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２日電（記者 徐劍梅）經歷３０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現在正鉚足勁兒奔向全面小康。但全面小康之路不會一片坦途。英國《金融時報》最近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國最大的擔心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１９６０年，共有１０１個國家和地區列入中等收入範圍。到２００８年，它們當中僅１３個躋身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

    這意味著什麼？

    顯然，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相對容易，躲避卻遠比想象的要艱難複雜，即便有眾多前車之鑒，也未必一定能避免重蹈覆轍。行百里路半九十，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這是一道必經的坎。

    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１３個國家和地區中，經濟規模都不特別大。因此，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沒有先例可循。和３０多年前啟動改革開放一樣，中國必須且只能孜孜以求地去闖出一條新路。

    世行的數據已為中國應對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警示。一方面，中國需要繼續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應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以創新思維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與教訓，即同樣經歷中等收入階段，失敗者泥足深陷的教訓是什麼？成功脫身者的經驗何在？對正反典型案例，應逐一拿起歷史的手術刀，解剖得越深入細緻，才越可能少走彎路。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非毫無規律可循。國內外人士的一個普遍看法是，一國賴以從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發展戰略，不論取得多大成功，都難以再適用於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躍升。在這個節骨眼上，要確保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須大力轉變發展方式。

    拉美和東亞，是中等收入國家稠密的“棲息地”，也是探討有關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標本。在拉美，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往往經歷相似的不幸：外部環境變動，經濟增速放緩；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凸顯，利益集團盤根錯節……所有這些又往往使政府缺乏改革的銳氣和勇氣，政治和社會動蕩不斷發生。

    表面上看，這些國家經歷多年快速增長後突然“卡殼”，一大直接原因在於內需不足。而究其原因，恐怕與收入分配機制失調、貧富懸殊過大等有直接關聯。

    上世紀７０年代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指標）普遍居高不下，嚴重超出０．４的國際警戒線。貧富分化不僅導致經濟結構脆弱，也激化了社會矛盾，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一旦經濟滑坡，矛盾便集中爆發，而政治不穩和社會動蕩又導致發展倒退，國家發展由此陷入惡性循環。

    反觀新加坡和韓國，不僅重視科教立國和企業創新，也比較注重社會的公平效應。韓國１９６２年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僅８７美元，到２０１０年人均國民收入超過兩萬美元。而據英國《經濟學家》報道，韓國基尼系數１９８０年為０．３３，２０１０年為０．３１。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上攀登的過程中，韓國政府所主導的稅制改革、教育機會均等和完善就業與社保體系等，有效縮小了城鄉差別和居民收入差距，實現了包容性發展。

    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絕非單純的經濟問題，也絕非擴內需、調結構所能完全解決，而是涉及社會、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一個系統性工程。在發展過程中，沒有相應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沒有積極阻止收入差距拉大，沒有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大力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是眾多國家和地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後難以解脫的深層次原因。

    政府不是萬能的，但在推進公平正義、遏制貧富分化、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卻理應擔當主角。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曾總結１３個躋身發達陣營的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的五大共性，其中之一就是擁有積極而富有成效的政府。正如世行前副行長林毅夫所言，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發揮積極作用，就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

    兩會在即，中共十八大所確定的發展藍圖將如何在兩會中具體呈現，舉世高度關注。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將更加自覺地追求包容性發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確保發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增加和諧因素。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我們的祖先便吟唱出當時所想象的“小康”夢想：“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辭海》中對“小康”的解釋是：“家庭經濟比較寬裕，可以安然度日。”

    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推進公平正義，建設和諧社會，讓權力運行于陽光下，這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堅實保障，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