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生三大難題
——重慶公租房、戶籍制度、考核基尼系數三項改革攻堅克難進行時

    新華社重慶６月１８日電（新華社記者 劉健 王曉磊 劉衛宏）重慶三記改革重拳，“砸”向百姓怨氣大、呼聲高的難點領域：“市民住房難”“農民工進城難”“收入差距過大”—— 去年２月，啟動住房制度改革，震動全國：未來３年建設４０００萬平方米的公共租賃房，解決３０％左右的“夾心層”群體住房問題；半年後，首次以省（市）為單位開始城鄉戶籍制度改革，１０年內讓１０００萬農民工“擁有城市同等待遇”轉戶進城；今年１月，著眼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率先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寫入“十二五”規劃，在未來５年將當地“基尼系數”由０．４２降至０．３５，作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標。

    儘管仍需繼續攻堅克難，但許多百姓開始圓夢：截至目前開工建設公租房２６５０萬平方米，居全國首位，已有３萬戶入住；２００萬農村戶籍人口轉戶進城；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和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降低社保繳費門檻以擴大社保覆蓋面等收入分配改革啟動。

    在社會轉型正在加速、社會建設亟待完善的大背景下，重慶通過改革實踐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尋求科學發展的突破點。

    攻堅克難－－找準體制性缺陷 破解社會難點

    能不能選準改革的突破點，是破解“市民住房難”“農民工進城難”“收入差距過大”的關鍵。

    “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電視劇《蝸居》的熱播，折射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重慶解開“市民住房難”的金鑰匙是改變“畸形的市場單一住房供應體系”，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約束”的雙軌運行的城市住房供給體系。

    重慶市認為，城市住房供給體系的合理結構應該３０％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７０％是市場主導的商品房。為此重慶公租房由政府出錢建設，以市場價６０％的價格租給中低收入者，只要年滿１８周歲，在重慶主城區具有穩定就業和收入來源的無房戶或住房面積低於城市住房保障標準的城鄉居民均可申請。

    相對於住房難，農民進城難也是城市化亮麗風景下的一道傷疤。一紙薄薄的戶口，割裂了城鄉利益。

    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著力於“降低準入條件”。市城鄉統籌辦專職副主任徐強告訴記者：“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在準入條件上有了創新突破，成為全國城鎮戶籍準入最寬鬆的城市。”轉戶進城的條件印證著這一點：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設定在主城區工作５年、縣城３年等準入條件，避免“一窩蜂”進城，適度放寬主城區戶籍準入條件，吸納有條件的農民工進城，防止農民流離失所、防止出現城市貧民窟現象；對３１個遠郊區縣，進一步放開落戶條件，擴大城市規模；全面放開鄉鎮戶籍準入條件，鼓勵農村居民到鄉鎮聚居區居住。

    “農民工轉戶第一人”陳剛説：“我一家人在城裏打工、生活２０多年了，受夠了沒有城市戶口的苦頭。以前兩次申請轉戶，因為沒有大專文憑、人均住房面積低於３０平方米而被拒絕。現在願望實現了！”

    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同樣是難啃的“硬骨頭”。重慶市降低“基尼系數”首要在於“富民”，提高居民收入佔比。未來５年，重慶將力爭使居民收入佔比達到５０％左右。具體措施包括：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降低民營企業社保繳費門檻以擴大社保覆蓋面；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提高高收入人群社保繳費標準；通過徵收房産稅等措施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過快上漲等。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説：“縮小貧富差距不是‘劫富濟貧’，而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好事辦實——維護百姓利益 制度設計縝密

    無論是公租房建設、戶籍制度改革，還是縮小貧富差距的舉措，都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從政策設計、改革目標，到細節調整，重慶市堅持“維護群眾利益”的原則，縝密地設計改革方案。

    從長壽安順村落戶到主城江北區花園樹街道的“新市民”徐樹平，拿出一張工資條：“以前我幹了２０年，身份是鄉下人、農民工；現在我是城裏人、正式合同工。每個月的工資條增加了許多新內容：養老保險１２０元、失業保險１５．４元、醫保３３元、住房公積金２０８元……工資也漲了６００多元。”

    工資條背後透出的是重慶戶籍改革的實質：讓進城農民工享受“同城待遇”。否則，城市戶口只是一張廢紙。

    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擺脫了“就戶籍改戶籍”的傳統思路，配套設計了土地、社保、教育、衛生等１０個方面的政策，如進城農民與市民共享的保障房體系、完善公平的社會保障、養老保險和子女入學體系、促進就業的機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具有實質性意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滿足了進城農民享有均等化服務和降低進城門檻的標準。”

    公租房建設背後有著更多的問號——會出現“開著豪車住公租房”、“被騙購”等新型腐敗嗎？

    重慶市從制度設計、機構設置、程序審查、社會監督和責任追究等五方面入手，確保公租房的配租公開、公平、公正。關鍵節點的掌控十分重要：申請公開，建立了聯通社保、稅收和公積金管理等系統的信息網絡，嚴格審核，網上公示；搖號配租，全程監督；退出嚴格，對承租人實行年度收入申報核實制度，由於收入提高和自購房等原因不再符合條件的，政府強制收回。

