投資４．９億元。

    自治區發改委對鄂倫春旗調研後發現，缺乏深加工能力已成為制約當地農業産業化發展的最大瓶頸，於是引進了嵩天薯業等一批企業。“實施産業結構調整後，原先８分錢１斤都賣不出去的馬鈴薯，價格一下子翻了三番，村裏人的幹勁兒一下子就上來了。”鄂倫春族獵民何國祥興奮地説。

    “這種扶貧機制找準了‘命根’，把錢花在了刀刃上。將我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用全區的智慧和力量迅速擊破，使原來的一村一鄉受益，變成了整個地區受益，實現了可持續發展。”鄂倫春旗旗委書記侯言增説。

    是駐點整村推進還是行業職能幫扶？

    內蒙古從１９９６年開始實施的“整村推進、定點包扶”的扶貧機制，雖然基本解決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溫飽問題，但是，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扶貧成本高，缺乏專業化。”韓曉光説，有的扶貧單位簡單地以為“整村推進”就是把這個村的“吃喝拉撒睡”全包下來，形成一種大而全、小而全的扶貧思維，結果包扶變成了“包袱”。

    比如，Ａ村建了公共娛樂設施，Ｂ村也得建，導致重復建設；教育廳幫著Ａ村解決農戶的養豬問題，要找農牧業廳，而農牧業廳幫著Ｂ村的孩子上學，要找教育廳……錯綜複雜，效率較低；為監督扶貧進展，扶貧單位實行派員長期駐點包扶，差旅費用開銷太大。

    這次的扶貧政策，將兩旗的交通、農業、教育等瓶頸問題分別由相對應的內蒙古交通廳、農牧業廳、教育廳等部門負責‘擊破’，實現了專業化幫扶，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避免了“眉毛鬍子一把抓”。

    是廳（局）各自為政還是工委統籌資源？

    自治區扶貧辦的一位負責人説：“扶貧需要各部門通力協作才能見效。但扶貧辦和其他廳（局）都屬平級單位，我們説話不太好使。”

    為有效落實扶貧政策，內蒙古自治區決定由主管各廳（局）黨建工作的內蒙古直屬機關工委負責統一組織和開展幫扶工作，並將其列入各廳（局）年終考核內容。

    “這一招卡住了我們的命脈，不僅要幹，而且要幹好！”自治區農牧業廳的一位領導説：“扶貧辦的一些好想法也能通過各部門落到實處。”

    不少基層幹部和群眾認為，由工委主抓幫扶工作有三大優勢：

    一是有助於糾正“扶貧就是給錢給項目”的錯誤觀念。在這次幫扶工作中，各單位都是結合自身業務靈活開展工作：如衛生部門對兩旗醫療系統搞醫務培訓；人事部門把兩旗的幹部上調挂職等，都屬於落實扶貧責任。

    二是有利於資源整合，避免重復建設。涉及自治區財政廳、農牧業廳、科技廳等多個部門的“莫力達瓦達斡爾旗農民科技培訓中心”項目，就是在工委的統一協調下，短短３個月就完工開課了。

    三是有利於新招數的實施。莫力達瓦達斡爾旗旗委書記高忱説：“工委採納了我們提議的‘反彈琵琶’策略，在減少貧困人口數量的同時，重點扶持能夠帶動整村整鄉經濟發展的龍頭企業，以實現全面脫貧。”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符太增説：“內蒙古實行的‘行業劃分、職能幫扶’新機制，立足貧困地區的實際，立足扶貧單位的行業特點和職能職責，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探索推進，體現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今後的扶貧工作思路還要再寬一點、招數還要再多一點、搞得還要再活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