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月６日電（新華社記者 王宇、李延霞、蘇雪燕）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鬆”，再轉為“穩健”，我國金融業宏觀調控前瞻性、靈活性日益凸顯；銀行、證券、保險業加強逆週期監管著力風險防控，我國金融業微觀調控審慎沉著，成功應對挑戰……五年來，面對風雲變幻的世界經濟金融形勢，中國金融業以靈活、審慎的調控，為中國經濟這艘巨輪保駕護航，實現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五年來我國金融調控彰顯靈活前瞻特點

    ２０１１年歲末，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于京召開了２０１１年第四季度例會，這是自２００７年以來貨幣政策委員會五年來的第２０次季度例會，會議一如既往對下一階段貨幣政策提出建議，備受市場關注。

    過去五年來，以貨幣調控為主的金融宏觀調控日益呈現出更具靈活性、針對性、前瞻性的特點，在應對危機、促進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十一五”前半期，針對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擴大及流動性偏多、物價出現持續上漲壓力的情況，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我國貨幣政策一改連續十年保持的“穩健”總基調，于２００７年底轉向“從緊”。這一時期，央行通過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先後１８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衝了外匯流入投放的大部分流動性，並先後７次上調存款基準利率、８次上調貸款基準利率，對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平穩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

    當２００８年９月華爾街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産後，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主要經濟體陷入衰退，金融市場哀鴻一片。面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我國宏觀調控部門審時度勢，及時執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收縮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先後４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５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得到了有效傳導，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明顯加大。

    ２０１０年以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緩解、全球流動性充裕的大環境下，隨著國內經濟較快回升，出現了通脹預期上升、經濟金融運行存在風險隱患等問題。央行綜合運用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先後１２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６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實行差別準備金率、差別化的房貸利率等措施，引導貨幣條件逐步從應對危機狀態向常態回歸。

    對於五年來的一系列貨幣調控，有專家指出，調控部門屢屢能在關鍵節點果斷出手，調控手段正日趨及時與靈活。而央行副行長胡曉煉亦撰文評價稱：我國貨幣政策在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了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注重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動態微調，對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進行了妥善處理。

    在加強金融宏觀調控的同時，五年來，我國銀行、證券、保險等監管部門秉承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結合的原則，實現了金融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其中，銀行業堅持“逆週期”監管政策，在流動性、撥備覆蓋率、風險集中度、不良資産率等傳統審慎監管工具的基礎上，陸續引入更新了資本、撥備、杠桿率等銀行監管工具，不斷完善監管框架，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體系。得益於此，在令全球銀行業哀鴻一片的金融危機中，中國銀行業抵禦住了衝擊和考驗，並不斷發展壯大。

    以金融之血給養經濟 調控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讓北京居民胡師傅稍感安慰的是，與２０１０年此時相比，２０１１年物價下來了，存款利率漲起來了，把錢存到銀行好像不那麼貶值了，這讓退休工人胡師傅的心裏踏實了許多。

    很多人與胡師傅有類似的感受。央行日前對我國城鎮儲戶開展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當前居民對物價滿意指數近年來首次回升，在當前物價、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八成以上的城鎮居民傾向於儲蓄，該比例較往期也有所提升。

    ２０１０年以來，為應對通脹壓力，我國央行先後六次加息，基準利率累計上漲了約１５０個基點；與此同時，物價指數在連續３６個月屢創新高後，終於出現掉頭向下的可喜局面，利率與物價的一漲一跌，讓一度惡化的銀行存款負利率狀況有了明顯的緩解。

    “存款負利率從最高３％下降到目前的不到１％，央行通過連續加息，一定程度上給儲戶減輕了負利率水平。貨幣調控在本輪應對物價上漲過程中作用顯著。”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

    事實上，金融調控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胡師傅的家庭賬本上，也表現在中國經濟大賬上。三年前，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我國貨幣政策及時轉向寬鬆，有力地支持了一攬子刺激計劃的實施，助推經濟迅速企穩向好。

    這是一條被國內外經濟學家屢屢提及的反轉曲線：在２００８年四季度我國ＧＤＰ環比年增長率只有１．８％，處於近年低點，而在２００９年一季度則升至８％，二季度達到１５％；ＧＤＰ同比增速也逐季提高，２００９年一至四季度分別為６．５％、８．１％、９．６％和１１．３％，全年ＧＤＰ增長達到９．１％，在全球率先實現了經濟復蘇。

    “回過頭看，金融危機時貨幣政策及時轉為寬鬆明顯緩解了通縮預期，很快遏制了通縮與衰退相互強化的潛在風險，市場信心顯著增強，對促進經濟儘快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對推動全球經濟復蘇起到了積極作用。”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認為。

    我國應對危機成功調控所帶來的積極作用也得到了世界的矚目。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讚嘆，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支穩定力量。而據聯合國有關報告估計，危機爆發後的第二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的比重達到５０％。

    金融調控面臨兩難困局 破題亟須改革發力

    不過有跡象表明，當下金融宏觀調控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兩難。“調控力度稍有放鬆，就會加大通脹風險；力度略有收緊，則會加劇小企業融資壓力。調控的這一兩難特徵在過去一年裏表現得非常明顯。”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指出。

    金融宏觀調控呈現出的兩難困局，在福建泉州製作工藝品的企業負責人林先生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２０１１年國家緊縮銀根控制通脹，持續高位的原材料價格開始企穩回落，這有利於減輕企業的經營成本，讓林先生放心了不少，但與此同時，收緊銀根後銀行借貸價格開始一路走高，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又讓林先生心生焦慮。

    林先生的憂慮恰是當前我國金融調控面臨的困境所在。繼續收緊貨幣，可能會讓中小企業資金更加緊張，加大經濟“硬著陸”的風險，而政策的驟然放鬆，則又可能繼續推升通脹和資産泡沫，延緩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專家指出，當前宏觀調控政策身陷“兩難”的背後，凸顯出舊有增長模式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嚴峻現實。解決兩難問題，尋求政策突圍，歸根結底要通過改革來推進。

    “這其中有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因素，我們應對危機不僅要考慮短期政策，更要加強利率市場化等中遠期改革力度，捋順政策到市場間的傳導路徑。”央行有關人士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看來，僅在調控力度鬆緊上做文章，不可能走出調控困局，他認為未來五年一定要在改革上下工夫，加大關鍵領域的金融改革力度，通過政策、法律對金融資源進行規範和引導，讓需要資金的企業獲得金融支持。

    “下一步還應加強中國金融體系建設的層設計和引導，全面推動金融改革開放、推進宏觀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優化、協調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發展。”國際金融論壇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龍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