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５月１４日電（記者陳二厚、張辛欣、雷敏、何雨欣）“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國務院１３日召開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又一次發出了改革的強音。

    改革，又處在新的關口。面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轉型任務艱巨的形勢，進一步發力改革，更好地釋放發展紅利，緊迫而關鍵。

    發展越關鍵改革越迫切

    從政府機構改革到財稅改革，從加強節能環保到瞄準民生改善……不到兩個月，八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次次涉及改革，新一屆政府正用實際行動傳遞著改革的堅定決心。

    “改革頻頻出招，源於對當前形勢的深刻判斷。”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説。

    一季度我國ＧＤＰ同比增長７．７％，比去年四季度回落０．２個百分點，多年來少有的出現經濟回升僅持續一個季度的現象。從數字看，這一增速仍處於適度區間，但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特別是推動增長的新動力也還未形成。

    樂觀也好，隱憂也罷，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歷了３０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我國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等動力正逐步削減，曾極大帶動經濟增長的外貿出口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貿易保護主義等影響，內需的提升又受制于各種體制機制的掣肘。

    中國的發展已到了一個關鍵節點，無論是推動增長還是加快轉型，都迫切需要新的動力，提供這一動力的唯有改革。

    “就好比火箭的起飛過程，如果動力轉換不及時，就要出問題。”浙江嘉興港區管委會主任石雲良説。在基層經濟建設一線“深耕”了３０多年的他認為，改革曾為中國贏來３０多年的高速發展，在經濟轉軌的當下，舊有的紅利漸行漸遠，未來的城鎮化紅利、內需紅利、科技創新紅利，迫切需要新一輪改革的“孵化”。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最大的內需是新型城鎮化。改變傳統的城鎮化弊病，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財政稅收的瓶頸制約，都需要改革來化解。”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指出。

    從經濟社會發展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只有改革，才能破解當前社會轉型期遇到的困難和矛盾。在快速經濟發展中，我們填飽了肚子，過好了日子，但長期累積的一些社會矛盾也更加凸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等問題越發引人關注。化解社會矛盾、調整利益關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迫切需要改革的強力推進，更多地聚合起推動社會前行的動力。

    凝聚改革正能量尤須統籌兼顧

    近日，北京出租車調價聽證方案出臺後，引發多方質疑。“我們理解出租車司機不容易，但‘份兒錢’不降，光讓乘客補貼司機，這不公平。”北京市民楊先生説。

    一些出租車司機也表示擔憂。北京出租車司機劉師傅對記者説：“提起步價後，那些有三公里內短途打車需求的人，將來沒準就不打車了。”

    北京出租車漲價引發的爭議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各種利益交織的複雜局面。而當前的改革，正是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前行。

    人人談改革，人人盼改革，但每個人對改革的訴求、期盼和路徑選擇卻可能不一樣。

    “現在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對各方利益關係進行全面調整。必須要在兼顧政府、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等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順利推進，釋放好改革紅利。”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

    回想改革之初，為了減少阻力，改革選擇從外圍切入，著眼于做大增量，放開一點，就能搞活一片，因此得到大多數社會群體的支持。現在改革進入“攻堅期”，一些系統性的利益格局已經固化，尋找事半功倍的突破口並非易事。

    在當前利益交織十分複雜的背景下，很少有改革能單項推進，比如像資源價格、吃住行用等事關百姓基本生活的改革，就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顧各方利益，同時啟動配套改革，更好地使百姓受益。

    “在制訂改革方案和政策時，既要從國家發展的長遠考慮，又要在近期政策效果落子；既要兼顧經濟社會發展，又要考慮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説。

    改革要想發力，就要在兼顧利益上有力度，最大限度減少阻力。

    改革要想發力，就要把短利和長利結合起來，兼顧短期矛盾和長期發展。

    改革要想發力，政府改革要有力，這是最根本的保障。

    “只有做到這三點，才能使改革舉措幹一件成一件，增強各方參與者的信心，不斷釋放改革紅利。”遲福林説。

    找準突破口乾一件成一件

    儘管是一家僅成立兩年多的小微企業，安徽合肥海博知識産權代理有限公司卻已經在“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的改革大潮中獲得了紅利。

    “公司稅負下降４０％，一年省６萬多元。不僅如此，下游企業也因為能抵扣，稅負降低，更願和我們合作了。”公司總經理高程華説。這位年輕的創業者已經在醞釀培訓專業人才的計劃。

    中國稅制改革的歷程中，很少有如此高度的共識來推進一項改革。而“營改增”帶來的減少重復徵稅、促進經濟轉型、倒逼財稅改革等一系列積極效應，也使得其推進的速度“能多快有多快”。

    在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營改增”具有標本意義。正如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對２０１３年經濟體制改革部署時明確提出：“要把已經看準、具備條件、牽一髮動全身的改革項目抓緊推出，幹一件成一件，不斷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激發社會活力，增強發展動力。”

    行至今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凝聚共識、最大限度體現系統性、最大限度發揮邊際效應的改革舉措。要在經濟棋盤已經很大的中國，找到盤活整個棋局的關鍵位置，果斷落子，需要的是時代的智慧和廣闊的視野。

    在２０１３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領域與項目的清單中，不難發現兩條鮮明的改革路徑圖——

    一條是把政府該放的權力放掉，讓市場和社會更好地發揮作用和活力，包括抓緊取消下放審批、形成資源稅費和礦産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方案、健全居民電水氣階梯價格制度等。

    一條是把政府該管的事務管好，著眼于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屬性的關鍵點發力，包括繼續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保障房分配製度、建立最嚴格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等。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完善政府與市場更加協調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今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要義。向自身權力“開刀”，不僅體現了新一屆政府推動改革的決心，也抓住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進一步打開轉變政府職能這扇大門，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和創造力，這是不花錢能辦事、少花錢多辦事的良方，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大棋局上一顆關鍵的‘改革棋子’。”胡鞍鋼認為。

    人們期待，中國改革在激流勇進中，源源不斷地釋放紅利，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充沛動力。