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１０日電（記者李清華、白瑞雪）“父親在世時，我並沒有完全理解他的價值。在他離開後，才愈發感到他的珍貴。”

    在大師離去的日子裏，長子錢永剛以及千千萬萬中國人對錢學森的懷念，讓這個漫天飛雪的冬季變得溫暖。

    錢學森回國時，中國的科學大業正艱難起步。

    錢學森離開時，現代化的天空早已星光璀璨。

    半個多世紀裏帶給中國的一切，就是這位科學大師的遺産！

    深切的愛國主義情懷，是錢學森留下的精神遺産

    白菊如雪。在京西阜成路８號院這座被鮮花和輓聯淹沒的紅磚小樓裏，錢學森住了４９年。

    一張深灰色的書桌佔據了書房兼會客廳的一半。書桌旁立著兩個碩大的地球儀，把窗外的光影折射得星星點點。我們不由得設想，主人當年在這裡伏案工作時，也許常常會用手指輕輕一撥，就從地球的那一端轉到了這一端。

    然而，半個多世紀前錢學森跨越太平洋的旅程，並非如此簡單。

    錢學森出生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的那個冬季。淞滬抗戰中日本侵略者呼嘯而來的飛機，讓這位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專業學生的志向從鐵路轉向航空。

    “科學救國是我們那一代人的理想。錢學森看得更遠。他説，國家這麼落後，不僅需要讀書人，還必須有政治上的革命。”兩院院士、錢學森的交大同窗羅沛霖回憶説，“這句話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

    大學畢業後，羅沛霖到延安參加革命，錢學森則在１９３５年前往美國留學。他用一年時間拿下了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專業的碩士學位，隨後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當長子錢永剛追隨父親的腳步來到加州求學時，父親當年生活的痕跡已蕩然無存，但錢學森“誰敢跟我比成績”的故事卻仍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和學者中流傳。

    “敢説這樣的話，真讓人佩服！”來自台灣、香港的同學們對錢永剛説。

    其實，也是到這時，錢永剛才知道父親究竟有多麼優秀。

    參與設計美國第一枚軍用遠程火箭，建立被西方航空界沿用２０年的“卡門─錢近似”公式，錢學森在２８歲時即成為世界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被他的導師、“世界超音速飛行之父”馮·卡門稱讚為“美國火箭技術領域最偉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專家”。

    關於自己的傳奇，錢學森對子女只字不提。多年後，他曾回憶説：“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

    不買房子，也不買保險。從出國那天起，錢學森就從報紙、廣播裏關注著國內的局勢。兩院院士、曾經在加州理工學院師從錢學森的鄭哲敏至今記得，當他們談到共産黨努力保留和發展少數民族音樂時，錢學森欣慰地笑了。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錢學森很快決定回國。

    旅美２０年，被扣留５年。美國人眼中“價值５個師”的錢學森歸國之路卻異常坎坷。

    對於在監視下生活的那些日子，出生於１９４８年的錢永剛最深的印像是，全家的活動範圍似乎大受限制。

    “有一次，爸爸好不容易答應帶我和妹妹出門玩，結果沿著馬路轉了幾圈又回來了。我剛想埋怨爸爸，發現他臉色很難看，什麼也不敢説了。”錢永剛回憶説。

    歸期，變得遙遙無期。

    “錢先生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國，只能默默地準備。”鄭哲敏説。

    除了隨時可以拎走的行李箱，錢學森還進行了另一項準備，寫出了一本劃時代的《工程控制論》。這本被美國人稱為“高超地將理論和實踐兩隻輪子裝到一輛戰車上”的著作，至今仍是國際自動控制界的經典教材。

    在那個信息不甚通暢的時代，錢學森對國內的科技與工業發展情況並不熟悉。當鄭哲敏先於他啟程回國時，錢學森再三交待説：“你回去以後，國家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要挑剔高低好壞。”

    “前途不明也要回國，國家一窮二白也要回國，國家需要什麼就做什麼，這就是錢先生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鄭哲敏説。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８日，錢學森全家終於歸國。