    特別是為遏制“保障房被倒賣牟利”現象，重慶市規定，公租房租客住滿５年後，可以成本價＋銀行利息購買自住，但是不得上市交易，購買人如需要轉讓，由政府回購，回購價格為原銷售價格加同期銀行活期存款利息，不會隨房價的上漲而上漲。“公租房永遠姓‘公’。管住了公租房上市交易的閘門，沒有利潤可圖，就能有效防止腐敗。”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局長張定宇説。

    記者在公租房搖號配租現場看到，現場工作人員、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監察部門人員見證了整個搖號過程。至今，已有近５００人被取消申請資格。

    以降低基尼系數為目標的縮小收入差距的改革也設計了諸多“硬杠杠”。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法規處處長梁濤説：“重慶已確定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年限由‘兩年一調’變成‘一年一調’，同時，嚴格監督企業上調人均養老金和社保繳費水平。”

    再嚴謹的改革方案也需要實踐中調整完善。難能可貴的是，重慶市在三項改革中，不斷吸納民意。

    ６月７日，重慶市宣佈對公租房政策進行微調。最為引人注目的對無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築面積低於１３平方米的住房困難家庭、大中專畢業生、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三類人”，取消了之前“單身人士月收入不高於２０００元，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於１５００元”的收入限制。

    重慶市去年職工家庭工資及財産性收入人均２９９２元，仍屬低水平，因此公租房申請平均收入限制定為１５００元，實際將許多買不起房的人擋在“高門檻”之外。副市長淩月明表示，“微調”主要讓更多“夾心層”人群“住有所居”。

    無獨有偶。去年８月重慶啟動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對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規定：允許轉戶居民３年內繼續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一個多月後，順應民意，補充規定：過渡期結束後，可繼續按照依法自願的原則處置農村土地，不強制農民退出土地。一下子解開了許多農民的“土地心結”。

    不斷完善，甚至自我“否定”，最大限度地順應群眾的意願，是改革順利推進的保障。

    改革成本——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分擔改革成本

    錢從哪來？這是困擾諸多民生改革的難題。重慶市的答案是，一方面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銀”，避免改革成為“走秀”；另一方面，巧妙設計，讓政府、企業等社會各方共同承擔成本，避免改革被錢“壓倒”。

    記者來到重慶首個公共租賃房聚居區－－民心佳苑，只見超市、小學、幼兒園等配套設施齊全，不亞於中等水平商品房。６０多歲的姜繼民一家６口人，每月８００元租到一套８０平方米３室一廳的房子。“以前我一家人擠在３１平方米的小房子，我和老伴打了十年地鋪。”

    大面積建設公租房，意味著巨大的財政投入：計算土地出讓金減收和建設成本兩項，僅在重慶主城區建設的２０００萬平方米公租房，約需成本１０００億元。一邊是“百姓安居”，一邊是“土地財政”－－面對這道選擇題，重慶市選擇：摒棄“賣地生財”小賬，算好“為民生財”大賬。

    ６．７萬元——這是每個重慶“新市民”的進城成本，包括“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業、教育等方面。僅去年和今年兩年預計的３３０萬農民工轉戶進城，重慶市的戶籍制度改革成本約需２０１０億元。

    “縮小收入差距”中，僅擴大就業一項，重慶出資５億元扶持１萬戶微型企業，帶動１０萬人就業；對擴大就業的企業稅收優惠，僅去年就達１８０億元。

    清華大學教授王傳利説：“解決民生問題，這不僅僅是基於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更要拿出真金白銀來實幹，以解決好‘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之間的關係。”

    改革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作為欠發達的西部地區，重慶市去年地方財政收入僅為１９９１億元。“巨大的民生改革成本，會不會使改革無法持久？”面對社會疑慮，重慶市“撬動”社會各方分擔成本。

    “重慶公租房建設並不是用政府的欠債來籌集資金，而是依賴國有資本發揮‘第三財政’的作用。”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崔堅詳細地解析了“公租房資金來源圖”：重慶市選定的國有建設企業先行籌措資金，財政撥付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入和國家對保障性住房的補貼——企業融資，爭取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性和商業性貸款——公租房的房租投資收益率約為６％，用於支付資金利息。

    崔堅説，一方面投資建設主體擁有所建公租房的完全産權，享有升值收益，可抵押融資，但無房屋定價權和轉讓權。另一方面，公租房收取房租，存在現金流，不會形成壞賬。

    重慶市測算，去年和今年兩年轉戶的２０１０億元總成本中，企業需投入１２２９億元，主要分攤農民工轉戶後的養老、醫療等成本；轉戶農民個人作為直接受益者，需投入４６５億元，主要用於繳納自身就業、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費用；政府“四兩撥千斤”也需投入３１６億元，主要用於轉戶農民養老保險補助、引進就業企業社保繳費補差，以及公租房、學校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

    戶籍制度改革相當部分的成本不需要當期支付，比如由於轉戶對象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大規模的養老和醫療資金支付會在一二十年以後。

    重慶已啟動的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和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降低社保繳費門檻以擴大社保覆蓋面、擴大就業等收入分配改革，也由政府和企業共同分擔改革成本，保證改革順利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