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２８日電（記者 白瀛）為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９０週年，在廣電總局的統一規劃部署下，全國數千名電影創作者奉獻出２８部電影作品，以故事影片為主，也包含紀錄片和動畫片等片種。其中既有表現重要歷史進程的史詩鴻篇，也有塑造黨員形象的動人之作，還有具備詩畫品格的優美作品。

    廣電總局副局長張丕民日前在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説，這批獻禮影片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重新建立了影片和主要人物形象的信任感。

    《建黨偉業》比《建國大業》更臻成熟

    記者：這次的獻禮片中，《建黨偉業》無疑是最受關注的一部。它和姊妹篇《建國大業》相比，有什麼顯著特點？

    張丕民：《建黨偉業》《飛天》是兩部具有史詩品格的作品，都描述了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奮發有為的精神力量。《建黨偉業》在謀篇佈局、人物塑造、鏡頭語匯等電影美學方面，都比《建國大業》推進了一大步。《建國大業》因為人物眾多，可能在塑造人物上不盡如人意；《建黨偉業》在總結了很多經驗不足之後，表現得更加清晰、精準。

    影片展現的是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１年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階段。在這１０年中，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３個非常偉岸的身影，摧枯拉朽地對腐朽黑暗的歷史捅出了重重一拳。影片中，毛澤東原本是一個帶有鄉土色彩的普通文人，來到北京後很快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然後迅速回到湖南和工農群眾結為一體。我們還看到了陳獨秀和李大釗，作為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建立新社會推翻舊制度那種決絕之心。陳獨秀嘶啞的嗓音，李大釗內在的定力，都是經過設計的。雖然《建黨偉業》只是寫了我黨的初步建立，但是群體人物形象的有力塑造，預示了這個黨一定會走向勝利和成功。

    記者：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飛天》有著怎樣的特殊內涵？

    張丕民：《飛天》不僅是講述“飛天奇跡”的史詩，更是一部展現“民族生命”的史詩。它從失敗者寫起，主人公是一個歷經３次上天失敗的“備份航天員”，但是他不屈不撓的韌性一以貫之，直到最後一舉飛天。

    《飛天》看起來是寫航天，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和象徵，象徵了中華民族在走向復興的過程中，也歷經了挫折和磨難，但是我們有信心實現國力崛起，實現飛天夢想，是一部中華民族的生命史詩，是一種對生命情懷的禮讚。

    用愛情片獻禮過去不多見

    記者：今年的獻禮片中，愛情元素非常突出，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這是不是一個新的氣象？

    張丕民：《建黨偉業》中的毛澤東和楊開慧，正處於青春歲月，伴隨著理想追求和信仰追求，也有美麗的愛情産生，這與革命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的。

    《秋之白華》《情歸陶然亭》是兩部純粹的愛情片，前者講述瞿秋白和楊之華的愛情，後者講述高君宇和石評梅的愛情。它們不約而同地採用了以氛圍和意境來烘托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用內心世界來證明人物的外部行為這樣一種創作方法，都具有詩畫品格。

    瞿秋白、高君宇、楊之華、石評梅都是相對內斂的人物，但他們中３個人物是堅定的革命者，石評梅雖然沒有加入革命，但是她對革命者的愛慕、依戀和追求是非常強大的。我們就展現了他們對愛情的堅定力量和對革命的堅定力量交織在一起。

    以《秋之白華》為例，楊之華是封建婚姻的犧牲品，有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有一場戲，瞿秋白和楊之華相愛後，陪楊之華回家離婚，跟她的前夫沈劍龍徹夜長談，兩人在宣紙上各寫了一首詩，然後沈劍龍與楊之華友好分手。隨後瞿秋白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表了３條聲明：第一，從今天開始，楊之華宣佈和沈劍龍脫離婚姻關係；第二，從今天開始，瞿秋白和楊之華宣佈為婚姻關係；第三，從今天開始，瞿秋白跟沈劍龍結為朋友關係。