    這一天，被很多人視作中國航天事業的發端之日。４４歲的錢學森，從此伴隨著零歲的中國航天，走上了艱辛的成長之路。

    從海外回到中國，錢學森放棄的，不僅是優越的生活。

    “父親一生的興趣和長處是科學理論的研究與創新，而不是工程實踐。”錢永剛説，回國從事火箭和導彈工程的３０年裏，錢學森不得不告別他所摯愛的學術研究，擔當起工程執行者的角色。

    中國或許因此少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家計劃卻得以駛入歷史的航道。

    這是一個世界級科學家面對國家使命做出的選擇。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錢學森的同門師弟、著名力學家郭永懷剛剛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刻，錢學森用一封歡迎信表達著自己的急切心情：“我們現在為力學忙，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挂了號’，自然是到力學研究所來，快來，快來！”

    錢學森回國了，一大批與錢學森一樣愛國的科學家回國了。中國向科學進軍的時代，開始了。

    茫茫太空的中國高度，是錢學森留下的科學遺産

    錢學森的臥室只有１０多平方米。單人床正對面的老式書櫃裏，金黃色的神舟飛船模型是最為顯眼的收藏。

    這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送給錢學森的禮物，也是錢學森最為鍾愛的禮物。

    中國航天的奠基人一抬頭，即可望見這項事業的最新高度。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０日，錢學森回國的第３天，《人民日報》刊登了“錢學森等回到廣州”的消息。同時出現在這天報紙上的還有另外一則新聞——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和平利用原子能問題。

    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説，“原子能”還是一個陌生的詞彙。然而，僅僅幾百天后，中國啟動了導彈、原子彈和衛星等國防尖端技術的研製計劃，後稱“兩彈一星”工程。

    錢學森，就是導彈和衛星研製工程的科技負責人。

    在西方世界“核訛詐”的背景下，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開始醞釀“上天”的戰略。

    １９５６年２月，錢學森向國務院提交《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發展我國航天技術的建議，為中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發展制定了重要的實施方案。

    半年後，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錢學森出任院長。成立儀式一結束，錢學森向１００多名大學畢業生開講《導彈概論》。

    “那個時候，除了院長，誰也不知道導彈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航天專家、原神舟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回憶説，“我們想，這麼大的科學家怎麼給我們上啟蒙課啊？錢老説，搞航天不是靠一兩個人就能搞起來，而是需要一大批人才。”

    若干年後，“導彈掃盲班”裏的大學生們成為中國航天的領軍人物。

    “錢老當時如果不能回國，我們也會發展導彈技術，但絕對不會這麼快！”戚發軔説。

    當美國人已經進行了成百上千次導彈試驗時，中國“兩彈”試驗基地的科技人員們還沒有見過火箭。

    蘇聯的技術和專家曾給予了中國一定的支持。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歷史註定，中國的尖端科技事業只能走自力更生之路。

    錢學森在試驗基地一待就是一兩個月。他身邊帶著一本《工作手冊》，詳細記錄每次試驗的具體情況。大大小小的異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經解決的注上“已換”“可用”；尚未解決、落實的，就用紅筆作個星號。

    １９６０年８月，蘇聯撤走全部援華專家。然而，僅僅半個月後，中國就用蘇聯專家認為不合格的中國産燃料，第一次在自己的國土上成功發射了一枚蘇制導彈。

    １９６４年６月，我國成功發射第一枚自行研製的導彈。４個月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就在西方世界嘲笑中國“有彈無槍”時，錢學森和同事們又加緊進行原子彈與導彈的結合工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成功進行。

    １９７０年４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升空。當毛澤東向錢學森表示祝賀時，人們卻發現他已悄然離開指控中心……

    “那些年裏，我們不知道父親在做什麼。印象中，他經常出差，或者是匆匆扒兩口飯就出門。”錢永剛回憶説。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舉行大會，表彰為“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當人們為臥床的錢學森戴上獎章時，這位把近３０年韶華注入航天工程的科學家，已經是８８歲的老人了。

    ３０年裏，錢學森月工資僅為３３３．１６元，但他為中國創造了不可估量的財富。

    ３０年裏，錢學森與眾多像他一樣不僅僅屬於實驗室的科學家們，用大漠上空的蘑菇雲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賦予了熱愛和平的中國人捍衛和平的權利。

