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基層工會主席的權益維護問題，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深圳龍鑽紙品廠員工胡海龍和楊敏江，經民主選舉為該廠兼職工會主席和兼職工會委員，任期3年，而龍鑽紙品廠卻只與他們簽訂為期半年的勞動合同，並以合同到期為由非法解除與他們的勞動關係。12月2日，深圳市總工會召開新聞發佈會，依法對此進行公開譴責，認定其為違反工會法、侵害工會利益的典型事件。

    而浙江建工西安分公司工會主席蔣小陽，則因幫農民工討薪遭襲，身體多處受傷。事後，陜西省市縣三級工會高度關注，及時看望慰問，並要求相關部門督促市縣勞動部門對事件進行調查並妥善處理，但悲劇畢竟已然發生。

    接連報道的這兩起侵害基層工會主席權益的事件，並非完全巧合。事實上，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維權任務日益艱巨，工會幹部的履職風險也進一步凸現。特別是在基層企業，工會幹部要代表職工，然而其自身又是企業僱員，這种經濟依附關係便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工會幹部切實履職，直接影響到基層工會維權。

    這一點已被人們認識到。今年10月30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工會法執法檢查報告坦言，工會幹部維護職工權益時容易遭到打擊報復，“有的企業避開或者違反工會法中有關保護工會幹部的規定，找藉口解雇敢於維權的工會幹部，或者雖然不解雇，但用其他手段使工會幹部無法再在本企業繼續工作”。

    顯然，要使工會幹部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必須對工會幹部自身權益給予有效保障。對此，有關各方早有共識，並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比如，修改後的《工會法》進一步加大了對工會幹部的保護力度，第18條規定：“基層工會專職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員自任職之日起，其勞動合同期限自動延長，延長期限相當於其任職期間；非專職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員自任職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勞動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勞動合同期限自動延長至任期期滿。”第51條更是明確了打擊報復及侮辱、傷害工會幹部行為的法律責任。

    同時，意在加大對工會幹部合法權益保護的有關制度設計也進一步完善。近年來，全國總工會實行了一系列措施保護企業工會主席權益：先是設立了工會幹部權益保障金，又于2007年8月制定下發了《企業工會主席合法權益保護暫行辦法》，而2008年8月頒布的《企業工會主席産生辦法》進一步對企業工會主席的管理、待遇等作出規定。

    應該説，在法律法規等制度設計層面，對工會幹部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正在不斷強化，但工會幹部權益受侵害事件依然時有發生，其主要原因是法律法規難以落到實處。就拿胡海龍、楊敏江來説，他們作為工會幹部所享有的勞動就業權利，《工會法》有規定，《深圳市實施〈工會法〉辦法》更是進一步細化明確，然而龍鑽紙品廠仍以“勞動合同到期”為由解雇他們，且拒不改正。

    龍鑽紙品廠何以能夠如此囂張？往深裏探究，與工會組織維權時“勢單力薄”的處境不無關係。以《工會法》為例，它是工會履行維權職責最根本的依據和依靠，但是《工會法》的執法主體並不是工會，而是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和人民法院。如果執法主體的責任不能完全到位，對《工會法》的認知和執行便難以到位，最終必然影響到工會維權基本職責的切實履行。因此，要從根本上讓工會主席擺脫“我維護職工權益，誰來維護我的權益”的困惑，關鍵在於有關各方切實擔負起責任，對工會履行職責給予應有的支持。

    當然，維護基層工會幹部權益，工會自身也須努力。在這兩起基層工會主席權益受侵害事件中，關鍵時刻上級工會挺身而出，迅速介入，為基層工會幹部撐腰，並採取相應措施，努力調動社會資源促進工會幹部權益保護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如深圳市總工會依法首次使用“公開譴責”維權，嚴正表明工會對這一事件的態度，對增加工會維權手段很有示範意義。

    目前，這兩起基層工會主席權益受侵害事件處理尚在“進行時”，不論最終結果如何，都無損工會幹部權益保護話題的嚴肅性和迫切性，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工會幹部自身利益、關係到工會維權基本職責的履行，更關係到勞動關係的協調乃至社會的和諧穩定。（評論員 王嬌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