    如果沒有這樣的磊落坦白、對愛情的堅定和人生勇氣，他可能也很難有革命勇氣。他對真理的追求，就像他對愛情的追求一樣火熱、堅定。這是相輔相成、互相映襯的。所以最後他英勇走向刑場的時候，唱著《國際歌》，坦然地坐在一個山花爛漫的草地之前，説此地甚好，然後結束自己的生命。那種微笑、堅定、從容、淡然都是令我們今天嘆為觀止的。《秋之白華》像如歌的行板，像詩的意蘊，寫出了一對愛情，寫出了革命者的情懷和操守。

    《情歸陶然亭》中，高君宇和石評梅的愛情也恰恰有異曲同工之處。石評梅有過不幸的情感經歷，高君宇有過包辦的封建婚姻，兩個人要走到一起，也要克服很多障礙和羈絆。所以在活著的時候，兩個人內心世界無比糾結，但對愛情堅定的內心都無比強大。沒有這種堅定，高君宇也不會在去世之前給石評梅戴上那枚象牙戒指，石評梅也不會在高君宇去世之後抑鬱而病，三年半之後也去世了，並且留下遺願同葬，生不能在一起，死一定要在一起。這是一種磊落、坦白、高潔的愛情情懷，這種對愛情的堅定性，也映襯出對革命的堅定性。

    這種詩畫風格，在過去的獻禮影片中是不多見的：第一，愛情可以作為主體內容；第二，風格可以詩畫描寫；第三，革命的情操情懷依然巍然屹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探索。

    記者：這批獻禮片中，還有一部喜劇片——寫三峽移民的《老家新家》。這部影片有什麼特色？

    張丕民：我們以喜劇片來獻禮重大紀念日，真是久違了。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容易概念化：政府怎麼關心，大家怎麼克服困難融入社會，鄉親們怎麼幫助。但《老家新家》回歸到中國電影傳統中類似《李雙雙》的一種閃光筆法，結合了當時類型意識中的很多元素，是一部輕鬆愉快又包含深情的喜劇，實現了對中國經典鄉村喜劇電影的一次回歸。

    英模片要讓觀眾信服

    記者：這批獻禮片中，有９部塑造了共産黨員的光輝形象。這些英模題材影片有什麼突破？

    張丕民：這些英模片以各自的角度挖掘這些人物身上最能夠震撼心靈的精神力量，不斷探索英模題材新的風格、樣式與可能性。我舉兩個例子。

    《楊善洲》堪稱是這批英模題材作品中相當有特點的一部。影片採取了紀實風格，追求平實、真實、可信，以英模的情感和普通人的情感相貫通，讓你在對主人公接受、崇敬的同時，建立對主旋律影片的信任感。

    《郭明義》是一部描寫普通共産黨員的電影，它把小人物在平常生活中的偉大所在和崇高情懷，一點一滴積聚起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你會突然發現，一個普通的鞍鋼工人身上具有這麼大的人間情懷。

    總之，絕大部分的英模人物電影都開始關注，人物塑造要鮮活真實，讓觀眾信服。

    打通崇高情感和普通情感之間的通道

    記者：這些獻禮影片，整體上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張丕民：現在有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在一個理想和信仰受到各種思潮衝擊的年代，怎麼樣重新建立主流影片和主要人物形象的信任感。

    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們的主流影片不同程度出現了模式化、概念化、説教化的傾向，美學價值受到了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豐富多彩的電影手段和電影美學，來改進主流價值的審美途徑和實現方式，重新建立影片的信任度和親和力。這次的很多獻禮片已經實現了這樣的目標。

    還説《楊善洲》和《郭明義》這兩部影片。它們在表演形態和導演手法上都注重了兩點，第一是生活的可信度高，第二是情感的真誠性強，努力打通崇高情感和普通情感之間的通道，打通傑出行為和日常行為之間的關聯。

    我還要舉一個例子，《烏魯木齊的天空》是獻禮片中一個獨特的形態，它以普通百姓生活作為切入點，以一個大院象徵著民族大家庭，以歷史和細節的力量來實現對現實和未來的一種精神關照，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開闢了新的途徑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