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２５日電（記者江國成、劉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２４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麼？對老百姓的生産、生活會有哪些影響？如何落實好上述政策，避免走彎路？記者為此採訪了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專家學者。

    利國利民 新舉措“亮點”多

    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專家認為，國務院出臺的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政策措施有助於擴大內需，增強經濟活力，擴大就業，改善民生，既利國又利民。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彭森２５日説，擴大內需，最終要靠市場和社會的力量。

    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朱宏任認為，中小企業是民營經濟的主體。中小企業提供的最終産品和服務佔國內生産總值的六成，上繳稅收佔全國總額的一半，並提供了全國約八成的就業機會。因此，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政策措施對國計民生都十分重要。

    他説，上述舉措既有利於“支持國有大企業做強，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同時也有利於中小企業煥發活力”，進而能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表示，國有企業在教育、醫療衛生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服務水準不盡如人意。民間投資的持續進入，通過競爭，能夠推動國有企事業單位提高服務水平，逐步解決“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

    他認為新政策“亮點”很多，特別是“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為民間資本營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的表述。另外，“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興辦金融機構”等政策措施也是“可圈可點”。

    啟動民間投資至關重要

    國家發展改革委體改司司長孔涇源表示，去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政府及其相關投資發揮了重大作用，佔有重要比例。在投資和消費關繫上，投資佔比過大。要保持內外部經濟平衡發展，啟動民間投資至關重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陳小洪認為，國務院出臺的相關政策措施有利於鞏固經濟回穩向好的勢頭、促進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他認為這些政策措施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為拓寬民營經濟發展空間，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採取的重大舉措。如果佔經濟六成的民營經濟投資上不去，中國經濟要持續平穩較快增長是“不可想象的”。

    莊健説，中國政府出臺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實現了去年“保增長”的目標，但４萬億元投資中的大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等領域，國有大企業成為承擔這些項目的主體，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直接得到的機會不多。因此，在今年保持平穩較快增長沒有懸念的情況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應該從依靠國有企業轉向依靠民間投資上來。民營企業市場化程度高，這意味著民間投資具有較高的效率。“中國經濟要獲得持久增長的動力，必須依靠民間投資的拉動”。

    努力消除“玻璃門”等障礙

    莊健説，中國當前存在的就業問題與結構不合理均和民間投資不旺，以及民間投資在市場準入和門檻上遭遇“玻璃門”等限制有關。

    為此，新政策措施規定，要“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準入難的問題，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規範投資準入門檻設置，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範圍，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將民辦社會事業作為社會公共事業的重要補充，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

    彭森説，我國將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國有企業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結合起來，進一步增強市場活力。

    他表示，要從消除制約民間投資的制度性障礙、繼續推動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完善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著力拓展非公經濟發展的市場空間。

    孔涇源説，在發展民營經濟方面，“理念上要有一個大的調整，思想上要解放”。現在很多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已經出臺，但實際上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

    他認為要做到三個創造：一是創造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使用生産要素的發展環境。現在資本、土地、技術、管理要素的使用依然是國有經濟佔優勢，需要進一步研究完善民營企業平等使用要素的政策。二是創造各類經濟主體公平參與競爭的市場環境。一些領域，雖然説民營經濟可以進入，但實際進入不了。三是要創造各類所有制經濟平等受到保護的法制環境。

    積極穩妥地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陳小洪認為，希望有關部門和地區積極穩妥地落實上述政策措施，要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避免走彎路。“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不應作為權宜之計，而是作為拓寬民營經濟發展空間，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大計”。

    他説，多年來，我國許多領域的投資是向民營企業開放的，但由於缺乏完整的計劃和制度，結果不太理想，民營經濟的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有關部門在制度設計時，應廣泛借鑒國內外的經驗，不能一哄而起。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妥善處理公眾、民營企業和合作方之間的關係，規避各種風險，平衡好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權益。

    “以參股和兼併國有企業為例，如果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體制機制及政策安排，就難以避免腐敗的滋生和國有資産流失的問題。”陳小洪説。

    另外，民營企業進入供水、能源、通信等基礎性，壟斷性行業，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國外一些國家有比較完整的制度和程序，妥善平衡各方利益，既保障供應和服務質量，又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同時，通過相應的政策安排，使弱勢群體的生活不受影響。

    莊健認為，有關部門應摸清民營資本的真實需求，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因地制宜地制訂相關細則，在融資、稅收、用地等方面給予民間投資必要的支持。例如，飛機製造、生物、醫藥等高科技領域，雖然市場前景廣闊，但開始階段，投資風險大。國家應在政策、信貸等方面提供支持，為各種資本的創業和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