    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站在錢學森和老一輩科學家的肩膀上，中國人得以仰望頭頂那片更加遼遠的星空。

    在那片星空和人們內心，都有一顆美麗的“錢學森星”。

    立足高遠的科學理論，是錢學森留下的思想遺産

    “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錢學森的一句話，讓新中國的導彈研製計劃提上了議事日程。

    錢學森的自信，來自他的經驗和理論。在《工程控制論》裏，他闡述了一個聽上去不可思議的觀點：用不可靠的元器件，能夠組成一個可靠運行的系統。

    這套“一加一大於二”的科學思想是錢學森在美國研製導彈的經驗總結，也在中國航天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

    錢學森進一步提出，運用一個或幾個學科的知識來觀察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非典、金融危機、溫室效應等今日社會面臨的大題目，都需要運用知識體系這把鑰匙。

    錢永剛這樣概括父親晚年的學術思想——

    “在數十年的科研實踐中，父親逐步形成了對科學技術的獨特理解。他認為，今天的科學技術是指人類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整個知識體系，科學技術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講只有一個，那就是整個客觀世界，而眾多學科只是人們研究問題的著眼點、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為此，我們應該有意識地運用這個知識體系，利用這個體系的綜合優勢和整體力量，來認識和解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種種問題。”

    從上個世紀８０年代退居二線起，圍繞系統理論進行的科學理論創新，成為錢學森的主要工作。

    “父親認為，國家的‘兩彈一星’工程已經成功，而且擁有了一支優秀的航天人才隊伍，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更感興趣的事了。”錢永剛説，“對科學家來説，創新研究比完成科技工程更難，更有挑戰性。”

    從工程實踐到理論提煉，是認知的提升，也是科學的回歸。

    ９０歲那年，錢學森在翻看關於自己成就的文章和傳記時，指出了一個“致命的缺點”。

    “這些書都是説我這個好那個好、這個行那個行，對人沒有啟發性。我不是天才。要説説我為什麼能取得那些成就，要説説裏頭的道理和規律性。”錢學森告訴錢永剛。

    “父親能夠取得成就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在於他善於用系統科學的理論觀察和分析問題。”錢永剛説。

    這是晚年錢學森一日的生活：早上六點鐘起床，打開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科學知識普及講座，然後洗漱、吃飯。上午、下午的時間用來看書、寫文章或舉辦學術討論班——這種從加州理工學院借鑒而來的形式，被錢學森認為是推動學術創新的最佳途徑。到了晚上，他會坐在書房裏看兩三個小時的書才上床睡覺。

    春節同樣如此。錢學森不喜歡別人來拜年，他更願意把自己“鎖”在家裏，安安靜靜地看書、寫作。

    “一天不讀書的話，他就明顯很不高興。翻兩個小時書，像聽了一場音樂會。他總是説：‘我又有了新的收穫！’”錢永剛回憶説，科技、教育、軍事、經濟，都是錢學森特別感興趣的話題，直到去世前幾十個小時，他還在看報。

    在與知識的對話中，錢學森通過寫文章、寫信和談話，向全社會傳播他的科學思想和理論。

    今天，他積極倡導的信息技術研究應用，極大地推動了軍隊信息化建設；

    他于１９８４年提出的“知識密集型大農業”理念，已經在西部地區的“沙産業”中成為現實；

    他關於建設“山水城市”的觀點，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城市規劃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他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正在西安交通大學的“錢學森實驗班”等項目中付諸探索……

    在生前的最後一次系統談話中，錢學森表示自己的憂慮：“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我們不能人云亦云，這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新……我今年已９０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他的目光，早已超越了航天，超越了自然科學，超越了社會發展的今天。

    錢學森走後，他生前親手製作的６２９袋、數千份剪報和收藏的大部分期刊，捐給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３年後，錢學森圖書館將在那裏將建成並對外開放。

    或許，錢學森本身就是一部讀不完的巨著。今天和未來的中國人，將繼續在其中尋找心靈的答案，繼續分享錢學森留給這片土地的遺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