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５日電（侯麗軍、梁淋淋、彭侃）“中國的和平發展”座談會１５日在北京釣魚臺舉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等多位專家對６日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進行了多角度深入解讀。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有六大理論創新。”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

    【曲星】它首次把走和平發展道路提到“國家意志”的高度；首次把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三步走”與和平發展道路聯絡起來；首次從“綜合、共同、合作”的角度來論證新安全觀；首次提出“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概念；首次提出“睦鄰友好的地區合作觀”概念；首次突出“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作用。

    “白皮書很重要的理論創新是‘由內及外’地闡述這條道路的歷史必然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

    【黃仁偉】這種必然性來自於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艱苦探索，來自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來自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文化理念的精髓。這些由中國歷史和現實發展所決定的各種要素組合，構成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內生性。它不是任何外部力量強加於中國、也不是中國人迫於外部環境而作出的無奈選擇，而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實現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自覺選擇。

    “外部世界對中國形形色色的關注、誤解和批評，是中國必須認真應對的。”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

    【王緝思】概括起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和平發展主要存在五方面質疑：一是認為中國是“脆弱的大國”，認為中國面臨複雜而嚴峻的內部挑戰，和平發展缺乏強固的內在根基。二是認為中國是“強勢崛起的國家”，中國的和平發展缺乏必要的國際安全制衡。三是認為中國是“另類的國家”，“中國模式”與西方現代化模式格格不入，容易導致政治衝突。四是認為中國是“資源饑渴型”國家，可能排擠和損害其他國家利益。五是認為中國難逃“國強必霸”的歷史覆轍，特別是必將挑戰不願放棄霸權的超級大國美國。

    本著“傾聽意見、尊重差異、了解訴求、超越分歧”的目的和態度，白皮書對國際社會關於中國和平發展的質疑作出了自信、堅定、恰當、有針對性的回應。

    “實行內外戰略統籌，要立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

    【王一鳴】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相互聯絡和互動關係的增強，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一些擔憂和疑慮，比如，中國能否轉變出口和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在世界經濟再平衡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經濟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潛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會帶來能源資源的大規模消耗和排放，從而對國際市場和減排帶來更大壓力；中國能否有效控制收入差距，使經濟發展成果為全民共享。對這些問題，白皮書都有針對性地作出了回應。

    “堅持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是和平發展的必要保障。”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孟祥青

    【孟祥青】堅持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是實現“三大目標”、創造和平國際環境和有力外部條件的必要保障。

    一個國家的國防政策是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形勢的反映，走和平發展道路，既要奉行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也要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中國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由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根本任務、對外政策和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無論現在還是將來，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軍事擴張。這既是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也是中國政府基於國家根本利益和時代潮流所做出的戰略選擇，體現了中國防禦性國防政策的一貫性和恒定性。

    “中國的和平發展已經開啟了大國崛起模式的嶄新嘗試。”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

    【金燦榮】經過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和實力積累，中國正在以積極、和平、合作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變動和大國關係調整的重要力量。從更長歷史時段來觀察，中國的和平發展還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第一，中國的和平發展有利於推動國際結構向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第二，中國的和平發展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第三，中國的和平發展將工業文明推進到新的歷史階段；第四，中國的和平發展豐富了國家發展道路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