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７日電（記者 趙承、周英峰、杜宇、安蓓）６０年前，浴火重生的中國百廢待興，艱難地邁出經濟建設的第一步。
６０年後，日益強大的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驚濤駭浪中，勇敢地搶佔著新一輪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一個甲子風雲激蕩，強國夢想引領共和國經濟版圖發生了歷史性巨變。
區域版圖：兩輪“西進”構建發展骨架
佔國土面積７１％的西部地區，這個中國地理上的高地，卻是經濟上的洼地。而在２００９年國際金融危機肆虐之際，西部地區卻表現出嶄新的氣象。
且不論投資和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東部地區，更重要的是，一直以一次能源作為依賴的陜西、內蒙古、山西等地，正在以科技的力量實現著能源的轉化，在新能源開發上站在了前列。
而成渝、關中─天水、環北部灣經濟區，正成為西部地區三大增長極，西部整體起飛之勢呼之欲出。
儘管中國經濟現代化之路上仍要以東部作為領頭羊，但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四輪驅動”，共同發力，支撐經濟發展的態勢越來越明顯。
這種區域版圖的構造，並非一日之功，是前後兩個“三十年”兩輪“西進”、輪迴推演的結果。
翻檢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經濟版圖，區區１００億元工業固定資産，絕大多數集中在東北、上海等地。廣袤的中西部地區，基本沒有工業布點。
強國，就要有一個站得住的工業。這不但關乎經濟發展，也體現一個民族的形象。“一五”計劃時期建設１５６項工程，以及西南、西北內陸地區的“三線”重工業建設，自東向西逐步推移，構造了中國工業的基本骨架。
鞍鋼、武鋼、攀枝花鋼鐵基地等，終結了一個堅信“沒有鋼鐵就等於被解除武裝”民族的憾恨；大慶石油會戰、華北石油會戰，徹底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西南成渝、寶成、成昆三大鐵路幹線建設，疏通著經濟的動脈……
為了備戰需要而“靠山、分散、隱蔽”的“三線”企業，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度困難重重，但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企業在西部已經播下了寶貴的科技與工業種子，而在改造之後重顯生機又對西部發展形成重要的支撐。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一個以沿海領風氣之先，進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向西推進，掀起西部開發熱潮的新的發展路線圖，生動地實踐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兩個大局”的宏偉規劃。
“與上一輪西進相比，除了國家政策的推動、國家投資的支持外，市場化讓區域經濟的變革動力更充沛，發展更持續。”中國社科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後凱説。
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青藏鐵路，一個個重量級的工程發展著西部的經濟；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改善著西部的生態；東部企業的梯度轉移，增添著西部的內在活力；一些西部大城市依託原有的科技基礎而開發出的生物、光伏、電動汽車等高科技産業，也使這些地區能夠在後發條件下實現跨越式發展。
當今中國的區域版圖上，自南向北，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經濟圈陸續推延，成為沿海的一串“明珠”；自東向西，東部率先發展，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再加上振興東北，構架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完整骨架。站在新的起點上，中國經濟正在準備實現新一輪騰飛。
資源版圖：互補雙贏突破增長極限
一國經濟無不受制于自身的資源稟賦，也無不在突破限制中發展。“資源佈局隨著産業結構調整而調整，相輔相成，雙向調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部部長馮飛告訴記者。
６０年來，從夢想到現實，華夏大地上展開了一場場縱橫交錯的資源調度。水、氣、電、路，人流、物流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將全國更加緊密地聯接起來。
長期乾旱的北方，耕地佔全國６０％以上、人口占４５％以上，但人均水資源只有全國的四分之一，處處可見缺水的困頓。而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源量是華北地區的３倍至４倍，數千年來為洪澇災害所苦。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５０多年前，毛主席提出了這個宏偉的設想。
１９８３年，引灤入津工程結束了天津人民喝苦鹹水的歷史。１９８９年，引黃濟青工程讓青島走出了年年鬧“水荒”的陰影。１９９４年，引大入秦工程成為甘肅“農業翻身工程”。
當新世紀來臨時，一項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調水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上馬了。南水北調工程全部建成以後，長江之水穿越淮河、黃河、海河，構建“四橫三縱”的大水網，每年調水量相當於在北方再造一條黃河。這一宏大的手筆，將從根本上扭轉水資源分佈嚴重不均的局面。目前，東線和中線工程正在實施之中，北京已經成為首個受益的城市。
在西北和西南地區，蘊藏著全國６９％的煤炭和７７％的水能資源。廣袤的崇山峻嶺之間豐富的水能源卻白白流走，西部的煤炭用於發電的比例也比較低，大量煤炭需要通過火車、汽車輸出。而東部沿海城市能源匱乏，工廠企業不時遭遇拉閘限電。
從上世紀６０年代提出，在醞釀了將近４０年後，西電東送上馬。從西南地區通向廣東，從三峽通向華東、廣東，從西北地區通向華北和山東，架起了東西互贏的電力橋梁。
與此同時，西氣東輸一線工程從新疆塔裏木盆地輪南油氣田起步，直通南京、上海，橫貫中國４０００多公里。在此基礎上，一條西起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向西與中亞天然氣管道相連，南至香港、東達上海，全長８７０４公里的二線工程正在興建。
“從西向東輸送能源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説，資源版圖的改寫，突破了增長的極限，開闢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城鄉版圖：交錯融合改變二元結構
不斷崛起的城鎮群落，快速膨脹的農民工群體，已經讓城鄉的分野在交錯與融合中變得逐步模糊起來。在統籌發展之下，誕生的是一幅城鄉新版圖。
尤其在東部和一些大城市周邊，這種變化是劇烈的：鄉村在迅速消失，農民快速轉化為城鎮居民。城鎮和農村之間，人口在雙向流動。工業和農業産業鏈條相互延伸。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城鎮化水平只有１０．６４％，１９７８年上升至１７．９％，而在２００８年這一數據提高到４５．６８％。
住房城鄉建設部城鄉規劃司副司長張勤説：“我國正在和即將發生的城鄉人口轉移和社會變遷規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二元經濟結構，是千百年來中國經濟的傳承。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批工礦業城市迅速崛起，如紡織機械工業城市榆次、煤炭城市雞西、鋼鐵新城馬鞍山、石油新城玉門等，讓一大批農民成為城市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決定了以農業為工業資金的主要積累途徑，不得不保存大量的農業人口，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城鄉分離制度。
億萬農民為工業化的進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一項測算表明，１９７９年前的３０年間，農産品價格“剪刀差”無償轉移的資金達到６０００億元以上。人口的流動受到嚴格限制，畸形的工業結構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比較弱。
改革開放之後，城鄉基本實現了由分治到協同發展的轉變。城市數量和規模的快速增加，推動著城市區域擴張和鄉村區域城市化，也吸納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城鎮總人口年均增加１４５３萬人，鄉村總人口年均減少２１６萬人。
尤其是鄉鎮企業的發展，不但造就了一批小城鎮，而且使得農民“離土”從事工業、服務業等非農産業成為必然。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石楠説：“以前我們做規劃，到派出所查一下戶籍人口就行了。因為沒有考慮城鄉融合問題，現在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他們也要使用城市基礎設施，做規劃就要考慮這些因素。”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到２００８年底，我國農民工總人數達到２億多人，其中本鄉鎮以內的本地農民工８５００多萬人。
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農村道路、住房、文化條件的改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最近推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正在縮小著城鄉之間公共服務的差距。
城市是增長的引擎，農村是發展的希望。在城鄉融合之中，中國經濟發展將會走得更遠、攀得更高。
生態版圖：以“退”為“進”統籌科學發展
當人類為自然留下空間時，也為自身的發展留下更多的餘地。重構生態版圖，同時也是重構經濟版圖。
在中國實現總體小康目標時，一個“退”的關鍵詞，第一次出現在發展的名錄上。從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退田還湖，到從生態脆弱地區退出原住居民。
實施退耕還林以來，一大批“砍樹人”變成了“護林人”，生態環境逐漸恢復。截至２００８年底，我國退耕還林工程完成退耕地造林１．３９億畝，退牧還草工程圍欄育草近６億畝。“退”出一片綠色，富裕一方百姓。
而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以及主體功能區的劃分與建設，更將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
“資源可以是福，也可以是禍。把資源優勢用好，環境也保護好，才是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説。
從人定勝天到和諧相處，有一個認識的轉變過程。不可否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乃至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內，從開荒到開發，發展付出了較大的代價。
甘肅民勤防沙治沙展覽館裏，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實物顯示，民勤的歷史，就是一部與風沙戰鬥的歷史。這裡面有一組照片，反映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民勤北部湖區每年為國家貢獻了８００萬公斤的商品糧，但也因用水過度埋下了生態隱患。當地人在介紹這些情況時，話音裏充滿著惋惜和遺憾。
而今天，中央從國家戰略考慮，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謀劃未來人口分佈、經濟佈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確定主體功能定位，明確開發方向，控制開發強度，規範開發秩序，完善開發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空間開發格局。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一個新的生態版圖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